孙英同志在2001年至2005年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期间,曾在多个场合提出,中共党史研究中要注重历史思考、现实思考、理论思考,并对这三个思考作了阐述。本文是对这些阐述的综合整理。

摘要:在蔡和森思想的众多领域中,史学思想是蔡和森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蔡和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奠基人。如果从蔡和森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期在家乡湘乡和省城长沙求学(1895-1918)为史学启蒙阶段;在京准备出国到在欧洲留学(1918-1921)是蔡和森从朴素的唯物史观到完全的唯物史观转变的阶段;归国后从事革命工作(1921-1931)是蔡和森史学思想逐渐成熟、史学成果不断涌现的阶段。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初步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规律,其撰写的《社会进化史》是国内最早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必然趋势的著作;二是,开拓了中共党史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最初阵地,先后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论陈独秀主义》等党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共党史研究,以及首次阐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任务、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以中国近代社会为背景的中共党史研究体系。

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创造伟大奇迹的党,是为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最大牺牲和最大贡献的党,是历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考验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近代中国、现代中国、当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现代史、当代史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蔡和森 史学思想 史学价值

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中共党史研究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重大决策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及相关历史;研究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党的指导思想发展的历史;研究党自诞生以来,不断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坚强领导核心的历史。通过研究,辨析历史真实,准确记载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探究历史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作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价值判断,为党和国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智慧和启示。

蔡和森(1895-1931),学名蔡林彬,湖南湘乡人。他是中共“二大”至“四大”的中央执行委员①,“五大”和“六大”的政治局委员、常委。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被公认为党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蔡和森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特别是他对党的初期思想建设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撰写的理论著述和政论文章能见诸当时文字记载的就有60多万字,②其内容涉及哲学思想、经济思想、建党思想、史学思想以及中国革命思想等。

首先应当说明,要在两三万字的篇幅内完整地说明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步与成就,不是笔者所能胜任的工作。而回顾50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发展历程,论功行赏排座次,更非笔者能力之所及。因此,本文不能面面俱到,只想就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有关的研究状况表达笔者个人的看法;并且也不打算系统介绍反映这些进展的各种成果,只准备就笔者观感所及,集中讨论与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有重要关系的某些问题。若由此造成读者不能了解这50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全貌,甚至有厚此薄彼的感觉,笔者将深感歉意。但笔者的目的,不过希望此文能够让所有熟悉和不熟悉中共党史研究的读者,多少了解一点此一研究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研究的关键所在,和它走向学术化的那种不为一般人所知的艰辛。如果多数读者读过此文后终于明白中共党史研究的现状何以至今未能尽如人意,知道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学术化程度有无可能进一步提高,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重视三个方面的思考,即历史思考、现实思考、理论思考,具有重要意义。三个思考不是分别孤立进行的,也不是递次进行的,虽然在某种情况下某一方面可能突出一些,但总体上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三位一体地进行的。

在蔡和森思想的众多领域中,史学思想是蔡和森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学界对蔡和森史学思想的研究显得单薄、零碎。其实,蔡和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奠基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初步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规律,其撰写的《社会进化史》是国内最早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必然趋势的著作;二是,开拓了中共党史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最初阵地,先后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论陈独秀主义》等党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共党史研究,以及首次阐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任务、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以中国近代社会为背景的中共党史研究体系。

自1949年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至少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读本就出版了上百种之多,印数更是以千万计。说中共党史研究在中国各种历史研究当中独领风骚几十年,想不为过。但是,如果说到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成就,似乎就不那么乐观了。因为在50年当中,至少前30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很少学术研究的成份。真正的学术研究,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

一 蔡和森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说1979年以前中共党史有“研究”而少学术,是基于笔者对“学术”二字的理解。何谓学术?梁启超解释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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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观察事物才可得“真理”并以为用?则非人人或时时均可为者,必须先有独立治学与实事求是二条件不可。换言之,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其独立性与科学性。没有“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却不计其功”的精神,即没有学术之存在。陈乐民先生有云:要求真学问,就必须能够并敢于“为学术而学术”,即“纯然地去采寻事之然和所以然。设若不是这样,在研究问题时或者随俗趋势,或者依凭一己好恶,或者存有事功之心,或者求‘保险’、‘稳妥’,于是便时然亦然,时非亦非,时作‘违心之论’,那便是为学之大忌,学人所不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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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然地去求事之然和所以然”,可谓道出了学术研究之真谛。“纯然”,就是不为外力所左右,不受利禄所影响,且不因感情所蒙蔽,绝不为亲者、贤者、尊者乃至王者讳,也不因疏、劣、卑、贫而彰其恶;既不曲意暴露,也不存心护短,严格保持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到中共党史研究来说,就是要在搜集、验证和研究史料的过程中,在分析和说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全面地占有扎实的史料,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人和事放到当时特定的条件和环境当中,用发展的眼光,从历史的大背景来认识,既不能从今人的标准来衡量,更不能对人对事取双重标准,或简单地拿以一己一派的感情好恶先入为主地断定历史上的是非曲直,并用以支配自己对史料的选择和对事实结果的分析。

中共党史研究要求达到说明历史,回答历史是什么的问题;解析历史,回答历史为什么的问题;深究历史,回答历史的价值问题。要达到上述目的,就需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进行历史思考。

如果从蔡和森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少年时期在家乡湘乡和省城长沙的读书生活(1895-1918);一个是在京准备出国到在欧洲留学的经历(1918-1921);再一个就是归国后从事革命工作的岁月(1921-1931)。

这样一种态度,其实就是毛泽东也是赞成的。毛泽东对党的历史的认识虽然始终受到其政治判断的影响,其理智上却从来都是强调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主张凡事都要实事求是的。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强调对中共党史必须“进行客观的研究”,研究“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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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做到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借用叶圣陶先生一句比较形象些的话来说,就是要“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西的意思”。自陷于是非之中,听凭主观情感左右自己的价值判断,虽然也可以研究,也可以有“成就”,却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更不大容易取得学术成就。

所谓历史思考,首要的是辨明历史真实,即通过对史料的挖掘、整理、考证和辨析,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思考,实现对历史真实的准确把握。这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基础,也是研究成果具有科学性的根本保证。至此,历史思考并没有止步,它还需要透过历史现象,寻找历史发生的原因与结果,剖析历史的内在本质;还需要对历史各种因素、各种条件、各种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进行全面的考察,发掘历史过程的变化轨迹,区分局部与整体、特殊与一般、偶然与必然,剖解历史的演进规律;还需要全面思考历史的主流支流、是非

第一阶段,少年时期在家乡湘乡和省城长沙的读书生活,是蔡和森的史学启蒙阶段。这一阶段,蔡和森已意识到史学是一门真学问,尤为重视对史学的学习。除了接收学校的史学教育之外,还受到了湖湘文化的浸染,注重考察古史遗迹,请教老师、同学,这些让蔡和森对史学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并由此形成了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此阶段对学问的孜孜以求,为蔡和森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扎实的文化知识功底。

以建国后最早出版的有系统的中共党史着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例。它原本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新闻出版署署长的胡乔木,于1951年上半年为刘少奇起草的一篇在纪念中共诞生三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因其较1944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更完整地总结了三十年来中共党内的功过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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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为毛泽东所欣赏,故毛阅后当即指定改以胡乔木名义迅速发表。在这本高度评价毛泽东为“伟大的革命天才”的简明中共党史读本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党史自建国以后就已成为歌颂毛泽东战无不胜的正确路线和他在各方面丰功伟绩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宣传形式,与学术研究已没有多少共通之处了。其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一,宣传共产党的丰功伟绩;第二,强调毛泽东一贯正确,而党的光荣、正确、伟大均来自毛泽东的正确指导和他坚持不懈地同各种错误路线、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第三,以毛泽东的着作解读中共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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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客体的复杂性质,历史思考的关键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9页。),着重把握以下两个基本要点。

蔡和森从小喜欢读书。“他开始读的自然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启蒙教材,随后就念起四书五经来了。”③蔡和森秉性聪颖,私塾老师教过几次之后,就能朗朗上口,而且很快能够背诵,因此很受私塾老师的宠爱。母亲葛健豪也经常给他讲历史故事,勉励他投身革命,挽救苦难的国家。后来,蔡和森在“永丰辣酱”做学徒仍不忘读书,“他借来一些书籍进行自学。每天晚上关上铺门后,他便在昏暗的桐油灯下看书,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有时甚至看到天亮,寒冬酷暑也不间断。”④16岁时,蔡和森进入了当地的双峰初等小学堂学习。他亦以自学为主,“通过自学,广泛阅览各种书籍”。⑤第二年春,蔡和森被推荐进了双峰高级小学堂。在这所学校,“他读书更加勤奋,阅读范围更加广泛。他除了学好学校开设的各门功课外,还很注意学习时事和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他的求学不只是追求书本知识,而是根据书本所阐述的‘道理’,联系自己三年学徒期间所接触的社会生活,去思考和认识问题,因而想到自己应该投入改变社会黑暗腐败的实际斗争中去”⑥。因此,蔡和森“从少年时代养成的这种勤阅读、勤思考、勤写作的习惯,为他以后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介绍,以及撰写有关革命斗争的大量著述,准备了一定的条件”⑦。

在建国伊始就由中共宣传部门最主要的负责人来发表这样一部中共党史着作,虽然多少有点事出偶然,却也是事出有因。几乎所有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历来对斯大林评价不高,并且心存怨意,但他却高度重视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自延安整风时起,该书就被评价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并被列在党的高级干部必读书之榜首。而该书最突出的特点其实就是两点,一是大兴斯大林个人崇拜之风;二是以路线斗争为线索诠释党的历史。该书最令人瞩目之处还在于其高度权威性,凡权力所及之处,一切事关党的历史的解释,都只能以此书为准,不能有第二种说法。十分明显,革命年代的毛泽东,在那种特殊环境下,对斯大林如此做,是相当赞同的。

第一,以历史空间的客观实在为根本依据,从横的方面对历史进行全面考察。具体来讲,就是既要考察历史本身的“客观实在性”,又要考察历史“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3页。)。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这就是说,历史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发展和活动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空间中存在和展开的、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发生和发展的,受到客观的、具体的、独特的背景条件的制约与影响,是一定历史空间的“事物的集合体”。因此,历史思考就是要把历史放到一定的空间范围之内,“还原”到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环境中去,通过对史料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具体地、全面地、发展地、本质地、相互联系地,而不是主观地、片面地、静止地、表面地、孤立地研究,对历史过程和相关要素进行分析与综合、考察与思考,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的现场,感受、体验、理解历史当事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客观地描述和呈现历史事实,对历史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章学诚著,刘公纯标点:《文史通义》,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60页。)这虽然是论文学的,却也堪称是史学研究的至理名言。

1913年春,蔡和森从家乡湘乡来到了湖南省城长沙求学。起初,“蔡和森根据自己平时对文史的爱好,他很想去报考师范学校。正在这时,有一个湘乡同学给他详细地介绍了湖南铁路学校的情况,他决计到这个学校去试一试。”⑧最终,蔡和森以“优等生”的成绩被录取。

毛泽东推崇斯大林的这种作法,在延安整风时首先是基于统一全党思想的考虑。因为从克服党内对莫斯科权威的迷信的角度,当时确实存在着树立毛泽东权威的必要性问题,怎么树?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历数党的历史,根本解决应该以谁为正统的问题。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仿照斯大林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方法,通过正确与错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对比,来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正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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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例一开,在1949年以后,当中共取得如同苏共一样一统天下的执政党地位之后,进一步模仿斯大林的做法,写出一部更系统的类似《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那样的中共党史教科书,自然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毛泽东讲过:“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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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铁与血的战斗才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突出宣传自己的胜利,并希望通过宣传自己一贯为民造福的业绩来换取人民的长久拥护,这不难理解。问题在于,这个时候尚没有人了解,《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其实是集粉饰、歪曲,甚至伪造历史之大成,以其为楷模,中共党史难免也要落入其沉浮的怪圈。

在史学研究中,从某种概念出发去抽象地认识历史,从某个片面的角度去孤立地评价历史,站在今天的立场以“后见之明”的眼光任意贬褒历史,以道德的逻辑或个人好恶轻率地臧否历史,这些都是非历史的表现,都难以正确地认识历史。这一点,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同样重要。例如,关于毛泽东晚年的评价,对于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及此前的错误,既要看到他个人的主观因素,更要看到当时诸多的客观因素,具体分析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否则,就弄不清错误的实质,就难以对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再如对陈独秀的研究。陈独秀是党的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重要人物,既对党的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又犯过严重错误,对他评价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认定上。党的八七会议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后来又认为他是“右倾投降主义”,并累加有其他罪名。20世纪90年代,随着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和有关资料的进一步挖掘,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回归,党史界普遍认为:大革命的失败,有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责任,有当时党中央的集体责任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责任,有党处于幼年时期组织和领导都不够成熟等特殊情况,不能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算在陈独秀头上。但作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指导思想和重大问题的处置上犯有严重错误,又未能采纳其他领导同志的正确意见,从而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实事求是地评价陈独秀,他在大革命中确实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说他一点错误也没有,大革命的失败都是因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或者全是其他领导人的问题,把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说成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冤案,也是不严肃甚至是不负责任的。

半年之后,蔡和森如愿地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蔡和森在第一师范虽然只读了两年,但他却沉浸在良师益友的熏陶之中,学问日益精进。第一师范的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老师对青年蔡和森影响很大。“对蔡和森思想影响最深的应是爱国学者杨昌济教授。”⑨除了聆听杨昌济在课堂上的哲学、伦理学以及史学的讲授之外,蔡和森还和毛泽东等人亲密交游,“‘到板仓杨’寓聆教。”⑩“曾以杨昌济为首组织的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蔡和森和“毛泽东等都要来杨家讨论有关读书、哲学问题”。与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瓒、罗章龙等同学在学业上的切磋,也促使蔡和森的学问有了较大的增进。他们还一同考察历史古迹,亲身体会古人文化创造的遗风流韵,加深对历史深刻而真切的认识。据罗章龙回忆:“在湖南还有很多历史名人的遗迹,如楚国屈原的故居、西汉贾太傅祠。岳麓山上的崇德寺是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曾在此寺住过。长沙的飞虎营是南宋文学家、抗金将军辛稼轩在长沙练兵的地方。长沙郊区还有一个太平天国萧朝贵率领军队进攻长沙的妙高峰,也是民间相传的重要古战场。这些地方是蔡和森、毛泽东和我多次访问和游览的地方。”在游览之余,蔡和森和同学们免不了高谈阔论,交流思想。交流之中,对杜甫、王夫之等历史人物的评价,蔡和森言人之未言,发人之未发,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体现了“蔡和森同志的博通经史和广见卓识”,给其他同学以“很大的启示”。

正是由于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胡乔木的这个小册子一出来,很快就成为以后有数的几种不同版本的中共党史着作的范本。在此之前,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曾一度令人瞩目。胡书乃由吴玉章耳提面命,继承了张闻天延安时期所着《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史论结合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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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乔木书出来后,中共党史基本上就进入以论代史的时代了。受教委委托,何干之主编的最典型的以论代史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从此成为最主要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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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讲义的特点是“以乔木同志的书为经,以伯达同志的书为纬”,同时参照毛泽东的着作和党报各个时期的社论,基本上是史从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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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中共党史读本竟无一例外地也照此办理了。而且,随后出版的这些中共党史着作,特别是稍晚些受到50年代中后期那种政治气氛影响的着作,在对毛泽东的颂扬和对路线斗争的强调方面,经常不受胡书的局限。特别是涉及到那些所谓“错误路线”的代表,不少书批判否定之不遗余力,更是胜过胡书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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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们不过是进一步夸大和突显了胡书政治宣传的一面而已,并非是因为有了更个性化的史实上的深入研究。

第二,以历史演进的客观过程为根本依据,从纵的方向对历史探本求源。恩格斯指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4页。)。这一论断强调,人类社会历史不是单纯存在于一定空间的“事物集合体”,而是空间与时间相统一的“过程的集合体”,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昨天是前天的继续。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一段历史的时候,首先要把这段历史本身作为一个过程动态地看待和叙述,说清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个中变化。同时,更要把历史放到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从历史的总体过程、历史的发展阶段出发去思考历史,达到对历史的探本求源。

1915年秋,蔡和森考进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科2班。在学校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史著作。“和森同志喜欢唐诗”,但“他更喜爱《离骚》”,而他最喜欢的是墨子的“兼爱”思想。“除受屈原、墨子等影响外,曾国藩对他也有潜移默化影响。”饱受中国传统文化之陶冶,蔡和森培养了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继承和扬弃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过程中,同时吸收了王船山、谭嗣同、杨昌济等爱国御外侮的思想素材,促进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为此,蔡和森以史的形式自编了《近百年来的国耻史纲》来揭露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激发同学们救国救民的爱国热情。

与此同时,从50年代初起,宣传部、教育部等就陆续做出规定,强调要“通过党史宣传与教育,帮助人们了解党的历史经验,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系统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解决问题,增强识别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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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党史更是很快就以“政治理论课”的形式进入了各高等院校和专科学校的课堂。先是规定学习毛泽东的有关文章,然后是规定学习中国革命史,之后则规定直接学习中共党史。对党史的学习,逐渐更普及到各行各业。中共党史自此在形式上也彻底脱离了历史学的范畴,以至二三十年之后,即当中国大陆普通学者已经多少可以从个人的角度,而非从组织的角度独立地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之后,不少人干脆搞不清它究竟是属于理论宣传呢,还是也可以算做一门学问;如果它也应该具有科学的性质,可以算是一门学问,那么它究竟是应当属于政治理论呢,还应当属于历史学。

这里,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期间蔡和森已经认识到历史是一门真正的学问,不仅自己注重学习,而且劝诫其他同学要多读点。他对同学王光霞讲:“诗文揣摩不算学,还是专门搞点历史的好。”正因为如此,蔡和森积累了丰富的文史知识,打下了深厚的史学基础。他的博学多才,尤其是宏宽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史识根基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光霞在《笔忆和森》中写道:“对秦汉以下的书,似不屑看,经传子史,纵横案头。精通文字学。写的文章喜好援引古时通用之字,通叶之韵,给阅卷的老师不少苦头。然而对于一部中国历史及学术流派,却又能辨判得失,了如指掌。”

把中共党史等同于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伴随着中共路线及政策的变换,以及随之而来的党内斗争的起伏与发展,中共党史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时然亦然,时非亦非”的怪现象。这种情况在50年代后期即开始清楚地表现出来。从批判历史上的两条军事路线,到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投降,人物臧否备受影响。50年代末60年代初北京市委主持编写的新的中共党史讲义,干脆提出“一根红线”的观点,不从中共上海发起组开始讲党史,要从韶山冲开始讲,不要说陈独秀不能讲,就连李大钊也不能多讲,否则就有“抬李压毛”之嫌。进入到60年代中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这种现象更是恶性发展,除了毛泽东以外,几乎所有在毛泽东之前或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中共党的领导人,在中共党史书中或者被隐去姓名、事迹,或者都成了反革命小丑,共产党历史上的每一项成功,不管有无事实依据,统统记在了毛泽东的头上。所谓中共党史终于也成了典型的个人崇拜史,成了毛泽东与一次又一次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毛泽东的名字在一本二三百页的书中能够出现数百次之多。不仅如此,中共党史还成了一种政治晴雨表,谁在台上就捧谁,谁下台就骂谁。党史教科书翻来覆去地改写。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共党史的作者就大书特书,居然连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师也改成了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师。林彪叛逃摔死,中共党史的作者马上就大批特批,把林彪从头到尾都说成是野心家、阴谋家,连同林彪过去的战功也一笔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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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现象不一而足。如果说开粉饰、伪造历史之先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在斯大林在世时一以贯之,多少还能给人一种虚假的真实感的话,中共党史在毛泽东在世时就已经是翻天覆地,让人无所适从了。在这里,历史真的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一是要追溯历史的本源,把握历史的全貌。我们研究某一段历史,认知某一段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往往需要追溯更早的历史,以明了历史的来龙去脉,说清历史事实的源流。例如讲党创立的历史,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提出其历史大背景要从1840年讲起,这不是说以往的党史著作关于党诞生的历史大背景从五四运动讲起或从辛亥革命讲起就不对,而是说那样讲还不能更全面、深入、本质地阐明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只有从1840年鸦片战争讲起,才能回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重大事件的真正源头。因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之开局,是中国历史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全民族觉醒、以各种方式救亡图存、寻找复兴之路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一种伟大的历史潮流和不懈的人民求索中诞生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深刻地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还有一个例子。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最核心、最难的问题就是如何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讲清楚他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为此,陈云提议,不能单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而应该从党成立60年间的历史来看毛泽东的贡献,所以《决议》应该增加对新中国成立以前28年历史的回顾,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60年中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这样再说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事实也的确如此。

1917年6月,蔡和森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8月底,蔡和森与张昆弟同游三天,他们各自畅谈人生抱负。此时,蔡和森与张昆弟的一番谈话颇能代表这一阶段蔡和森的史学思想。据张昆弟的日记记载:“后蔡君又言所悬想而循序进行之事。一、见中国社会学无专书,欲研究中国社会自古至今之风俗,其间变迁之事实,及不变长存之真理。二、以中国无一部完全史书,所谓二十四史及通鉴等史书,所记载多天子、卿大夫之事。拟从省志、县志等书,一一考察之,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成一史书。三、中国文、言不统一,研究文言统一之法,以谋社会民智之普及。厥后又谈及读书之事,以近来西欧文化东来,与吾旧有之文化,每干格难容。而新文化者弃旧书不读;守旧文化者,弃新书不读。余与蔡君多主张多读新书,而旧书亦必研究。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斟酌国情,古制之善者存之,其不善者改之;西制之可采者取之,其不可采者去之。折中至当,两无所偏,此吾辈读新书、读旧书者所应知之事也。”

政治也者,时与势之术也。时过境迁,势去道移。由于政治本身必须应时应势而变,政治宣传的内容通常都只具有时效性。不是宣传不重要,问题是简单地把中共党史同需要应时而变的政治宣传等同起来,难免因其过分具有宣传意味或变来变去而严重贬损其自身的价值。《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之成为世人笑柄,“文革”中中共党史被人涂来改去的可悲命运,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将历史问题简单地政治化绝不是一种好的做法。因为人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凡是公开宣传的中共党史就一定不会太真实?80年代书肆坊摊上畅销的各种粗制滥造的“揭秘”史学的流行,最典型地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二是不能割断历史,甚至否定历史。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割断甚至否定了自己的历史,就像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失去了自我。这一点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就更加重要。近年来有一股思潮,否定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特别是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必须加以批判。比如,改革开放无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犯错误的否定,但这并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并不是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及此后的整个历史。因为,尽管当时有“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一些失误和挫折,有“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但更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党和人民群众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纠正,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外交等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我们必须看到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发展,为改革开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这是改革开放得以顺利展开的前提和基础。

这番话说明:第一,蔡和森重视社会史的研究。通过研究历史上人民大众的社会活动,即“自古至今之风俗”,从而探讨整个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蔡和森欲研究“不变长存之真理”,也就是说,他开始了对于历史规律的执著探求,反映了他当时已具备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这是他的历史观走向成熟并跨古迈今的表现。后来蔡和森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和上海大学讲授、撰写《社会进化史》,与他此时重视社会史研究不无关系。第二,蔡和森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强调平民是社会的推动力。他认识到封建旧史学的弊病,积极提倡以“民史”取代“君史”。在他看来,封建史学记载不过是君王、贵族个人的历史,不是广大人民的历史,而真正的史学是“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实际上,蔡和森这些史学思想仍囿于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窠臼。不过,蔡和森对史书编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应该“从省志、县志等书,一一考察之”着手,自下而上,然后“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成一史书”。第三,蔡和森主张文、言统一,是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遥相呼应的,以“谋社会民智之普及”,思想之解放。第四,蔡和森对待中西方文化,皆不盲从、迷信,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是一种动态的、辩证的认识过程。他既不随意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而是认为各有长短,应“斟酌国情”,同时加以改造,“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关于中共党史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之低,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一位作者在文章中就公开讲:“1921至1949年的中共党史,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可谓辉煌灿烂。……相比之下,研究这一时期的党史着作却是淡然无采。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青年学生对此类着作表示生厌。”因为“此类着作的绝大多数结论不是来源于作者个人的分析,而是采撷于某人讲话、某项决议、某次会议”,“其目的也不是如一般史学家对历史进程进行描述或分析,而是拿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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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相当多的党史学界人士也持有几乎同样的心理。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国史研究等其他相近的现代历史研究天地被打开,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的状况被打破,甚至不久后高校中共党史课程也被取消,改为中国革命史课程,结果是许多中共党史教师纷纷“跳槽”。事实证明,那些基础扎实又较早改了行的研究同仁,多数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不少人成为一个方面的学术带头人。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虽然改革开放了,中共党史在一些年里也还是没有脱离泛政治化的轨道,不仅学生没有多少学问好学,教师也实在没有多少问题可以研究和发挥。因为,既然是政治理论课,自然就是宣传意识形态,因此也就有观点问题、立场问题、倾向问题等等使独立的学术研究动辄得咎的政治障碍;自然也就难以在真正意义上做到独立治学和实事求是,难以切实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不仅是教中共党史的教师,就是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最牢靠的“学问”还是熟读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因为至少1949年以前所有中共党史重大问题的解释,几乎都可以从那里面找到说法。

总之,历史的客观实在性以复杂的形态,表现在纵横交错的历史时空之中,是时间和空间相统一的整体。我们研究中共党史,就要在空间和时间的双重坐标中,拓展研究视野,延长研究视线,既要注意弄清横方向上各要素、各部分、各条件、各事件、各人物的相互作用,又要弄清纵方向上各阶段、各环节的综合作用,从而全面、客观、辩证、发展地思考历史,更好地分清历史的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支流与主流,明确历史前进所开辟的方向与道路。所有这一切,应是历史思考所追求的大目标。

可以看出,在社会史的研究、史学的编著以及对待文言白话、东西方文化的态度等学术问题上,蔡和森有着宏大的志向。虽然他的见解只有寥寥数语,却说得十分精彩,十分透彻,体现了蔡和森较高的史学素养。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的蔡和森在学问上开始崭露头角,且其历史观具备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为他后一阶段接收唯物史观创造了条件。

蔡和森是炎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辩白的创设者,中国共产党党的历史研商中要讲求历史思想、现实思量、理论思量必发365手机登录。在经历了同“两个凡是”观点的胜利斗争 [15]
,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之后,中共党史学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仍然存在这种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现象,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党史界与全党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已经开始了思想解放的进程。那些主张必须照《毛泽东选集》的观点研究和宣讲中共党史的人,在公开的文章和讲话里其实也是反对“一句顶一万句”的观点的。他们通常也讲,过去“假党史”的表现之一,就是“把领袖描写成‘先知先觉’”,“说什么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只是,在他们看来,“假党史”只是指特定的“文革”而言的,批评“一句顶一万句”不等于说那些已成定论的中共党史问题有必要另出新的说法。毕竟你一个学者、教师不可能比毛主席、党中央更高明吧!

1917年9月,蔡和森一家人迁到岳麓山下的刘家台。“在这里蔡和森继续研读,尤其对史学研究更深”,并时常与毛泽东、罗学瓒、张昆弟等互相研讨学习,纵论古今。1918年4月14日,他们在蔡和森家成立了新民学会。该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所谓“革新学术”,就是要把伦理、哲学、政治、历史作为学术的主要内容,提倡自由研究,“互质张知”。而“砥砺品行”之意,就是注重品格修养,要有“须守之各规律”,如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革新学术,砥砺品行”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改良人心风俗”,要通过学术来影响人们的行为,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新民学会的宗旨从侧面反映了蔡和森这一阶段的思想主张和学术追求。

80年代前半期,在中共党史仍旧属于“政治理论课”,即仍旧属于党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工作内容的情况下,不要说让党史教师和党史研究工作者完全改变唯上唯书的习惯不容易,就是让上级主管部门承认“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同意将中共党史的宣传与研究分开,事实上都很困难。关于要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正本”,以统一党史宣传和教学口径的说法,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提出来的。当然,随着全党、全国都开始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进程,中共党史研究崇尚实事求是,走向学术化,也是一个发展的大趋势。记得关于编定“正本”的说法刚一出来,虽然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必要,却有不少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的人员在各种场合表示异议。他们认为,在提倡思想解放,强调实事求是的大好形势下,中共党史研究正在开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历史问题需要重新研究和“拨乱反正”,这个时候急忙“定于一尊”,不可避免地会阻碍今后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和实事求是精神的贯彻,不利于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进程。毫无疑问,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意见产生出来,就是因为在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上,自1979年以来,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走向学术化的新气象。

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进行现实思考。所谓现实思考,就是要针对社会和时代新的实践、新的问题、新的要求,提出和确立历史研究课题,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提供借鉴;就是要立足于社会和时代新的高度、新的资料、新的技术、新的手段等,对历史作出新的认识和新的评价;就是要以现实为基点,连接过去与未来,把握历史趋势,找到发展方向,科学预见未来。

第二阶段,在京准备出国到在欧洲留学的经历,是蔡和森从朴素的唯物史观到完全的唯物史观转变的阶段,也是他经历了从一个激进的民主革命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这一阶段,他逐渐将唯物史观视为自己探求学理、宣传革命的思想指南。

历史研究本身既不是为谁找说法,也不是为谁讨公道。所谓“拨乱反正”,不过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历史研究的一种附带的功效罢了,它并不是历史研究本身应有之义。但80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阶段。好在这种“拨乱反正”对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推进,是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的。这是因为,不管人们怎样理解这四个字,这时的所谓“拨乱反正”,实际上并不仅仅是针对文革中那些胡编乱造的“两条路线斗争史”而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建国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背离实事求是精神的错误倾向而来的。比如研究者们不仅为刘少奇、瞿秋白等大批在“文革”中倍受冤屈的党史人物鸣不平,而且也提到了大量“文革”以前就久已存在的问题,像为彭德怀等人正名;写五四运动主张要肯定陈独秀的功绩;写中共一大的代表主张应不回避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的名字;写广东农民讲习所不能只讲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还要讲以前的几期及其主办人,以及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不能只谈毛泽东一个人的作用,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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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主要从拨乱反正的角度来研究人物及其历史,难免会较多地侧重于政治评价。而过多地从政治评价的角度来研究人物,必然存在着掌握政治标准或宽或严和不易避免掺杂感情因素等问题,研究时容易太多地纠缠于“左”右对错的争辩,或者忽略研究者应持的客观平实的学术态度,或者因政治本身的局限而使研究无法深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讨论最热烈的陈独秀问题,就反映出这种情况。

历史与现实密不可分,只有了解过去,才能认识现在,把握未来。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更是党的历史的直接继续与发展。与一般历史研究相比,中共党史研究更加强调从现实出发。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事业前无古人,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困难和问题也前所未有,迫切需要来自古今中外历史的教益和智慧,特别是来自自己历史的经验教训,因而党的历史就成了最重要的教科书。但是,了解过去是以现实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中共党史研究,就是站在现实的基点上“回望”历史,为准确把握现实而追溯历史。通过对党史的深入了解进一步认识现实,又从党史中为解决现实问题寻找经验、发现智慧、启迪思维。这是党史研究最重要的意义。

1918年6月23日,蔡和森从长沙前往北京,赶赴杨昌济处准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筹备活动。这时正是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中国传播。蔡和森沐浴着这股新思潮,开始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蔡和森在杨昌济的引见下,通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认识了一批新文化干将,如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其时李大钊、陈独秀正在鼓吹、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些正好为蔡和森接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尤其是“李大钊的宣传对蔡和森起了社会主义启蒙作用”。当时与蔡和森、李大钊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许德珩后来的回忆足以说明李大钊对蔡和森的影响。“我观察到和森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也感到他对共产主义先驱者李大钊同志十分敬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蔡和森喜欢阅读报纸杂志,他曾在《新青年》杂志上读过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通过大量的阅读,蔡和森对十月革命的情况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开始用新的宇宙观来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和改造社会的手段问题。诚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关于陈独秀早期作用的评价,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是这样说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中间以中国急进的民主派着名;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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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思考大致包括以下四个要点。

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之下,蔡和森开始全面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其思想也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首先认识到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剥削制度,要改变这种制度,必须组织人民群众,表示“对于往法兴味,全在团结工人”,从此找到了革命的社会力量。其次,在追求革命理想上,从崇拜墨子的“兼爱”、“非攻”,到“更尊重马克思和列宁”,赞赏十月革命,主张建立俄式的国家。究其原因,是因为“列宁在苏俄实行的与墨子的理想近似,但比墨子的学说更彻底、更深刻、更伟大”。最后,开始用阶级抗争的方式来解释善恶观念。他认为“善”、“恶”是作为一种手段,既然反动阶级用“伪善”骗人,革命者可以用“恶”与之对抗,以恶制恶。凡此种种,表明蔡和森已抛弃了之前的种种改良主义,如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教育救国思想等,逐渐转向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政治思想,成为了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值得一提的是,此时蔡和森虽然思想上有了较大的变化,但他并没有放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他的根仍深深地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这与他之前建立的中西文化观是一致的。其实,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精华与唯物史观的思想并不相冲突。相反,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实质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是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相同的”。因此,蔡和森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吸收,成为他在欧洲完全接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和桥梁。

胡乔木在这里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对一个事实的认定,即陈独秀在中共一大即被推举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第二层意思却是囿于长期以来关于陈独秀“右倾投降”导致中共在大革命失败的观点,着意在政治上对陈独秀的早期作用加以限定,即强调陈“五四”时只是“急进的民主派”,虽然后来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但“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仿佛这样就可以证明,陈独秀后来为什么会走到“右倾投降”的地步。

第一,从现实出发,针对现实需要,提出历史课题,作出历史解答。现实是认识历史的动力,只有现实需要才能激励人们去探赜索隐、追根溯源,对历史作出新的认识。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的:“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页。)这说明,人们之所以要认识历史,根本的动力和目的在于从历史中寻找现实的缘由,找到有益于现实的价值,吸取历史的智慧、经验和启示,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将历史视为“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单纯地堆积史料,简单地叙述史实。

与国内相比,负笈欧洲求学的两年,是蔡和森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期,也是蔡和森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观念发生质的飞跃的时期。此时,蔡和森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主要有两条:其一,阅读各种进步书刊杂志,了解各国社会党、共产党的情况,尤其研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其二,“猛看猛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其中包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令人惊讶的是,蔡和森居然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与叛徒考茨基》等经典著作。凭着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学习,“这时和森的理论水平、政治见解,比出国前提高了很多”。其中,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及建党思想的透彻理解及传播是他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理论收获。

这样一种议论的方式,与后来盛行的“出身论”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就是凡是在中共历史上犯了这样或那样“错误”的人,不论其是否有贡献于这个党,都必须与党的正确路线划清界限,并且要追根溯源,断定其所犯错误并非偶然,一定有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甚至阶级根源。陈独秀大概是中共党史中这一逻辑的最早的一位受害者了。胡乔木的这个说法延续了几十年,但陈从“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干脆变成了“从来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则纯粹是中共党史界进一步的演绎了。就连陈之当选中共领导工作,后来也被说成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缺乏经验”和过于“幼稚”。而为了避免人们由此推导出其他结论来,“文革”中的党史着作中还不得不专门补上一句,说是“这丝毫也无损于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党正是在逐步清洗自己队伍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过程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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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坚持现实思考,就必须科学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认清时代的基本特征、发展方向、主要矛盾;科学认识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了解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主要目标和根本任务;科学认识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握党的性质、宗旨、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以及党组织状况的新发展、新变化、新特点。在正确认识和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基础上,提出具有时代价值的、需要作出历史性解答的课题。在新形势下,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我们党身处复杂多变的世界环境中,肩负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富裕的历史重任,面临着长期执政的考验。现实提出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怎样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怎样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党史研究要重点围绕这些重大问题,总结新的历史经验,提供新的历史借鉴,作出新的应有贡献。

他于1920年8月致信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得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由此可见,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传播,不仅仅停留在对书本的研读上,而是研以致用,将它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武器,明确回答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怎样建党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不是玩弄新的辞藻,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

有关陈独秀的政治评价问题,严格说来不是历史学范围内学术研究必须讨论的课题,但这种人物的政治评价严重妨碍正常学术讨论的展开,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当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中共党史学界中很快就有人提出了新的看法。1979年2月,中共党史界即就此召开讨论会,会上虽然有人仍坚持认为陈独秀不仅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但已有不少人提出,陈独秀在五四后期,即建党前后“观察社会问题的方法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了,他“已经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成为我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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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会后,国内几十种社会科学杂志和学报,都不约而同地就此发表了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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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极个别的文章坚持陈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外,几乎所有文章都持同一口径,即肯定五四后期建党前后的陈独秀已经“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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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乎同一个时期,各期刊如此集中地发表如此多的有着几乎同样观点的为陈独秀鸣不平的文章,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现实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挖掘历史的现实意义。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历史的演进、现实条件的变化,使突破和发展原有的认识既有需要也成为可能。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努力站在时代的高度,不断进行后浪推前浪式的研究,才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同年9月,蔡和森又写信与毛泽东商讨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这次商榷主要讨论了“共产党的哲学依据”——唯物史观。哲学世界观问题,是胜利指导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理论根据。为彻底解决建党的哲学思想问题,蔡和森在信中明确表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继而阐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客观世界中物质是第一性,起决定作用,精神是第二性,处于被决定的作用,即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他举例言之,“人是一它物质,人是一个消费才能活动的动物。故人的理想云云,乃是吃了饱了之后物质的化分”。鉴于唯物史观的革命性和科学性,蔡和森认为它的出现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至此,我们可以确信,蔡和森的世界观已经完全确立了唯物史观。

然而,同中共党史中其他一些更敏感的问题相比,围绕着陈独秀早期作用的评价问题所展开的这场讨论,对推进中共党史学术化的进程影响并不明显。这是因为,上述说法看似较新,却未必与胡乔木的看法有多大的抵触。因为这时几乎所有为陈独秀鸣不平的文章都异口同声地重复着胡乔木关于陈“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以便表示自己的观点并没有脱出权威的轨道。而事实上,从后来公布的胡乔木文的过程稿显示,胡在最初起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时,原本也没有否定陈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肯定陈当时已是“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了。后来仅仅是因为考虑到“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与“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说法易生歧异,才在毛泽东的赞同下,把那个“最”字取消,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换成了“社会主义宣传者”这种语义含混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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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包括毛泽东在内,“最高权威”未必认为陈独秀在创建共产党的时候,以及在成为党的领导人以后,还是所谓“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因此,虽然肯定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属于拨乱反正,但这在当时确实也很难说在学术上有多大的突破。

站在时代的高度研究中共党史,就是要站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的理论高度,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高度,站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站在现代科技手段条件的高度,借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切可以借鉴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作出新的科学解释。只有这样,党史事件和人物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意蕴、历史智慧和历史的本质、规律才会显现出来,对现实发生重要的借鉴作用。这是历史客体的丰富内涵与现实需要有机结合的结果。高度决定视野,眼界决定境界。只有与时俱进地站在时代的高度,用最新的理论素养、思想水准、文化情怀、学术眼界和科技手段研究党史,才能“一览众山小”,使党史研究的生命之树长青。

1921年2月,蔡和森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再次阐述了唯物史观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信中说:“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了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了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很明显,蔡和森的这一观点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深刻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在陈独秀问题上的“雷区”,最主要的是他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的问题。因为,无论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还是在《毛泽东选集》当中,对此都有过很尖锐的批判。《决议》中明确讲:1924——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除了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叛变、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联合的力量过于强大以外,“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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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英明指示呢?这主要是指1927年那个主张马上大规模武装工农的所谓“五月紧急指示”。而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则主要是指毛泽东等人当时强调两湖农民运动“好得很”,否认农民运动“过火”的文章。

第三,现实是历史的结果,又是未来的先兆,现实思考要从“结果”的缘由中寻找前行的路标。从现实需要中提出研究课题,再从现实存在的线索入手展开对历史的研究,这是一种“从后思索”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来的。现实是历史的延伸拓展。历史尽管已经过去,但并非烟消云散、与现实毫无关系,而是以一种更成熟或浓缩、变形的形式存在于现实之中。因此,现实是认识历史的一把钥匙,就像“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56页。)。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时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复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5—756页。)他进一步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页。)这就是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从对现实的认识开始认识历史。

这一阶段的蔡和森已经完全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者,并将唯物史观视为自己革命工作的思想武器。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在学术上先要区分唯理观与唯物观,“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坠入迷阵”,其结果是要“肯定唯物观,否定唯理观”。

突破《决议》和《毛选》的说法,在80年代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是,即使在80年代初,一些学者已经在尝试着这样做了。陈独秀是否应该像《决议》和《毛选》中所说的那样承担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呢?向青1979年即在自己的文章中表示了异议。他显然不同意关于陈独秀因违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指示而导致革命失败的说法,认为这是对当时的情况“没有历史地科学地加以分析”。他强调,那个时候中国党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共产国际代表则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化身,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示工作是共产国际章程所规定的。所谓陈独秀的错误,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纪律的问题,而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的问题。因此,他提出:“我们在党史上所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仅把共产国际的错误加在了陈独秀的头上,而且把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国民党内的苏联顾问——魏金斯基、鲍罗廷、罗易等等所做的错事也都一古脑儿加在了陈独秀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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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年就曾接连出版过有关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方面中共党史着作的廖盖隆,次年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过去所说的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多次应该反击国民党右派而没有反击,其实是和共产国际把主要希望寄托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指导方针,和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苏联顾问的主张有关的。特别是大革命进入后期,即1927年上半年以后,形势变化很快,情况错综复杂,莫斯科在几千公里之外遥控指挥中国革命,要及时地正确地指导实际斗争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时有些指示是对的,也来得太晚了。“例如共产国际曾建议我们党武装工农,但是革命都快失败了才来建立武装,怎么来得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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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现实又是未来的起点。现实既以浓缩的形式包含着过去,又以萌芽或胚胎的形式包含着未来。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3页。)因此,从现实社会出发去考察过去的历史,“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3页。)。这说明,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不仅是面向过去的,也是面向未来的。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现实,就不仅能合理地说明过去,也能够科学地预见未来。

第三阶段,归国后从事革命工作的岁月,是蔡和森史学思想逐渐成熟、史学成果不断涌现的阶段。这一阶段,他先后撰写了《社会进化史》、《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论陈独秀主义》、《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义和团与国民革命》等代表性史学著作,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奠基人、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的地位。

1980年,《党史研究资料》第5期发表了刘少奇1937年的一封信,题为《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其中突出谈到了1927年共产党领导下工人运动“左”倾的问题。这大概是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唯一一篇党的高级领导人批评大革命后期“左”倾错误的文字。刘少奇在信中举例说明了这种“左”倾的种种严重危害,特别指出,正是由于这些“左”倾的作法,不仅破坏了统一战线,使党和工会陷于孤立,而且加速了革命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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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受到这封信的观点的鼓舞,一些长期以来对所谓陈独秀压制工农运动,指责工农运动“过火”导致革命失败的说法抱有疑问的学者,很快就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比如,郭绪印在当年就发表文章认为,过去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等高等学校中共党史教材中关于“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一贯否认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对农民的革命斗争”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陈独秀指出农民运动中存在大量“过火”行为,“是尊重客观实际的”,并非像一些教科书所写的那样,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农民运动的污蔑”。问题在于,我们过去总是对如实地汇报情况,提出意见的同志,动辄扣上什么“阶级立场”、什么“右倾投降”之类的大帽子。

第四,现实思考重在寻找历史的智慧和启示。以史鉴今、述往思来,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管子云:“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司马迁说自己著《史记》,是为了“述往事,思来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的产生,适应了汉朝加强中央集权、建立统一大帝国的客观需要。司马光说自己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也是面对宋朝当时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为加强皇权统治而服务的。总之,这些都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努力从过往的历史中寻找有益于现实的智慧。

1921年11月,蔡和森从法国回国。在上海,经陈独秀和陈公培的推荐,蔡和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留在上海的中央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1922年7月,蔡和森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被当选为中央委员,接替李达,主管党的宣传工作。1922年9月到1925年10月,蔡和森在任党的机关报《向导》主编期间,总共撰写了156篇文章,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对象、革命动力、武装斗争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真正起到了革命向导的作用。

对《决议》和《毛选》的这种突破,之所以没有遇到特别的“关照”,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论者都没有否认陈独秀存在有“右倾错误”。在承认这个基本认识的前提下,说明共产国际也有错误,工农运动也有“过火”表现,相对来讲这个突破就只是局部的,不大容易触“雷”。相比较而言,富田事变问题的重新探讨和结论的改正,则是这时对《毛选》中已有历史结论的一个更具典型性的突破了。

我们党历来强调党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基本属性,注重党史研究的现实性品格,总是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现实需要出发,对历史进行研究和总结,从对历史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道路与经验,不断开辟未来发展的新境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多次系统研究和全面学习党的历史,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两个历史问题决议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邓小平多次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目的是通过全面深入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得失成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努力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85年4月,他说:“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因此,当时迫切需要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史的研究。而这次深入研究,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我们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问题、困难和挑战,需要加以有力应对;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有大量新鲜经验需要总结,理论上需要对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进行概括,工作上更需要新的理论指导。因此,党史研究重点必须转移到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上来。

与此同时,蔡和森还在上海女子学校和上海大学任教,讲授《社会进化史》。为了讲授和撰写《社会进化史》,蔡和森在再次阅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史学著作的基础上,结合当时阶级斗争的现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社会进化史》探讨了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动因、国家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国家的本质等问题,不仅在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也是一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论著。

富田事变长期以来被说成是江西苏区内部暗藏的反共组织AB团策动的一场反革命事变。通常所说的经过是:1930年1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奉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之命率红十二军一连士兵,前往省行委所在地吉安富田去抓AB团分子。后被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带部队将被捕的上百名AB团分子抢回,并杀害了拥护毛泽东的干部群众上百人,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这一事变很快被平息。《毛选》据此多次提及这个AB团,并讲到AB团在富田、东固一带对群众影响很大,导致群众与红军对立。其注释中更明确讲:“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内的反革命特务组织”。
[28]

总之,现实思考是站在现实的立场上去重新回望历史,从现实的要求去重新思考历史,从而发现历史崭新的一面,发掘历史新的意义,寻找历史新的价值,进而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升华中把握未来,开辟前进的道路。这就是现实思考的价值所在。

1925年冬,蔡和森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后,蔡和森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苏联驻留了一年多时间。在此期间,他一面继续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一面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第二年上半年,蔡和森为中共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就是他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成果。该报告长达五万多字,内容主要有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党的政治生活与工人运动的进展、党的“二大”到“四大”的政治生活等。这一报告成为了研究中共党史的第一本专著,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

然而,1979年底,《江西大学学报》登出戴向青的《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一文,对富田事变的性质做了完全不同的说明,明确认为这场事变并非反革命事变,对事变参与者的镇压是严重的肃反扩大化。随后戴向青又进一步写出《富田事变考》,对所谓富田事变领导人杀害上百名拥护毛泽东的干部和群众的说法进行了具体的考证,说明此说纯属子虚。根据戴向青的深入调查与研究,证实所谓富田事变完全是一起冤假错案。实际情况是,因开除毛妻贺子珍妹夫刘士奇等问题,当时担任总前委的毛泽东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省苏维埃领导人之间一直存在矛盾,毛误信省行委内有所谓AB团的谣言,于1930年12月3日派李韶九带部队去抓省行委的领导人,李又用逼供信的手段逼出一连串假口供,逮捕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刘敌得知此情况后,率独立营将被捕人员救出,并认定此事为毛泽东所为,故次日的士兵大会上,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的口号。省行委派常委段良弼前往上海向中央斥说事变详情及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段将报告送到并与博古等谈话后,即不知下落。而六届四中全会后新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却作出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并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赴中央苏区。中央代表团4月中旬到苏区后,即将已认定富田事变为党内矛盾的代理书记项英免职,代之以毛泽东。结果便发生了一系列镇压行动。先是原省行委及参预事变的刘敌等红二十军干部被如数逮捕处决,三个月后更将红二十军调至于都平头寨,把近800名排以上军官全部杀害。而后开展的所谓“肃反”工作中,据有关部门统计,有大约7万人被冠以所谓AB团分子的名义而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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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之后,蔡和森被中央派往北方局工作。针对当时北方局部分党员思想极其混乱的情况,他做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报告。该报告分为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论述了党在三个不同时期犯的种种机会主义错误,最后一部分是“问题与结论”。《党的机会主义史》最后的总结论是,虽然中国共产党“犯了以上种种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然我党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功绩,是非常伟大而不可磨灭的”。

在中共早期历史上,这大概是最骇人听闻的一起大冤案了。其实,毛泽东本人对此也不是毫无认识。还在1956年,当斯大林问题披露以后,毛本人也几度从教训的角度提到过富田事变和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承认当时搞逼供信制造了许多假口供。言外之意,这一事件确有冤情。只不过,事情过去多年,毛没有考虑过公开纠正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戴向青等重提此事,由于一开始就得到了从江西省到中共中央许多从苏区出来的老干部明确支持,因此没有遇到太多的阻力,中央组织部并组织力量就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做好了公开平反的一切准备。1989年平反文件起草完毕,不想意外地赶上一场政治风波,此事随即被束之高阁。好在1991年新版的《毛选》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对此还是有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说法。当然,两者的写法还是有些区别。《毛选》新写的注释态度含混,称:“从一九三0年五月起,赣西南开展了肃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给人印象好象当年反AB团的斗争还是对的,只是斗争扩大化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则比较全面地汲收了戴向青等人的研究成果,并且肯定“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1929年5月2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中国科学研究院开展对陈独秀主义的讨论,蔡和森作了《论陈独秀主义》的发言。蔡和森在文中首先肯定了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认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但是,陈独秀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中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孟什维克路线之典型代表”。继而,蔡和森深入分析了陈独秀主义的社会根源,批判了它的根本错误,对于全党认识“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很有教育意义。

80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凡是关系到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突破,势必需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因为,中共党史上的这种突破,经常并不完全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往往会涉及到方方面面。富田事变问题就反映出这种情况。但富田事变毕竟过去了五六十年,受害一方的当事人在位的几乎没有,换到其他一些问题上的情况就复杂多了。比如,西路军问题,虽然也有许多“老同志”支持,但由于中共中央过去就这个问题有过专门的决定,又有大批当事人在位,虽然无所谓“平反”问题,解决起来还是相当艰难。

总之,这一阶段,在残酷的革命斗争面前,蔡和森仍不忘史学研究,不忘将史学研究与革命工作相结合。一方面,他把史学看成为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注重史学的“资政”、“殷鉴”功能,将史学与现实革命工作、党的思想建设结合起来,特别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史论政论结合起来,作为宣传革命、进行革命、与敌人作斗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及思考中国历史前途的借鉴。正如吴玉章所言:“历史是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我们应该知道人类真正的历史,知道劳动者被奴役和解放的历史,应该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和往哪里去。因为,这能百般地坚强我们奋斗的信心和给我们以获得胜利必需条件的知识。”另一方面,他极力主张用“历史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进化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试图把人和事放到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去研究。此外,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特别是对其研究对象、目的和任务的明确,更显示出蔡和森力求让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从而让他们具有相当强的科学性和学术性。这也是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贡献所在。

西路军问题的核心是“张国焘逃跑路线”的问题。由于张国焘于1935年10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坚持退往西康,并另立中央,因此被指为退却逃跑路线。按照《毛选》中的说法,“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毛选》并且在注释中具体解释说:“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30]

二 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观及其价值

对于上述说法,《党史研究》杂志1982年第1期发表署名严实的文章,首先就所谓张国焘擅自将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并令其渡过黄河向青海西进这一史实做出考证。文章指出,西路军的组成是在渡过黄河之后,而非在此之前;渡河后是向甘肃西部河西走廊,而非青海;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也并非是张国焘“擅自决定”,而是根据中共中央宁夏战役计划,按照毛泽东等人的电报指示行事的。
[31] 这一考证已清楚显示《毛选》的说法在史实方面存在明显的错误。

《社会进化史》是体现蔡和森社会进化史观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史学理论、社会进化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83年,参加徐向前回忆录整理工作的丛进接连发表文章,进一步对《毛选》有关内容提出质疑。文章指出:“上述断语和注释,是多年来党史界论述西路军问题的依据,也是一些革命回忆录的基本口径。有些党史着作和文章并有所发挥。……至今,全国各高等院校的中共党史讲义的说法也大致如此。”但不仅上述不是事实,而且西路军本身的任务也是中共中央所赋予的,不能说是“按张国焘的错误命令沿甘肃走廊西进”。文章并且特别就《毛选》中提到上述断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成文时间表示怀疑。因为,此文标明成文于1936年12月,但文中对张国焘路线的批判和有关西路军失败的结论,都明显地与成文时间不符。与丛进文章同时发表的竹郁的文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则比较全面讨论了西路军问题的来龙去脉。文章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与张国焘的逃跑路线无关;第二,红四方面军西渡是根据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按照宁夏战役计划所采取的作战行动,并非执行张国焘的“西进计划”;第三,西路军的失败除敌我力量悬殊、环境困难等客观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西安事变后它担负着牵制配合河东中央红军作战及国共谈判的任务。西路军未能及时突向新疆,而是在条件极端不利的河西走廊浴血麈战,创造完全无法实现的根据地,是服从中共中央全局部署的一种结果,并非按照张国焘的命令行事。
[32]

蔡和森《社会进化史》的主要内容

但是,丛进、竹郁的文章,以及随后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陈铁健的《论西路军》
[33]
一文,显然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批评,刊登竹郁、丛进待文章的这一期《党史研究资料》未及全部送到读者手中即被要求收回,《历史研究》也因此被要求今后不要刊登中共党史方面的文章。在80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中,这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政治干预。
[34]
其实,这种干预是否必要,着实令人怀疑。因为随着大量新的史实的发现,几年之后,即1991年《毛泽东选集》再版时,这样的观点实际上也还是被接受了。在新版的《毛选》当中,这样的观点实际上也还是被接受了。尽管毛文中的说法难以改动,改写的注释却对西路军给予了全然不同的评价。新的注释称,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师后,“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35]
肯定西路军执行的是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与张国焘路线无关,这在事实上就否定了毛文中关于“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的说法。

第一,指明了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并且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化是有规律的。

把历史研究与许多现实问题联系起来,是困扰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只不过,并不是所有这一类的问题都被定为研究禁区的。这个时候有些禁区是被明文限定了的,比如有关西安事变问题的研究,就有很长一段时间被严格限制,据说是因为张学良当时在台湾还未完全恢复自由,怕对张不利。而有的问题是深入研究之后引起某些方面的重视才被定为禁区的,比如有关30年代中央特科问题的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一度广泛征集史料,后来却被禁止发表深入的研究成果,据说是担心有负面影响。不过也有另一类与现实联系也很密切,并无禁令的问题,研究起来也备受困扰。比如围绕着皖南事变问题发生的争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社会进化史》的主旨非常鲜明,主要揭示了人类是由低级向高级,由野蛮向文明,由落后向发达演进的规律。具体表现为:在全书的谋篇布局上,蔡和森将《社会进化史》分为三篇,第一篇是“家族之起源与进化”,第二篇是“财产之起源与进化”,第三篇是“国家之起源与进化”。这就是说,先有家族的起源,家族进化到一定阶段便产生了财产,而财产的进化,主要表现是“当社会分裂为几个不可调和的阶级抵抗与经济上发生利害冲突的时候,社会自身不能克制或医治这些冲突与抵抗”,便自然而然产生了国家。这一叙述过程同样说明了人类的发展是由幼稚走向成熟,由简单走向复杂。在全书的基本线索方面,开篇的绪论“有史以前人类演进之程序”就交代了人类演进的过程是向前的、进步的,是层层递进的。蔡和森根据摩尔根的人类历史划分法,将人类演进之程序依次划为:野蛮时代、半开化时代和文明时代,从而认为人类由于“生存方法日益演进,生产权威日渐确定,而人们生活亦复杂而丰富”。其次,蔡和森将人类历史发展按“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关系约分为四期:在原始共产时代,经济为共同连带性质,故雏形的政治组织全然为共同的形态;奴隶制度时代,自由人对于政治上的共同连带仍视为生存必要条件,不过范围只限于富人阶级而非全民族;封建时代,政治的组织,除却自治城市之政治连带外,纯然以个人主义为其特征;至于近世资本主义时代,经济上纯为个人主义,政治情形也完全与之相适应”。最后,蔡和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私产又没有阶级和国家的”最高社会形态,也是人类发展历史的“最终形式”和最终时代。很显然,这种社会分期的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

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总共7000人被国民党军围歼,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等被叛徒杀害,这是中共在抗战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事变刚刚结束,许多情况尚未来得及调查和汇集,中共中央当即就通过了一项决议,严厉批评新四军政委项英自抗战开始以来就与中共中央存在着政治原则和军事方针上的分歧,“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做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而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决议认为项英不仅“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且像张国焘一样犯了不服从中央的组织错误。
[36]
再以后,随着延安整风将王明树为右倾投降主义的党内代表,项英则进一步被定性为王明路线的主要追随者。

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中特别强调了社会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并且这种规律是可以发现的。他说:“每一时代或每一等级的进化,具有普遍世界一切民族之通性;只在时间上有演进迟早之距离,决不因各民族所在地之不同而发生根本异趣之特殊。即如半开化时代,东大陆与西大陆因自然条件之不同,以至两地所具家畜植物显然歧异;这种生产上的歧异,在一定时期内虽足影响于该地民族的生活及其演进的程度,然决不能根本破坏人类进化的普遍步趋。”蔡和森在这里说的“通性”指的就是规律,这种规律适用于“普遍世界一切民族”。虽然有时由于“所在地之不同”,“自然条件之不同”,但“人类进化的普遍步趋”是一致的,只不过“在时间上有演进迟早之距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着如何认识项英错误,以及如何看待皖南事变的问题,很快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最富戏剧性的,是作家黎汝清的大胆介入,并尖锐批评党史工作者把一潭清水搅混了,不仅断言项英要对皖南新四军失败负全部责任,而且抛出一个项英的“三山计划”来,说历史不仅要研究资料,而且要研究心理,史学界过去不仅不研究心理,就连资料的研究都是各取所需,不少根本就搞错了。他认为,项英选择南下茂林根本就是抗拒中央关于要他到江北敌后去与陈毅部汇合的方针,打算拉上部队南进到国民党后方大山里去的冒险计划。
[37] 此说一出,更是引起中共党史界大哗。

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中还分别总结了各种社会形态的进化规律。其一,他考察了原始社会的社会生活,认为原始社会的特征是“低弱程度的共同劳动与共产生活”,而其进化的规律“则为:生产程度愈益低弱,则社会秩序愈益凝固于血族关系之下”。其二,蔡和森在系统梳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起源与发展之后,指出:“照普遍的定律说,国家乃是在经济地位上极占优势的阶级的机构,这个阶级藉着国家的设立又成为政治上的支配阶级,并且由此又造成一些掠夺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在这里,蔡和森参考了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国家”的概念:“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国家,这个阶级借助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其三,蔡和森遵循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欧洲国家为例,通过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条分缕析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的规律。他指出:“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形势急转直下入于革命时期,而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平衡的基础遂根本动摇而濒于破产”,具体的状况是,“农人不满意于农业经济的颓败,知识阶级日觉贫困,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日形破产而愤怒,所以阶级斗争的严厉非达到社会革命不止”。立足于此,蔡和森进一步论证了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他说:“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不仅为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准备了各种必要的经济条件,而且为她自己养成了最大多数的掘墓人——近世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多年的利用和训练之下,不仅增加了教育程度和管理生产的普通知识,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革命政党;所以她的双肩不仅担负破坏为资本主义所弄僵的社会,而且担负建设将来既没有私产又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

所谓中共党史学者把清水搅混的说法自然是极而言之,但研究皖南事变的党史工作者在资料引用上容易各取所需,感情的倾向性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却是时有发生的事情。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当年在江南项英领导下和在江北陈毅、刘少奇领导下的许多新四军干部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到争论中来,或者对争论的一方给予支持。结果是把一个历史问题搞成壁垒分明的样子,甚至你有你的阵地,我有我的阵地,研究者不沾皖南事变问题则已,沾则往往会弄成一方称道,而另一方驳斥的复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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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论述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发展变化决定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和社会形态的更替。

类似皖南事变这样的情况,在中共党史上自然远不止这一个。西北局的历史问题、东北抗联的历史问题等等,都与皖南事变的问题没有什么两样。任何一篇涉及到这些问题的研究文章,都可能引起一场“官司”。于是,也就有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
说法。就这种事情看起来,似乎也有一些道理。因为这些历史上的恩恩怨怨,经常涉及到许多活人的利益。一个富田事变,对立面几乎不复存在,调查研究工作还反复进行了十年之久,弄到最后还是未能发出一纸平反令,又何况那些直接关系当事双方利益人的事件呢?

必发365手机登录,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蔡和森对马克思此理论的解释是:“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因有二:一是生产,一是生殖。前者为一切生活手段的生产,如衣食住等目的物及一切必要的工具皆是;后者为人类自身的生产,简言之即为传种。人们生活于一定时期与一定地域的各种社会组织,莫不为这两种生产所规定所限制。这两种生产在历史上的演进,一面为劳动发达程序;别面为家族发达的程序。”这是说,人类社会进化是以生产的发展为前提,这种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而人类社会形态就是由这两种生产所规定的。

由此不难看出,完全无视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特殊性主要有二,一是它是当前中国唯一执政党的历史,二是它距离今人太近,一个说法的改变都可能触动某些部门的神经,或者影响到某些在位者及其相关亲友的感情和利益。也正因为如此,现实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影响也就很难完全避免。为此,在一些过于敏感,涉及今人过多的问题,保持某种适当的谨慎似乎并不为过。不过,换个角度来考虑,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也就使得中共党史中存在的疑点、难点和需要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问题较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要多得多。只要不去触动那些明显的“雷区”,肯于从史实的角度去钻研,它也还是能够给普通研究者提供大量出成果的机会的。

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时指出:“物质生产资料是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历史活动,人们在生产中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还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蔡和森将这一思想始终贯穿于《社会进化史》之中。他说:“人类发展的大概,经过野蛮时代和半开化时代以至文明时代的发端,每个时代的变化,有每个时代的新特征,而这些新特征即直接为生产方法的变迁所引起。”蔡和森还举出具体的事例来论证这一观点。他分析人类社会由母系向父系进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方式的进步,“母系制度的覆灭和父系制度的勃兴,是生产方法进化所携来的一大社会革命,并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大革命”。而人类的婚姻制度也是如此,“两性的关系,是随着生产方法之变更而变更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生产方法,即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婚姻制度。所以群体婚姻为野蛮时代的特征;对偶婚姻为半开化时代的特征;而一夫一妻为文明时代的特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学者们在许多基本史实的研究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建国30多年来,注重宣传中共党史,却连中共党史上的许多基本的史实都没有设法去弄清楚。包括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组成情况;俄共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及活动的情形;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代表人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工作的情况及国共“党内合作”政策提出的经过;苏联顾问鲍罗廷来华及其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时间及经过;三二0事变发生的原委;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经过;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所谓十万农军围长沙的问题;八七会议的情况;十一月紧急会议的情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赣南会议的情况;宁都会议的召开时间和内容;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及会后传达的内容……,几乎所有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史实,大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才基本上弄清楚的。用“丰硕”两个字来形容改革开放2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在史实研究方面的收获,无论如何都是不过分的。而中共党史学术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些深入的史实研究来推动的。

第三,阶级斗争不仅是阶级社会的客观存在,而且还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

史实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不可避免地促进了中共党史学科性质的最后界定。论从史出的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以往那种
“穿靴戴帽”式的以论代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自然愈来愈多地受到了冲击。比如以往在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30年代中期的中共党史时,势必要对王明和共产国际加以批判,有的文章甚至连1935年的《八一宣言》也给捎上了。凡是王明和共产国际关于主张联合国民党的言论,都统统以妥协投降视之。而为了强调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对王明和共产国际的一切主张都要戴上“右倾”的帽子,因而任何认为中共中央受到过共产国际影响的说法都不能被接受。至于1937年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议派王明等人回国,就更是被许多人怀疑是要夺毛泽东权的重要政治步骤而严加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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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有学者接连发表文章,从史实上对于一些缺少史实根据的说法一一加以辨正。此后出版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书,更系统地对共产国际和王明在30年代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做了正面的说明,对一般党史书中所谓毛泽东1937年底1938年初坚决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的说法,也依据史实重新做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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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显示,对党史上某些人物,不能简单地照搬当年政治批判的语言,动辄冠以“××主义”的政治帽子,而应当严格地依照史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蔡和森看来,首先,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阶级最终会随着生产力高度发达而消亡。具体说来,蔡和森认为阶级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即“有史以后的社会莫不是阶级争斗的社会,而史以前的社会,既没有阶级,更没有阶级争斗。”为什么阶级社会会产生在这一时期呢?蔡和森的回答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这就使得一部分脱离生产劳动而占有另一部分人成为可能。这是阶级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惟有生产能决定新阶级的形成;参与生产的人不过分成为管理者与劳动者。”进而,到了第一次社会分工,阶级的分化就非常明显了,“由第一次社会的大分工产生了第一次社会阶级的分裂;即主人与奴隶,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由此,他得出的结论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形式的改变,社会进行了第二次分工、第三次分工,人类社会的阶级由奴隶制的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依次演化为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后阶级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最终会消亡。显然,阶级是个历史范畴,“即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必要,而且成为生产上的大障碍。阶级必致于消灭也和其必致于发生一样。”同时,阶级还是个经济范畴,阶级是在剩余产品出现和私有制的产生两个条件下产生的,“私有财产的派生物,第一是阶级,第二是国家”。所以,阶级既是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会随着生产的高度发展而消亡。

把历史人物脸谱化,并采取双重标准,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中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就像我们在过去的电影中经常可以看到那样,“好人”、“坏人”一目了然。只不过,在中共党史的文章和着作当中,人们不是通过那些刻意丑化的形体和语言来表现“坏人”,而是通过大量具有贬损或批判意味的政治术语和作者“无限上纲”的归纳法来描写他们。说“好人”,一切都好,即使有严重错误,也要再三肯定动机好;说“坏人”,一切都坏,即使动机未必不好,也一定要按照“动机效果统一论”将其动机解释成居心不良。党内斗争如此,国共斗争也是如此。中苏关系恶化后,涉及到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关系的写法同样如此,好象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其党性原则和阶级立场。殊不知,在历史研究上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只能是越研究越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越研究离历史真实越远。

其次,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的伟大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儿、威廉·李卜克内西、威廉·白拉克》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蔡和森对此的诠释是:“在这个大时代中,每一个进步同时必有一个相当的退步为伴侣,而一部分或一阶级的幸福,即以别部分或别阶级的痛苦和压迫为代价。”换言之,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集中表现,但又是解决这种矛盾,推动社会进化的直接动力。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最后部分“近世社会之必然崩溃”的结论就是以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的,他认为近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而“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国家演进之最高形式,亦即国家消灭前之最终形式。从此以后,人类将复为生产之主人而还复到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的广大而丰富的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就是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当然,在蔡和森看来,这个过渡“不是一朝一夕可做到,要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才能做到”。

举一个写“好人”的例子。长期以来,写中共三大以及写陈独秀三大后提出所谓“二次革命论”经过的中共党史读本,大都强调当时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因为他既反对陈独秀的右倾,也反对张国焘的左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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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毛泽东当时真的是既反右,也反左吗?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史实上的依据。而更为重要的是,许多研究者并不是不知道毛泽东当时发表过一篇《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其中所表露的观点与陈独秀的观点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而后来马林档案所记录的毛泽东当时的谈话,更清楚地显示了毛泽东与陈独秀观点相近的情况。但是,直到80年代,大家依旧视而不见,没有人提及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好象它根本不存在。即使有人注意到当年青年国际代表达林在回忆中引用了当时批评毛泽东这种倾向的信件,也断然拒绝相信这是真的,主观上就判定了它是伪造的。

蔡和森《社会进化史》的史学价值

再举一个写“坏人”的例子。仍以上述对王明的评价为例,一些着作在讲到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中和回国后一段时期的表现时,基本上无视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和召开后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所做的积极工作。多半仍旧是一个“上纲”三段式:先认定王明是“坏人”,扣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然后在王明的文章中断章取义地找出几句可以归结为“右倾”言论的词句罗列出来,最后经过一番如此这般的分析,便得出王明美化、抬高蒋介石国民党,要共产党向国民党妥协投降,把政权和军队让给蒋介石这样一个吓人的结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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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哪怕稍微客观一点,我们就不可能从王明当时的文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来。更何况,在当时统战的条件下,共产党领导人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讲的是一回事,心里则往往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这些考虑有时只有在一些内部的高层会议讲话里才能看到。奇怪的是,当人们主观上认定某某人是“坏人”以后,经常是连读他的讲话的感觉也变味了,眼睛里只剩下那些可以被视为有问题的词句了。很显然,有些研究者是读过王明这时在内部会议上的发言的,但却只是注意到他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了,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没有注意到他紧接着所讲的:因此,现在尤其要注意保存红军的独立性,第一要保障党的领导;第二要保障自己干部的领导;第三要建立自己的教育与政治工作;第四要使之成为打胜仗的模范。要将我们的军队扩大到三十万。他们只注意到王明说:我们不应当说谁领导谁,而应当提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却视而不见他紧接着强调的在政治局以外不能说的话,即“对于革命前途问题,我们对外说中国抗战胜利是民主共和国,而我们自己要明白,中国将来是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到社会主义的胜利。”“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但“我们应认识到,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加强国共合作是争取将来不是国共关系破裂,而是革命与反革命完全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的分子到我们领导下来,“使右派最后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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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如果我们不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王明的文章和讲话,是不可能得出那些吓人的政治结论的。

第一,有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青年学生、革命志士以及进步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唤起了一批青年的人生觉悟和思想解放,促使他们发生了思想上的转变,开始接受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最终走向了革命的道路。1924年,蔡和森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讲授“社会发展史”课程,该课程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社会进化史》是根据此课程的讲义而成,旨在提高青年学生的阶级觉悟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社会进化史》一经出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1924年起到1929年止,在六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五次,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流传颇广,影响很大。”在大革命时期,《社会进化史》成为了许多地方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据当事人回忆,很多人就是从这本书中得到了启发,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道理,而走上革命道路的。这说明《社会进化史》一书,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确起过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

进入到90年代以后,大多数中共党史研究者在这方面变得客观多了,尽管许多人很少受到过史学训练,但中共党史不属于政治理论,而属于历史学的大局已定,中共党史研究者不可避免地开始大量接触史学研究的方法与规范,因此不少着作文章的写法明显地减少了许多武断的定论,而多了几分依据史实的分析。比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在谈到王明的问题时,就没有了关于王明要把政权和军队让给蒋介石之类让人感到太过武断的结论。它们在分析王明的问题时只是强调:第一,王明当时相信抗日必须依靠国民党,因此“眼中只有国民党,好象为了抗日,就只能一切听从国民党,唯恐得罪国民党就会造成破裂,于是只强调团结不讲斗争”;第二,王明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而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一些领导人对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估计过高,对他的反共立场估计不足,这就对王明这样的人起了强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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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分析虽然不足以解释书中为何仍要将王明问题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的理由,并且也不足以让读者了解王明当时的真实想法,但它起码让人觉得比较合乎情理了。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这就让广大的革命工作者意识到工农大众的力量。一方面要放手发动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农民的作用,“唯有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革命的中心军队”,“充分使农民得到武装,革命基础方不致动摇”。在蔡和森撰写完了《社会进化史》之后,他成功地领导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取得了不小成果,并且这次运动表现出他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伟大战略家。这些都是与蔡和森一向重视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的理论是密不可分的。

把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以及新版《毛泽东选集》注释,同以往的中共党史读本和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加以对照,可以很清楚地看出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所取得的一些重要的进步。引人注目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新的史实的研究方面,一个是在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已经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的以史实叙述为主的着作,不再是过去那种“政治理论”读物了。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包括《毛选》在内,也特别强调了“客观和准确”的问题,即使不得不做政治评价,也力求语言平实,故大量删去了诸如“早年投机革命”、“是蒋介石反革命的忠实走狗”之类明显带有丑化意味的政治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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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学术界来说,进入90年代以后中共党史研究上最为重要的一个进步在于,80年代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提出的“正本”的概念,这时已经不复存在了。包括80年代中共党史界中经常可以听到的,关于一切教学与研究都不应违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说法,进入90年代以后也很少能够听到了。尽管,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仍旧是一种“组织行为”,其目的也在宣传介绍,不属于学术研究范畴,但不坚持“定于一尊”,不人为地设定一个禁止前进的界限,即使这种“组织行为”存在任何缺陷或不足,都不至妨碍学术研究的继续和深入。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的角度,这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提及的情况。

第三,开拓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密切结合的古史研究新方向,并对唯物史观中国化作了最早的尝试。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主要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补充了许多当时新发现的材料,其中对中国古史的研究主要围绕古代土地制度、古代宗族社会、古代婚姻制度等问题展开,从而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也是符合“人类进化的普遍步趋”的,其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揭示唯物史观的普遍性与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有机结合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一新方向的研究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首先“受到了李达的重视和认肯,李达于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一书,吸取和综合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各种阐释,形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唯物史观表述体系”;其次,“十年内战时期,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深入中国古史研究领域,沿着这一方向作了创造性的开拓,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历程”。而在今天看来,《社会进化史》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十分显着的现象,是更多的研究者转到研究1949年以后的问题上去了,影响到有关方面也把更多的关注集中到1949年以后的问题上去了,有关1949年以前中共党史的研究,因为与现实牵涉甚少,因而研究禁区也明显减少。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进一步学术化,显然颇为有利。当然,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重心转移,也影响到有关1949年以前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较前十年为少,再加上大多数题目80年代已经做过,结果是许多所谓新的研究成果对以往研究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出现大量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不过,比较而言,9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进展应该说还是很引人注目的。例如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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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作为一种“组织行为”,该书不可能非常全面地反映周恩来的一生,另外上卷中也还有一些史实上的讹误,但一本官修领袖传记,能够运用大量常人难以见到的档案文献史料,在写法上、分析上,以及史料引证和注释上,都能够做到基本上严谨可靠,这足以显示出9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无论是毛泽东生平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关系研究、中共对国民党的策略研究、陈独秀研究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具有个性化的、能够反映学者独立治学、独立思考的“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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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一些研究禁区已经被突破。如80年代末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肖延中的《历史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及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90年代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何友良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戴向青、罗惠兰的《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牛军
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等,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三 蔡和森的中国革命史观及其价值

当然,即使进入到9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在整体上仍不能同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的水平相比,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什么样的中共党史着作文章才算是真正具有学术水准呢?不能给人们提供重要的符合历史真相的新史实和新观点的研究,只是修修补补,或讲些抽象的“意义”,题目再大,角度再新,也是炒冷饭,谈不上学术价值。这一点,相信中共党史界的学人一般不会有太多的异议。问题是具体到研究工作当中,许多研究者往往习惯于论述种种“思想”、“意义”、“贡献”、“作用”之类,而不能够发掘和提供多少新的史料和新的史实。中共党史研究既然公认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其衡量学术水准高低自然不能离开对研究者史学训练及素养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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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不少中共党史研究者似乎也重视不够。因为他们往往相信弄清历史事实很容易,关键是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因此,似乎很少有中共党史学界中人谈史学素养和史学训练如何重要,大家谈得更多的都是如何把中共党史的研究上升到理论的层次上来。胡绳先生就讲:“历史事实的真象是需要弄清楚的,不弄清楚就谈不上进行科学的研究。……但弄清事实只是历史研究的开始。历史研究工作者如果没有哲学的修养,没有经济学的修养,不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
[49] 这个但书反映出中共党史学界对史学训练远不如对理论训练重视。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研究党史并亲自实践的人,他撰写了我国第一部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和第一部党史研究专著《党的机会主义史》。此外,包括他的《论陈独秀主义》、《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义和团与国民革命》都属于他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著作范畴之内。

不错,中共党史研究者大都有较好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能力。没有这样一种素养和能力,对中共自身的意识形态语境都弄不明白,不可能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但是,中共党史既然是一种历史,并且是处于极端复杂环境中的一种历史,弄清“历史事实的真象”就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需要专门的知识和素养。而我们过去许许多多中共党史的着作文章之所以总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它们往往只是凭借着几条自认为最有意义的史料就敢于高谈阔论,轻率地得出结论,甚至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去分析、归纳和演绎,去讨论什么必然性和规律性。殊不知,弄清事实固然是历史研究的“开始”,但历史研究的一切结论却都是建立在这个“开始”之上的。要想弄清事实,就必须具备史学的一般素养,比如占有史料要全面,运用取舍要合理,引证要准确,注释要规范等等。

蔡和森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弄清史实之不简单,关键还在于研究者是否有一双治史的眼睛,这就涉及到史学界所再三强调的态度要客观,视野要开阔,史料诠释要合乎“当时之实事”等标准了。前引胡绳先生那段话的秩序颠倒一下,其实恰恰应当是对史家视野的一种要求。即应当说:“历史研究工作者如果没有哲学的修养,如果没有经济学的修养,如果……”,恐怕很多时候连史实都未必弄得清楚。近年来,学术界大力推崇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人的成就,也正是基于他们具有“中”学“西”学融汇贯通的学术素养。当然,对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能否保持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在中共党史学界又恰恰最难。甚至“客观”两个字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研究问题上就受到非难,当年大批判盛行时曾有过一项政治帽子,就叫做“资产阶级客观主义”。80年代前半期,这顶帽子还常常出现在一些人的嘴里。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强调“客观”地研究中共党史在政治上已经不再犯忌,但这不等于当你改变一种陈说、提出一种新观点时,肯定没有人会追究你的“政治倾向”或“政治导向”问题。即使在中共党史研究学界,至今还是有不少人固守陈说,不愿意听到任何不同声音出现。任何个性化的研究,弄得不好,还是有被人扣帽子、打棍子的危险。

第一,重视思想理论对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也十分重视思想理论联系实际,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要改变中共党史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除了应该给学者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坚持言者无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以外,中共党史研究队伍自身的调整和提高也十分必要。一方面应充实历史学科班出身的研究人员,另一方面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人员似乎有必要努力加强自身的史学训练和提高自身的史学素养。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那就是应当迅速提高中共党史研究刊物的学术水准,最大限度地堵塞泛政治化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出路。总之,中共党史研究如果不能按照史学的要求向着规范化、高质量的路上走,怕是很难真正成为一门得到社会公认且受人尊敬的学问,不仅出不了王国维、陈寅恪,甚至也出不了早年曾成就斐然的郭沫若、范文澜……。

首先,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总结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经验时指出,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首先“如无革命理论是不行的”。因此,“一个革命党不仅要有好的组织、好的政策,尤其要有革命的理论来把思想统一,然后才能领导革命的正确之路。”可见,蔡和森重视思想理论对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并把思想理论工作提到革命政党能否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的高度上来看待,提到关乎革命成败的重要位置来看待。

如果说研究1949年以前的中共党史难,那么,研究建国以后的中共党史照理就更难了,因为越是接近现实,其政治敏感度自然越高,禁区更多。但令人称奇的是,十几二十年来,这一研究反倒开展得蓬蓬勃勃。虽然其前进道路也是曲曲折折,时起时伏,但由于社会关心程度高,再加上文献档案和报刊资料保存完整、文革中流散出去的高层资料又多,许多老同志还留有日记或笔记,因此在不少问题上的研究难度有时反比1949年以前的中共党史要小,故不时有重要成果问世。许多鲜为人知的决策内情和重要事件内幕一波又一波地被披露出来,引起众多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读者的强烈关注。

其次,党的思想理论要根据实际具体情况,应用到实际中去才能产生作用,所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蔡和森指出:“党的理论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短时期可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中才行。”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形成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样,是要经过很长期的奋斗才能形成的”。蔡和森的观点虽然还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但已经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党自己的理论”等问题,可以说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和森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

第一波建国后中共党史的大讨论发生在1980——1981年间。当时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胡乔木主持。进而又发动党政军学各界高层4000人讨论初稿,直到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为止。这一波讨论虽然大多集中在内部,但影响所及,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关心和讨论建国后中共党史的热情。从当时讨论的情况来看,整个讨论是十分民主的。相当多的人尖锐批评建国后毛泽东所犯的种种错误,不少人对《决议》草稿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强调毛泽东思想只有正确没有错误,毛泽东的思想才有错误的说法,表示难于理解。对30年来的历史,大家基本肯定的也只有两段,一是经济恢复时期,即1949年10月以后到1952年;一是经济调整时期,即1961——1965年。对凡是用政治运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作法,都认为是错误的。一些人甚至提出:“一化三改”(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急了,从1955年毛泽东开始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1956年提出反冒进之后,整个政策实际上就已经左倾了。对此,主持文件起草的胡乔木也表示过类似的意见。比如,他明确讲,不能说从1949年建国之日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直到1957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都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而且公私合营等等是搞快了,另外许多运动本来是不必要搞的,包括建国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的斗争等等,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也完全可以不发生,“关键是出在大鸣大放上”。而他最重要的说法是:“党的历史传统就潜伏了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再加上跟着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的说法宣传领袖专政,结果民主没有了,毛泽东一切都学斯大林,要绝对权威。“南宁会议奠定了毛主席在中央的特殊地位”,“在一定范围内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专制主义国家,把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专制主义的党”。“毛主席自己反对教条主义,但是他又把对他的学说的教条主义发展到了顶点”。
[50]

第二,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社会矛盾、阶级任务、革命对象等一系列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初步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坦率地说,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集中一批“秀才”,起草一个文件,对长达30年的复杂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即使有4000人参加了两三周的讨论,也会有太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但这毕竟不是历史研究,而是一种政治上宣言。在文革已经搞乱了一切,人们的思想处于极度混乱的情况下,邓小平相信这样做有助于恢复党的形象和统一人们的认识。因此,包括对毛泽东的错误,最初的讨论稿也是尽量少讲,因为照邓小平的说法,是文革结束以来“讲得太重了”,这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形象。不难看出,起草《决议》包含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性,邓小平讲得很明白,第一是要肯定毛泽东的功绩还是主要的;第二是要肯定党在30年中的成绩,特别是文革前十年的成绩还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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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决议》最后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部分讨论参加者的意见,但对多数意见,包括起草人的许多看法,事实上也很难吸收进去。很明显,《决议》的目的是力图恢复党的正面形象,这与史学研究专以弄清史实为目的的出发点,是有区别的。期望一个《决议》一劳永逸地澄清和解决建国以后中共党史上发生的各种问题,也不现实。

首先,蔡和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是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的各阶级,在旧的社会中旧的统治阶级为地主与封建阶级,而农民则为被统治阶级。但帝国主义入侵后,则旧阶级之上产生了新阶级,故新阶级之第一即为买办阶级”。蔡和森在这里指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而其逻辑前提是认定在这前一阶段是“封建社会”,其特征是“统治阶级为地主与封建社会,而农民则为被统治阶级”。引起“封建社会”性质的变化是“帝国主义入侵”,导致阶级相应地发生变化,产生了新的阶级,即买办阶级。由此观之,蔡和森于1926年就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中国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革命。无疑,他是探索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先驱者之一。对此,有研究者指出,蔡和森“在概念上第一次区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即:五四运动以前为旧阶段,五四运动以后为新阶段的革命运动,从而为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分期在理论上奠定了一块重要的基石,也为中共党史研究解决了起点问题”。

第二波建国后中共党史的大讨论发生在80年代后期。当时出版过一批代表着那个时候建国后中共党史研究最高水平的着作。其中尤以庞松、王东的《滑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戴知贤的《文坛三公案》、谢春涛的《大跃进狂澜》、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等着作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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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格外能够表现出当时学者们的独立治学精神的是,从着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到年轻一代的党史学者庞松等,都开始突破1981年《决议》的说法,对中国为什么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生产关系方面出现重大的历史反复,提出了新的思考。

其次,蔡和森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中共“二大”就如何推进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提出了基本的发展方略,那就是用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有机统一,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在此基础之上,中共“二大”还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蔡和森根据中共“二大”制定的方针、政策和革命纲领,对中国的社会矛盾、阶级结构和阶级力量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就是:其一,革命的领导阶级应是无产阶级,他“应是各种势力之组织者、领导者,他应该领导中国革命到底。”其二,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因为“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只能参加革命,但不能指导革命”。其三,工农要联盟,“如无农民的同盟亦是不会成功的”。

《决议》认为,1949年到1956年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是在党领导下“有步骤地实现”的,1952年提出以“一化三改”为目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而随后的事实也证明,这一阶段“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缺点和偏差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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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蔡和森指明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基本步骤应分两步走,“无产阶级的第一步是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第二步是由民族革命进到无产阶级革命”,“直接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而革命的基本策略是统一战线,“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联合政策,这是党的中心政策,是党的主要政治路线”。“我们惟一正确的策略就是联合战线,惟一的责任就是扩大这个联合战线的策略”。与中共“一大”相比,这些革命理论无疑成熟了许多。这是蔡和森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也是蔡和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蔡和森的这些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决议》中的解释还不足以全面解答许多人的疑问,即如果说当初废弃新民主主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体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反映了历史的必然”,“完全正确”,那么20多年后有什么必要再搞经济体制改革,重新将已经实现了“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单一所有制,退回到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体制上去?如果说单一所有制结构的建立“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那么为什么20多年来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甚至大大落后于本来与我国处于大致相同水平上的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什么到1978年解放近30年人均消费粮食的水平还不及解放初,为什么几亿农民尚未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而且当年一些曾经是革命根据地的地区,人民的生活甚至不如解放前?
[54]

第三,批评了党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及党本身所犯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

对此,薛暮桥在1988年即公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应当看到,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得太早了,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应当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宜匆忙消灭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而且社会主义改造原定15年完成,结果四五年就搞完了,把资本主义经济和绝大部分个体经济统统消灭了,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衡量一种经济成份有无存在的必要,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50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远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它当时都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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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批评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内的“无政府主义派”与“李汉俊和戴季陶主义”,并说明“这些思想虽然在吾党的历史上是很短的,但对我党有很大的关系”。蔡和森认为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因而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李汉俊和戴季陶主义”并“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派,而是中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派,中国的经济派、少数派”,他们“对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终是学生的态度与怀疑的”,“其实他们似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他们有天然无政府的倾向,且在主要观点上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对于戴季陶本人,蔡和森认为“他已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叛徒,他是与我们对垒争斗的,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是继续的与他争斗”。“另外李汉俊的主张也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他现在完全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敌人了。由不自觉的反动趋于自觉的反动了。”接下来,蔡和森批评张国焘的言辞也相当尖锐,张国焘与党内同志发生冲突,“这都是站在个人的观点上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上去攻击同志”,这是其一。“另一方面国焘太左”。除此之外,对位高权重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中共当时的“一把手”陈独秀,蔡和森无任何顾忌,批评他们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89年,庞松等在《滑轨与嬗变》一书中,更列举大量数字和文献资料,进一步从更深层次做出分析,认为新中国在经过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之后,再转入社会主义社会,才是最正确的一种选择。“骤然而至的经济结构大变革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绝对优势,但同时也使中国广大城乡主要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私人经济绝大部分被消灭;组织起来的农民进行商品流通交换活动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而趋于萎缩;全社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排斥市场调节作用的前提下,愈来愈多地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单一轨道;曾经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环境下比较活跃的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时期受到不合理的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缺乏相应的商品经济的条件而陷于停滞状态。所有这些长期困扰的问题,实际上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滑轨与嬗变所带来的,它超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一类概括,具有不容忽视的更为严重的性质,即它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阻滞作用,事实上超过了使国民经济维持一时增长的表层作用;它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多方面影响和惯性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益发展,并在一浪接一浪的‘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四清’运动中一再顽强地显示出来,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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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把党内机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分为四个阶段,总结了每个阶段各有各的特点和特征,从而让广大党员认识到其危害性,并能引以为鉴。在篇首,蔡和森开门见山就批评大革命失败前来中央指导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的错误,说他们应对危机时,“老鲍是有办法而无原则,鲁易是有原则而无办法……”。而陈独秀因为“抛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帮助资产阶级领导权之实现”,也是直接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八七”会议虽然“开始承认与改正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不是这一次便完全肃清了机会主义,机会主义的遗毒在党内还是很深的。”所以说,后来的“南昌暴动之失败不是偶然的,主要的是因为前敌主要负责人之主观没有根本改变,平山同志不必论,国焘同志自从主持五人政治局及常委以后,开始表现他政治上弱点,尤其怀疑土地革命,不甚相信群众势力而对于张发奎发生幻想”。针对种种机会主义的错误,蔡和森的解决办法是:一“要铲除政治方面机会主义的系统,同时亦要铲除组织方面的机会主义系统”;二要“强固党的纪律和组织”;三要加强民主,完善选举,多方面征求群众意见,提高党的决策的透明度。

不难想象,在1989年如此鲜明地对《决议》的说法提出不同的观点,难免会受到某种压力。只是,这种压力并非是来自公开的辩驳和争论,更多地却是来自内部的批评。尤其庞松又是中共中央党室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胡乔木又有过“党内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百家争鸣’,以免动摇党心军心民心”的严厉说法
[57] ,其结果可想而知。

再次,党的“八七”会议后,陈独秀不满党对他的处分,公然向党发起挑战。为了澄清陈独秀等人在党内思想界造成的混乱,蔡和森撰写了《论陈独秀主义》。蔡和森以事实论证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程度底”,“农民处于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农奴的剥削压迫之下,处于不可支持的农业恐慌和普遍的贫穷化之下,封建残余在全中国还占很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这就批驳了陈独秀所谓的“中国农村已资本主义化,封建残余已不占重要地位,所以现在中国土地革命已超过资产阶级民权性质”错误观点。蔡和森还一一批评了陈独秀的其他错误,如陈独秀认为土地革命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农民不是革命的力量,甚至还坚持无产阶级是附属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是革命联合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蔡和森指出:“陈独秀始终不认识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之主要内容,始终不认识而且不愿认识工农民主独裁制”,同时还把“农民放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之外,并自始至终了解这联合战线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联合,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阶级合作和阶级妥协,在这革命联合战线中资产阶级是居领导地位,而无产阶级是附属的”。

第三波的讨论发生在90年代末。首先是文革史以及反右运动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解禁引人注目。多年来,尽管文革史和反右运动史的研究受到整个社会的强烈关注,这种研究即使从政治角度考虑也对党和国家的建设有益,但有关方面始终考虑到形象问题和恩怨问题,严格控制这方面的研究和出版。80年代只出版过两部有关文革史的书,其中只有王年一的一部算是史学着作,而这一部还是借助于丛书并且是在图书审查刚刚开始实行之际得以出版的。
[58]
关于反右运动史的着作则一部没有,就连研究的论文也鲜有见到。终于,事隔多年,到了1996年前后,经过严格的审查,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得到了出版许可。1998年,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也在历经反复之后,成为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全面研究和介绍反右运动历史的重要史学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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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到来,大批反映改革开放决策内幕的书籍也相继出版了,其中透露了大量当年高层讨论经过的文献资料和档案。如此近距离的大批档案资料这样快地得以披露,这在中共党史研究上是前所未有的。

蔡和森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史学价值

第三波讨论最能够反映出中共党史研究在建国以后这一段的学术进展的,仍旧比较多地集中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个问题上。再度鼓起研究者勇气的,似乎是1995年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的讲话。因为毛泽东在讲话中再三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的民粹派“‘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绝不能想象从封建经济直接发展到社会主义,必须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就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因为它是那种帮助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有用的”资本主义。
[60]

第一,指明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内容、目的和任务,且对中共党史的定位做了说明,初步构建了早期中共党史的研究体系。

冲破“凡是”派的思想禁锢已经21年,但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来说,有时不靠“本本”撑腰还真不行。毕竟,胡乔木明确讲过,那些关于“中国应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之类的说法都属“谬论”之列
[61]
,如果没有更高权威的话,比如新发现的毛泽东的这些话做根据,要想探讨毛泽东是否带有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重提“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这几个字,会艰难得多。
[62]

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蔡和森首先阐明了党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我们五年历史过程”及“我党要如何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也就是说,党史研究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讨论发起者不再是一般的中共党史研究人员,而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些负责人。而这次的反对者也没有完全采取十年前的办法,从内部进行批评,而是公开地在会议上和刊物上进行反驳。尽管从反对的文章当中我们有时还会看到某种大批判式的政治语言,但公开地讨论问题,毕竟有助于将这类讨论学术化,从历史看应该也是一种进步。

其次,对于党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务,蔡和森认为有两个:其一,掌握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规律,了解“我党要如何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即我党的前途如何;其二,“做一个好党员,忠实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责任”。

1996年,中央党史研究室龚育之副主任最先开始发挥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断言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过快过早了,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随后,胡绳主任公开发表谈话和文章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飞速完成,是符合实际的要求呢,还是主要依靠政权力量人为地促成?”我们今天确实应该从生产力的角度衡量一下。实际上,“拿1949年——1953年和1945年相比,资本主义恐怕并不是更多一点,而是更少一点”,甚至比1936年都少。中国革命在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情况下取得胜利,“不具备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和可能”。因此,按1949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适当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过快过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盲目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结果“是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这种提高不但不是真正的提高,而且只会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阻碍作用。”
[63]

再次,关于党史的定位,蔡和森认为其中之一的条件就是“必须以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党史。言外之意,就是初步确立党史仍是一门历史学,要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如果再从蔡和森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和《论陈独秀主义》的内容和形式来看,也是基本符合历史学这门学科性质的。正如张静如所指出的:“凡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不管它是整体的、断代的或是分类的,都应归属历史科学。党史学是近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史,其性质自然应该为历史科学。”不过,与一般的历史学相比,蔡和森所研究的党史是直接为党的现实工作和建设服务的,除了具有历史学的学术性这个共同的特性外,它具有更强的政治性、现实性,即带有某些政治学的特点。

有关建国初有无必要急于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过渡或转变究竟推动了中国的前进,还是阻碍了中国的前进;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和学者中间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人带头打破禁区讨论这个问题,足以说明社会层面对这一问题关切之深。尽管关于围绕着毛泽东是否有民粹主义思想的问题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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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人们三度顽强地重提这个问题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现实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之后,要阻止人们进行必要的理性思考,不仅不智,而且也难以办到。尽管,围绕着上述观点再度引发了相当尖锐的争论,反对胡绳观点者甚至重新开始拾起“文革”语言,扣帽子、打棍子,但这种争论至少还没有超过文字争论的范畴,并没有因为有人上纲上线就被引到政治斗争上去。这也还是让人多少感到宽慰的一件事。可以肯定,当学者们在思考、在争辩的时候,无论对错,他们充其量也不过就是在表达他们个人的一种思想、一种观点罢了。过分担心学者们的科学思考会动摇社会上人们这样或那样的信心,恐怕是太过杞人忧天了。改革开放到今天,历史进步到今天,中国人民对是非曲直的判断力绝不是比以往弱了,而是比过去强了。不争论不等于不思想。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社会真的脆弱到连不同的学术思想和观点都难以承受的地步,那倒是真要好好地思考一下了。因为那绝对不是学者们的勇气出了问题,而是制度本身出了大毛病。

第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从而奠定了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基础,为以后的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2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初见成效,至少从中共党史研究的政治氛围来看,如今的研究环境比20年前要相对宽松得多。以言定罪的现象基本上已不存在了,因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而受到“整肃”的情况也较少见到了;甚至即使是发表了被认为是有“严重问题”的成果,通常被处罚的也是出版机关,而很少像以往那样直接追究研究者的责任。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对包括中共党史研究在内的整个学术发展是有益的。当然,因为关怀现实导致发生所谓“政治倾向”问题,或因为学术观点上的所谓“错误”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也还难以完全杜绝;而不加区别地要求把一切有关领导人生平思想和重要党史国史题材的着作交由有关部门审查出版的作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共党史研究在学术发展上受到局限,许多历史问题至今还难以深入研究和探讨。甚至,在有的时候,只要少数个人提出了异议,哪怕是一本得到了大多数人好评的中共党史着作也还是可能会出人意料地遭到“封杀”。种种情况显示,中共党史研究确实难。

蔡和森认为“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党“现在已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发展到一种什么程度呢?以及发展的道路是怎样呢?”绝对不能靠“空想所能答复的”,“而是必须以历史的方法答复的”。这里说的“历史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概而言之,在蔡和森看来,中共党史研究必须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不能从逻辑进行演绎,更不能进行想象,因此,它的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可信,掺不得半点假。

好在,人是思想的动物,思想是不会停止的。历史每天都在向前延伸,无论如何曲折,它也总是要前进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和变化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共党史学界“前赴后继”三度顽强地提出建国初“转变”问题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其一,阶级分析方法。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首先用阶级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是几个学者塑造出来的”,是“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的”,这种阶级的背景是“中国产业的发展”,便“有了新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工人阶级再“由不觉悟到有觉悟,由不行动到了有行动,而且是很激烈、很勇敢的行动”,再加上“‘五四’运动与上海的罢工”,特别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与先进分子的形成”,所以,“这个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在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政治的责任”的探析过程中,蔡和森认为“不仅明白其政治的环境还须知道各阶级的力量如何、关系如何,如此才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并具体考察了辛亥革命、“五四”以后两个时段各阶级的革命态度和阶级力量。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2页,

其二,批判了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和方法,尤其是对机会主义的批判最为猛烈。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蔡和森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李汉俊和戴季陶主义”的斗争历程,从而说明党的革命理论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长期交锋中成熟起来的。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蔡和森将机会主义分为“机会主义下的中央政治局”、“政治局的最后一阶段”以及“五人政治局至‘八七’会议”三个阶段来论述,并概括了每个阶段的特征和标志,从而得出“问题与结论”,包括“机会主义的来源”、“铲除机会主义”的对策和方法,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对党的“整个全盘的改造”,获得“八年以来中国革命之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在《陈独秀主义》中,蔡和森逐一论述了各种机会主义特征、性质和危害,比如有陈独秀主义、鲍罗廷主义、戴季陶主义、彭述之主义、谭平山主义等,并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2]
转见段吉福编:《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随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5页。

其三,历史主义的分析法。列宁在《论国家》中提到,“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蔡和森在对中共党史发展过程中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采用了列宁的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即强调将历史的人和事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从而得出较为客观、正确的结论。对于陈独秀,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和《陈独秀主义》中都有比较公允的评价。一方面,指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给中国革命、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灾害;一方面,又承认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确是起了不少的革命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进而指出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完全是陈独秀一个人来承担,而当时党的中央领导层和地方组织都有机会主义倾向。同样,蔡和森在《义和团和国民革命》一文中运用了历史主义的分析法考察了义和团的排外精神和历史意义。他说:“义和团排外精神,是中国国民革命精神头一次充分的表现,可是这种本能的幼稚的国民革命运动并不是没有缺点。他的缺点是在方法上面,然而这种缺点是历史限定他的。”显然,蔡和森说的“历史限定了他”,指的是义和团的排外精神受到了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于义和团的历史意义,蔡和森却从它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出发,站在历史的高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没有近代的知识与方法,这是义和团的致命伤。所以义和团的失败,乃是经济落后的中国民族之历史的必然的结果。然而这种历史的失败包含着神圣的意义,换过说,被侵掠者抵抗侵掠者的战争乃是神圣的战争,这种战斗虽败犹荣。是故义和团虽因没有近代知识与方法而失败,但决不因没有近代知识与方法而减其运动之历史的神圣的价值。”由于该文分析较为客观、中肯,后来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周恩来“认为在1924年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蔡和森就能对这个问题作出这样的结论,是了不起的”。

[3]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第三,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初步理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线索,为今天的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其研究结论对以后的中共党史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
1944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对抗战爆发前十多年的中共党史进行了总结,对抗战爆发后中共历史上最成功的十多年历史未做说明。

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蔡和森通过十二个部分阐述了中共“一大”至“四大”的发展线索,指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共“三大”是宣传时期,中共“四大”解决了一些民族革命的理论问题,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向群众组织发展,形成阶级与群众的党。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最后的“总结论”中说:“第一说明了党产生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及党的历史使命和党初期的工作;第二,说明党的政治状况、劳动运动的发展及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状况及一般的政治状况;第三,说明党如何由小团体而形成大的政党,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而由第三次大会到‘五卅’运动以致于国民军失败。”这也就是中共“一大”至“四大”的发展线索。蔡和森还以多层面、多角度、多层次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即将其与工运史、农运史、青运史以及部分国民党史结合起来研究。通过这种研究方法,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也拓宽和加深了中共党史研究。

[5]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再版其选集时曾明确表示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满意。这是否因其对毛泽东的功绩颂扬不够,尚不得而知。参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55——999页;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转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6页;并见叶永烈:《胡乔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6页。

总之,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阐述了一系列的历史理论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蔡和森还通过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宣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批判了党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6] 前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蔡和森的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以及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并非尽善尽美,有些地方甚至还存在严重缺憾,比如,《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以及《陈独秀主义》等带有明显的工作报告的性质,表现出实用性、政治性较强,而学术性不足的特点。不过,总起来看,蔡和森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以及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所把握的方向都是正确的。瑕不掩瑜,这些缺憾根本无损于蔡和森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人和中共党内著名的理论家的地位。

[7]
转见邵燕祥为朱正着《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所作序,见朱正:《1957年的夏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注释:

[8]
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编:《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延安解放社1937年版;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义》,新华书店1950年版。

①中共“二大”至中共“四大”的中央执行委员相当于后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从中共“五大”开始设立。详见张希贤著:《中国道路的四次飞跃——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9] 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

②徐方平著:《蔡和森与〈向导〉周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10]
由于陈伯达也是毛泽东的秘书,因此当时陈伯达的书和文章也具有同样的指导意义。一度也被史学界奉为经典的陈着有:《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和《中国四大家族》;以及《关于十年内战》;《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等。

③中共双峰县委员会编:《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11]
如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学习杂志社1956年版;王实等:《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徐元冬等着:《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

④中共双峰县委员会编:《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12]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⑤中共双峰县委员会编:《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13]
《学习中共党史参考提纲》,1970年;广东省高等院校政治理论课编写组:《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讲义》,1974年。

⑥中共双峰县委员会编:《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

[14]
茅海建:《不同的声音——读「中间地带的革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⑦中共双峰县委员会编:《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

[15]
“两个凡是”即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这一观点最初是根据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华国锋的指示,提出于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的社论中的。1978年5月,胡耀邦在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指导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对“两个凡是”提出针锋相对的批评。此一争论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

⑧中共双峰县委员会编:《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页。

[16]
这时这一类文章中比较重要的有,蒋杰:《百团大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陈铁健:《瞿秋白与「多余的话」》,《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苏克尘:《历史的见证:“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等。

⑨王继平、李永春、王美华著:《蔡和森思想论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17] 胡乔木前引书,第11页。

⑩彭大成著:《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18]
参见徐元冬等前引书,第22页;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1976年,第14页。

彭大成著:《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19]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举办陈独秀等人物评价讨论会》,《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期。

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6-57页。

[20]
据统计,自1979年初至1980年7月止,全国报刊发表的评论陈独秀的文章就有100余篇,评论五四及建党前后者就有80余篇。见王洪模:《近年来评论陈独秀简况》,《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

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页。

[21]
这时唯一坚持陈独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大概就是沙健孙的《五四后期的陈独秀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文了。对于沙健孙的观点,邓野在《试论五四后期陈独秀世界观的转变》一文中全面地阐述了不同意见。

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页。

王继平、李永春、王美华著:《蔡和森思想论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23] 转见《毛泽东选集》,第956——957页。

王继平、李永春、王美华著:《蔡和森思想论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24]
向青:《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转见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151页。

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页。

[25]
廖盖隆:《在全国政协第三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80年12月4日,转见廖盖隆:《党史探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72页。

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页。

[26] 《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

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27]
郭绪印:《重评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王继平、李永春、王美华著:《蔡和森思想论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28]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04,211,236页。

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29] 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76页。

[30]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92,234——235页。

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9页。

[31]
严实:《关于西路军的几个史实问题的研究》,《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页。

[32]
竹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丛进:《对“毛选”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辨疑》,《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

陈其秦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33] 陈铁健:《论西路军》,《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页。

[34]
刊登竹郁、丛进等文章的这一期《党史研究资料》未及全部送到读者手中即被收回。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通讯》于1987年第6期并受命为此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强调“对中央已经明确结论的重大历史问题,有的报刊未经中央授权,未向中央请示,即擅自发表文章,提出原则性的不同意见,引发势必会妨碍党内团结的争论。这种作法显然是不妥当的。”要求对这类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如果研究取得有价值的成果,“应当在党内向上报告,使党中央及时了解这些情况,以便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的方法去加以解决。”

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克时代》、《德国农民战争》等,都属于历史名著。直至今天,一些著名的西方学者也承认这些著作的史学价值。

[35] 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

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36]
《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1941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3页。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

[37] 黎汝清:《皖南事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68——792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8-49页。

[38]
当然,可以争论总还是有些好处。比如项英的铜像就可以在家乡竖起来了,而皖南新四军军部的纪念碑也可以立了。这些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页。

[39]
参见向青等:《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46页。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1页。

[40]
杨奎松:《三十年代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若干史实考辨》,《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中的几个问题》,同前引第6期;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7——469页。李良志、郭德宏等也曾有专文比较客观地描述了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页。

[41] 王实等前引书,第43页。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页。

[42] 向青前引书,第204,215页。

徐方平:《蔡和森与〈向导〉周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43]
转见青石:《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百年潮》1998年第1期。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

[44]
分别见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164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3页。

[45]
参见《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113页。

吴玉章:《吴玉章文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809页。

[46]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

[47] 茅海建前引文。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3页。

[48]
有关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中共党史学界中人也曾有所提倡。如何东曾着《中国现代史史料学》;陈明显曾着《中国现代史料学概论》;张注洪曾注《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另外近代史学界荣孟源先生着《史料与历史科学》中也曾涉及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的问题。王仲清主编《中共党史学概论》对此也有专章论述。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页。

[49]
见胡绳:《谈党史研究工作》,《党史通讯》1984年第1期。大致相同的观点还可见邢贲思:《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等。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页。

[50]
参见《胡乔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讲话》,1980年7月4,5,8,18日;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77页。

黎澍主编:《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

[51] 见邓小平前引文,第73——97页。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6页。

[52]
庞松、王东:《滑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戴知贤:《文坛三公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同年出版的虽非历史学着作,但具有相同揭示历史真相作用的纪实文学作品还有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等书。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87页。

[53] 同前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5-176页。

[54]
在讨论《决议》的过程中,一些人提到他们刚刚考察过的陕甘宁边区和辽宁的朝阳、河北的承德等地区,称那里的群众在战争年代与我们同甘共苦,现在许多公社的人民“衣不遮体”、“一贫如洗”。他们问:“我们党怎样领导这件大事的?为什么竟使群众遭受这样困苦达二十年之久,而不能改进?”为什么“相当多的队甚至比合作社之前、比建国前的陕甘宁边区更加贫困了”?

黎澍主编:《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

[55]
见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动态》第802期,1988年10月20日。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

[56] 庞松前引书,第296,318——319页。

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57]
见胡乔木:《关于「历史决议」的几点说明》,1981年5月19日,《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页。

[58]
王年一前引书;高皋、严加其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严格说不能算是史学着作。这时研究文革史的学者,为出版文革史着作,只好与海外出版界联系。如文革辞典等就是送到海外去出版的。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6页。

[59]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涉及到文革史方面的写得较好的一本书,199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出版过一部丛书中的一种:郑谦、韩钢着《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关于反右运动史1998年得到批准出版的还有叶永烈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反右运动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页。

[60]
见《毛泽东在七大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127,189——190页。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03页。

[61] 胡乔木前引书,第158页。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2页。

[62]
最早十分委婉地提到毛泽东在三大改造问题上有没有受到民粹主义思想影响问题的,是石仲泉。但这是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批评国外学者所谓“毛泽东思想具有民粹主义倾向”座谈会上的发言,因此其发言基调自然只能是否定“毛泽东思想具有民粹主义倾向”这个观点的。参见石仲泉:《关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民粹主义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6期。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8页。

[63]
参见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0页。

[64] 参见《中流》1999年第5期。

黎澍主编:《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页。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6页。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9页。

宋士堂等:《宣传和实践唯物史观的先锋战士蔡和森》,《哲学研究》1980年第4期。

宋士堂等:《宣传和实践唯物史观的先锋战士蔡和森》,《哲学研究》1980年第4期。

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

李维武:《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中对唯物史观的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9年第6期。

此处的中国革命史包含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专家胡华认为:“革命史的核心还是党史,不过革命史的面要更宽。”胡华的观点代表了中共党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详见宋学勤著《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故笔者在此采用了胡华的观点。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1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曾长秋:《蔡和森与中共党史学的创立》,《集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0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页。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7页。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6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页。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

黎澍主编:《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5页。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3页。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4页。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04页。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04-305页。

徐方平:《论蔡和森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杰出贡献》,《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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