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拨乱反正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从对“文化大革命”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和研究开始,涵括国际共运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等多个历史分支学科,成为史学研究领域内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拨乱反正时期历史研究逐步走向学术化的基本格局和文化气象。而从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来审视这一学术史个案,将更为清晰地展现历史学科的内部关系以及中共党史研究在其间的学术方位。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间(1949—1966),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奠基时期。1966—1976年间,正常的学术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也是如此,与整个国家处于动乱、停滞状态相一致,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面临的也是困顿与挫折。1976年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知识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随之进入恢复与发展的新时期。1990年代初至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开始逐步走向繁荣。

关键词:拨乱反正时期;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学术史;历史学科;中共党史研究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思想史;七十年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整肃一度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深入揭批“四人帮”,中国共产党展开了对无政府主义的全面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的政治重建与变革方向(吴志军:《拨乱反正时期中共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5期。)。在此期间,中外无政府主义的历史迅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课题,不仅有效地实现了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拨乱反正,而且在历史研究的水平与层次等方面取得了较好进展。由于无政府主义自身喻义的丰富性、多歧性和开放性,与大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事件纠结缠绕在一起,蕴涵着纷繁复杂的思想立场和政治想象,此时的无政府主义史研究涵括历史研究领域的多个分支学科,成为史学研究领域内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这一特殊维度彰显了拨乱反正时期历史研究逐步走向学术化的基本格局和文化气象。而透过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视野来审视这一学术史个案,将更为清晰地认识与理解中共党史研究在当时整个历史学科谱系中所处的学术方位和价值,中共党史研究与邻近历史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中共党史研究所面临的丰富而复杂的学术文化环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奠基时期(1949—1965)、困顿与挫折时期(1966—1976)、恢复与发展时期(1976—1989)和逐步走向繁荣时期。以下对这四个时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作一评述,不当之处,欢迎批评与指正。

一、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之奠基(1949—1966)

尽管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具有非常明显的多重影响,但长期以来中国革命意识形态对无政府主义采取一种泛化性的批判态度,加之无政府主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天然极端性和政治敏感性,都导致对无政府主义的客观研究和全面评判受到现实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状况的制约。在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理论界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介绍和研究极不充分,无政府主义的基本概念、初始意涵和历史谱系在包括研究者在内的很多中国人那里都显得异常模糊与隐晦,正如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伊始就指出的那样:“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这种思潮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是哪个阶级的东西?这是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弄清楚的一个问题,也是许多同志希望弄清楚的一个问题。”(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110—111页。)而拨乱反正的不断深化推动了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重建进程,使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被迅速激活
如中国政治学会在1980年初筹备之际就将“无政府主义史”拟定为此后五年内的研究课题。。研究者开始积极清理中外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源流和思想谱系,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及其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重新成为一个有待解释与论证的开放性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间(1949—1966),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奠基时期。在资料整理方面,出版了《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等专题性质的资料集和重要思想人物文集;在学科建设方面,出版了石峻等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及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并在高校开设相关课程;在研究成果方面,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的《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论文选》、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等文集、论著,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对思想进程、思想人物的分析都着重阶级定性,往往简单地贴上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等标签,讨论也集中在思想、思想家的阶级属性上,有简单化、模式化的倾向,缺乏多向度、多元化的深入剖析。但不管怎样,这十七年间的成果毕竟为后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努力显然是从研究者对“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开始的。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中,与政界和思想理论界对“四人帮”无政府主义的全面批判不同,发表在一些研究刊物上的文章侧重于揭批“四人帮”在教育界推行的无政府主义恶行,这显然与“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政治活动集中在教育领域,以及从教者对在此期间曾遭受到的冲击和迫害之切身体验有密切关系。这些研究者撰文指出,“四人帮”取消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将学校的纪律制度一律斥之为“管、卡、压”,将破坏纪律的不良行为称为“反潮流”,将遵守纪律的学生诬指为“小绵羊”“奴隶主义”,极大地破坏了各级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一部分学生中无政府主义泛滥,打、砸、抢盛行”(
垂杨柳一中理论组:《“四人帮”篡改党的教育方针罪责难逃》,《北京师院学报》1977年第1期。)。“四人帮”以批判“师道尊严”之名,将广大教师视为“必须打倒”的敌人,使教育体制失去了重要的依靠力量;借口维护党的领导,反对“教师治校”,否认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地位和作用,甚至主张要根本取消教师;混淆“师道尊严”同对学生严格要求的界限,将建立新的教学制度和秩序同所谓“管、卡、压”对立起来,导致教育领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
教育系大批判组:《反对“师道尊严”是假
破坏教育革命是真》,《南京师院学报》1977年第1期。)。可见,研究者着重揭露了“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教育领域的两大主体——学生和教师的消极影响,突出了无政府主义对教育领域产生的严重危害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49年11月,上海时代书局即出版了斐民的《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简史》,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部比较系统地论述近代百年思想发展历程的著作。1955年,石峻、任继愈、朱伯昆编写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范围,着重叙述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趋势,并以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为重点,依次论述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的社会改革思想﹑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清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等。这一框架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近代思想史教学与研究的基本范式。此书出版后,王忍之、徐宗勉发表《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哲学研究》1956年第1期)一文,认为这本书综合和整理了近代思想史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给中国近代思想史勾划了一个轮廓,对于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在这本书中,编者几乎没有研究和论述贯穿在近代历史中的新的和旧的、进步的和落后的、革命的和反动的思想之间的激烈斗争……错误地把新的先进思想说成仿佛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唯一存在着的思想”;“在本书中,思想同社会环境之间缺乏有机的本质的联系。”上述意见表明,该书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亦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问题,这也恰恰反映出当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薄弱状况。

同时,有法学工作者着重揭露了“四人帮”在教育领域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行,指出:他们在学校实行“全面专政”,颠倒敌我,无限上纲,使许多干部和教师蒙受不白之冤;目无宪法、法律和法令,乱捕乱押,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教师;将教师和学生下放到条件异常艰苦甚至有传染病流行的地区,严重损害了其身心健康;停办、撤销一大批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驱逐专业教师,占据校舍,毁灭图书资料,高等政法教育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在教育战线、高等学校和青少年中仍然不能低估”
(肖蔚云:《批判“四人帮”在教育领域破坏法制的罪行》,《人民教育》1978年第12期。)。有研究者进一步认为,这种煽动和利用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其本质是封建专制主义,“对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千万不可估计低了,估计浅了,估计少了,估计小了”(
吴大英:《“四人帮”是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魁祸首》,《辽宁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这些论述不仅披露了“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破坏教育领域的残酷性及其影响的长远性,而且为重建社会主义法制的急迫性提供了一种历史依据。

1957年,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开始侵入后地主阶级社会改革思想和人民革命思想的兴起”、“农民革命运动高涨时期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形成时期资产阶级性的改良主义思想”、“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时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发展及其对改良主义的斗争”、“五四运动时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分化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五辑,选编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期间各个时段35位思想家的代表性文献,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建设与课程教学奠定了资料基础。1960年,张彤、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材料主要来源于1901—1911年间出版的期刊,兼收当时出版的影响较大的革命书籍,共三卷五本,220万字,它为研究这一资产阶级各个派别的思想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此外,还有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的《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等。出版的思想家文集有《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1954年出版)、《谭嗣同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受制于巨大的历史惯性和思维定势,至少在1979年以前,这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述明显带有政治批判色彩以及强烈的宣传性和情绪化特征,较难界定为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研究者开始努力揭露某些被极左意识形态所掩盖或歪曲的历史片断,当然成为历史研究走向学术化的基本前提。随着拨乱反正进程的逐步展开,这些著述的学术性也在渐次增强,一些研究内容开始呈现较好的学术性。如不少研究者将对“四人帮”无政府主义的揭批扩展至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认为极左势力在大肆鼓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旗号下,推行“专制主义”和“封建法西斯主义”,并以此掀起席卷全国的无政府主义浪潮,形成了“专制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奇特结合”,其“实质是要打倒无产阶级的权威”
(洪松涛:《论权威及其两重性》,《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1期。);“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延绵十年之久,与严重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有密切关系,当个人崇拜发展到异常严重的时候,“也就同时出现了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个人崇拜和无政府主义成了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一对孪生子”
(徐志远:《论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山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可见,这些论述在承认无政府主义思潮都具有反权威的根本特征之际,也注意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即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狂潮的另一面却正好是对“个人崇拜”的狂热和对“绝对权威”的服膺,运动被发动者对政治权威的盲目反对和盲目顺从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利益与道德障碍。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特有的历史图景与文化悖论的发现和论证,体现了一部分研究者对历史规律性和复杂性以及历史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初步体认。

刘大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页》(《新建设》1962年第12期),系统论述鸦片战争时期的社会思想。该文通过对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魏源、姚莹、包世臣、张穆等的研究,指出他们敢于正视现实,揭露批判腐朽的封建制度,主张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进行抵抗,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道。这种思想潮流,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端。作者在文章中还提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对封建主义思想的论战,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的论战,“五四”前一部分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的三次高潮,它们都是朝着鸦片战争时期社会思潮指出的方向进行的。叶蠖生《中国近代革命运动中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和胡滨《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中华书局1964年版)率先开展了对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研究,尤其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一书较为系统地考察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兴起和没落的历史:从鸦片战争至1860年代为酝酿时期,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从封建主义正统思想中开始分化出来,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思想资料;从1860年代至甲午战争是改良主义思想的发生和初步发展时期,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在政治上主张采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经济上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从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运动是高涨时期,康、梁等把改良主义思想推向了高潮,并发展为政治运动;从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是没落时期。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少数人仍然坚持改良主义路线并对民主革命思想进行攻击,在双方论战中,改良主义思想被击败,影响逐渐缩小。刘仁达《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历史研究》1958年第4期)一文指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顽固派、洋务派的封建统治,主张通过改革把中国推上资本主义道路,是戊戌维新派“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这个政治纲领包括明显的反对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内容,以及强烈反对封建主义对民族工商业的束缚,要求改革官僚制度,实行君主立宪,确立“以商立国”、“定为工国”的方针,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具有一定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其他研究改良主义的论文还有章开沅《试论19世纪70年代至甲午战前的维新思潮》(《理论战线》1959年第12期)等。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重新思考有关权威问题的基本理论原则,指出不能笼统地要求权威的存在与否,“问题是要什么样的权威和不要什么样的权威”,“马克思主义者要求对权威做具体分析,既不是排斥一切权威,也不是拥护一切权威”。无产阶级权威同任何权威一样,都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之两重属性,这主要体现在:人类在本质上可以认识一切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但具体人只能部分地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只拥有局部真理权和局部改造世界的主动权;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权威只适用于一定范围,超出此范围便不再是权威;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权威总随着实践而不断发展变化,是具体的而非绝对的;权威本身不具有完全而绝对的纯粹性,任何权威自身包含着非权威因素;无产阶级权威必须以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为基础,没有这种民主,也就没有反映无产阶级意志的领袖权威。因此,要反对无政府主义,也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绝对权威”论,“对待无产阶级的权威,不论大小,都要采取两分法,既要看到其绝对性一面,更应看到其相对性一面”。
(洪松涛:《论权威及其两重性》,《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1期。)这种对于“绝对权威”论的批判与反思,不仅构建出相对理性和富有逻辑的权威理论框架,而且触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根本要害,是当时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从一个独特的学术角度彰显了进入全面拨乱反正后学术界的思想解放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研究水平的有效提升。

自1956年毛泽东、吴玉章分别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等文之后,学术界出现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热潮,对孙中山等人革命思想与民主革命思潮的研究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涉及孙中山的思想发展、三民主义思想、哲学思想等。关于孙中山的思想发展,有的学者认为,1895年前“改良主义思想仍然是主要的”;兴中会成立时虽然“革命思想比改良思想占了较大比重”,但直到1900年惠州起义“他思想中的革命因素才处于压倒性的主体地位”[1]。但多数学者则不同意孙中山思想主要是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要求革新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虽含有改良主义成分,但已脱离了改良主义的范畴,产生了革命的要求,不能因为其某些思想与改良主义者类似而断定他在甲午战争以前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1895年前孙中山已初具反清革命思想,兴中会的成立和革命纲领的提出,便是他“革命活动的开始”[2]。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李时岳《孙中山平均地权政纲的产生和发展》(1955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论民生主义》(《史学集刊》1956年第1期),夏东元《论平均地权》(《华东师大学报》1956年第1期),李光灿《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新建设》1956年第12期)、《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尹广瑶《试论孙中山的土地纲领》(《历史教学》1957年第3期),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苑书义《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历史教学》1957年第8期),陈盛清《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学术研究》1957年第9期),以及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等。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方面,有论者认为,其“紧紧接近于唯物主义,虽有唯心主义成分毕竟是次要的”,这鲜明地体现在它的方法论、自然观和认识论上,以及社会历史观——民生史观[3]。有论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因素并未占到主导地位,这体现在世界观是二元论的,或者说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摇摆,“时常倾向于唯物主义的发挥”[4]。

此外,有学者注意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在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中,一批无政府主义者模仿中国学生造反的方法,鼓动罢课罢工,占领学校,到处插红旗。当时中国造反派的呼应更一度助长了国外无政府主义者的极端活动。他们甚至以“毛主义”为旗号,活动之前还要朗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因此,“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在国际上造成的影响也是极坏的,完全歪曲了毛泽东思想,篡改了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变成无政府主义”,“所以深入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思潮划清界限,是很有必要的”。(
高放:《什么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参考资料》1980年第2期。)诚然,这些论述尚未洞悉中外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本质区别,但注意到这些历史事件在共时性方面的经验性联系,使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危害性的理解豁然获得了非常阔泛的当代国际史视野,为更为深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思路。当然,这种国际性视野早在学界重新研究和评价国际无政府主义思潮伊始便业已获得。

华岗《五四运动史》(上海海燕书店1951年印行)和贾逸君《五四运动简史》(北京新潮书店1951年出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研究五四运动的著作。1959年是五四运动40周年,在此前后掀起了研究五四运动的高潮,先后有多部著作出版。其中,由中央编译局编辑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是较有分量和价值的一种,该书共三集(第1集由人民出版报社1958年出版,第2、3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每集分为期刊介绍、发刊词辑录、期刊论文索引三部分,共介绍了五四运动前后150多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考书。1963年,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各种思潮传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论争的情况作了系统考察,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研究水平。这一时期,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及重要人物的研究论文,主要有黎澍《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丁守和、殷叙彝《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李龙牧《李大钊同志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4/5期),彭明《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以及孙思白《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历史教学》1963年第10期),等等。总起来看,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宏观的论述;二是对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发展脉络作了初步探索。

思想人物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间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比较活跃的领域,出版的文集、著作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论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该文集收录了林克光《论“大同书”》,孙长江《试论谭嗣同》,王介平《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批判》,王汝丰《严复思想试探》,以及王忍之《孙中山的政治思想》等文。北京大学哲学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据该书出版者说明,195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组织教研室教师写了27篇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论文,从中选出15篇,论及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何启、胡礼垣、陈炽、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思想家及传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的思想,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这些思想家的认识和研究水平。

事实上,在对“四人帮”无政府主义展开政治批判之初,批判者就明确将“四人帮”比作蒲鲁东、巴枯宁等国际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如出一辙”。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政府主义置放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大脉络下加以认知,昭显了中外无政府主义的某种一致性和统一性,为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较有参照价值的国际视界和更为宽泛的文化资源,更推动研究者进一步致力于国际无政府主义史的研究。

李泽厚《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收录了作者在1950年代撰写的有关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的论文7篇。作者在《序言》中对该书作了说明:“本书第一篇是对改良派思潮的发生发展的一个概括的论述,随后几篇即对当时集中体现这一思潮的两个最大的代表人物作了一些专门的剖析;而对与此关联较少的问题,或在表现本思潮深度的意义上稍稍次要的人物就都只在文章中附带提一下而未作专题处理了。”“本书严格地局限在思想史的范围内。对思想的历史背景——阶级基础、政治经济事件等等就都只根据史学家们现成的结论,在第一篇文章中作了一点最必要的印象式的简略描绘。”除《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李泽厚还发表了《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纪念中山先生九十生辰》(《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等论文。这些论文后来收录到他197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据他在该书《序言》中所说:“按照自己原先的计划,本书只是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中的一部分,其他还应有‘太平天国革命思想’‘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孙中山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与反动思想的斗争’等部分。但由于自己现在已转向其他方面的工作,暂时就只好停下来了。”

当然,零星、分散的国际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在毛泽东时代业已开始,但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蒲鲁东等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的批判,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以及对恩格斯《论权威》、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经典著作的学习与论述等方面。这些研究作品的数量很少,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氛和研究思维的制约,研究进展异常缓慢,学术质量也不高。而拨乱反正时期的研究者明确意识到这方面的研究缺陷,如有学者针对克鲁泡特金的研究状况指出:“克鲁泡特金的名字,在我国早已为不少人所熟知。但是,对他的研究却还是一个有待开垦的领域……解放以后,除了在六十年代初出版了《互助论》的新译本外,对克鲁泡特金的研究直至今日仍未见进展。”
(陈之骅:《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想剖析》,《世界历史》1980年第5期。)鉴于此,一部分研究者积极投入这方面的学术研究,特别关注国际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历史演进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的构建与阐释。他们非常详细地梳理并阐述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的国家学说、社会革命和组织思想、经济思想以及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的评判原则,突出这些无政府主义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本质分歧。

196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论丛》,收录了涉及林则徐、洪秀全、洪仁玕、李秀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历史人物思想和活动的9篇论文,如汤志钧《试论康有为》,金冲及、陈匡时《论梁启超》,张立文《论谭嗣同》,张岂之、杨超《论严复》等。其他著作有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杨荣国《谭嗣同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王思华《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等。

一些研究者则以列宁关于无政府主义“这种词句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的论断为据,注重发掘无政府主义的史前史内容,如认为古希腊时期斯多葛学派反对国家、犬儒学派否定政府的主张,以及中世纪时期一些宗教团体关于个人不依恃国家和教会而直接与上帝“共享”,在“个人神圣”基础上实现没有国家、教会和法律约束的个人绝对自由等思想,为近代无政府主义的生成提供了最初的思想资源
(马啸原:《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几个问题》,《思想战线》1982年第6期。);或将近代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根源追溯至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认为黑格尔逝世后,老年黑格尔派神秘化其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的“绝对精神”,青年黑格尔派则强调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思维,从中引申出资产阶级民主改造与个性解放问题,并在此后关于基督教《福音》起源与社会发展动力等哲学问题的争论中,发展出无政府主义的初始思想与理论
(曹宗安:《无政府主义纵横谈》,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页。)。研究者还初步探讨了英国的葛德文和德国的施蒂纳这两位无政府主义先驱的思想理论,认为他们虽然未明确使用“无政府状态”这一概念,也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但他们共同强调理性和道德对于重建社会的意义,反对政府、强制和屈从,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深刻地影响了无政府主义学说和政治流派的系统形成
当然,这一时期学术界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起点的认识和界定尚存分歧,如有研究者认定施蒂纳已经提出系统完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学说体系,与蒲鲁东一起成为19世纪40年代比较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表达者。(参见李显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历史考察》,《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3期。)。这些研究内容有效地扩展了无政府主义历史的发展脉络,有利于更好地梳整无政府主义的前世今生。

这一时期,发表在刊物上的研究论文也有很多,总的来看,除了孙中山外,涉及的思想人物主要有魏源、洪秀全、洪仁玕、冯桂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章太炎等,并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与此同时,国际无政府主义史的若干研究空白也得到有效补充和完善。一些研究者在考察俄国本土的无政府主义流派时,着重评介了20世纪初被视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变种的马哈伊斯基主义,指出这种政治学说按照人类取得收入的方式来确定阶级概念,认定知识分子是靠剥削工人劳动为生的“寄生阶级”,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知识分子对工人剥削之上的社会制度,因而完全否定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主张彻底消灭知识分子(参见郑异凡:《敌视知识分子的马哈伊斯基主义》、宋洪训:《列宁反对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5—92、57—59页。)。鉴于马哈伊斯基主义(尤其是其间蕴涵着的严重的反智主义)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民主革命具有潜在而实际的影响,这一问题的初步叙述对深化中国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照性
新世纪之初,有党史研究者注意到该问题并对此做了初步研究。(参见黄一兵:《马哈伊斯基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之缘起》,《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国内首部全面系统剖析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活动的学术专著,更针对巴枯宁研究中重视不够或被忽略的问题作出较为深入的探讨,如国内较少论及的巴枯宁对“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吹、最先提出“黄祸论”和“东方威胁论”,巴枯宁与“无政府主义国际”问题,以及作为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反神主义等(参见李显荣:《巴枯宁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04—122、209—218、158—162页。)。有评论者认为该书就以往巴枯宁研究“补其疏而略其详”,“使这本著作的出版有了新的意义”
(余言:《简评〈巴枯宁评传〉》,《世界历史》1982年第5期。)。这些新知识的发现和评介不仅有效地丰富了国际无政府主义史的知识体系,体现了国际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深入及其学术水平的显著提升,而且扩展了相关历史论题的研治和探讨,对学术体系的完善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中国近代思想研究的困顿与挫折(1966—1976)

通过这样较为系统的研究努力,学术界不仅较为全面、翔实地梳理和构建出整个国际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基本嬗变脉络和历史图景,而且在个别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演进及其逻辑发展等方面取得较大突破。在1981年出版的两本关于中外无政府主义史的小册子中,国际无政府主义史所占的篇幅和分量均接近80%(参见曹宗安:《无政府主义纵横谈》,第1—64页;林森木、田夫编著:《无政府主义史话》,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2页。)。这标志着国际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初步实现了历史脉络的系统性、历史知识的丰富性和话语体系的完整性,是拨乱反正时期无政府主义史研究获得的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成为学术界重新评议无政府主义思潮史的知识前提。

1966—1976年,正常的学术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也是如此。为配合当时“抓叛徒”、“批林批孔”、“评水浒”等现实政治运动,发表了一些相应的文章,批判色彩浓,学术价值少。受当时形势的影响,近代思想中的“反孔”思想,如太平天国反孔斗争受到关注;被列为“法家”人物的思想家,如魏源、龚自珍、洪秀全、严复、章太炎等的思想受到重视,而一些所谓尊孔尊儒的思想家,如曾国藩等则受到严厉批判。资料方面,也仅局限在编辑、注释魏源、龚自珍、章太炎等所谓“法家”人物的著作,如《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等。如同整个国家处于动乱、停滞状态,1966—1976年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面临的也是困顿与挫折。

由于受到拨乱反正时期的“重评”史学的影响和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学界对于国际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渐趋平和。研究者大都主张要区分无政府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以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为历史分界线,充分肯定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不合理现象、反对经济剥削、反抗政治压迫、推动工人运动等方面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很多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从来就是具体分析、褒贬得当,而非千篇一律地一概否定,因此“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只凭一时一事或者半生言行,而要综观他的全部事迹、毕生行状”,“在判定这些人物的功过比例时,要对其一生的前期和后期、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无政府主义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敌人,“但是这不等于要把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都当作敌人看待,都一概打倒”
(高放:《论普列汉诺夫功大于过——兼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6期。);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属于愿意革命而不知如何革命者”,因此“反对无政府主义,应着重于思想理论上的批判,对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人,则应采取教育与争取的方针……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徐鸿武、李敬德:《恩格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江淮论坛》1980年第6期。)。

在思想进程研究方面,受到当时形势的影响,近代思想中的“反孔”思想特别受到关注。孙克复、关捷撰文认为,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复杂尖锐。中国人民在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开展了异常尖锐的斗争。自1840年代,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砸碎孔子牌位,向孔家店发动勇猛的冲击,揭开了近代中国反孔与尊孔斗争的序幕,80年来,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两种势力之间,围绕孔家店的问题,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借用“孔子圣意改制”的魔杖,演出了“托古改制”维新变法的历史新场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批判武器的锋芒直接指向儒家纲常礼教。当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向反动后,革命派与改良派展开了论战,反孔与尊孔便是论战的一个内容。随着五四文化革命的深入,反孔与尊孔的斗争,也就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5]。这类文章还有田力《资产阶级与孔孟之道》(《历史研究》1975年第4期),靳砺《是“咎亡”不是“咎在”——关于〈订孔〉1905年版中的一个错字》(《历史研究》1975年第4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一百多年来反孔和尊孔的斗争》(《清华大学学报》1974年第1期),钟晋矢《近代中国反孔和尊孔的几次斗争》(《北京师院学报》1974年第1期),周维杰《辛亥革命时期一次反孔与尊孔的斗争》(《吉林大学学报》1974年第1期),以及洪雁《辛亥革命时期反孔与尊孔的大论战》(《中山大学学报》1975年第3期),等等。

这种相对宽容平和的态度还通过中国学界对海外研究成果的引介得以体现。一位美国学者通过对布哈林著作的详细解读,对苏联史学界长期以来认定布哈林早期在国家问题上具有“无政府主义”或“半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结论提出质疑,认为布哈林无政府主义神话的形成固然与他在1918年至1921年期间形成的某些激进主张和政策有关,但这种“左”的思想倾向“一般是被夸大了”,特别是对其所谓“无政府主义”思想“没有补充新的材料,也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论证”。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神话不仅没有事实根据,“而且可以说是伪造的”,“正相反,布哈林这一时期的著作和言论,强调的都是相反的一面”,因此“这就显然更需要重新考虑有关布哈林的一些流行的想法了”,“尤其……对布哈林在当代共产主义历史中总的作用的流行的解释,就迫切需要重新考察”。(参见〔美〕西德尼?海特曼著,汪义诚译:《布哈林无政府主义的神话》,《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7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1—264页。)应该说,这种学术成果的引介及其理论观点对既有历史所抱持的重审态度,不仅暗合了拨乱反正时期“重评”史学的政治与文化诉求,而且是对当时国外学术界试图重新解释和评估苏联历史与国际共运史之思潮的呼应。这种学术倾向不能不对中国史学界自身的拨乱反正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同样备受重视。发表的相关文章有中山大学写作组《太平天国反孔与曾国藩尊孔的斗争》(《中山大学学报》1974年第1期),徐川一等《论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74年第1期),范勤《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反孔”和“尊孔”的斗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3年第1期),史劲《太平天国革命的反孔斗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74年第1期),石声《太平天国时期反孔尊孔言论选编》(《开封师院学报》1974年第3期),温敬蔼等《革命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山东师院》1975年第2期),以及裘成源等《略论太平天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地主阶级实行的革命专政》(《浙江师院》1975年第2期),等等。

就历史研究所必须遵奉的客观性原则而言,这种评价历史的取向从内在的学术肌理上巩固了系统构建国际无政府主义史知识体系的努力,进一步厘清了无政府主义的基本概念及其历史源流,从而积极影响了邻近历史学科相关问题的拨乱反正进程,尤其为学术界重新认识和评价无政府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知识性前提与方法论基础。

在思想人物方面,有“反孔”思想、被列为“法家”人物的思想家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青睐,而一些尊孔尊儒的思想家则受到严厉批判。张磊撰文认为,魏源是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代表人物、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和爱国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是他思想的精华所在;批判和变革的社会观念成为贯穿其思想活动的主要积极内容之一;进化发展的社会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倾向的认识论,是其哲学思想中的优秀部分,而且成为他的进步社会思想的理论基础[6]。刘心予撰文认为,魏源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派[7]。张宪瑞、吴雁南撰文认为,洪秀全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是近代中国讨孔运动的先驱。他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伟大革命运动,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讨孔运动。他把讨孔斗争同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结合起来,同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使得这次革命运动对封建制度的基础受到了打击[8]。

范勤认为,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英雄向“孔家店”发出了破晓的第一枪。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在与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进行英勇顽强斗争的同时,也把革命矛头指向孔子,指向“孔孟之道”,从南到北到处烧毁孔庙,砸烂孔子牌位,焚禁“孔孟妖书”,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封建“圣道”进行猛烈的冲击。可以说,太平天国革命是从革孔子的命开始的。实行这第一个革命行动,是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太平天国的伟大领袖洪秀全[9]必发365手机登录,。

受到国际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二分法”的启发,拨乱反正时期的历史研究者普遍认为,批判无政府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必要性,“但是,在进行这一批判时,没有必要否认它在历史上起过任何一点积极作用。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进行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分析”
(李华兴:《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复合体——蔡元培政治思想初探》,《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因此,学术界在研究和评价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史时,也主张应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区划为前后两个不同时代,认为不能否认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在特定时代环境和具体历史语境下所具有的积极性,这成为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共识。

与洪秀全形成对照,曾国藩被作为近代中国尊孔复辟的开山祖而受到批判。施达青认为,曾国藩是一个适应国内外反动势力需要而出现的政治骗子,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和卖国贼,是其后一切独夫民贼顶礼膜拜的对象,是近代尊孔反革命,崇洋媚外的黑样板[10]。这类文章还有裴世柏《尊孔卖国的刽子手——曾国藩》(《厦门大学学报》1975年第1期),以及董万仑《从曾国藩的“人治论”看儒家思想的反动性》(《延边大学学报》1974年第1期),等等。

研究者普遍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广泛而深入地传播至中国前,无政府主义强烈反抗清政府,反对以封建文化和封建伦理道德为精神载体的专制主义;鼓动革命党人从事暗杀活动,这种“勇敢和牺牲的精神产生了激发革命情绪的积极作用”,“不应脱离历史条件去苛求他们”
(沈骏:《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初探》,《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很多无政府主义者拥护并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封建主义的覆亡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很多无政府主义团体还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做了部分介绍和宣传,并不完全敌视马克思主义。因此,如果考虑到当时中国面临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无产阶级又尚未登上历史舞台等形势,“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与当时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最近目标上存在着某种一致性”
(陈漱渝:《再谈〈天义报〉上署名“独应”的文章》,《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契合中国革命的历史潮流,“在这种情况下衡量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必须以此作标准”
(沈骏:《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初探》,《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有研究者据此进一步主张,对于在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而深入地得到传播后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之影响,也应奉持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则,认为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诉求和特征逐步增强,但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在一般宣传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和政府时,曾揭露过北洋军阀的罪恶行径,提倡留法勤工俭学和工读主义,强调青年学生要“工”“学”结合,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严复前期思想的各个方面,如进化论历史观、自然观、“废科举兴学校”主张、“尊今叛古”思想等都有人进行研究[11]。同时,也有文章讨论了严复前后期的思想演变。有的撰文指出,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在政治上从进步到保守乃至反动的倒退,在思想上从尊法反儒到尊儒反法的蜕变,从一个方面生动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特点[12]。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时期、反袁斗争时期的思想及前后思想演变也受到了重视。汤志钧撰文认为,《致伯中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章太炎在宋教仁被刺后的政治态度,有助于我们对反袁斗争时期章太炎的政治态度的认识;《訄书》是章太炎政治论文的一部重要结集,它始撰于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到1914年改为《检论》,从《訄书》到《检论》的修订,可以看出章太炎从尊法反孔到尊孔读经转变的一些迹象[13]。

同时,研究者还初步意识到无政府主义信仰者这一群体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主张从其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动机、立场、效果和最终归宿等方面“区别两种不同的信仰者”:一种是诸如吴稚晖、刘师培等所谓“反动政客”“投机分子”;另一种是蔡元培和施洋等一批满怀反帝反封建真诚愿望的仁人志士和青年学生。而后者又可划分为两类:蔡元培等人终生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虽成为民主革命家,但始终未能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以施洋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则逐步认识并皈依“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甚至牺牲。
(李华兴:《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复合体——蔡元培政治思想初探》,《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但也有学者认为,即便是吴稚晖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需要更为仔细地加以研究和评量,他在创办和主持《新世纪》周刊期间,在政治上主张废除一切强权(尤其是清政府这样的皇权统治),在经济上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并提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目标,虽然此后他的无政府主义信仰逐步动摇,并最终加入国民党集团,但“对于他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抨击满清政府方面所起的进步作用,应予肯定。目前,学术界有的同志认为,吴稚晖宣传无政府主义伊始,就是打着无政府主义的幌子,招摇撞骗……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从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到资产阶级政客并不具有必然性”
(李瑗、胡长水:《从无政府主义者到资产阶级政客的吴稚晖》,《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

三、中国近代思想研究的恢复和发展(1976—1989)

由上可见,对无政府主义二重性的普遍认识成为重评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学术关键点,有力地反击了极左历史学全盘否定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极端取向,营造出一种较为宽容的思想气氛。研究者以此方法论作为审视和理解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的基本依据,一批以往研究未曾涉猎或研究较弱却更富有学术内涵和历史特色的课题得到深入挖掘与积极评判,如着重解析了江亢虎无政府主义思想与一般无政府主义主张之间的歧异性,认为他在否定“官僚政治”或“强权政治”的同时主张大力发展“人民政治”或“自治政治”,在反对暗杀和暴动等破坏性手段的同时主张以普及教育、破除世袭遗产制和消灭雇佣劳动等途径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这种二重性特点决定了他所领导的中国社会党以袁世凯称帝为界,前期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作用,后期则蜕化为巩固袁世凯专制统治的御用工具
(曾业英:《民元前后的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而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则格外关注农民的弱势地位和土地问题,强烈抨击封建专制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主张“没豪富之土地为国民所共有”,号召农民打破既有的政治权威和经济秩序,但其本质是中国农业小生产者的极端狂热性与保守倒退性、原始共产主义的“大道为公”与利己主义心态、鼓吹农民革命与社会改良主义等因素的奇异结合
(吴雁南:《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由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主办和控制的《闽星》半周刊,从创办伊始便成为闽南地区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宣传阵地,但许多编辑和投稿者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与陈炯明并不完全相同,很多人“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因此大量刊登了宣传十月革命、赞扬苏俄制度和介绍劳工运动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潮流”
(黄志仁:《五四时期漳州出版的〈闽星〉半周刊》,《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3期。);等等。这些内容不仅填补了诸多学术空白,扩大了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史的研究领地,而且强化了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中的“重评”思潮,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下达到了较好的学术水准。这种学术性的获得是研究者在质疑或减弱对无政府主义的政治预设的前提下,对这些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和报刊之历史文本进行深入解读与阐释的结果,从而加强了对历史复杂性和多维性的感悟与洞识,这对重建历史学科的科学性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1976年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知识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随之进入恢复与发展的新时期。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热”中,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耿云志的《胡适研究论稿》,黎澍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王元化倡导的“新启蒙”等,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入与开拓,学者们冲破“左”倾思想的影响与教条主义的束缚,并纠正了局限于革命话语与阶级定性的简单化倾向,在继续以革命与进步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框架,继续从政治革命立场及反帝、反封建视角评判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文化运动与思想人物的同时,自1980年代以后,学者们又开始尝试从思想启蒙的角度、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解读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文化运动与思想人物,如龚书铎提出了“戊戌新文化运动”的概念,提出了“辛亥革命无疑是一次政治革命,但同时也是一次文化革命”的观点;梁启超、鲁迅、陈独秀等思想家的中西文化观、文化哲学纷纷成了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对于过去“立足于批”的洋务思想、立宪思想、改良思想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思想人物给予了一些新的评价。以往被视为研究禁区的领域,在1980年代成了学术新的生长空间,如耿云志、易竹贤等对胡适的研究,方克立、郭齐勇等对现代新儒学和梁漱溟的研究,钱理群、舒芜对周作人的研究,都具有引领学术风尚的开拓性意义。

而这种学科重建意识又通过研究者积极校正历史学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研究偏向,并提出更为全面的研究准则而得到再度强化。有学者认为,光复会重要文献《龙华会章程》的“土地公有”主张与三民主义的“土地国有”政策存在根本不同,其基本思想来源于同盟会内部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因此在理解和评价这一主张时,“不要将它与无政府主义的整个主张分割开来”,“也不能离开产生它的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基本思想和活动”,这一主张以“无政府”为前提,将一些毫不相容的思想混杂在一起,严重脱离了当时的现实社会关系,极大地限制了其传布范围和实际影响,因此近年来出版的几本中国近代史著作认为这一主张曾得到江浙皖一带人民群众特别是会党的欢迎,从而大大促进了光复会发展的看法缺乏历史依据,“历史研究应该严肃地根据史实来立论”
(杨天石、王学庄:《〈龙华会章程〉探微》,《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还有学者在批判陶成章以无政府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对抗三民主义的同时,主张更为平和地评判其历史功过,但学界在评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时,“往往习惯于以孙中山划线,以孙中山之是非为是非,以兴中会——同盟会作为正统。这种一个领袖、一个中心的历史研究方法是否可取?”孙中山诚然无愧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但他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问题上都是正确的。在同一政治阵营中,对自己的领袖表述不同的政见,是古往今来的普遍现象。我们决不能简单地指称对孙中山和旧三民主义持有异议的陶成章等为异端邪说,给他们戴上极端分裂主义或地主阶级反满派的帽子”
(唐文权:《陶成章略论》,《江汉论坛》1981年第2期。)。可见,这些学术思想自觉地反思以往不健康的历史研究取向,意在重建历史学科的基本治学规范:“实事求是,是历史科学的生命力所在”,“黑格尔说:‘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正当的要求,即对于一种历史,不论它的题材是什么,都应该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不要把它作为工具去达到任何特殊的利益和目的’”,“这段话,值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深思”
(李华兴:《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复合体——蔡元培政治思想初探》,《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

坚持以历史唯物史观为指导,是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特征之一。而贯彻历史唯物论的重要要求,是尊重史实,实事求是。与此相适应,大量近代思想史资料得以整理和出版。例如,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资料简编》五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1983年出版),高军等《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986年出版),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陆续出版),以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等。专题性质的资料集,有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党校系统内部参考1987年印行),刘健清《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1984年印行),以及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等。出版的个人文集类主要有《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出使英法意比利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庸庵全集》、《庸庵文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郑观应集》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987年版),《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康有为论证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孙中山全集》全11卷(中华书局1981—1986年出版),《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秋瑾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朱执信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蔡元培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中、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1984年版),《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瞿秋白文集》(人民出版社1987—1998年间相继出版)等。

这种以重申和强调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史学理念,必然对作为历史研究根柢的史料积累和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也由于推进对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批判和“重评”思潮需要更多新史料的介入与支持,从而带动了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史料的整理工作,代表性成果是1981年出版的两本无政府主义史资料汇编集,其指导思想和体例编排鲜明地彰显了新的历史认知态度与历史叙事框架。由辽宁大学哲学系整理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最主要特征就是力求全面完整,摈弃以往资料集只收正面人物而弃所谓“负面人物”的极左倾向,不仅收录当时的正面人物的正面文章,更本着“不因人废言的精神”,将“当时属于反面人物的反动文章”以及“当时虽属于正面人物,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政治上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的相关历史文献亦纳入其间
(钟离蒙等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1册,1981年,“前言”页。)。该资料汇编的第一集第四册《无政府主义批判》虽然意在重点收录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性文献,但也以超半数篇幅收录了区声白、师复、黄凌霜等一大批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文献,以及对中国无政府主义影响最大的克鲁泡特金的若干篇经典著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则着重收集了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团体和中国社会党的一些活动情况及北洋政府的态度等相关史料,其指导思想鲜明地体现了对无政府主义内部多重历史元素之间关系的清醒认识:“因为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所以将它们汇编为一个专题,以便史学工作者研究参考。”(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编辑说明”页。)显然,“尊重资料的历史性是历史研究的本质所在”(〔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2页。),史料建设的重新启动及其取得的积极进展,既是历史学科重建意识富有逻辑的学术成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巩固和加强了实事求是的研究理念,成为拨乱反正时期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积极成果之一。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学术队伍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梁漱溟、冯友兰、侯外庐、蔡尚思、冯契等老一辈学者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行着各自总结性的工作。侯外庐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中唯一做思想史的,由他主编,张岂之、林英、黄宣民、卢钟锋、樊克政、何兆武、殷瑞渊参与编著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虽以“哲学史”命名,却是1976年后首部有关近代思想史通论性质的著作,论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哲学与社会思潮,包括鸦片战争时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思潮、1860—1890年代初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维新思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该书在内容上,可与论述清朝末叶至民国初期的启蒙思想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互为补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也以“哲学史”命名,但思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所占分量很大。对此,冯友兰在《自序》中有过说明:“这一册《新编》看起来好像是一部政治社会思想史,这种情况是有的,但这不是由于我的作风改变,而是由于时代不同了。”“在这个时候,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参加这个斗争。每一个大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社会活动家,他们都是一派政治社会活动领袖,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就是这个时代思潮的中心。要想在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之外另找一个纯哲学的中心问题,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该书以对洪秀全、曾国藩的评价最为引人注目,《自序》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全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它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大贡献”[14]。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是作者继《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是首部将近代中国百余年哲学发展作为一个逻辑体系考察的著作,分为中国近代哲学的前驱(龚自珍、魏源、洪秀全、洪仁玕)、哲学革命的进化论阶段(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孙中山)、新旧思潮之激战和哲学革命开始进入唯物辨证法阶段(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瞿秋白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专业哲学家的贡献(李达、艾思奇、熊十力、朱光潜、金岳霖、冯友兰、毛泽东)等四章。蔡尚思《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分通论与专论两大类,共收入作者从1930年代以来的66篇论文,计40余万言。通论部分10篇,强调学术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百家争鸣,并论述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点与方法,以及中国文化应走的道路等问题。专论部分,除少量文章是论述近代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外,主要是评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著名人物及其著作,涉及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宋恕、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王国维等多位思想家。由于所收论文跨越了不同时期,留下了不同时代的烙印。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初步构建出从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直至二三十年代趋于分化瓦解的发展脉络和历史图景,虽然在具体的历史分期方面没有取得共识,但对无政府主义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内容演进、时代特征和不同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等方面的概述则各有千秋,显示了学界在该问题探讨上的活跃程度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李光一:《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破产》,《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汤庭芬:《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派别及其分化》,《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孙茂生:《中国无政府派的政治思想》,《求是学刊》1981年第4期;等等。)。这种史学体系的不断完善,推使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中国无政府主义与欧洲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并概括出其特有的本土性特征,如因理论知识贫乏而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将西方无政府主义理论与中国老庄虚无主义思想和佛教出世主义杂糅混居、在一定历史语境下所具有的进步性与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渐趋反动的二重性并存、存在时间过短而始终未能建立一体化政党等。可见,对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历时性研究不仅具有较好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本土意识,为此后更为深入地探究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历史谱系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

一大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成长起来的出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年学者,如陈旭麓、李泽厚、王元化、金冲及、彭明、李侃、龚书铎、丁守和、吴雁南、张岂之、李文海、耿云志、朱维铮、姜义华、冯天瑜等成了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中坚,在当时整个学术界、文化界和思想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李泽厚,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还是在1980年代以“文化热”为形式的启蒙思潮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先是结集出版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论集对近代中国自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时期各主要思潮和重要思想人物如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鲁迅等作了系统论述和细致分析。首篇《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从思想角度剖析,太平天国为何“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指出农民革命战争诸多规律性现象。其后数篇乃对戊戌变法维新思想和人物的详尽分疏,于康有为大同思想和托古改制策略,评价甚高。此外,对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特殊地位,章太炎民粹主义的突出思想特征,19世纪初知识者由爱国而革命的心路历程以及梁启超、王国维等的独特意义,都或详或略予以点明和论述。不久,他又出版了《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共收论文8篇,开篇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作为解释中国近现代史思想史上许多错综复杂现象的基本线索,在学术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接着,以数十年的新文学历程、哲学上“现代新儒家”、“三次学术讨论”等论题,简明而深入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诸多重要方面和问题,或明或暗地显现了19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身影、悲欢和坎坷命运。还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结合“青年毛泽东”,勾划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阐释了由民粹主义、道德主义的入侵马克思主义,迷信战争经验等等,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

总的来看,研究者在严格限定具体历史情境的前提下,对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做了一定程度的积极评价,肯定其在推动中国革命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主导形态。同时,拨乱反正时期的研究者既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历史脉络的构建,又关注无政府主义各流派之间思想与主张的差异性,表明研究者既关注历史内容的普遍性又关注其特殊性。坚持个别研究和对于历史的普遍理解并举,尽量达致对全部历史的客观洞识,是此时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一大优势和特色。

1976年到1980年代末,多本中国近代思想史通史性质的教材、著作相继出版。此类著作多以“政治思想史”命名,时间上以1840—1919年为上、下限的叫“近代政治思想史”,以1919—1949年为上、下限的叫“现代政治思想史”。随着一批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教材的出版,学者们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意识有所增强,并围绕如何推进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与基本框架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诸庆清提出,政治思想史有自己相对独立的领域和范围,不能凡与政治有牵连的统统都列入。严格来讲,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任务在考察关于国家政权问题的各种理论观点的矛盾和冲突、发展和演变。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观,包括反对以儒家天命论为根据的君权神授说、反对维护专制宗法统治的纲常伦理观念、反对压制和摧残人性的封建道德论,是政治思想领域斗争的最突出主题。据此可以确定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考察的中心问题,是社会主义开始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产生、形成、发展及其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过程,也就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两种国家观的斗争过程[15]。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阶级、政党、团体及其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建国问题,各种建国纲领和方针的提出及它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基本内容。该书从而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三种建国理论与主张的相互关系与斗争为基本线索,系统论述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主要政派及其政治思想。金冲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应该在四个方面加以突破:1.把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重点来研究。2.在时间上应该重点研究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的20多年,因为这20多年是思想浪潮汹涌澎拜的时期。3.要深入探索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关系。4.要研究西方近代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各种重要流派,特别是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思想流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还要着重研究日本近代思想界对中国的影响,因为当时的日本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16]。蔡尚思在《和青年谈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一文中提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必须上通鸦片战争以前的思想史,下通五四运动以后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思想,内通同时代的中国近代个思想家之间的正反关系,外通西方的思想;必须注意争论不休的许多重大问题,注意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向前发展及后来居上[17]。

通过对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史的深入研析和重新评价,以往被“左”的意识形态及其制导下的历史话语体系所故意遮蔽或掩盖的部分历史事实由此突破文化屏障,渐次被纳入正在形成中的新史学体系,其间尤其凸显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基本史实,即在20世纪初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想派别中,无政府主义是第一显学,在中国流行较早、较广且一度占据优势。无政府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之间复杂而紧密关系的再发现和再论证,实际上发掘并建构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前史的基本内容,有利于研究者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多重思想源流,从而推动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进程中无政府主义史的重新研究与评价。

在近代思潮研究方面,1976年到1980年代末,一方面是在恢复1966年前建立起来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回归学术研究,基本结构还是政治思想史,基本线索还是以进步思潮为主依次论述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的社会改革思想﹑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清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但去掉了政治性的标签与教条式的语言;另一方面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导下,在学术观点等方面实现了较大的创新,如对洋务思想、立宪思想的认识有了较大调整,尤其是以前很少涉及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间派别的思想开始为学者所关注,思想进程研究全面展开。

在思想人物研究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在之前被批判、被完全或基本否定的人物,如中共党史上的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洋务运动时期的曾国藩、李鸿章,五四时期的胡适、梁漱溟,得到了较为全面、实事求是的重新认识,体现了学术上的拨乱反正;二是强调把对思想家的认识建立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思想家文集与其他史料纷纷得以出版;三是思想人物的研究内容得到了拓展,不再局限于其政治思想,还注意到他们的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经济思想、人生观等各个方面,其中与1980年代的“文化热”相适应,思想家的文化观格外受到重视;四是对人物评价避免简单的定性,而是注意以发展的、多元的、多把尺子的综合衡量,如注意到刘师培“政治思想的三次重大变化”,注意公正评价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五是进入研究视野的思想人物有了显著增加,如鸦片战争时期的徐继畲、包世臣,洋务运动时期的刘锡鸿、张树声等过去未被注意的人物,都相继有人开展了研究。

四、中国近代思想研究逐步走向繁荣

自1990年代初至今,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逐步走向繁荣的时期。受一系列国内外政治事件和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进入1990年代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重心发生变化,从研究思想启蒙到研究保守主义,从研究思想家到研究学问家,从研究革命进步思想和运动到对革命进步思想和运动的反思与批判,即所谓反激进主义,并出现了一些学者所讲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兴起”的现象。与此同时,随着西方观念史、新文化史、社会史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兴趣和精力转到了观念史、新文化史、社会史与思想史视野下的新闻报刊史的研究上,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关于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在进入21世纪后也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相继发表了一大批讨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起点、历史分期、发展动力等问题的文章,在某些问题上学者们取得了一些共识。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在1990年代以后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因自然规律的作用,梁漱溟、冯友兰、侯外庐、蔡尚思、冯契等老一辈学者先后退出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队伍;陈旭麓、李泽厚、王元化等一批为1980年代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恢复和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学者,同样为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走向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陈旭麓、王元化等因积劳成疾,先后辞世,这无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健在的李泽厚等至今仍笔耕不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一批1980年代已崭露头角的出生于1940年代的学者以及比他们年轻10—20岁左右、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学者成了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趋向;一些以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近代哲学史和西方近代哲学史为专业的学者在这一时期也先后加入到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队伍行列,并以他们的跨学科优势,丰富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具体来说,在资料的整理方面,除文集、日记、年谱、学术史资料等各种文献,魏源、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漱溟等重要思想家的全集纷纷出版外,这一时期最值得关注的是文献资料的数字化,如“中国期刊网”、民国报刊数据库、民国文献数字化等项目的开发和建设,文献资料的数字化不仅为研究者利用资料与掌握研究动态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同时也引起了传统文献学的巨大变革,这一变革又对史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一,文献资料的普及化。对于历史研究而言,需要尽可能多的占有资料。传统时代,大量文献资料,特别是珍稀资料被少数个人和机构所垄断,绝大多数研究者无法接触,自然也无法进行相应研究,而进入资料数字化时代后,对于史学各个领域而言,新进入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同已有多年积累的研究者相比,其在文献占有的数量上几乎是相等的,文献资料占有对研究者的客观限制几乎消失。其二,史料的综合化与个性化。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新材料的发现是重要的学术突破口,在纸质文献资料时代,文献资料的查阅不仅需要耗费研究者大量心力,而且很难做文献资料的综合比对,而进入史料数字化时代后,研究者可以对特定主题和关键词在不同学科、类型的数据库之间高速高效地搜索相关文献资料,并对史料作分类整理和综合比对,形成综合的个性化专题文献资料体系。其三,解读的碎片化。传统时代的史学研究,研究者往往在史料固有的历史背景与语境中对其进行有序阅读。而在数字化时代,由于建立属于研究者的专题数据库成为可能,使得史料搜集向数据收集转化,史学研究更多从史料汇编开始进行,其史料阅读从有序阅读更多转向为无序阅读。另外,基于数据库搜索产生的资料往往会脱离其既有的历史背景和原有语境。此二者往往导致对史料“只见草茎,不见根须”的碎片化解读。其四,考证数字化。对史料进行考证,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在数字化时代,一方面,数据库全库检索本身就能成为考证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工具书被大量数字化,如辞典网络版的推出,《瀚堂典藏》数据库对中国传统小学工具及古代类书的数字化,以及新浪爱问、百度知道、雅虎知识堂、天涯问答等互动式知识平台的发展,使得很多问题的考证成为一种省时省力的技术性操作。

这一时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在通论性论著的撰写方面呈现出新的动向和特征:一是以“思想史”取代了以前的“政治思想史”;二是试图结合思想以外的一些变量和因素,从各个侧面对思想史进行描述。例如,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对近代思想史范畴的一系列观念、概念、思想、思潮的创生、演变、发展及其历史作用,分别作了认真的别开生面的考论,展现了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思潮的反应与理解。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关注的是晚清变法思想、康有为和章炳麟思想的研究。启良《20世纪中国思想史》(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从大历史和人性的角度重新审视20世纪的中国各种思想,提出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实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种思想并存、斗争、实践并发展、变化的历史。雷广臻《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对晚清洋务派、太平天国、维新派和梁启超的思想作了论述。郑大华先后出版了《晚清思想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民国思想家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民国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民国思想史论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等研究近代思想史的著作。其中,《晚清思想史》分六章分别考察了晚清思想的演变,与以往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或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或以各种思潮的衍化为主不同的是,该书将思潮史与思想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即以近代思潮的衍化脉络为经,以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为纬,经纬交织,一方面以思想家的思想来见证思潮的衍化,另一方面又以思潮的衍化来加深对思想家思想的解剖。在“结语”部分,该书用近6万字的篇幅对晚清留下的思想遗产作了认真疏理,认为晚清给后人留下了三个遗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强烈的“振兴中华”的使命感。这是其他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所没有的内容。《民国思想史论》涉及民国思想史的特点、西学在民国时期的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民国思想文化的影响、西化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论争、“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动、1930年代思想界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抗战时期的新儒家、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等问题。《民国思想史论续集》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五四”思想界的影响、“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九一八事变”与思想界的应对以及193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变化、苏联“一五计划”对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以及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之后,郑大华又撰写了《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该书2012年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分“理论与方法”、“热点与难点”、“交流与碰撞”和“回顾与展望”等六编,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些重大理论、方法和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见解,多有创新。

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思想史学科的不断发展,思想史学科建设也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葛兆光提出,思想史在研究“精英”与“经典”的同时,应关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关注下层民众的生活观念。这一主张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反响。此后,葛兆光又撰写多篇文章,重申其思想史研究应关注下层民众、研究“一般思想”的观点。他强调,新的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在知识史、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更不必画地为牢[18]。但与葛兆光不同,胡伟希认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仍应是“精英思想”,因为精英思想家的思想观念能够更准确、更有效地表达一般社会思想及其动向。而要探测一个历史时代的思想,无疑精英思想家的思想观念提供了可资研究的最好材料,而沉淀于社会习俗、礼仪等方面中的一般社会思想,由于其分散性和具有杂质,却难以典型地展现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风貌。他同时提出,思想史研究要特别注意的三个问题:首先,要区分思想史上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其次,是思想史研究的分层。再者,是思想史研究的方法问题。耿云志也认为,思想史包括近代思想史仍应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思想是应对时代挑战而产生的,能够对时代课题有深入思考并提出应对的主张,仍只有思想家能够胜任。但他同时又强调,我们在研究思想家的思想史时,必须注意思想家思想应对时代环境和人民生存状态的紧密关系、各家思想的内在连续性以及思想家思想与大众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19]。张宝明同样认为,思想史研究应注重精英思想的来龙去脉,其中包括个案、“文本”、群体等知识流向的考察和分析,而民众观念史无论如何也难以成为地道的思想史。因此,他明确反对将精英思想与民众思想的互动纳入思想史研究的领地,反对思想史学科盲目扩张边界,认为“无所不包的扩张其实正是自我消解的开始”,“对目前的思想史研究来说,确立自我边界比盲目扩张要紧迫的多”,只有如此,方能确立思想史学科的独立性和主体性[20]。罗志田强调了视角转换对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视角的转换常可以‘盘活’许多原来不为人所重视的史料,史学理解也就更进一层”,并主张运用社会视角来研究思想史,这样“思想史的研究就不仅要认真研读经典文本的内容,还要具体考察文本所在的语境以及文本和语境的互动,更要具体考察文本在其时代语境中起什么作用及其怎样起作用”[21]。郑大华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内容应由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如果说近代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那么,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各个时期人们围绕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其途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他尤其强调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要处理好三对关系,即思想家思想与人民大众思想的关系、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的关系[22]。在许苏民看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建设有三大问题需要解决,而在解决这三大问题时需要处理好九大关系。一是如何解决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属性问题。这就必须正确处理近代思想史与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三大关系,既要从各自特殊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来确定其严格的学科分野,又要兼顾其互动关系。二是如何解决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确立价值中立原则的问题,正确处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思想史与社会演进史三大关系,把历史分析与价值分析建立在价值中立的逻辑分析的基础上。三是如何解决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体现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问题,合理解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与现代三大关系,从不同思想流派中吸纳一切合乎中国当代时代精神的合理思想因素。唯有如此,思想史才能成为“在她的高贵的女主人的面前擎着火炬”的“侍女”,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一门学问[23]。

在思想进程研究方面,在1980年代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果。学者们或从宏阔的视野出发,对思想进程展开新的研究,如对洋务思想,涉及了鸦片战争前后洋务思想的萌芽、甲午战争后洋务思想的发展、反洋务思想等领域;或从新的角度分析、评论近代思想进程,如从近代社会转型、近代思想转型和近代学术转型的角度来讨论经世思潮的发展及影响,重新评价清末的立宪和革命思想;或从史实考订入手,对一些思想史上的文化事件进行考订、厘清,如有的学者对是否真发生过作为戊戌思潮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公车上书”提出了质疑,并引发了热烈讨论;或根据从时代发展获得的灵感对近代思想进程作出多元解读,全新阐释,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原因、发展进程以及历史意义的多重解读。

思想人物的思想研究是思想史研究的永恒主题。许多近代思想史著作大多是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线来架构的。随着思想史研究的深入,自1990年代初以来,学术界对思想家思想的研究仍然是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并有了长足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思想家的选择上,研究者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已改变了1980年代研究一些主要或所谓进步的思想家,而对许多次要或所谓反面的人物关注不够的倾向。许多过去没有或少有人关注的思想家,尤其是比较温和的和保守型的思想家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取得了显著成果。第二,对过去研究较多的思想家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思想家的思想是多方面的,除了对学术、政治、文化有自己的见解外,其对生活、交友、接人待物、家庭婚恋等也有自己的认知,这些认知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思潮研究的异军突起,蔚成风尚,近代思想史著作越来越多地以社会思潮为主线。与此同时,一些重要思潮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三民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现代新儒学、民族复兴等各种思潮,都有大量的成果出版或发表。思潮是某一时期具有群体特性的思想倾向,反映了该时期普遍的民众心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以思潮史构架近代思想史无疑具有突破性的意义。随着研究的发展,思潮史研究也由宏观研究向更为具体的专题研究拓展,这为我们更好地把握近代中国思想史衍化的轨迹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可以说,思潮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并取得丰硕成果,是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走向繁荣的标志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以近代史上的一种或几种思潮为主题连续召开了几届国际性或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这包括“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2006年,北京、山东烟台)、“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2007年,山东聊城),“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2010年,河南洛阳),“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与实践”,会议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大力支持,他们积极提交会议论文,在会上畅所欲言;会后主办方将会议论文整理成册出版,成为思潮史研究的重要成果[24]。会议还带动了学术界对这些思潮的关注,发表了一批有较高学术质量的文章。无疑,这种有组织的对某一有重大影响的思潮史的专题讨论推进了思潮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逐步走向繁荣的又一标志是,随着学术研究与学科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深入发展,学术界在进一步深化原有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的同时,思想史研究者开始逐步深入思想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聚焦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历史图景。具体而言,在观念史、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以及报刊史等五个研究领域取得的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内涵,也拓展出研究领域的诸多新议题与新理念。第一,在观念史研究方面,先后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科学”、“国民”、“公民”、“个人”、“社会”、“革命”等中国近代新名词、新词汇的成果。第二,在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方面,学术界改变了过去的那种非新即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开始关注“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社会与思想的复杂关系,并通过对新旧变迁的社会格局当中“权势转移”的讨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机联系在一起。耿云志主编《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是这一时期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的标志性成果。第三,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方面,除关注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外,这一时期学术界还特别重视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与此同时,其研究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伦理道德观念,而涉及生活趣味、朋友交际、家庭婚恋、情感心态、意志品质、价值抉择等方方面面,知识分子的形象栩栩如生。第四,在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方面,受新文化史研究理念的影响,从对象到方法,从视野到理念,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就是从研究社会上层的精英人物,到研究社会下层的普通百姓;从研究高大上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想,到研究下里巴人的民间文化和社会心态;从研究社会改良、革命和政权变更,到研究节庆仪式、公共空间以及庙会、医疗、身体、性别和物质文化。第五,在报刊史研究方面,在继续推进对《民报》、《新民丛报》、《新青年》、《独立评论》等报刊研究的同时,还开始了对《大公报》、《时务报》、《申报》、《益世报》、《观察》、《努力周报》、《改造》、《甲寅》、《太平洋杂志》、《现代评论》、《再生》、《时代公论》以及《今日报》等其他报刊的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表现了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及细化、分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更显示了当今学术界打通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努力及成效。

注释:

[1]
参见秦如藩《20世纪前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段云章《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阶级基础》(《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2]
参见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活动》(《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李时岳《孙中山的道路》(《史学季刊》1956年第2期)。

[3]
侯外庐.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同政治思想的关系[J].历史研究,1957.

[4] 郑鹤声.试论孙中山思想的发展道路[J].文史哲,1954.

[5] 孙克复,关捷.中国近代反孔与尊孔的斗争[J].辽宁大学学报,1973.

[6] 张磊.论魏源[J].中山大学学报,1975.

[7]
刘心予.魏源是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派[J].广东师院学报,1975.

[8]
张宪瑞,吴雁南.近代中国讨孔运动的先驱——洪秀全[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75.

[9]
范勤.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反孔”和“尊孔”的斗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3.

[10] 施达青.尊孔卖国的曾国藩[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4.

[11]
参见史全生《论严复的进化论历史观》(《南京大学学报》1975第2期),蔡少卿《民族发奋图强的警钟——读严复译述〈天演论〉》(《南京大学学报》1975第4期),西北农学院农艺系理论小组《从生物进化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兼评严复译〈天演论·察变〉》(《遗传学报》1975年第1期),《评严复的自然观》(《厦门大学学报》1975年第2期),师跖《严复“废科举兴学校”的革新主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4年第5期),何毓德《评严复的“尊今叛古”思想》(1975年2月7日《内蒙古日报》)。

[12]
福建师大中文系写作小组.论严复的思想演变及其历史教训[J].福建师大,1975.P1—2.

[13]
参见汤志钧、庄园禾《章太炎与反袁斗争——读〈致伯中书〉手迹》(《文物》1976年第9期),汤志钧《从〈訄书〉修订看章太炎的思想演变》(《文物》1975年第11期)、《〈訄书〉修订和尊法反儒——原刊本、手校本、手改本等研究》(《文物》1976年第1期)。

[1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5]
诸庆清.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问题[J].杭州师院学报,1985.P265―286.

[16]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P41—43.

[17]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18]
葛兆光.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考[J].江汉论坛,2003.葛兆光.回到历史场景:从宋人两个说法看哲学史与思想史之分野[J].河北学刊,2004.

[19]
耿云志.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3.

[20]
张宝明.重新改写还是重新打造——关于建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体系的思考[J].天津社会科学,2005

[21] 罗志田.史无定向:思想史的社会视角稗说[J].开放时代,2003.

[22]
郑大华.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N].光明日报,2005-01-25.

[23]
许苏明.“一位擎着火炬的侍女”——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建设中的三大问题与九大关系[J].南京大学学报,2005.

[24]
相关成果有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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