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5日是中国一代伟人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3月1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习近平强调,周恩来同志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曾在重庆长期工作和战斗,在重庆38个区县,只要一提到周恩来的名字,人们都能讲上一段段耳熟能详的周恩来热爱人民、关怀人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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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发365手机登录 1抗战期间,身在重庆的周恩来

育才学校 周恩来印记

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曾在重庆长期工作和战斗,在重庆38个区县,只要一提到周恩来的名字,人们都能讲上一段段耳熟能详的周恩来热爱人民、关怀人民的故事。

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为适应新的形势,同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设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中央与国民党就国共合作直接接触。

如今的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先生抗战时期在重庆创办的,当时周恩来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他对育才学校的师生关怀备至,对学校的工作鼎力支持。

育才学校 周恩来印记

1939年1月,南方局于重庆成立,从此担负起了维护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凝聚革命力量,实现党在抗战时期的政治路线的历史使命。

1940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周恩来将去育才学校参观,陶行知校长专程前往北温泉迎接并陪同他来到古圣寺,一起来的还有邓颖超、徐冰等几位同志。他们在学校住了一天一夜,居住在陶校长原来在荷花池边的一排三间土墙茅屋。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来到学校参观的喜讯给全校师生极大鼓舞,在全校师生举行的欢迎大会上,他作了意涵深刻的讲话,用老一辈革命家年轻时寻找真理的艰难历程来教育师生。讲话中他说很羡慕当时的学生,小小年纪就能受到革命教育,因此勉励学生们努力学习,追求革命真理。同学们把周恩来的教导记在本子上,记在心头。大家围着周恩来请他题词,他给每个同学题的是同一句话:“一代胜似一代”。他十分高兴地观看了同学们表演的节目,并和全校师生一起合影留念。

如今的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先生抗战时期在重庆创办的,当时周恩来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他对育才学校的师生关怀备至,对学校的工作鼎力支持。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虽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其政策的主导方面从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晚上,老师们和各组学生代表一起在茅屋里再一次听周恩来讲话,他深入浅出地为师生们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以及毛主席关于反对投降活动、打击国民党投降派的指示,讲了和反动派作斗争的方式方法,指出文艺应该表现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的内容,音乐、绘画、戏剧、文学都是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他还特别为师生介绍了大家都向往的解放区正在一天天发展壮大,革命烈火一定会燃遍全中国,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人民。大家听了非常高兴。他还十分关怀同学们的身体健康,捐款给学校为师生添置体育设备。周恩来殷切的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正在艰苦奋斗中的育才学校师生,增添了巨大的力量。

1940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周恩来将去育才学校参观,陶行知校长专程前往北温泉迎接并陪同他来到古圣寺,一起来的还有邓颖超、徐冰等几位同志。他们在学校住了一天一夜,居住在陶校长原来在荷花池边的一排三间土墙茅屋。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来到学校参观的喜讯给全校师生极大鼓舞,在全校师生举行的欢迎大会上,他作了意涵深刻的讲话,用老一辈革命家年轻时寻找真理的艰难历程来教育师生。讲话中他说很羡慕当时的学生,小小年纪就能受到革命教育,因此勉励学生们努力学习,追求革命真理。同学们把周恩来的教导记在本子上,记在心头。大家围着周恩来请他题词,他给每个同学题的是同一句话:“一代胜似一代”。他十分高兴地观看了同学们表演的节目,并和全校师生一起合影留念。

于是,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态度也由团结抗战转向“溶共、防共、限共、反共”,不断制造摩擦,一次次掀起反共高潮。特别是在国统区,国民党顽固派实行特务统治,军警特宪横行,肆意囚禁和杀害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进步群众,制造多起流血事件。

1940年12月26日,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举行音乐演奏会,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出席观看,参加这天演奏会的还有银行界、文化界的有关人士100余人。育才音乐组的26位同学由贺绿汀先生带领前来演出,陈贻鑫、郭惠英、刘幼雪3个同学表演钢琴弹奏,休息时陶校长在会上报告了创办育才的动机,贺绿汀报告了音乐组教学情况。在这次大会上演出的节目有齐唱、二部合唱、钢琴独奏、钢琴连弹,周恩来听后十分高兴,应陈贻鑫同学的请求在他的纪念册上题词:“为新中国培育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对年轻一代寄予极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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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这些行径,与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密不可分,国民党顽固派把政策的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主任、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刘志平介绍,这一阶段,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对日侵略采取的绥靖政策下,加之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

1942年的一天,周恩来要他的秘书袁超俊到育才学校挑选一批孩子带去延安学习,袁超俊这次带走了任必端等4名同学,此后还有许多育才师生陆续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工作。

晚上,老师们和各组学生代表一起在茅屋里再一次听周恩来讲话,他深入浅出地为师生们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以及毛主席关于反对投降活动、打击国民党投降派的指示,讲了和反动派作斗争的方式方法,指出文艺应该表现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的内容,音乐、绘画、戏剧、文学都是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他还特别为师生介绍了大家都向往的解放区正在一天天发展壮大,革命烈火一定会燃遍全中国,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人民。大家听了非常高兴。他还十分关怀同学们的身体健康,捐款给学校为师生添置体育设备。周恩来殷切的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正在艰苦奋斗中的育才学校师生,增添了巨大的力量。

面对复杂的局势,中共中央领导层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坚持“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1945年,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解放区输送大批革命青年,为此设立了一个转送站,地址就在重庆市中区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里面。有一批青年去湖北宣化店中原解放区李先念同志领导的一支新四军部队,其中就有育才同学王昶新、王绍全等人。这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发出“革命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中共南方局青委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办了一个“青年农村工作训练班”,由黎群负责,地址就在草街子回龙寺——黎群的意姐带领着育才文学组、社会科学组的50多名同学和10多名老师,在那里学习。这样使育才师生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受到了革命的良好教育。

1940年12月26日,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举行音乐演奏会,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出席观看,参加这天演奏会的还有银行界、文化界的有关人士100余人。育才音乐组的26位同学由贺绿汀先生带领前来演出,陈贻鑫、郭惠英、刘幼雪3个同学表演钢琴弹奏,休息时陶校长在会上报告了创办育才的动机,贺绿汀报告了音乐组教学情况。在这次大会上演出的节目有齐唱、二部合唱、钢琴独奏、钢琴连弹,周恩来听后十分高兴,应陈贻鑫同学的请求在他的纪念册上题词:“为新中国培育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对年轻一代寄予极大的希望。

1 以政治进攻手段 缝合国共合作裂痕

1946年春天,育才学校从草街子迁到红岩村,校舍利用距离八路军办事处约100步远的国民参政会留下的房子,大家来到了周恩来身边,就有更多的机会接受他和南方局的帮助和教诲。邓发、石西民、熊复、刘光等同志都先后应邀到学校作过报告,他们把当时革命的形势和斗争方向以及有关的方式方法及时告诉师生们。办事处举行周末晚会,经常邀请育才的同学们参加。1946年春节的联欢会上,育才的师生们又一次听到周恩来的讲话,他说:“目前正在商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我们代表团准备提议由你们的陶行知校长担任教育部长,你们赞成不赞成?”师生们热烈鼓掌,齐声欢呼:“赞成!赞成!”

1942年的一天,周恩来要他的秘书袁超俊到育才学校挑选一批孩子带去延安学习,袁超俊这次带走了任必端等4名同学,此后还有许多育才师生陆续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工作。

1940年12月25日,尽管中国狼烟四起,此时的重庆街头却一片祥和。

1946年5月,八路军办事处迁往南京,留下袁超俊办理遗留工作,袁超俊将办事处在红岩村的全部房屋、家具、图书,赠送给育才学校,育才的意姐代表学校接受了这些珍贵的物品。

1945年,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解放区输送大批革命青年,为此设立了一个转送站,地址就在重庆市中区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里面。有一批青年去湖北宣化店中原解放区李先念同志领导的一支新四军部队,其中就有育才同学王昶新、王绍全等人。这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发出“革命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中共南方局青委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办了一个“青年农村工作训练班”,由黎群负责,地址就在草街子回龙寺——黎群的意姐带领着育才文学组、社会科学组的50多名同学和10多名老师,在那里学习。这样使育才师生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受到了革命的良好教育。

但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却心急火燎,因为远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已被国民党8万大军团团围住。

1946年,蒋介石的特务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陶校长听说自己在黑名单中名列“探花”,他立即给育才师生们写信,大义凛然提议:“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号召一万人顶补。”从此陶校长更加争分夺秒地为革命工作,由于积劳成疾,劳累过度,7月25日,在上海突然患脑溢血。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当时已由重庆去上海,闻讯之后立即赶去看望,这时陶校长已经不能讲话了,周恩来悲痛不已,紧握着陶校长的手和他告别。

1946年春天,育才学校从草街子迁到红岩村,校舍利用距离八路军办事处约100步远的国民参政会留下的房子,大家来到了周恩来身边,就有更多的机会接受他和南方局的帮助和教诲。邓发、石西民、熊复、刘光等同志都先后应邀到学校作过报告,他们把当时革命的形势和斗争方向以及有关的方式方法及时告诉师生们。办事处举行周末晚会,经常邀请育才的同学们参加。1946年春节的联欢会上,育才的师生们又一次听到周恩来的讲话,他说:“目前正在商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我们代表团准备提议由你们的陶行知校长担任教育部长,你们赞成不赞成?”师生们热烈鼓掌,齐声欢呼:“赞成!赞成!”

就在此时,蒋介石却邀请4年前在“西安事变”中救了他一命的周恩来共进“圣诞晚餐”。

陶校长逝世后,延安、南京、上海、重庆等地都召开追悼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发来唁电。在延安举行的追悼大会上,高挂着毛泽东的亲笔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党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发表演说,高度评价陶校长光辉的一生,号召共产党人和解放区的教育界学习他的精神,为新中国的实现而努力斗争。

1946年5月,八路军办事处迁往南京,留下袁超俊办理遗留工作,袁超俊将办事处在红岩村的全部房屋、家具、图书,赠送给育才学校,育才的意姐代表学校接受了这些珍贵的物品。

周恩来刚刚落座,蒋介石似乎很重感情地说,“今天是4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约你见面谈谈国内和平与团结。”

更让人永世难忘的是,1949年的上半年,周恩来离开重庆已经3年,当他知道育才学校在重庆处境艰难,一直惦念着育才学校的师生,特地托专人从香港汇来800块银元,帮助育才学校师生们渡过难关。

1946年,蒋介石的特务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陶校长听说自己在黑名单中名列“探花”,他立即给育才师生们写信,大义凛然提议:“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号召一万人顶补。”从此陶校长更加争分夺秒地为革命工作,由于积劳成疾,劳累过度,7月25日,在上海突然患脑溢血。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当时已由重庆去上海,闻讯之后立即赶去看望,这时陶校长已经不能讲话了,周恩来悲痛不已,紧握着陶校长的手和他告别。

“和平与团结是众望所归,但国民党并不珍惜。”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内战迫在眉睫,要谈和平与团结,请解新四军之围。”

南开中学 周恩来足音

陶校长逝世后,延安、南京、上海、重庆等地都召开追悼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发来唁电。在延安举行的追悼大会上,高挂着毛泽东的亲笔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党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发表演说,高度评价陶校长光辉的一生,号召共产党人和解放区的教育界学习他的精神,为新中国的实现而努力斗争。

听周恩来提到新四军,蒋介石立即说,“你们新四军如果不按命令调动,冲突难以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然失败。”

南开中学是张伯苓1904年在天津创办的,周恩来1913年至1917年在南开中学上学。“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入华北,1935年,张伯苓先生委派喻传锎先生来重庆沙坪坝新建分校,起初校名“南渝中学”,1936年开始收学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南开学校被炸毁,于是中学部师生迁来重庆大后方,正式改名为“南开中学”。1938年底,周恩来肩负着国家民族重任,高举团结抗战大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重庆。为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青年投入抗战洪流,曾多次来到自己的母校——南开中学参观访问、讲演、座谈,有力地推动了南开中学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

更让人永世难忘的是,1949年的上半年,周恩来离开重庆已经3年,当他知道育才学校在重庆处境艰难,一直惦念着育才学校的师生,特地托专人从香港汇来800块银元,帮助育才学校师生们渡过难关。

周恩来说道,“我们的军队以打击日寇为己任,为维护国家团结作了很多让步。江南新四军正准备北移,国内压迫犹存,包围犹在,如何北移?”

1939年1月的一天,阳光和煦,微风拂面,南开中学的校园里鲜花盛开,芳香扑鼻。上午9点整,校门口数百名师生中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原来是周恩来同志应张伯苓先生和南开校友会的邀请,来到南开中学,给学校师生作报告。周恩来刚从汽车里走出来,立即受到师生们的夹道欢迎,在张伯苓先生陪同下,走向学校礼堂——午晴堂,这里早已坐满了参加报告会的学生和教师。周恩来英姿焕发,健步登上讲台,一时间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时张伯苓介绍说:“周校友奔走国事,卓著勋劳,为大家树立了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有这个难得的机会给大家讲话。”会场上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南开中学 周恩来足音

蒋介石说,“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一个月内,绝不进兵。”

周恩来神采奕奕站在讲台前面,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全会场,以洪亮的声音,十分谦逊而亲切地说:“我也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张校长是我的校长,在座的很多老师也是我的老师。能够回到母校与老师和同学见面,畅谈国家大事,感到十分高兴。”他的每一句话都能吸引大家,引起全会场师生会心的微笑。

南开中学是张伯苓1904年在天津创办的,周恩来1913年至1917年在南开中学上学。“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入华北,1935年,张伯苓先生委派喻传锎先生来重庆沙坪坝新建分校,起初校名“南渝中学”,1936年开始收学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南开学校被炸毁,于是中学部师生迁来重庆大后方,正式改名为“南开中学”。1938年底,周恩来肩负着国家民族重任,高举团结抗战大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重庆。为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青年投入抗战洪流,曾多次来到自己的母校——南开中学参观访问、讲演、座谈,有力地推动了南开中学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

晚宴看似融洽,但周恩来却透过表面的平静,感到江南新四军危在旦夕。他在当晚给中共中央的急电中认为:“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

周恩来接着很有风趣地讲道:“几年以前,要是我站在这儿,每一个同学都可以发一笔财——那时候,抓住了我,就可以得到几十万元的奖赏!”他的这几句话,立刻引起全会场师生们的哄堂大笑,并使大家在笑声中联想到很多问题:中国革命走过长期艰险曲折的道路,有多少人流血牺牲!周恩来满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接着说:“但是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畅谈国事,这说明形势变了,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了!??”他的讲话,语言是那样流畅,逻辑是那样严谨,以璀璨的思想光芒,触动每一个听众的心弦,真正使师生们耳目一新。

1939年1月的一天,阳光和煦,微风拂面,南开中学的校园里鲜花盛开,芳香扑鼻。上午9点整,校门口数百名师生中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原来是周恩来同志应张伯苓先生和南开校友会的邀请,来到南开中学,给学校师生作报告。周恩来刚从汽车里走出来,立即受到师生们的夹道欢迎,在张伯苓先生陪同下,走向学校礼堂——午晴堂,这里早已坐满了参加报告会的学生和教师。周恩来英姿焕发,健步登上讲台,一时间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时张伯苓介绍说:“周校友奔走国事,卓著勋劳,为大家树立了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有这个难得的机会给大家讲话。”会场上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果然,10天之后的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1940年冬,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日益暴露,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时周恩来又一次来到南开中学,在津南村23号楼上王端驯家中,对部分校友作了报告,以“抗战、团结、进步”为内容,分析了1940年的抗战形势,指出蒋介石控制下的雾重庆,反共顽固派正在分裂国共合作,散布投降空气。他例举了大量事实讲述了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并分析了取得这些胜利的主要原因:他们实行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三大政策,在敌军侧翼与后方作战灵活的战略战术??

周恩来神采奕奕站在讲台前面,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全会场,以洪亮的声音,十分谦逊而亲切地说:“我也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张校长是我的校长,在座的很多老师也是我的老师。能够回到母校与老师和同学见面,畅谈国家大事,感到十分高兴。”他的每一句话都能吸引大家,引起全会场师生会心的微笑。

当国民党发动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破坏团结抗战的局面时,南方局毅然站在国共斗争的最前沿,以斗争求团结,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系国共合作的局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说:“国民党一些亲日派、投降派,在日寇大举进攻我国的时候,我八路军、新四军的健儿,在前方浴血奋战,他们却在后方贪污腐化,巧取豪夺,大发国难之财,严重地影响着抗战事业,使大后方许多爱国志士和有志青年感到忧虑和烦闷,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投降、分裂和倒退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和世界形势不容许中国不团结、不进步、不抗日。”

周恩来接着很有风趣地讲道:“几年以前,要是我站在这儿,每一个同学都可以发一笔财——那时候,抓住了我,就可以得到几十万元的奖赏!”他的这几句话,立刻引起全会场师生们的哄堂大笑,并使大家在笑声中联想到很多问题:中国革命走过长期艰险曲折的道路,有多少人流血牺牲!周恩来满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接着说:“但是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畅谈国事,这说明形势变了,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了!??”他的讲话,语言是那样流畅,逻辑是那样严谨,以璀璨的思想光芒,触动每一个听众的心弦,真正使师生们耳目一新。

“皖南事变”后,中央一度认为“蒋介石似有与我党破裂的决心”,数电催促撤销各办事处、干部迅速撤退,并做出周恩来等领导人于最短期间内离渝的指示。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钱之光等南方局领导人认真研究目前的局势和肩负的任务后,断然决定:坚守重庆,尽可能争取时局的好转,并反复向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得到中央的同意后,坚守重庆。

最后,周恩来坚定地讲道:“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不可阻挡,抗日战争的抗毒素,不仅可以消除日寇的毒焰,而且也能够清洗我国的污泥浊水。只要我们全国人民一致努力,坚持抗战,就一定能够克服投降危机,取得抗战最后胜利。”

1940年冬,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日益暴露,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时周恩来又一次来到南开中学,在津南村23号楼上王端驯家中,对部分校友作了报告,以“抗战、团结、进步”为内容,分析了1940年的抗战形势,指出蒋介石控制下的雾重庆,反共顽固派正在分裂国共合作,散布投降空气。他例举了大量事实讲述了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并分析了取得这些胜利的主要原因:他们实行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三大政策,在敌军侧翼与后方作战灵活的战略战术??

紧接着,南方局在中央的领导下,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径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败,为了在中国大陆上作垂死挣扎和援救远伸南洋的孤军,4月,日本侵略者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国民党军队在这次战役里土崩瓦解,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分。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补充兵源,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战争准备,利用抗日为幌子,鼓吹“十万青年从军”。

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说:“国民党一些亲日派、投降派,在日寇大举进攻我国的时候,我八路军、新四军的健儿,在前方浴血奋战,他们却在后方贪污腐化,巧取豪夺,大发国难之财,严重地影响着抗战事业,使大后方许多爱国志士和有志青年感到忧虑和烦闷,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投降、分裂和倒退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和世界形势不容许中国不团结、不进步、不抗日。”

从1月12日开始,周恩来、叶剑英一连数天,向蒋介石等人进行紧急交涉,要求制止围攻新四军;17日,周恩来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和挽诗,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周恩来、叶剑英还布置军事组编印《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歼真相》传单,散发出去,使皖南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25日,周恩来将中央军委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交给张冲转蒋介石,严正声明:蒋如不实行这12条,就不恢复两党谈判。

周恩来针对这一形势,亲自来到南开中学,耐心细致地对张伯苓先生做了工作,揭穿了蒋介石假借抗战名义,欺骗青年学生,拼凑反革命武装力量的阴谋。张伯苓先生对师生们讲道:“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此系当时国民党招募十万青年从军的口号)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南开中学挽救了师生从军去充当炮灰事件。抗战时期,由于周恩来对南开中学的深切关怀,无数次来到学校,有时单独来,有时和邓颖超同志一起来,有时又到官井巷开校友会,给全校师生们以热情的教育和鼓励,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推动广大师生积极投入到抗日建国的伟大斗争中去,成效昭然。

最后,周恩来坚定地讲道:“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不可阻挡,抗日战争的抗毒素,不仅可以消除日寇的毒焰,而且也能够清洗我国的污泥浊水。只要我们全国人民一致努力,坚持抗战,就一定能够克服投降危机,取得抗战最后胜利。”

2月14日,周恩来会晤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向其提供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严正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熄火,日本南进。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中学根据重庆市中等学校统一命名,改称重庆市三中。1957年2月10日,周恩来访问亚非11国后归来,路过重庆,不顾旅途劳累,还来到南开中学视察。周总理视察的喜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校园。同学们成群结队地赶来,有些年纪较小的同学,突然见到周总理激动得不知所措,周总理见到他们这种状况,便指着一位魁梧的同志亲切而风趣地问:“同学们:他是哪一个?你们认识吗?”同学们一看,立即变得活跃起来,大家异口同声天真地喊道:“贺龙!贺龙!”周总理和贺龙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同学们也尽情地笑了。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败,为了在中国大陆上作垂死挣扎和援救远伸南洋的孤军,4月,日本侵略者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国民党军队在这次战役里土崩瓦解,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分。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补充兵源,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战争准备,利用抗日为幌子,鼓吹“十万青年从军”。

由于中共的正义立场得到国内外的广泛支持,国民党当局因此陷入空前的孤立。

这一天南开中学的师生特别高兴,周恩来总理也格外高兴。他像慈父般地向同学们问长问短,叮嘱大家说:“要好好学习,加强劳动观点,热爱祖国,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树立艰苦朴素的作风,准备做一个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和农民,做一个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新型知识分子。”最后他再三勉励学校负责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办好南开中学。”并鼓励同学们:“为革命而努力学好本事,勇挑革命重担!”

周恩来针对这一形势,亲自来到南开中学,耐心细致地对张伯苓先生做了工作,揭穿了蒋介石假借抗战名义,欺骗青年学生,拼凑反革命武装力量的阴谋。张伯苓先生对师生们讲道:“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此系当时国民党招募十万青年从军的口号)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南开中学挽救了师生从军去充当炮灰事件。抗战时期,由于周恩来对南开中学的深切关怀,无数次来到学校,有时单独来,有时和邓颖超同志一起来,有时又到官井巷开校友会,给全校师生们以热情的教育和鼓励,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推动广大师生积极投入到抗日建国的伟大斗争中去,成效昭然。

在南方局的政治攻势下,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3月6日,他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被迫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并两次约见周恩来表示缓和。南方局以政治进攻的手段缝合了国共合作中的裂痕。

周恩来题词 永远的激励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中学根据重庆市中等学校统一命名,改称重庆市三中。1957年2月10日,周恩来访问亚非11国后归来,路过重庆,不顾旅途劳累,还来到南开中学视察。周总理视察的喜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校园。同学们成群结队地赶来,有些年纪较小的同学,突然见到周总理激动得不知所措,周总理见到他们这种状况,便指着一位魁梧的同志亲切而风趣地问:“同学们:他是哪一个?你们认识吗?”同学们一看,立即变得活跃起来,大家异口同声天真地喊道:“贺龙!贺龙必发365手机登录,!”周总理和贺龙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同学们也尽情地笑了。

2 最大限度争取中间势力 开创统一战线新格局

周恩来在重庆留下过许多墨宝,经重庆文化人士打造,在校园、会议室、大川、名山、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形成一道文化风景线,使人们赏心悦目。抗战时期,周恩来给重庆合作五金厂和渝鑫钢铁厂的题词便是一例。

这一天南开中学的师生特别高兴,周恩来总理也格外高兴。他像慈父般地向同学们问长问短,叮嘱大家说:“要好好学习,加强劳动观点,热爱祖国,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树立艰苦朴素的作风,准备做一个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和农民,做一个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新型知识分子。”最后他再三勉励学校负责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办好南开中学。”并鼓励同学们:“为革命而努力学好本事,勇挑革命重担!”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夺取抗战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中国能否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解放出来,将决定于对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

1938年12月周恩来到达重庆之后,遵照毛泽东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指示,广泛接触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开展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工作。使他们进一步靠拢共产党,努力生产,支援抗战,和官僚资本作斗争,巩固和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党的影响更加广泛。

周恩来题词 永远的激励

抗日战争时期,从阶级或政治力量来讲,主要是两极,即国民党和共产党,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一个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其实,“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这就是中间势力”,刘志平介绍,抗战时期中间势力主要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各民主党派或政治团体、拥有武装力量的地方实力派、民族工商界、宗教界、少数民族、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他们是有相当影响的政治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记载,毛泽东曾说,“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推行片面抗战路线,沿海城市相继沦陷,许多民营工厂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历尽艰辛,搬到后方。到1939年1月,在重庆就有50多家内迁厂复工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抗战和后方民用。国民参政会为了了解内地新兴工业建设情况,由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于11月25日组织了部分驻渝参政员前往渝鑫钢铁厂、豫丰纱厂、植物油提炼轻油厂、大公铁厂、永利铁厂、达成炼糖厂、合作五金厂、新民机器厂、龙章造纸厂、顺昌机器厂、天原化工厂及裕华、渝新纱厂等工厂参观。

周恩来在重庆留下过许多墨宝,经重庆文化人士打造,在校园、会议室、大川、名山、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形成一道文化风景线,使人们赏心悦目。抗战时期,周恩来给重庆合作五金厂和渝鑫钢铁厂的题词便是一例。

南方局在周恩来领导下为完成这一“极严重的任务”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一次参观的参政员达50多人,中共参政员有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唐维华等同志。当他们来到合作五金厂,了解到该厂正在为抗战生产炸弹弹尾和引信,以及掷榴弹等军用产品,周恩来和董必武、邓颖超均极力称赞。他们到各车间仔细观看了工人的技术操作,高度评价了工人们团结合作、支援抗战的精神,这给予工人们巨大的鼓舞。他们还热情地为该厂题了词。

1938年12月周恩来到达重庆之后,遵照毛泽东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指示,广泛接触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开展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工作。使他们进一步靠拢共产党,努力生产,支援抗战,和官僚资本作斗争,巩固和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党的影响更加广泛。

抗战时期,中间党派均主张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

周恩来的题词是:“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推行片面抗战路线,沿海城市相继沦陷,许多民营工厂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历尽艰辛,搬到后方。到1939年1月,在重庆就有50多家内迁厂复工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抗战和后方民用。国民参政会为了了解内地新兴工业建设情况,由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于11月25日组织了部分驻渝参政员前往渝鑫钢铁厂、豫丰纱厂、植物油提炼轻油厂、大公铁厂、永利铁厂、达成炼糖厂、合作五金厂、新民机器厂、龙章造纸厂、顺昌机器厂、天原化工厂及裕华、渝新纱厂等工厂参观。

针对他们的政治倾向,周恩来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各党派的共同合作”,建议将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包容在内。

邓颖超的题词是:“合作奋斗,发扬生产”。董必武的题词是:“在极艰难的条件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

这一次参观的参政员达50多人,中共参政员有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唐维华等同志。当他们来到合作五金厂,了解到该厂正在为抗战生产炸弹弹尾和引信,以及掷榴弹等军用产品,周恩来和董必武、邓颖超均极力称赞。他们到各车间仔细观看了工人的技术操作,高度评价了工人们团结合作、支援抗战的精神,这给予工人们巨大的鼓舞。他们还热情地为该厂题了词。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残酷压迫中共的同时,也对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进行迫害,民主党派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同中共密切合作。本着“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的方针,南方局和周恩来大力支持并援助民主党派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和压制。1941年3月,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组为民主人士以个人身份入盟的中国民主同盟,并帮助其发展地区组织,使其政治影响日益增大。

这些题词明确地为民族工业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发展前途,给爱国的工商业者以极大的鼓励。该厂负责人胡厥文当时不在重庆,后来周恩来曾多次到沙坪坝土湾胡厥文家里看望、交谈,充分体现了他对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的关怀。

周恩来的题词是:“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

此外,南方局对国统区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也是争取中间势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更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准备向日寇妥协投降。1939年12月至1943年,接连掀起3次反共高潮。就在这一时期,周恩来一再强调和题词,争取抗战的胜利,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抗战到底,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他说:“我们的作战,只是人、财、粮、弹四个最低要求,只要有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就可以抗战到底。”“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策,民主和团结的力量,克服当前和即将来临的最大困难,击破敌人的封锁和分化”。“只要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周恩来一系列充满抗战必胜信念的讲话、题词、文章等,使重庆广大人民群众透过迷漫的浓雾,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极大地鼓舞了各族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1942年1月14日,为了深入了解大后方民营重工业的生产情况,周恩来和冯玉祥将军一起,亲自前往土湾渝鑫钢铁厂参观,参观后周恩来欣然为厂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周总理的题词,为重庆实现重工业大城吹响了前进的号角!

邓颖超的题词是:“合作奋斗,发扬生产”。董必武的题词是:“在极艰难的条件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王若飞等南方局领导人同民族资产阶级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经常接触,鼓励他们积极为争取抗战胜利多作贡献,引导他们放眼未来,对他们遭受四大家族的摧残状况深表关切。

那时在四川的民营工厂中,重工业只有29家。在冶金方面稍具规模的只有中国兴业公司的钢铁厂和渝鑫钢铁厂两家。渝鑫钢铁厂是“八?一三”后,由上海迁到汉口,1937年底,再由汉口迁到重庆来的。1938年7月开工到1942年1月,前后遭受到日本飞机的5次轰炸,厂房与工人宿舍先后中弹90多枚,损失惨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该厂坚持下来,迅速复工生产。从规模来看,渝鑫仅次于中国兴业的钢铁厂,但产品却超过中兴。每月可生产灰口铁140吨,生产铸钢、竹节钢、圆钢、方钢、地轴钢等100吨左右,此外每月还可生产1720度耐高热锻炼砖(可做坩锅、冶金炉、玻璃炉窖用)1500000坯。看到厂子如此情况,周恩来于是在题词中,高度赞扬渝鑫钢铁厂为支援前方抗战和发展我国民族工业所作出的贡献。这对爱国的工商业者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和赞扬,使工商业者鼓足干劲,努力生产,为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而努力奋斗。

这些题词明确地为民族工业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发展前途,给爱国的工商业者以极大的鼓励。该厂负责人胡厥文当时不在重庆,后来周恩来曾多次到沙坪坝土湾胡厥文家里看望、交谈,充分体现了他对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的关怀。

被誉为中国“猪鬃大王”的着名民族资本家古耕虞的后半生道路就此改变。他在回忆中说,这个变化“同周总理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周总理曾用唐人张九龄“一枝何足贵,怜是满园春”的诗句,开导古耕虞要有远见,应该爱怜祖国的春天,使其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

习总书记说得好:“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从1938年到1946年间,周恩来在重庆留下许多抗战和关爱人民的故事,如今在人们中间传为佳话,成为美谈。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更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准备向日寇妥协投降。1939年12月至1943年,接连掀起3次反共高潮。就在这一时期,周恩来一再强调和题词,争取抗战的胜利,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抗战到底,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他说:“我们的作战,只是人、财、粮、弹四个最低要求,只要有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就可以抗战到底。”“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策,民主和团结的力量,克服当前和即将来临的最大困难,击破敌人的封锁和分化”。“只要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周恩来一系列充满抗战必胜信念的讲话、题词、文章等,使重庆广大人民群众透过迷漫的浓雾,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极大地鼓舞了各族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1942年1月14日,为了深入了解大后方民营重工业的生产情况,周恩来和冯玉祥将军一起,亲自前往土湾渝鑫钢铁厂参观,参观后周恩来欣然为厂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周总理的题词,为重庆实现重工业大城吹响了前进的号角!

银行家宁芷村也说,周恩来曾亲赴他的寓所约请部分工商界人士谈话,指出当时国家需要解决的“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单纯是经济问题”,爱国工商业者的光明前途,就是不能再对蒋家王朝存有幻想,而应该投身到人民民主运动中去。这次谈话传播开去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南方局对民族工商界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使得后来一些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在重庆临近解放时,没有选择跟蒋介石到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原载:《中华魂》2018年第6期

那时在四川的民营工厂中,重工业只有29家。在冶金方面稍具规模的只有中国兴业公司的钢铁厂和渝鑫钢铁厂两家。渝鑫钢铁厂是“八?一三”后,由上海迁到汉口,1937年底,再由汉口迁到重庆来的。1938年7月开工到1942年1月,前后遭受到日本飞机的5次轰炸,厂房与工人宿舍先后中弹90多枚,损失惨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该厂坚持下来,迅速复工生产。从规模来看,渝鑫仅次于中国兴业的钢铁厂,但产品却超过中兴。每月可生产灰口铁140吨,生产铸钢、竹节钢、圆钢、方钢、地轴钢等100吨左右,此外每月还可生产1720度耐高热锻炼砖(可做坩锅、冶金炉、玻璃炉窖用)1500000坯。看到厂子如此情况,周恩来于是在题词中,高度赞扬渝鑫钢铁厂为支援前方抗战和发展我国民族工业所作出的贡献。这对爱国的工商业者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和赞扬,使工商业者鼓足干劲,努力生产,为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而努力奋斗。

南方局还通过《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和周恩来等的讲演,向民族资产阶级宣传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治主张。《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不仅宣传中共的财经政策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还表彰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精神,鼓励他们不断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习总书记说得好:“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从1938年到1946年间,周恩来在重庆留下许多抗战和关爱人民的故事,如今在人们中间传为佳话,成为美谈。

特别是周恩来1945年10月19日应西南实业协会之邀所作的《当前经济大势》的讲演,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的关键时刻,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对蒋介石集团极为不满,而又对共产党尚有疑虑的情况下,为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放弃对蒋介石集团的幻想,争取他们参加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

此外,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国民党顽固派,还在抗战初期,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即分别同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多次会晤,共商团结抗战大计,向他们讲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定他们的抗日信心,并应他们的要求派遣中共党员到其部队进行联络工作,还在各部架设电台,以便他们随时同中共直接联系。经过艰苦工作,促使西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逐步走向了人民阵营。

3 掀起进步文化运动 推进抗战和民主

“南方局的统一战线还包括团结广大爱国进步知识分子,在国统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进步文化运动,巩固和发展了文化统一战线。”刘志平介绍,文化工作是一项引领思想、凝聚人心的工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文化工作放在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文化运动的任务不仅是“对外宣传”,还要传播“革命的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

南方局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暨其后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为平台,团结进步人士,占领文化阵地,发展抗战进步文化,开创了国统区进步文化的新局面。他们还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为阵地,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方针政策,以笔为战戟,揭露批判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种种行径;以斗争求团结,巩固、维护并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0年12月6日,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马寅初,因不畏强权,敢怒敢言,刚直不阿,被蒋介石以“派马寅初赴前方战区研究经济”为名,命宪兵将其逮捕。

1942年8月,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及广大爱国人士的共同抗议和营救下,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马寅初,但将其软禁在歌乐山云顶寺主峰下的木鱼堡5号家中。

为将拖家带口的马寅初置于绝路,CC系(指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在国民党内的一股势力)头子陈立夫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方面命令重庆高校不准对他进行延聘,另一方面又密令《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国民党报纸不准刊登他的文章。

当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当即指示:“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有骨气,有正义感,我们必须给予支持。”他随即派出《新华日报》记者到马寅初家里访问,并把他的文章带回报社。周恩来亲自审阅后,认为不错,便通知《新华日报》编辑部将马老的文章全文发表,并给予高标准稿酬。

皖南事变后,为打破政治高压,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下,重庆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进步话剧创作演出活动——“雾季公演”,使大后方以话剧为主要形式的抗战戏剧达到鼎盛时期,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文艺运动在抗战文化中一枝独秀。

南方局还将目光投向未来,通过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等组织,动员进步大学生和青年科技工作者出国留学,为建设新中国储备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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