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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党史学的性质、体系、理论等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但进入90年代后就沉寂了。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近年来还发表了一些文章,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但还需要继续进行探讨。在这里,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

六、 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功能的研究

书 名:党史学基本问题研究

一、 关于中共党史学的性质

过去,一般只强调中共党史学科的政治功能,即总结历史经验,为当前工作服务,资政育人。但是,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中共党史学有两种功能。齐鹏飞认为:一方面,中共党史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借鉴功能、政治宣传功能、为现实服务的直接性的实用功能、教育功能、“求善”功能,具有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又具有学术功能、认识功能、为现实服务的间接性基础功能,具有学术价值。[i]杨凤城也认为:中共党史一方面是一门党性、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知识领域、学术领域,它本身就有存在的价值和文化学术功能”[ii]。我认为,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从领导者的角度讲,当然主要是强调它的政治功能;但作为学者,就必须同时重视它的两个方面的功能。如果不重视它的学术功能、认识功能、文化功能,研究就不容易深入,成果也往往缺乏长久保留价值。

作 者:欧阳淞

关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分歧。在1985年以前,中共党史一直是作为政治理论课开设的。1985年,高等学校的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只有各级党校和部分高校仍旧保留党史课。在此之后,一些党史学家明确提出中共党史不应属于政治学科,而是一门历史科学。这种认识,很快被党史界的大多数人所接受,只是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也有的认为它既属于历史学科,又具有政治学的色彩;有的仍认为它应属于政治学,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科学,或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科学。有的还认为它既非历史科学,也非政治科学,而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的甚至认为它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现实政治的一部分,等等。国家规定的学科分类,规定也不一样,国家标准局把中共党史放在历史学科,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中共党史
放在政治学中。那么,中共党史到底属于历史学,还是属于政治学,或别的什么学科呢?
我认为,中共党史学是一门历史学科,因为它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是历史,当然属于历史学。但是,它无疑又具有政治学的特点。张友渔等政治学家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所写的导言中说:“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政治学所研究的古今中外一切政治现象,都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把历史称为过去的政治,把今天的政治叫做未来的历史,因此政治学与历史学水乳交融。在政治学研究中,一方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一切政治现象都要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和分析;另一方面,政治学的一些研究领域,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如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政治发展史等。”[i]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关系一般来说尚且如此,历史学中与现实政治联系特别密切的中共党史,与政治学的关系就更是水乳交融,很难截然分开。可以说,中共党史学是一门带有政治学特点的历史学科,或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

七、 关于中共党史指导理论的研究

出 版 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既然如此,中共党史学就既具有历史学的特点,又具有一些政治学的特点。概括起来,可以将中共党史学的特点概括为“五性”,即历史性、科学性、政治性、理论性、现实性。

过去,主要强调中共党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现在,我们仍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对于怎么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
1989年,张静如、侯且岸在《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提出,除了唯物史观以外,指导中共党史研究的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二者不仅有指导关系,而且有包含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分层次的,除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外,还应该有低一层次的关于历史过程具体规律的理论,以解决类似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发展趋向以及评价历史事件、人物、群体的原则等等问题。[iii]
1995年,张静如在《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中,从五个方面,深入研究了如何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贯彻到党史学领域的问题: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的核心内容,应该注意如何使中共党史学主体部分的研究体系和研究重点体现这一核心内容,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衡量政党、集团和个人的历史作用,评判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应该明确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把对这种作用的描述和分析,贯串到中共党史研究中,并从现代化的角度评价重大历史事件的作用;三、应该重视中国近现代社会进化的过程,把进化过程看做社会变革的基础,并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另外,书中还论述了社会意识与党史学、个人和群众与党史学的关系。[iv]这本著作的出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1999年,张静如、张勇在《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中提出,为了更好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应该建立起一个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的基本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提出若干理论原则,并形成体系,用以指导具体研究。有了这样的中介理论体系,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特色就会凸现出来。[v]

出版时间:2014年1月

所谓历史性,就是它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过去的东西,和政治学及其他一些学科着重研究现实问题不一样。

张静如的上述思想,王炳林在《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阐发,并具体论述了怎么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指出应该把群众利益原则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使两个标准有机结合起来,共同作为中共党史研究体系的重要内容和评判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标准,这样会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本质的认识。[vi]
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理论以外,很多学者还指出中共党史研究应该大胆吸取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的正确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力争形成中共党史研究的专门理论。只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才能具体化,具有更强的指导性。

内容简介:

所谓科学性,是指它像其他历史学科一样,必须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可信,掺不得半点假。正如周恩来在谈到撰写文史资料时所说的,要“存真、求实”,“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科学性是中共党史的基础和生命,只有具有科学性的党史才是真正的党史。
所谓政治性,是指中共党史学与其他历史学科不一样,它是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服务的,与政治紧密联系,并受现实政治的制约。
所谓理论性,也是说它和其他的历史学科不一样,即它不仅要求史实的真实和准确,而且要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重点加以研究,理论性更强,在表述上更具有理论色彩。如果缺乏理论性,中共党史研究就不能深入,表述就容易平淡、沉闷、一般化,不能很好地起到启发、教育、借鉴的作用。
所谓现实性,也是说它不同于历史学的其他内容,大都已经成为过去,而是同现实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有的内容甚至仍然是现实问题,研究它的目的也主要是为现实工作服务,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正因为如此,有的著作非常强调这一点,甚至认为
“同现实社会联系密切是中共党史科学的首要特点”[ii]。
正因为中共党史学具有以上特点,所以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可以强调它的政治性,从政治方面进行研究;也可以强调它的科学性,从学术方面进行研究。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就形成了几种各具特点的中共党史学。
有的学者认为有两种中共党史学,即官方的中共党史学和学者的中共党史学。事实上有三种中共党史学,除了以上两种以外,还有一种民间的中共党史学。所谓官方的中共党史学,即按照官方的要求所作的研究和撰写的中共党史,它主要是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更强调中共党史学的政治性、服务性、教育性;所谓学者的中共党史学,即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和撰写的中共党史,它更多地是从客观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更强调科学性、真实性、学术性;所谓民间的中共党史学,即民间自由进行的研究和撰写的中共党史,它主要是从个人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更强调研究和言论的自由性。这三种中共党史学看起来确实是不一样的,并因目的和要求的不同,在很多方面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不管哪一种中共党史学,不管从哪个方面,根据什么目的进行研究,中共党史学本身的特性都是不能缺少的,也是无法回避的。例如中共党史学的科学性,不管哪一种中共党史都是应该具有的,离开了科学性,其他方面就站不住脚,就无从谈起,没有什么价值。其政治性也是不能回避的,不具有这种政治性,就具有另外的政治性,因为它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很多问题非常敏感,有的问题本身就是现实政治问题,因此不管从哪个方面写出来,都会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不是这样的政治影响,就是那样的政治影响。所以,不管哪一种中共党史学,不管从哪个方面进行研究,对于中共党史学的性质和特点,都是应该注意的。

八、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的研究

本书是党史学研究的新作和力作,包括七部分内容:把深化党史研究作为党史工作的第一任务,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借鉴问题,关于党史研究的布局和样式问题,关于党史研究的资料准备问题,关于党史研究的著述要领问题,关于党史研究成果的转化问题。本书有理论、有分析、有实例,对于全国党史研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专家、学者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二、 关于中共党史学的体系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论著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认为,根据不同的性质、作用、范围,党史学方法大体上可分为基本方法、具体方法、特殊方法三个层次。基本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具体方法是指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研究党史的各种具体方法;特殊方法是指仅仅适用于党史领域某些专门分支学科或某些领域的特殊方法,包括数学计量方法、统计方法、图表方法等。[vii]有的还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完整有序的、包括不同层次的方法论体系,这个体系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指导性方法;二是综合性方法;三是各种具体方法;四是技术性方法。[viii]

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主要有三种观点:

除传统的研究方法外,张静如提出研究方法应该多样化。1989年,他就提出应注意考察社会心理,运用全面的历史比较研究法、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考察法、历史的逆向考察法等等。[ix]1991年,他又提出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x]后来,他又提出可以从人类学、文化学角度进行研究,可以采用历史比较法、逆向考察法、系统方法、数量分析法,以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分层次研究法、纵横比较法、科学假设法、历史跟踪法、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考察方法等等。[xi]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从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研究领域、发掘史料、研究手段等等方面进行创新。[xii]中共党史研究今后要朝着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即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手段,都要符合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和需求;研究的内容要正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面貌;要面向社会,更好地发挥中共党史学的社会功能,为社会服务。[xiii]他提出的以社会史为基础研究中共党史,以及从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等主张,在中共党史学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还有的学者提出,应该采用系统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共党史,把中共党史放到中国社会国际社会的动态系统及大系统中去研究。[xiv]齐鹏飞认为,现在的中共党史研究是线性思维,存在静止化、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弊病。如运用非线性思维,即系统理论,就可以避免这种弊病,透视出线性思维下不能分析出的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互动以及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整体涌现性以及系统的多样性、多向性、多变性和非加和性、非一一对应性、非“非此即彼”性。因此,面向新世纪的中共党史学欲走出相对封闭的传统模式的束缚而谋求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目标,必须进行由线性思维向非线性思维的转换。[xv]
侯且岸提出,应该加强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历史文化取向。他认为,历史和文化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在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和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需要展示文化的存在,厘清中共党史与文化的理路,揭示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阐明中共党史与先进文化的关系。这样做,无疑将拓宽研究视角,扩大研究领域,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同时也将激活中共党史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联系,构筑新的学术基点,走向跨学科研究,与国际学术相联接。[xvi]

第一种观点是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iii]一书的体系,即着重论述中共党史的性质、特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理论和方法,以及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史料及其应用与校勘、人物年谱传记的编写、史学批评、地方党史研究、党史工作者的素养等问题。

杨凤城提出,应建立两套规范和话语系统。他认为,因为中共党史研究有资政育人和文化学术两种功能,所以应该有两套规范和话语:一套是适用于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规范、话语,一套是适用于知识研究的规范、话语。前一套规范、话语主要以党的文件和重要领导人的界说为准,事实上是把研究材料当成了结论,没有从材料中跳出来,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学术研究中,应尽可能地从客观的立场出发,运用中性而严谨的学术话语,实现由意识形态规范、话语向学术规范、话语的转换。[xvii]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应该由党史本体论、党史认识论、党史方法论三部分组成。所谓党史本体论,指的是对于党的历史过程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认识,其核心是社会历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谓党史认识论,指的是对党史研究的特点和功能、主体和客体、主观性和客观性、阶级性和科学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等问题的认识。所谓党史方法论,指的是关于党史研究方法的理论。党史本体论是党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最高层次的理论,党史认识论和党史方法论则是它的基础,三者构成了“三足鼎立式”的立体结构。[iv]

龚育之还论述了在写作党史著述中应解决好的十个关系:一、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的立场写历史的统一;二、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的统一;三、写党的历史和写人民的历史、国家的历史的统一;四、写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斗争的历史和写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的统一;五、概括史学界已有成果基础上写历史和力求有新的发现、新的论述写历史的统一;六、用广角镜头写历史和用特写镜头写历史的统一;七、叙述历史和议论历史的统一;八、观察国内和观察世界的统一;九、写成绩和写失误的关系;十、写新观点与写成熟的观点的关系。[xviii]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包括理论和方法两部分。党史学理论包括最高、基础、反映三个层次。最高层次就是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属历史哲学;反映层次指的是全国党史、地方党史、专门史,是反映历史过程、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基础层次是指党史史料。而党史学方法,根据不同的性质、作用、范围,大体上可分为基本方法、具体方法、特殊方法三个层次。基本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具体方法是指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研究党史的各种具体方法;特殊方法是指仅仅适用于党史领域某些专门分支学科或某些领域的特殊方法,包括数学计量方法、统计方法、图表方法等。[v]

另外,很多学者还提出,中共党史研究应广泛吸取传统史学、西方史学、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谢荫明提出,要重视和引进六种研究方法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治史的理论和方法。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将人口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心理学等诸多其他学科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历史计量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口述史学。[xix]必发365手机登录,在1997年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中共党史师资班上,我也曾经介绍了十种中共党史研究易于采用又较为成功的研究方法,如口述史学方法,即时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文化史学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领导学研究方法,长时段研究方法等等,并提出应该开阔视野,不要只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应该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放到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因为中共党史只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如果从现代中国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可能就不一样。[xx]

这几种观点,都有道理,但都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我认为,中共党史学的体系是否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中共党史学概论,诸如什么是中共党史,中共党史学科的性质、特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中共党史的体系和分期等等;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中共党史学史,即中共党史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包括各个时期的发展脉络、代表人物、理论观点、重要著作、史学流派等等;中共党史文献学和史料学。文献学主要是关于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整理、鉴别、加工、研究、编纂、出版、利用等方面的学问,也包括传统史学中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考证学等有关的内容。史料学除了关于书面文献、视听文献等方面的学问以外,还包括关于文物、遗迹、遗址等实物史料,口述和口碑史料等等方面的学问。中共党史编写学,即关于各种类型的党史论文、著作、读物如何撰写,各种党史资料如何编纂等方面的学问。对这个方面一般不大注意,事实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应该加强研究和提高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共党史研究主体学,即对于党史研究工作者的要求和应具备的素养的研究。只有包括这些方面,中共党史学的内容才比较全面,体系才比较完整。

总之,凡是一切有用的研究方法,在中共党史学中都应该大胆地吸取、借鉴和应用,使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多样化。

三、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

九、 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和研究体系的研究

中共党史既然属于历史学,当然应该以历史学科的理论为指导。 历史学
的根本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多年来,我们也一直强调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可是在实际贯彻中,有些方面没有贯彻好,存在不少缺陷和不足。其一,没有完整准确地领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有时是各取所需,片面地加以理解和运用,有时甚至加以歪曲,为我所用,或将一些“左”的错误观点附加到唯物史观名下而加以坚持,结果导致了党史研究的“左”倾和错误。其二,以唯物史观代替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缺乏对历史事实的深入分析,存在“贴标签”的现象,导致了党史研究的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其三,没有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加以贯彻和运用,致使一些解释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导致了理论指导的滞后性。现在,我们仍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中共党史的研究,但有两个方面应该加以注意:一是应该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完整准确地领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不要以后来附加上去的那些不准确的甚至错误的东西加以指导;二是应该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对唯物史观作出新的解释,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加以贯彻和运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中共党史的研究。
历史学的指导理论,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它和唯物史观虽然有密切的联系,甚至互相包容,密不可分,但二者还是有所不同的。首先,二者研究的范围不同。它们研究的虽然都是人类社会,但历史理论一般只研究过去,唯物史观不仅研究过去,而且研究现在和未来,因此它研究的范围更宽广。其次,研究的层次不同。历史理论一般是关于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讲的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具体规律;而唯物史观则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理论,属于历史哲学,对历史理论起着指导作用。因此,中共党史研究不仅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还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作为具体指导。
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内容,由于理解不同,归纳也不同,王仲清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应用》的讲稿中归纳了6点,后来在他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归纳了8点,张静如、侯且岸在《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也归纳了6个方面[vi]。我认为,这些归纳都有道理。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体系,它是否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包括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二、社会结构理论:包括经济结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政治结构(等级、阶
级、阶层、政党、派别),文化结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社会思想体系),群体结构(家庭、宗族、社区、民族、群体、组织)等;三、社会运行理论:包括社会生活方式,社会运行机制(社会控制、社会保障、社会激
励、社会问题及治理),社会运行状态等;四、社会发展理论:包括社会发展动力(群众和个人的作用等),社会变迁及发展阶段,
社会发展规律(发展的规律性,量变与质变,进化与革命,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性与多样性,因果关系与周期性等)等;五、历史研究方法:包括从事实出发(现象与本质,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归纳与比
较),历史主义,阶级分析,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等。

关于这个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也提出来了,但表述不太一样,有的表述为理论体系,有的表述为研究体系,有的则把二者混用或等同起来,因此,这里也把它一起加以介绍。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主要有六种观点:

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理论以外,中共党史研究还应该大胆吸取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的正确理论,以及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形成中共党史研究的专门理论。只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才能具体化,具有更强的指导性。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的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一书,就持这种观点。因此,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原理,以及它在中共党史学科中的具体运用,研究中共党史学科的性质、特点、社会功能、对象、内容、体系和中共党史的分期,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共党史研究时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xxi]根据这种看法,这本书依次论述了中共党史的性质、特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理论和方法、史学批评、地方党史研究、党史工作者的素养等问题。

四、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体系,主要由党史本体论、党史认识论、党史方法论三部分组成。所谓党史本体论,指的是对于党的历史过程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认识,其核心是社会历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它包括以下这些问题:党的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党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是什么?党史发展中的物质性因素和精神性因素是什么关系?党史发展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什么关系?等等。所谓党史认识论,指的是对党史研究的特点和功能、主体和客体、主观性和客观性、阶级性和科学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等问题的认识。所谓党史方法论,指的是关于党史研究方法的理论。党史本体论是党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最高层次的理论,党史认识论和党史方法论则是它的基础,三者构成了“三足鼎立式”的立体结构。[xxii]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也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如前面所说的从事实出发
(现象与本质,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归纳与比较)、历史主义、阶级分析、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等等。同时,应该大胆吸取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的一些有用的方法。在1997年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中共党史师资班上,我曾经介绍了十种中共党史研究易于采用又较为成功的研究方法,这十种研究方法是:比较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口述史学方法,即时史学方法,社会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文化史学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领导学研究方法,长时段研究方法,并提出应该开阔视野,不要只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应该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放到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因为中共党史只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如果从现代中国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可能就不一样。于沛主编的《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vii],也介绍了城市史学、家庭史学等九种新的分支学科。张静如和王炳林在《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回顾与思考》[viii]一文中,又提出了逆向考察法、系统方法、假说方法和模糊方法等等。总之,凡是一切有用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共党史学中都应该大胆地吸取、借鉴和应用。只有大胆吸取和借鉴各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并把中共党史学与各门学科进行交叉和结合,才能使中共党史研究具有生命力。
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就要拓宽自己的知识面。现在很多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人,平时只注意党的文献和档案资料,其他方面的书看得较少,知识面比较狭窄,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和要求不相适应。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努力学习新的知识,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努力去学习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只有知识面宽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掌握了,才能互相结合,融会贯通。

第三种观点认为,可以把党史学理论的总体结构,划分为最高、基础、反映三个层次。最高层次就是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属历史哲学;反映层次指的是全国党史、地方党史、专门史,是反映历史过程、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基础层次是指党史史料,包括文献资料、革命文物、回忆录。[xxiii]

五、 新世纪中共党史研究应该注意和加强的问题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理论有历史观、历史理论和方法论三部分组成。历史观是根本指导原则,即唯物史观;历史理论是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共党史研究的中介理论;方法论包括理论层面上的哲学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三者既不能相互代替,又不能截然分开。[xxiv]中共党史学的研究体系,基本内容则与历史是一致的,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大致包括通史类、断代史类、专史类、地区史类、行业史类、人物志类、研究性回忆类、基础理论类八大类。[xxv]

现在的中共党史研究,主要存在三大问题:

第五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体系应包括中共党史学体系的构建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中共党史学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中共党史学评价研究、中共党史学界著名史家评介、国内外中共党史学研究理论述评、中共党史学未来发展研究等九个方面。[xxvi]

第一大问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做得不够。在这方面有三种倾向:一种是囿于传统的结论和观点,对不同时期、不同人物、不同事件采取不同的标准,不敢实事求是;一种是继续坚持僵化的观点,或者把研究当作宣传,只准讲成就,不准讲缺点和错误,连党已经做出决议的事也不能讲,甚至把错误的也要说成是正确的,不能实事求是;另外一种就是虚无主义,否定一切,抹杀成就,同样不能实事求是。在新的世纪,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努力方向,就是要继续解放思想,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使中共党史研究成为科学。

第六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包括导师论、对象论、范畴论、价值论、原则论、方法论、素养论、历史论、教学论、现状论等八个方面。[xxvii]这里虽然讲的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但事实上是讲的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体系。

第二大问题是对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不够。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专门理论,而中共党史学至今没有自己的专门理论,因此很难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学科。要使中共党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加强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构筑起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这几种观点都有道理。我认为,从狭义的中共党史学,即作为中共党史这门学科的理论的中共党史学来说,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以下七个方面:1、中共党史学概论,诸如什么是中共党史,中共党史学科的性质、特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体系和分期等等;2、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史学理论;3、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同时还应借鉴传统史学、西方史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切有用的研究方法;4、中共党史学史,即中共党史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包括各个时期的发展脉络、代表人物、理论观点、重要著作、史学流派等等;5、中共党史文献学和史料学;6、中共党史编写学,即关于各种类型的党史论文、著作、读物如何撰写,各种党史资料如何编辑等方面的学问;7、中共党史研究主体学,即对于党史研究工作者的要求和应具备的素养的研究。

第三大问题是研究具体问题比较多,研究深层次的问题比较少,比如中共党史的发展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缺乏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在新的世纪,中共党史应该更注重深层次的研究,力争从更深的层次上回答有关的重大问题,使中共党史研究更具有深度和说服力。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的成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透。很多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但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还没有真正形成一套系统的、有自己特点的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要使中共党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构筑起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框架。

2001年2月27日

2002年3月9日

(这是提交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召开的座谈会的论文,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这是提交2002年4月在福建省委党校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新进展”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2期,后收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一书)



[i]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ii]
王仲清主编:《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iii]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iv]
易豪精、林强:《加强重党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讨会综述》。[v]
林强:《中共党史学方法论研究》。[vi]
《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vi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viii] 《北京党史》2000年第2期。

[i]
《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ii]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iii]
《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iv] 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v]
《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3期。[vi] 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vii]
林强:《中共党史学方法论研究》,《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11期。[viii]
陈绪文:《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6期。[ix]
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x]
《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xi]
《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回顾与思考》,《北京党史》1999年第2期。[xii]
张静如、张勇:《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3期。[xiii]
张静如:《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北京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二十世纪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xiv]
陈日增:《系统方法在党史研究中的应用试探》,《福建党史月刊》1990年第9期;丁卫平:《系统科学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长白学刊》1989年第1期;汤立双:《关于系统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断想》,《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5期。[xv]
《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xvi]
《论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xvii]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xviii]
《理论·党性·方法――龚育之谈建国以来党史的研究》,《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9年第7期。[xix]
转引自卢耸岗主编:《党史研究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35-36页。[xx]
《关于深化党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和建议》,《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xxi]
《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xxii]
易豪精、林强:《加强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讨会综述》。[xxiii]
林强:《中共党史学方法论研究》,《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11期。[xxiv]
张静如、王炳林:《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回顾与思考》,《北京党史》1999年第2期。[xxv]
张静如:《中共党史学诠释》,《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xxvi]
谢荫明:在《中共党史研究二十年的发展》座谈会上的发言,《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xxvii]
曹军:《中共党史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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