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同日,中共中央举行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报告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央同时下发了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随后,中共中央举办了四期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理论研讨班。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随即掀起热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已发行近2000万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我们进一步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统一思想,坚定信念,积极、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邓小平十分重视邓选第三卷,整个第三卷的编辑工作,是在他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

必发365手机登录 1各种《毛泽东选集》。

摘要: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退休领导人的书籍逐渐专业化、个性化,他们的个人风格也在这些著作中得以凸显。  8月19日,一名读者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翻阅《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尽管这已经不是朱镕基的第一本书,但8月12日首发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依然在这个夏天掀起一股热潮。  这一幕,与此前诸位高官出书后形成的旋风效应并无二致。透过卸任国家领导人的讲述,中国政治的神秘色彩和重大决策的出台过程,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当然,领导人出书的意义,在于怀古,也在于思今。领导人出书如何策划、如何送审?出版的台前幕后有何特别之处?出书的时机是否别有意味?紧随而至的谜团又往往引来外界的各种解读。  由于朝内大街的旧办公楼将要拆迁,人民出版社临时在隆福寺街借用了一座办公楼。从去年5月到现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大半出版工作,都在北京的这座小楼里低调而有序地进行。直到8月初新书出版之前,关于退休整10年的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第三本新书,硬是没有任何信息“走漏”。  作为一家老牌权威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历来承担着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工作。建国以来,毛选、邓选、江选等都曾作为政治出版任务由该社负责。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传统也渐渐发生着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其他一些出版社(如中央文献出版社),也开始出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  不过,或许正是得益于六年前人民出版社负责人主动找到朱镕基办公室提出为这位极富人格魅力的政治家出书的意向,双方一拍即合,才有了后来包括《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以及今天备受瞩目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做减法、不做加法”  6年,三本书,平均每本两年。也许是一种巧合,朱镕基系列书籍在时间上呈现出一种早早谋划好的沉稳步态。但事实上,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每一本书的出版都是“边做边想”做出来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早在2011年《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后就已开始运作。按照此前两本书的惯例,意向达成后,该书先是由朱镕基身边工作人员、有关方面的专家以及人民出版社抽调的两名编辑共同组成文稿编辑组,对其当年在上海履职时,于各个场合发表的讲话、谈话的音像资料、文字记录进行搜集、整理与编辑。  由于朱镕基出书的原则是,由秘书班子代笔起草的讲话书面稿、已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等一概不收,于是资料收集主要针对散见于各种场合的即席讲话,经过大量搜集整理工作,形成的原始文稿近300万字。此后,编辑组又经过近两年的整理、核实、删减,最终于今年5月下旬定稿,42万多字被挑选入书。据黄书元介绍,文稿挑选本着朱镕基提出的“做减法、不做加法”的原则进行。全部出自朱镕基当年讲话,未添加任何新东西。  随后,近500册样书稿根据朱镕基的指示,送至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部门、各地区负责同志征求意见。7月初,编辑组对反馈回来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采纳建议,报朱镕基同意后,对书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同时送至出版社,开始该书的正式编辑加工阶段。这一阶段,该书的基本内容已经不再作变动,出版社编辑的主要工作是对文稿中的人物、数据、名称、史实作进一步核实,并对文稿中的文字、语言差错进行校对修改。  为出版该书,人民出版社更是抽调骨干力量,特别成立了“项目组”,内又划分为编辑、出版、发行、宣传四个小组,抽调各部门精英人手参与运作。前后共有近20位责编和相关领域专家,用20多天时间,对文稿进行了三轮审读校改,对事实、数据、人物和名称等都进行再度核实。另外对于一些字词的用法也进行了进一步统一规范。  由于领导人出书较为敏感,故而应经历严格的送审程序。但在黄书元看来,从人民出版社经手的众多领导人书籍看,除了程序上的硬性规定,领导人出书实际上并未在审查程序上有太多的特殊性。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为例,言论尺度的把关和审核的第一步其实早在朱镕基办公室编辑组对书稿进行筛选和第一轮把关时就开始了,42万字的内容确定后还分别送各级领导、部旧征求意见,经过以上两个环节,再加上编辑组和出版社等各方面对书稿的严谨编辑,因此送审过程十分顺利,仅反馈回一些细节上的修改意见。  到首发式前半个月,审查程序全部走完。7月30日,人民出版社正式接到同意出版的批文,北京、上海两地数家印刷厂开足马力,8月12日,新书在全国同步上市。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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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就提出编辑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大半出版工作。党的十四大后,编辑邓选第三卷提上日程

1986年9月9日,为纪念毛泽东逝世10周年,《毛泽东着作选读》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1992年10月18日,党的十四大胜利闭幕。十四大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和统一全党思想。这个战略任务一提出,编辑邓选第三卷为武装全党提供教材就显得十分迫切。此前,作为专门编辑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的专门机构,中央文献研究室已编辑了《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编辑了党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的著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1987年出版增订本)、《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两本小册子以及报纸上的有关报道和党内通报,对学习研究宣传十二大以来邓小平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起了很好作用。但是,十二大以来邓小平的许多重要讲话谈话,包括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的著名的南方谈话,还没有系统完整地编定出版。已经出版的几本小册子,同编定一部完整的文选,在整体规模上,在完备和准确程度上,在精益求精的整理加工上,还有很大不同。党内和社会上要求尽快编辑出版新一卷《邓小平文选》的呼声日益强烈。广大干部群众渴望系统了解邓小平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党需要用邓小平最新思想理论统一全党认识,推动各项工作。比如,1992年4月16日、17日、18日,上海《解放日报》连续3天用4个整版连载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龚育之的文章《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龚育之在文章里呼吁:“如果能够快一点把《邓小平文选(一九八二——一九九二)》编辑出版,而且编得尽可能完备一些,不遗漏重要的东西,该多好啊。这是许多读者的迫切愿望。”

不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收到了很多群众来信,称此书填补了此前市场上的空白,且全书篇幅合适,适于普通干部群众阅读。

邓小平本人赞成编辑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据参与整理南方谈话、时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郑必坚回忆,1992年南方谈话稿整理完成的时候,大约三月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就提出编辑新一卷《邓小平文选》。而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委会早在1990年4月就作出编辑邓选第三卷的决定,并制订了工作计划。党的十四大闭幕当天,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就向邓小平秘书王瑞林提出编辑出版邓选第三卷之事,说文献研究室已经编出一些篇目。王瑞林答应考虑考虑。不久,王瑞林又就编辑邓选第三卷一事同郑必坚商量。

不过,来信中也有不同的声音,集中在注释部分。有读者认为,此书有着“全新的注释风格”,“带来新的内容和新的风貌”;另一些人则认为,原先的毛选注释都“旗帜鲜明”,这次的注释却“太右”。原先已被定性的人,注释中却做了改动,尤其是王实味和饶漱石的注释条目。

12月3日,王瑞林给逄先知打电话,让文献研究室给他送去两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整理好的文稿(到12月初,文献研究室已编出有关篇目87篇,20万字),还准备找两个人同邓小平一起读文稿。他说:“现在有时间了,是个机会,准备明年春节就读。”

2013年5月22日,该书主审、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后曾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的逄先知,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正面回应了这种看法:

12月8日,王瑞林又给逄先知打电话,说:“邓选第三本先由郑必坚、龚育之和你过一遍,然后分批送小平同志审阅,由郑必坚主持。”同日,邓小平办公室通知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意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同时决定编辑工作由郑必坚、龚育之、逄先知负责,并组成一个加上文献研究室若干同志的编辑组。

关于王实味和饶漱石的注释,是经过我们研究并向有关负责部门调查了解后做出的。它纠正了原来不符合事实的、根据不足的一些说法,或者用事实说清楚了一些问题,这在客观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起到了平反的作用。因为这部书具有权威性,它是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并经中央审定的。做这样的注释,对毛着编辑工作来说,确实是一种突破,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的文献编辑工作上的体现。

12月10日上午,郑必坚、龚育之、逄先知3人在中宣部郑必坚办公室商议,决定从下周起,到中南海81号警卫局大楼集中工作。

建国后的毛选成了空白

12月14日起,郑必坚等3人即开始全力以赴地编辑起邓选第三卷。与此同时,编辑组其他同志继续做基础性的收集材料和初步挑选、加工及注释工作。

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收录了毛泽东建国后即1949年9月到1957年之间的重要着作。

邓选第三卷的编辑工作由此正式开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认为,毛选第五卷出版时,没有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选编工作问题较多,决定对其进行修订。

邓小平提出指导性意见

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后,对毛选第五卷的修订,大家的认识得到了统一。修订方案报送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处。

从1993年5月起,编辑组将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全部文稿整理稿,分14批陆续报送邓小平。对报送的文稿,邓小平逐篇审定,就编辑方针、原则、进度、内容等不时发表指导性意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0年由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着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组而来,分为毛泽东着作和生平研究组、周恩来研究组、刘少奇研究组、朱德研究组、综合研究组,还有一个专门的注释组。

关于编辑方针。5月初,编辑组列了一部分选出的篇目,挑出不同类型(一类是已经公开发表过的,一类是未曾公开发表但在党内不同范围内印发过的,一类是只有记录稿连党内很小范围也没有印发过的)的几篇,对已经发表过的篇目或完全不动,或基本不动;后两类则试作整理,报送邓小平。5月4日,邓小平初审这批文稿题目和前面的3篇文稿后指出:“这部分内容不少,可以编一本好书出来。但要加工,要仔细推敲。现在有些东西没有理清楚,看起来费劲,那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本本,大概占三分之一,文字上要下功夫。不成熟的东西,连贯得不好的东西,解释得不清楚的东西,宁可不要。”邓小平这些话,一是对编辑工作提出了高要求,即一定要在文字上、内容上、逻辑上非常准确,非常严密;二是表明,就是已经发表过的,收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小册子里的,都要按照他提出的高标准在编辑整理上重新进行加工。

“胡乔木觉得,修订方案并没有面目一新的感觉,认为没有修订第五卷的必要性。”时任毛组成员、后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的吴正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关于编辑原则。根据邓小平5月4日的意见,郑必坚等3人重新整理了3篇不同情况的文稿,于5月17日报送邓小平。编辑组在给邓小平写的报告中提出,对1982年9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稿,比较5月初邓小平看过的那个稿子有两方面改进,“一是删去了一些枝节的东西,二是推敲和完善了一些文句和逻辑。篇幅由四千字压到二千字。”报告提出:“这样加工整理,讲话中的重要思想比较突出了,行文比较明快了。”对《一心一意搞建设》,这是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的谈话,报告提出,“这是记录稿,没有发表过,这次也是删去枝节,推敲文字,比您上次看过的整理稿由二千五百字压到一千五百字。”对收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篇文章(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时谈话的一部分),报告提出,这一篇原来的文字整理确有一些逻辑不连贯、表达不清楚的地方,这次作了较大的加工。报告还提出:“改动都是在文字和条理分明,没有改变原来的观点,更没有添加当时没有讲过的观点。”实际上确定了文稿整理工作的准则。5月26日,邓小平看完3篇整理稿后说:“这3篇都整理得很好,文字、内容、逻辑都很好。顾委会的讲话很好。第二篇改得重点突出了。第三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很好,历史情况讲清楚了。”邓小平鼓励:还可以放手一点嘛!6月11日,邓小平一口气读完编辑组报来的8篇文稿,又满意地表示:“可以,就这么干。”邓小平的肯定态度对编辑组的工作是很大的鼓舞。

1982年,经中央批准,毛选第五卷正式停止发行。此前,毛选第六卷和《毛泽东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也已经停顿下来。毛泽东建国后的着作,在市场上完全成了空白。

关于新一卷起止篇目的确定。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终卷篇是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开幕词。编辑组提出,把这一篇移过来作为新一卷的开篇卷,“就按原来的发表稿,不作改动”。邓小平同意了。关于第三卷的终卷篇的确定,编辑组提出,以南方谈话为终卷篇。尽管南方谈话之后,邓小平还有几次谈话并已公开报道,但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同意了编辑组意见。7月7日他说:“编到南方谈话为止,这样好,段落比较清楚。”郑必坚认为,第三卷这一头一尾的确定,意义非同寻常。十二大开幕词第一次向全世界郑重宣告,“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它作为第三卷的开卷篇,“这实质上是鲜明地提示了第三卷的特殊重要性,就在于这一卷所反映的,是在我们党全面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阶段上,小平同志的理论和战略思考的最新发展和最新成果。”而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带有总结性的理论思考,可以说是全书的纲领和总结。“所以,一头一尾可以看出三卷的重要性,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展开实践探索、理论思考和经验的总结,形成了三卷非常丰富的、非常重要的、有现实意义又有长远意义的一个总结。”

时任毛组组长、后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一编研部主任的汪裕尧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在内部,时任文献研究室第一副主任龚育之也一直有个想法,希望把毛泽东在建国之后的着作归拢一下。因此,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文稿,作为内部本发行,仅供地师级以上领导和有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参考和做研究用。

在指导文稿编辑过程中,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强调:“不成熟的东西,连贯得不好的东西,解释得不清楚的东西,宁可不要。”8月17日,他在审阅完一批文稿整理稿后又说:“我主要看能不能连贯起来。”逄先知认为,邓小平之所以强调思想连贯性,就是因为思想连贯性恰恰是理论思考形成为一个科学思想体系的重要表现。而邓选第三卷,“从十二大开幕词到南方谈话,恰恰是非常完整的一个思想体系”。

文献研究室考虑,再出版一套面向市场发行的书。这样一套书,内容的选择无疑需要更加审慎。但如果只是将毛泽东建国后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且有分量的着作单独出一本,内容又不够多。

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编辑意见。比如他提出,对《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的谈话)这篇文章要加一个长一点的、详细一点的注释。他说:“注释要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过程、谈判的主要点都反映出来,要写明中国的意见是撒切尔夫人及英方参加会谈的人表示接受了的。当时谈判谈得很细,谈到驻军的问题。我说,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表现的形式主要是驻军。后来又为一个很小的问题争了起来,就是双方今后在什么地方进行磋商。我说,可以在伦敦、北京、香港三个地方轮流进行。这些问题英方后来都表示接受了。所以,外国人说我敏锐。基本法也是在双方达成谅解和几个协议的基础上才搞成的,英国也同意了。可以把整个中英谈判的过程搞个备忘录,写啰嗦一点不要紧,找个合适的时机发表,配合当前的斗争。要让大家知道,是英方不守信义,我们是守信用的。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做一篇好文章。”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编辑组请外事部门的同志帮助对香港问题做了一个2700多字的详细的注释,比这篇谈话的正文1800字还长。

龚育之提议,可以参考1965年出版的《毛泽东着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的形式,另出一套选读本。

关于编辑进度。在审阅完3批稿子后,邓小平对文字整理工作比较满意了,就提出争取早出的要求。7月7日,他在审阅几篇文稿整理稿时说:“希望编辑人员加加班,速度快点,争取早点出。”8月7日,他在审阅完编辑组报送的第七次报告和8篇整理稿后说:“工作还要加快些。”8月17日,他在审阅完编辑组报送的第十次报告和9篇整理稿后说:“这是一本比较好的书,没有空话,要快出。”

198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向中央建议:新编一本毛泽东着作选读本,为广大干部和青年学习毛泽东的科学着作提供一本合适的读本。此举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9月3日,邓小平审阅完最后一批文稿整理稿。对南方谈话的最后一段“……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他表示满意,称赞说:“这个结尾不错。”

当时已升任毛组副组长的吴正裕,被任命为《毛泽东着作选读》主编,带领两个组员,负责这部书的编辑工作。

必发365手机登录,9月23日,编辑组向邓小平报送了关于邓选第三卷的编辑工作总结性报告。报告中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工作,在您的直接指导下进行,全部文稿的正文和题注分十四批报送,已经您逐篇审阅。”报告同时提出,准备在1994年,对已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两卷重新修订出版。9月27日,邓小平在这篇报告上亲笔批示:“我都同意。邓小平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后来邓选第三卷出版时,出版说明署的日期就是“九月二十七日”。

当时毛组共17个成员,分成几个小组。除这套选读本外,还承担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和《毛泽东年谱》等多项编辑工作。

自此,邓选第三卷编定,共收入文稿119篇,28万字,比正式编辑前的87篇,20万字,篇数增加超过三分之一,篇幅增大也超过三分之一。

因此,吴正裕手下的工作人员换了又换。有一段时间,他成了“光杆司令”,独自承担选读本的编辑工作。

文稿编定,邓小平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他曾几次表示:“大功告成!”“算完成了一件事”。

选定篇目成为吴正裕的首要工作。此书的收录对象为毛泽东一生的着作,至于建国后的着作占多大比例,没有明确指示,领导只是说,“比例要大一些”。

谆谆嘱托:“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

吴正裕初步提出方案后,先在毛组内部讨论。组长汪裕尧、副组长冯蕙和当时返聘的毛组老组长赵福亭参加了每一次讨论,对篇目提出调整意见后送审。

1993年夏天,邓小平没有按惯例去北戴河休假,而是在自己的住所专心致志地亲自主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审读工作。据说,在邓小平那里,一小时读8千字,一次读一个半小时。据郑必坚回忆,那一年的夏天特别热,他与逄先知、龚育之连续加班加点,又是大热天,警卫局大楼那时没有空调,三人个个汗流浃背,光着膀子工作。而时年89岁的邓小平,在伏暑盛夏的时节,亲身投入编审工作,而且抓得很紧,很细致,足见他对编辑邓选第三卷这件事的高度重视。

文献研究室第一副主任龚育之和常务副主任逄先知担任此书主审。“我们主要是对编辑方针、编辑体例等原则性问题提出意见,审定编目,加写或修改重要题解和注释。龚育之在这些方面都出了很多好的主意。”逄先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邓小平之所以特别重视邓选第三卷,全程亲自指导编辑审定,是有自己的深层思考的。这从他的几次谈话中就能反映出来。

编辑工作中的重要问题,需要请中央审定的,则由龚育之和逄先知联名写报告,请示胡乔木。胡乔木都及时作答,有时约他们去他办公室谈,有时写信回复。

7月7日,邓小平在审阅几篇文稿整理稿时指出:“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8月24日,他在审阅部分文稿整理稿时,向有关负责人提出:“文选印成清样后,发一二十位同志看看,请他们提意见。”他说,文选第三卷,“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9月27日,他在同有关负责人谈到邓选第三卷编定时说:“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晚年的邓小平念兹在兹、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之所以如此重视第三卷,中心意思也就在这里。表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后辈的殷切期望和谆谆嘱托。”

只选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

邓选第三卷出版发行一个多月后,12月9日下午邓小平要坐火车离开北京去上海。早上他临时决定:当天上午,找参加编辑邓选第三卷的同志照个相。

新编毛着选读工作开始时,对编选多大的篇幅,吴正裕心中无数。他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收入毛着71篇,约40万字;第二方案收入毛着90篇,约65万字。

12月9日郑必坚上班后得到邓小平办公室通知,立即赶往文献研究室。逄先知得到通知时,正在国家安全部作介绍邓选第三卷的报告,报告刚开了个头。他立即向与会者道歉,把报告停了下来,由安全部派警车,用最快的速度,把他送回文献研究室,与郑必坚及文献研究室部分参与编辑邓选第三卷的同志一道赶往邓小平家。龚育之当时正在海南开会,海天遥隔,通知不到,也赶不回来,失去了和邓小平合影的机会。十多年后他在接受采访时,仍说自己“运气不好”,“真是感到遗憾!”但他同时强调:“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小平同志的著作在他亲自主持下编定出版,这就没有遗憾了。至于照相缺了谁,有了谁,甚至参加编辑的是张三,还是李四,那是没有什么的。”

为征求意见,文献研究室召开了8个座谈会,参加者来自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多家单位。因为该书定位为青年人学习的本子,文献研究室还去了高校和中学,与师生座谈。大多数人赞成第一个方案,部分教育和宣传工作者则倾向于第二方案。

在接见郑必坚等编辑组部分同志、与大家合影前,邓小平还为郑必坚、逄先知、龚育之题了词。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在合影前,为郑必坚、逄先知、龚育之题词,肯定他们在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所做的工作。”据逄先知回忆,题词是写在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信笺上,末尾署名“邓小平”,还署了日期。邓小平最初把年份写成一九九四年,发觉错了,又把“四”字改为“三”字。

编辑工作刚开始不久,整党开始了。考虑到广大党员要学习的文件已经很多了,文献研究室写报告给分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提出把选读本推迟出版,得到同意。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是一部具有现实和长远重大战略意义的经典性著作。邓小平把它作为“政治交代”郑重地献给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各级领导骨干,献给全党和全国人民。这是他对党、国家和人民所做的又一重大贡献。

1985年,此书的出版计划再次提上日程,书名由原定的《毛泽东着作基础读本》,改为了《毛泽东着作选读》。编辑工作也恢复了。

原载:《党史博采》

因领导们分别提出一些选目,篇幅越来越大,文献研究室曾提出一个两厚本、90万字的大方案。但文献研究室和胡乔木都认为,这样的篇幅太大,毛选一至四卷一共才100多万字,选读本应该更精炼一些,否则不容易普及。修改后的方案,变成了近60万字的篇幅。

篇目选择的方针也明确了:只选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

有的文章,基本思想不正确,没有收录;有的名篇,个别提法上不适当,便采取节录的方法;有些内容,虽然只是毛泽东写的批示,但十分精彩,就把同一主题、写作时间相近的批注集纳成一篇文章。

选读本打破了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开篇卷的传统编法,以毛泽东1921年的《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作为开卷篇。对此,胡乔木称赞说:“打破了选本的老样子,给人以新的印象。”

正文部分的编辑工作还包括校订文字和标点、修订和写作题解。

吴正裕记得,对着作正文的文字只做了一处修改。《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原文为“那”(写此文的1963年,“那”和“哪”可以通用)。教育部致函中央文献研究室,表示要将此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出于规范化教学的目的,希望能将这个字改过来。因此,此文中的“那”改成了“哪”。

每一篇收录进来的着作,都需写出题解,对文章来源等情况加以说明,比如,文章是节选而成的,或在毛泽东日后的讲话中已经有了新的认识,等等。一般先由吴正裕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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