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社会中,究竟是哪些因素,能让平民百姓甘心放弃安居乐业的生活,宁可成为在社会上游荡的游民份子,也不愿意从事生产的工作。天然灾害是个重要的因素。

说到宋朝马政,首推陈尧叟。公元1007年,陈尧叟担任群牧制置使,就是《西游记》里的弼马温。不过北宋时期的“弼马温”可不是小官,掌管牧养国马大事,相当于一个二品官员。然终宋一朝,都在“国中无马”的浪潮声中苦苦挣扎。今日偶得空闲,兴致阑珊之余,借吞云吐雾之机,泛泛而谈“宋马”。一、人口

察访司

因为,这些天然灾害所带来的后遗症很多,对宋代社会造成极大的影响。而且,天灾时也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迫使平民百姓抛弃家园,成为流动人口。

1.占城稻–真宗大中祥符 (1008—1021)
年间从福建推广于江淮、两浙等路。相传其种来自占城国
而得名。占城稻与晚稻配合成为双季稻,使谷物产量大增。占城稻对长江流域稻作系统产生深远影响。人口、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察访司,为察访使的治所。察访使设置之始,是在宋神宗熙宁四年九月命“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李承之察访淮南、两浙常平及农田、水利、差役事,令与转运判官以上序官,仍使体量近降盐法。”由李承之的工作内容可知设置察访使的目的在于监督新法,使地方的新法顺利执行。

最后,流动人口中的部份成员,又会因为种种的原因,转变成为四处游荡的游民份子,甚至是盗贼。故天然灾害因素,是值得加以重视与探讨的游民形成原因之一。

北宋因推广占城稻人口迅速增长,从太平兴国五年的3710万增至宣和六年的12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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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宋王朝的“不抑兼并”。民间土地所有权日益集中,促进了佃农种植热情,也给粮食产量与农业带来了巨大进步。土地自由买卖也让更多的人口涌入城市,形成高度城市化与繁荣手工业。宋朝是除了清以外,人均土地最小的王朝,当然与其疆域大小也有关系。城市消耗需要大量农业产出,何况耕田比马匹在等量回报与产能养护方面有巨大的优势。

沈括像 熙宁七年调任河北西路察访使

地震

3.人口带来的土地压力,与马场牧地产生直接冲突。一匹马的牧场用地可以养活25个农民,畜马区形成“人马争地”之现象,这是不得不面对的尖锐问题。

察访司在当时仍不是一常设的机构,直到熙宁六年三月,又命李承之察访永兴、秦凤等路,之后才开始普遍派遣诸路察访使,同年五月,诏:“诸路察访官,河东、两浙路许奏选举人充京官、职官、县令十二人,余路十人,升陟不限员数。”将察访使较普遍的设置到各地。察访使设立的起因是循新法之故,当元祐元年罢新法时,其也面临相同的处置,直到元符元年才重置。其存在的时间,应在熙宁四年至元祐元年,以及元符元年至靖康元年之间。尽管其存在的时间不长,在史料中仍可见到关于察访使协助救灾赈济的记录。

一、天灾与统计

民以食为天。人口激增使产粮成为北宋年间的最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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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所谓天然灾害,就是指“水、旱、虫、蝗、冰雹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农业歉收和随之而来的饥馑死亡。”。但天灾种类尚有:地震、风灾、霜雪灾、疫灾等类型,它们出现的频率并不算低,不该被忽略。天然灾害发生所带来的后遗症,多数就是人民难以为生的困境,这是相当符合天灾现象时人民生活状态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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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曾任鄞县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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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城二、蝗灾

察访使在检视新法的过程中,若是遇上灾荒,也会加入救济的相关工作,例如神宗熙宁七年河东路遭遇灾伤,情形严重,即有多条关于河东路察访使帮助救灾的资料。此年十二月,河东路察访使李承之言:“潞州、威胜平定军等处灾伤,难人人周给,欲取其老疾羸弱及遗弃小儿给粥存养。……乞许臣不拘常法,随宜措置,回日具所支钱粮及所济人数以闻。”

古代瘟疫

从晚唐到五代十国,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第四个寒冷期,气候干燥,天灾频发。蝗灾规模:受灾面积广,并且持续年份多。

李承之呈报河东路地方的灾情,希望中央同意其给予受灾百姓适宜的救济,并将回报救济的花费与人数。隔年二月,河东路灾情仍没有趋缓的态势,又传出人相食的景象,朝廷便下诏:“令察访、转运司体量虚实,具赈恤次第以闻。”

这些天然灾害一旦发生,都足已造成中国社会极大的伤害,导致人民无以维生流离失所,进而形成一批批的难民,也就是所谓的“流民”。天然灾害对于每个朝代都有很大的影响,流民也是它的后遗症之一。

1.北宋167年历史中,55年都有发生蝗灾,平均3年一次。相比于唐朝平均8年一次蝗灾,更为严重。而在这55年受灾中,一年发生数次或数处发生蝗灾的年份更有22年次之多。平均每5年便要爆发一次大灾难,北宋蝗灾之重可见一斑。以今日省份区分为界,受灾面积最大影响最深的地区,包括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山西、安徽、浙江等省。

其后,察访使与转运司探访人相食的传闻为实情后,便赶紧进行赈恤。当时的灾情严重到许多百姓流入北界,朝廷唯恐其他邻近区域灾民也同样逃亡,下令“转运、安抚、察访、提点刑狱司速体量以闻”,并命其尽快提出解决方法赈济流亡的灾民。

由李承之的工作内容可知设置察访使的目的在于监督新法,北宋因推广占城稻人口迅速增长。天灾是历史上很普遍的现象,它不独厚于太平盛世,也非衰乱末世的特产。它可以反映人民的抗灾蓄藏力,也可以考验政府的应变能力。这也是在数千年历史中不变的规则与定律。

2.受灾持续时间长。北宋百余年历史中,延续三年及以上的蝗灾共计有八次,其中更有北宋立国之初的建隆元年至乾德三年和神宗时期的熙宁五年至熙宁十年连续六年的大蝗灾,以及徽宗时建中靖国元年至崇宁思念的连续五年蝗灾。

朝廷持续关注此事,又为避免太原府容纳灾民的收容所聚集过多灾民,引起大规模的传染疾病,即下令“察访、转运司谕州县据人所受粮计日竝给,遣归本贯,即自它州县流至而未能自归者,分散处之以闻。”要求察访使与转运司将灾民遣回其原籍,并告知州县灾民每日的粮食数目,要其按日配给发放,来自其他州县无法回乡的灾民,则记录下其去处以安排救济。

据统计,中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自公历纪元前1766至纪元后1937年止,计3703年间,共达5258次,平均约每六个月强即罹灾一次。另据统计,自汉高祖元年起至明崇祯十七年止,这1850年之间重灾年份竟有1242年之多。不难发现,天然灾害与中国历史十分密切,已经达到了一种频繁与难以分割的特殊关系。

3.蝗灾的发生时期跟各地气候关系极为亲密。从《宋史》有明确记载蝗灾月份中统计,一般发生在5、6、7、8月份,其中以6、7月份最为猖獗。春末夏初时天气比较干燥,非常适宜蝗虫繁育成长。一方面蝗灾发生在春秋两季,谷物方熟之时,另一方面在南方,特别是华南地区,由于天气炎热,或者气候异常干旱等原因,春季也会爆发蝗灾。禾苗播种往往入不敷出。

单就河东路的察访使而言,其参与的救济工作与路级行政机构转运司、安抚司、提点刑狱司相同,其不仅是监督新法的执行,更与转运司协调负责救济的事宜,在救灾的执行上有莫大的功劳,察访使设置的时间虽短暂,却对灾伤救济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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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治蝗措施的缺乏。相比于唐时期对蝗灾的“忍受法”,北宋治蝗有一定提高。常用有:焚捕法,掘卵法、早收法。但都无法有效抵抗蝗灾。尤其掘地挖卵与早收,都影响粮食产出。

地方州县

流民图

5.实物赈灾。在一些灾情较重的地方,宋庭就必须发放实物直接赈济灾民。如神宗熙宁七年“诏开封府、淮南路提点提举司遍检覆蝗旱灾伤,甚者具合赈恤事以闻。赐米十五万石赈给河北西路灾伤”。熙宁七年“以米十五万石赈河北西路灾伤….以常平米于淮南西路易饥民所掷蝗种,又赈河北东路流民”。

此处所称的地方州县是指宋朝地方行政单位中,“路”以下的单位,“府、州、军、监”,以及其之下的“县”。此二层单位是最接近百姓的机构,可直接与人民互动并体察其生活的苦处,亦是灾伤发生时的第一时间处理者。

那么,究竟宋代的天然灾害次数有多少?和各朝的天然灾害状态相比较有何差异?仁宗朝时,官员对于宋代天灾的数量描述可供参考。相关记载如下:

蝗灾困扰华夏大地历朝历代甚久,频繁灾伤,无法为马政提供有力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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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雕像 曾任开封知府

在庆历和嘉祐年间,都有官员因为天灾频繁而上书仁宗。上书内容除了说明天灾过于频繁外,还希望仁宗皇帝能重视天意,降生皇子安民心,对于朝廷的人事和政策做出调整,尽快让天灾消失,百姓恢复平静的生活。

蝗灾分布图三、国策

府、州、军、监的长官皆置一人,分别为“知府”、“知州”、“知军”与“知监”,举凡“户口、赋役、钱谷、狱讼听断之事,率举以法,凡兵民之政皆总焉”,另还需总领郡务、岁时劝课农桑、旌别孝悌、考察郡吏,若遇水旱,须依法赈济及安集流亡。而县的行政长官则为“知县”或“县令”,与知州等职掌相同,治一县之民政,劝课农桑、平决讼狱,凡户口、赋役、钱谷、赈给之事皆掌之,还须造户版及催理二税,若有水旱则受灾伤之诉,以分数蠲免,民以水旱流亡,则抚存安集之。

由仁宗朝官员的上书内容可证,宋代天灾次数相当频繁,对社会的稳定已产生极大的影响。

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战事频繁,军马消耗非常大。开国初期20万匹马到天圣年间,20年后只剩10万匹马。陈尧叟上任后,规划监牧区域,完善马匹买卖制度,建立规章条例,朝廷马政制度面目焕然一新。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宋朝的监牧已颇具规模。其中京畿地区有六大监牧区:“左右天驷监四,左右天厩坊二,统隶于骐骥院”,京畿之外有监牧区十六个:河南洛阳监、大名大名监、卫州淇水监、郑州原武监、同州沙苑监等。当时,“凡内外坊、监及诸军马凡二十余万匹,饲马兵校一万六千三十八人”,宋代马政之盛极于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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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统计显示,北宋的心脏开封几乎也是年年气象有异状。北宋年间的都城开封,共有干旱162次、雨涝81次、寒冷也有45次之多。开封是北宋的心脏,是北宋的京城。它的气象状态,当然是历史上的大事,更是在探讨宋代天然灾害时,值得重视与参考的指标。

那么,按理说,北宋马政当复于此?非也。

包拯 影视形象 曾任瀛州、扬州、庐州、池州知州

只是,这些异常的开封气象,是否每次都酿成灾害,还是必须透过相关史料的记载才能判读。本文无意于都城开封确切灾害次数的考证,目的仅在突显,北宋京城开封气象异常次数的频繁。

1.澶渊之盟

简而言之,其二者职务范围主要在治理一州或一县的民政与兵政,是沟通中央朝廷与地方百姓间的传达桥梁,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维护地方统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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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之盟》后,宋辽结束了长达25年的敌对状态,此后两国长期和平,百年间没有爆发大的冲突。寇准也因此数被贬谪。长期和平使得主和派主导朝野决策,军马需求不再迫切。但是北宋却依然“养兵”防患,这就需要很大的军事支出。据统计从宋太祖开宝年间,全国兵籍“总三十七万八千,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全国兵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短短73年中,足足增长了3.3倍,其中归中央直辖的禁军增长了4.2倍。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这个费用是惊人的。

当灾伤发生时,灾害的诉理和实地勘查检覆,以及降低灾情的损害均是其重要的职责所在。北宋救灾的名臣不乏其人,如神宗熙宁八年夏天,吴越地区旱灾情况严重,当时知越州的赵抃(1008─1084),因处理得宜而未酿成大害。曾巩(1019─1083)所撰〈越州赵公救灾记〉,提到赵抃在越州未发生饥馑之前,便先询问县令受灾地区的详细情形,包含人户多寡、临时收容处有几所、仓库钱粮有多少、愿意出粟的富人有几户,皆要县令清查完毕后回报,使其能掌握情报,预先防备并给予灾区适时的援助。

蝗灾

时朝中主和派:林特长期掌管天下财赋,丁谓是宋朝著名经济专家,王钦若、刘承规等迎奉真宗,都想着办法替皇帝筹钱,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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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期间年年有天然灾害发生,其中又以太宗太平兴国七年这年的灾害最多,多达28次。其中,水灾14次最高、虫灾5次次之。另外,北宋、南宋期间较大的自然灾害有874次。其中水灾193次,旱灾183次,雨雹灾101次,风灾93次,蝗灾90次,歉饥87次,地震77次,疫灾32次,霜雪灾18次。

又如名臣向敏中言:“近岁边陲彻警,兵革顿销。然诸军战马尚未减数,颇烦经费。望加裁损。”帝曰:“已令内中精选止留近上等第马,其余令民间货卖,定价闻奏。”向敏中建议不怎么打仗了,可以把军中军马裁减,减轻军费支出。宋真宗同意他的意见,并说,已经挑选一批好马留用,其他都可以卖了。

朱熹像 淳熙五年任南康知军

两宋灾害频度之密与唐代相若,但强度与广度则更有过之。两宋灾荒较之前代呈增加趋势,实际多达2000次以上。此外,比较唐代与北宋的气象灾害,北宋时期,雨涝有105次之多、干旱35次、冻害23次,灾害出现频率都超过了唐代。灾害频繁的爆发,对宋代的经济发展速度与社会秩序稳定产生影响。

因此从天禧元年开始,北宋就觉得军中战马过多,打算加以裁减。真宗在位时,北宋仍旧有马20万匹,不过已经开始花式裁减马匹了。

而隶属于知州下的推官,也负责协助赈灾救济的事宜。推官参与救济的例子有,英宗治平年间,曾炳为许州观察推官,“值岁大旱,民饥疫作,州缺守而无现粮。…转运使如其请,君即驰至丞相府,上其奏,其言饥馁乏食之状,…朝廷始惊,乃运京仓与江淮所漕粟往赈之。”

北宋的自然灾害多于前朝,是因为这一时期正处在自然对人类进行报复性反馈的一个高峰期,是前人和宋人对自然进行无序开发的结果。另外,宋代保存下来的史料较之前代更加丰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由真宗时期的马市,到仁宗时期,渐渐形成了“养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怪现象。终其原因是官马买卖导致官员吃回扣现象,欺上瞒下、中饱私囊贪污风气渐起。官办马场开始缩水、荒废。到南宋第四任皇帝宋仁宗时期,马匹缩减到10万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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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灾害的影响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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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 曾任平江知府

若是数灾相寻而至,灾区范围广大,不仅人民的生活旋即发生困难,整个社会也都受到影响,其所并发的流民后遗症,更是难以收拾。历代的社会中经常有天然灾害的发生,只是次数、强度、政府应灾措施有所差异罢了。

澶渊之盟

事后曾炳也死于这场灾害所带来的疾疫中。至于在县令救灾方面,则有宋英宗时的阎充国,其知霸州大城县时,因大河每年常溃坏,淹没民田,阎充国(1019─1085)带领百姓筑张光隄,“隄将成,水大至,役者惊溃,君独留隄上曰:“民第去,令独死于水。”役者相率复来,竭力争赴,而隄遂成。…自是大河屡决,不及雄霸隄之力也。”爱民的阎充国也因此获得拔擢。

灾害后果及其影响可分为:

2.保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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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员伤亡。

到熙宁五年,王安石发起轰动一时的变法,核心内容就是推行“保马法”。
保马法废掉牧监,把国营马场的马分给有条件的农民饲养,同时免除养马户的赋税和劳役,政府还给予补贴。

辛弃疾 曾任绍兴知府、镇江知府

2.巨大财产损失。

乍听上去,还蛮不错的政策,
“保马法”本是谋国之举,想寓马于农,但不料百姓后来却不堪其重。因为一旦马匹病疫死亡,就要赔偿上万钱,一般小康之家会由此破产,故而“人人以有马为祸”。保马法反而引发民情汹汹,不出十年,国马奇缺。到熙宁八年,马匹更是缩水到3万匹。太祖遗言“南人不可为相”,南北地域歧视严重,使朝中北臣极其抵制王安石,其中就有“砸缸好手”司马光。一系列的阻挠王安石变法,宋哲宗继位以后,首先推倒的就是保马法。

在地方官吏的救灾案例中,以庆历八年富弼(1004─1083)知青州的救灾最为著名,当时因河决导致河北遭遇严重水灾,大批灾民越过黄河聚集在京东的青、淄、潍、登、莱五州,富弼为解决此问题采取许多措施来安置流亡的灾民,且成效卓著,此救济事例在事后更成为后人参考的范例。在司马光《涑水记闻》与苏轼的〈富郑公神道碑〉中皆提及富弼在青州的事迹,并说其典范已传为天下之法,富弼也因安抚流民有功,获得朝廷加为礼部侍郎,但其辞而不受。

3.粮食大量减产乃至绝收。

于是,北宋又不得不走上了“市马”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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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经济发展遭破坏,区域经济格局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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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知州苏轼

5.生态环境恶化,次灾害加剧。

王安石四、地缘

可见富弼救济、安顿流民的举措,达到非常显著的成绩,才能被后世传为美谈。

6.社会稳定受到威胁,甚至引发社会动乱或农民起义,社会变革加速到来。

北宋前期军马繁多,后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摩擦不断,影响马匹来源,可靠的马匹来源又影响马政的盛衰。马匹来源可大致分以下几种:

由此使我们益加了解,遭遇灾害时,知州或知县如能处置得宜,则可使百姓安居乐业,不致流移,如富弼、阎充国等表现良好的官员则可获得提拔。

7.政治决策、政治格局、战争进程深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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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是与灾民接触最多的层级,亦是执行救灾业务最繁杂的机构,有关救灾工作涵盖平时的预防,包括修缮农田水利、平籴,以及灾时的处理,诸如受理诉灾伤状、检验勘灾、呈报灾情、检放分数、贴榜公告,至处理粮食赈粜、收容流亡灾民、协助归籍复业等,最庞杂的第一线业务,皆是其执行的范围。

8.民族精神、民族传统及思想文化所受的深远影响。

河曲马

参考文献:

天灾在古代社会中的后果与影响,就是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流民、游民等社会不稳定问题的恶化,自然亦是包括其中。

1.西北地区马匹

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范质等,《宋会要》,〈职官四八之二九‧县官〉苗书梅,〈宋代知州及其职能〉,《史学月刊》曾巩,《曾巩集》苗书梅,〈宋代州级属官体制初探〉,《中国史研究》马祖光修
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收入于《宋元地方志丛书》韩琦,《安阳集编年笺注》〈故许州观察推官曾君墓志铭〉范纯仁,《范忠宣公集》,收入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04 册,卷
14〈朝议大夫阎君墓志铭〉司马光,《涑水记闻》苏轼,《苏轼文集》卷
18〈富郑公神道碑〉。

《宋会要辑稿》有段关于太宗时期,因为天灾造成田无人耕作、流民众多的描述。相关记载如下:

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所产的马匹,产地包括:“吐蕃、回纥、党项、藏牙族、白马、鼻家、保家、名市族诸蕃”。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青藏、新疆地区。这类马是西域的主要马种,是上等军马。随着宋夏战争断断续续,这方面的战马也得不到供应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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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产的高原马。当宋从辽国和夏州党项部落不能获得足够地马匹时,就会转而向吐蕃诸部购买马匹。可惜西南吐蕃诸部所养的马匹多为高原马,到中原地区的平原上,存活率是一个大问题。因此这吐蕃部落的高原马匹非到关紧时刻,宋廷一般不会采购。

太宗太平兴国七年时,天灾严重造成流民甚多的问题,这也考验着宋廷的危机处理能力。太宗及官员们也努力安抚流民,并透过各种有利的政策与措施,希望能让流民们尽快返乡耕种,回归正常生活。而当流民增加时,游民的来源就会变得更多、更复杂。

而辽国则对宋禁马,甚至明文规定每年只向宋交易500马匹,而且还都是阉割的劣马。

富弼知青州时,也曾有因河朔大水对流民加以救济的事迹记载,富弼到青州任职后,遇上河朔大水,产生了许多流民和游民。他除了救济流民外,还招募人数不少的游民为兵。由此可知,天然灾害出现时,除了流民产生外,还会伴随着许多游民份子形成的现象。

2.河套地区秦马

这次的天灾发生时,富弼能妥善加以处置,避免让天然灾害的后遗症扩大。因为富弼明白,若无法安抚这群不安的流民和游荡的游民份子,他们将对北宋社会的稳定造成极大的冲击。而这也是富弼等国家重臣所不乐于见到的情况。

秦马又称西马,主产于河东路、秦凤路和永兴军路一带,马匹质量上佳,“惟西和、阶州并是西马,比诸州为最上”。这一地区养马历史悠久,其相对寒冷的气候适宜马匹的生长,民间也多有蓄马。而以其府州产马匹质量最佳,“凡马以府州为最,盖生于子河汊,有善种”。然而美中不足的是,秦马虽然骨骼高大,但“蹄薄多病”,存在着瑕疵。

北宋时期,亦有段李昭述救活大水饥民的事迹,重大天然灾害发生时,平民百姓是难以应付的,他们会成为饥民、流民、游民等。若没有宋廷及官员的安抚与协助,他们将会成为社会中动荡不安的因子。

秦马也是河套地区的主要马种。

北宋仁宗时,亦有水灾的事迹与相关后遗症描述。

3.河北地区马匹

嘉祐二年,诸路江河决溢,平民百姓逃难流亡,他们成了社会动荡不安的份子。这段天然灾害后续记载不全,但相信宋廷应已做了适切的安抚和有效处置,没有让后遗症持续扩大。最后,这些流民还是会回乡耕种,恢复平静的生活。

河北本群马,是指由设置在河北路的牧监所孳生出来的马匹,具有契丹马的血统,虽然是“山寨”契丹马,但是也算是很不错的马种了。更是北宋河北防御大辽的救急马产地。可惜这一地区战事太频繁,限制了其供应量。

徽宗宣和年间,亦有大雨成灾的现象与后遗症描述。

4.京东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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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于宋代京东路,相当于今山东全省和豫东、苏北部分地区所产的马匹。虽然质量一般,但其产量庞大,在马匹紧缺的宋代,也算是一种优势了。更重要的是,京东路距离开封很近,转运起来很方便,叫京东的果然有物流优势。

水灾

5.江淮马匹

宣和元年大雨成灾,状况危急,幸北宋政府处置得宜,让水灾后迅速归于平静。宣和四年,来自京东、京西的流民不少,他们成了社会动荡不安的份子,所幸救济得宜,让流动人口问题趋缓,避免造成更大的骚动。宣和六年,久雨成灾,流民数量又大量增加。就这几年而言,天灾出现的次数确实是十分频繁。

主产于江淮流域。价格和数量是其最大优势。“两淮之地,承平之际,畜马成群”。淮马体格矮小,自成一种,仅仅比江南所产之马稍强,不是用作战马的理想马匹种类,但因其价格低廉,“每匹通不满二百千”,价格要比三、四百千一匹的川马和广马低了一半,并且便于沿江诸军采用,“即同可得”,降低了运输路程和马匹运输损耗,故而受到宋廷的青睐。

可见,天然灾害对流动人口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北宋政府若能处理得宜,流民就能回归平静与投入耕种。但也不能排除每次的人口流动后,总有些流民转变成游民份子和盗匪的情况发生。

南宋以后,这个地方更是主要产马区。

宋神宗时也有相关旱灾、蝗灾的描述与安抚措施。京东蝗灾的结果,是造成大量流民的迁移流浪,需要宋廷妥善加以处置。否则社会将持续动荡,平民百姓则更是难以辛勤耕作,对社会安定做出贡献。

其他诸路,如川马,南马等,基本都是体格短小,不能用作战马。但其中也有一种奇葩——大理马。这种马,“虽互市于广南,其实犹西马也”,评价甚高,南宋期间大量采购,可谓是拯救了南宋骑兵。《建业以来系年要录》“乃命经略司,以三百骑赐岳飞,二百骑赐张浚,又选千骑赴行在”。大理马也是南宋主要的纲马来源。王应麟在《玉海·兵制十四·马政下》有言:“马必四尺二寸以上,每百匹为一纲。”可见此马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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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难发现大宋国内的马种的质量相差极大。从北到南,从西到东,质量依次降低。“冀北、燕、代,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

旱灾

南宋立国以后,失去地缘,马匹来源几无,没有了持续引进良马改善战马的根基。

元丰元年,神宗要求三州给予流民粮食。神宗下诏要求三州给予流民粮食,便是意在安抚这些受灾的流民,以免流民问题扩大影响社会的秩序。神宗时政局还算稳定,多数的流民若是得以温饱后便会返乡,这个政策也可避免为游民份子制造游荡的机会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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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神宗朝努力安抚流民的措施,就可明白临灾的救助系统与措施是非常重要的。措施包括:报勘灾情、赈济、蠲免减征、缓征、移民、借贷,抚卹安辑等。

熙宁时北宋疆域图

每回救灾时,政府和官员的态度也是一大指标,这将直接影响天灾的后遗症与复原速度。如果安抚得宜,流民很快就能重回田地耕作,不会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太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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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反地,若安抚措施失当或不够周延,则流民或流动人口转化为游民、盗匪、参与变乱的状况,在宋代社会中便无法避免。

南宋疆域图尾语

参考文献:

宋代牧马业的发展失去了传统的畜牧业基地,迫使宋人不得己在黄河中游和中原地区这些农耕区内开展牧马业。在传统的农耕区内设置牧监,弃农从牧显然有悖于事物发展规律的,江南闷热潮湿的气候、多山丘陵的地貌对马匹的饲养是极其不利的。

岑大利,《中国乞丐史》邓云特,《中国救荒史》赖文华,《三言二拍中的游民探析》罗彤华,《汉代的流民问题》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长编》,卷150,〈仁宗五十一〉,庆历四年六月条《长编》,卷197,〈仁宗九十八〉,嘉祐七年七月条程民生,《北宋开封气象编年史》石涛,《北宋时期自然灾害与政府管理体系研究》邓云特,《中国救荒史》赫治清主编,《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王世宗,《南宋高宗朝变乱之研究》《宋会要》,食货63,太平兴国七年二月条《宋大诏令集》,卷185,〈招谕开封流民诏〉,太平兴国七年二月庚午《宋史》,卷313,〈富弼传〉

可笑的是,宋朝没草场养马,却有草场养羊,羊肉是宋代的宫廷食材用量上的至尊。当时陕西冯翊县出产的羊肉,时称“膏嫩第一”。宋真宗时,“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就是买于陕西。而随着王朝的传续,宋代宫廷这种嗜吃羊肉为主要肉类的习俗,有增无减。大致在宋仁宗、英宗时,朝廷从“河北榷场买契丹羊数万”。而神宗时代御厨帐本上更“吓煞人”,记录上一年居然消耗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

所以说,北宋并非没了河套就不能养马,并非丢了燕云十六州,就失去了重要的战马来源。一国之蠹,非一朝一夕也~

以上图/网络

文/ 老队聊史

参考/《宋史》

《宋朝军事后勤研究》

《文献通考》

《宋代畜牧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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