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一位世界性的历史伟人,是国外中国学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西方毛泽东研究是国际学术界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握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宏观脉络,有助于审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认识框架及发展趋向,汲取其有益成果,辨析其错误倾向。

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据探究,毛泽东著作最早译为外文发表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刊于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和《革命的东方》。当时共产国际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认为此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

毛泽东传记的真伪优劣

2013/02/25 | 段宇宏| 阅读次数:3833| 收藏本文

2013年元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李锐的《毛泽东传:峥嵘岁月》。这本毛泽东传记并非全传,只局限于描述毛泽东1893—1923年这一时期的经历,准确地说,是一本30岁前的毛泽东传记。并且这本《毛泽东传》并非新着,是李锐之前作品的修订和再版。

“新瓶装旧酒”,近年毛泽东传记作品的出版似乎颇时兴这个模式。很多1980年代“内部发行”过的西方学者的毛泽东传记,在这些年也被略加包装和删改,不断再版。大陆民间阅读《毛泽东传》的热潮似乎从未衰减。只是,在市面上如此众多的毛传中,如何选择和辩识其中的优劣与真伪成为一个问题。

以新闻报道和传记为标志的初始阶段。这主要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记者的报道。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既有西方记者关于毛泽东的直观感性描述,也有其精到的分析判断。在关于毛泽东的宣传报道方面,埃德加·斯诺作出了突出贡献,他通过实地采访发表了关于毛泽东的一系列报道并出版了《西行漫记》,引起世界范围的轰动效应。《西行漫记》打开了西方了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窗口,成为西方毛泽东研究的经典参考书。在费正清看来,斯诺给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历史学家们只得较多地依赖旁观者写的报道,尤其是那些曾经在30年代中期特许从共产党领导者那里采集资料的新闻工作者所撰写的报道。在那个时代里的所有记者中,埃德加·斯诺是出类拔萃的。”罗斯福阅读了《西行漫记》并约见斯诺,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继斯诺之后,大批西方记者进入延安和其他根据地,“其结果是带来了大量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手材料和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丰富的公开赞誉。”尼姆·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哈里森·福尔曼的《北行漫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人征服中国》、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冈瑟·斯坦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新闻报道式的调查著述相继出版。这些著述呈现了新闻报道的直观和敏锐。这一时期关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报道,为西方毛泽东研究和中国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学术富矿。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苏联《真理报》于1935年12月12日撰文介绍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发表题为《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领导者》,《劳动人民的领袖》的文章,介绍毛泽东的生平,并且首次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毛泽东传记的鼻祖

广义的传记类型包括全传、别传、小传、自传、略传、评传、回忆录等,这几十年出版过的中外各种毛泽东传记作品不说是浩如烟海,也是汗牛充栋。

谈及毛泽东传记,不得不提毛泽东传记之第一鼻祖《毛泽东自传》,这是最早的毛泽东传记版本,后来颇多中外人士从事毛泽东研究皆要参考此书;它出自美国记者斯诺之手,多年来不断再版。

1936年下半年,埃德加·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回来后陆续在报刊上登载报道。次年10月,斯诺的系列报道结成集子在伦敦出版,名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所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军帽的半身像,成为标志性的毛泽东早期照片。

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再版“红星”一书,2月份它的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所谓《毛泽东自传》即来自《西行漫记》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记录了毛泽东从出生到抗战初期的经历和言论。

根据惯有的说法,这个《毛泽东自传》由斯诺笔录,毛泽东口述,汪衡翻译而成。有趣的是,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文版面世之前,《毛泽东自传》早就被翻译出版了,斯诺本人当时都不知情。

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英文版先以第一人称的口吻,1937年7月开始在英文杂志《亚细亚》上连载。复旦大学教授孙寒冰看到《亚细亚》的文章后,在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的支持下,找吴光把自传翻译成中文,1937年9月底在孙寒冰创办的《文摘战时旬刊》上连载。11月1日,孙寒冰的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了单行本的《毛泽东自传》,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潘汉年题写书名,随后国内出现了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自传》,但汪衡翻译的版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毛泽东自传》原本为《西行漫记》的一部分,其受欢迎程度反而使《西行漫记》望尘莫及,这也是书中唯一用第一人称来行文的部分。早年曾有人疑惑,既然为《毛泽东自传》,作者却署名为斯诺,而且还用了第一人称。据斯诺的说法,毛泽东当初要求他用第三人称来写作,在斯诺妻子海伦的坚持下,最终才采用第一人称行文。

苏联1939年11月份首次出版了《毛泽东传》,其主要内容即取材自斯诺的《毛泽东自传》,但未署作者名,仅声称“以一位美国记者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为基础”,却配上了前言和附录。

苏版《毛泽东传》只是斯诺版《毛泽东自传》的衍生品,但它的出版意味深长,对中共政治走向的影响非常深远。早在此书印行之前,斯大林即通过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明确向中共表态,王明不得再与毛泽东竞争,中共应由毛来领导。1938年底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共产国际的指令传达到延安,毛泽东轻松终结了王明的挑战,后者则一蹶不振。

苏版《毛泽东传》在前言中对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赞颂,加封了颇多伟大头衔,如“光荣的人民英雄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杰出的革命统帅”……这标志着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公开认可与支持。

这本毛泽东传记付印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即发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庆祝斯大林的60岁寿辰,文中同样表达了对斯大林的热爱与拥护之情。

以系统学术论证和学派论争为标志的发展阶段。这主要是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一时期是西方毛泽东研究从新闻传记向学术论证转变的阶段,涌现出一批代表性学者,如费正清、本杰明·I·史华慈、斯图尔特·R·施拉姆、莫里斯·迈斯纳等。费正清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取得许多重要学术成果。费正清的学生史华慈1951年出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首次提出并界定了“毛泽东主义”这一分析范式。1952年,费正清和史华慈合编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1951)》,收录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正式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文章,开始运用历史文献来论证“毛泽东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其独创性。目前学界通常认为,这两本书的出版是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系统研究的开始,西方毛泽东研究从此进入到文献解读、历史叙述与分析评论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标志着西方毛泽东研究从“新闻传记”走向“学术论证”。这一阶段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学者分成三个学派:以魏特夫为代表的右派,以费正清、史华慈、施拉姆为代表的自由派和以理查德·M·佩弗、安德鲁·G·沃尔德为代表的新左派。他们之间分别展开了两次大论争:第一次论争是右派与自由派的论争,论争的主题是毛泽东思想有没有独创性的问题。第二次论争是自由派与新左派的论争,论争围绕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理论地位,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传统文化的关系展开。

1982年,我国党史研究工作者查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资料时,在1935年的档案中,发现了《毛泽东传略》一文。此文是目前所见较早地全面记述毛泽东的文字材料,把毛泽东评价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中国苏雄埃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

萧三和李锐

中国人自己写就的毛泽东传记,目前可考的是,第一本出自萧三之手,第二本出自李锐之手。

萧三为中共元老和作家,曾与毛泽东是同学,参加过“新民学会”。1943年他受命写作一篇毛主席传记,以庆祝毛的50岁生日。萧三撰写了《伟大的五十年》,其中第一章为《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1944年连载于《解放日报》。1946年为庆祝中共建党25周年,萧三又写作了《毛泽东同志传略》发表于《北方文艺》,《大革命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发表于《晋察冀日报》。1946年至1947年,《时代青年》发表了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以上这些文章都曾被当时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或汇集成小册子,广为流传。萧三也因此有了第一位研究毛泽东的专家的身份。

新华书店1949年8月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两篇合为一篇,进行修订后以《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为名出版,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算是第一本由中国人写的毛泽东传记。萧三称自从毛泽东执拗不过美国记者斯诺,向对方谈了自己生平后,就再不愿谈及个人的种种情况,所以自己写作这样一个“历史巨人”的传记,自不能胜任,所以传记内容是从毛泽东的师友、同志之处采访而来。

萧三版本的毛泽东传记在“文革”中的影响,不亚于斯诺版本,凡是歌功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伟大业绩的“文革”版毛泽东传记,大多都以萧三版为蓝本。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还有几个广为流传的毛泽东传记版本,如马玉卿的《毛泽东的成长道路》、《毛泽东的革命道路》;颂东写作组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大学“尽朝晖”的《最伟大的天才》……它们被不断地冠以各种名字翻印。

“文革”的毛泽东传记已不仅是充满浓厚的宣传意味和个人崇拜色彩,而且彻底颠倒黑白是非,任意篡改党史和国史,随着“文革”结束它们也就不再有生命力。

到今天,由中国人早期写成,在国内可以出版并颇为吃香的毛泽东传记似乎只有李锐的版本。

李锐1950年代初在《大公报》上发现毛泽东早年发表的不少文章,便萌生了梳理毛泽东思想历程的念头。在拜访毛泽东的诸多师友之后,1953年在《中国青年》上连载《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1957获得出版,后因李锐的“政治问题”此书不能再版。直到1979年李锐复出之后,经过补充修正才再获出版。

1993年,李锐重新编订,辽宁人民出版社以《早年毛泽东》之名出版此书。同时还出版了李锐的《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今年元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毛泽东传》,其实就是在李锐之前着作的基础上经过修订的版本,内容并无太多差异。

以再认识和专题拓展为标志的深化阶段。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为西方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参照。同时,中国大量有关毛泽东的著述编辑出版,为西方学者重新认识评价毛泽东思想奠定了文献基础。1982年,施拉姆发表长文《毛泽东:初步评价》,标志着国外对毛泽东研究深化拓展的开始。这一阶段,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毛泽东纪念活动深化和拓展毛泽东研究。如1986年纪念毛泽东逝世10周年,《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发表了“纪念毛泽东”专辑;1994年《中国季刊》春季号推出“毛泽东百年”专栏;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召开了题为“毛泽东再认识”的国际学术研究会;2006年,在毛泽东逝世30周年之际,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开辟专栏。这一阶段西方毛泽东研究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毛泽东的专题研究更加凸显。加强了对毛泽东的生平研究特别是关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加强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并在这一过程中深化对毛泽东思想深层理论的解读。二是关注毛泽东的遗产与当代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毛泽东研究与当代中国研究相结合,反映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一种新趋向,这种新趋向无疑丰富和拓展了毛泽东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三是注重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一些学者对毛泽东研究的传统“经验主义”范式进行总结批判,为西方毛泽东研究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发掘与全新理论图景的开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1936年7月,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朋友马海德,到陕北做了4个月的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斯诺同毛泽东多次彻夜长谈,还采访了许多红军将领,党政干部,普通战士和农民。10月回到北平后,为《纽约太阳报》,《时代》,《生活》等刊物撰稿,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为题,介绍毛泽东的生平事迹。

墙外开花墙内香

关于毛泽东传记有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在大陆,外国人写的毛泽东传记比中国人写的吃香,美国人写的尤其吃香,这主要指1949年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在西方,中国人写的毛泽东传记比外国人写的更受欢迎,但在国内通常不能出版。

中共建政后,吸引了更多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的目光。西方关于中国现当代史、中共问题、毛泽东的研究作品,能在大陆不断出版,造成重要影响的当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着作,或者是西方哈佛派学者的作品。

这些学者写作的毛泽东传记,不同于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记者带有新闻性也隐含宣传性的作品,也不同于中共自己出版的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着作,它的“学术味儿”对知识精英更具有影响力。

早期西方学者的毛泽东传记,首推哈佛教授史华慈1951年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史华慈亦是费正清研究中心副主任,有西方当代“毛泽东学”奠基人之称,“毛主义”一词最早由他使用。他还有两本代表性着作:《毛泽东主义的“传说”的传说》、《共产主义与中国:思想和变革》。

另一位早期的美国“毛泽东专家”叫斯图尔特·R·施拉姆,物理专业出身,二战中在军队服役,被指派参加了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研究完原子弹,施拉姆人生出现大逆转,1950年代末的兴趣逐步聚焦到共产党与毛泽东身上。

1960年代初,在洛克菲勒基金赞助下,施拉姆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镀金,接触到中共延安时期的部分资料,遂萌生梳理毛泽东思想历程的念头。他后来回忆,在胡佛图书馆阅读《解放日报》时,未曾想几十年后会跟该报编辑部成员于光远、李锐等人结识。

施拉姆1967年出版《毛泽东传》之前,还有系列热身作品:《毛泽东政治思想》《诗人毛泽东》《一个人与他的学说》,携这些成就,他当年入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担任中国研究所首任所长。

施拉姆以前常来中国,他的妻子1964年曾到北大历史系进修,“文革”爆发后他们才离开中国。“文革”后施拉姆逮到机会就往中国跑,曾六访中国社科院。1980年他和邹谠、陈志让、特里尔等哈佛派学者组成“北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代表团”访问大陆,与于光远、廖盖隆(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参与起草者)、李锐等交流资料与观点。

1987年全国学者齐聚中共中央党校,邀请正在中国访问的施拉姆作报告《毛泽东思想在西方的研究》,顺便还谈了邓小平的贡献。参会的中国学者首先对一个西方人用中文演讲感到吃惊,然后又被他谈中国问题的“客观公正”所感动,报以热烈掌声。

而1980年“北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陈志让也是毛泽东研究专家。1965年,陈志让曾推出《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但此书的名气反不如他的另一部着作《军绅政权》的名气大。

史华慈、施拉姆、陈志让的毛泽东传记面世时,由于毛泽东还在世,所以还谈不上全传。带有学术味和文学性的毛泽东全传,出现在1970年代末,一直再版到今天,还对大陆读者发挥重大影响,其中有两本为学者所写,一本为记者所写。

1979年,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推出了《人民君主:毛泽东传》;1980年,费正清的学生,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罗斯·特里尔出版《毛泽东传》;1999年英国BBC驻京首任记者站站长菲力普·肖特的《毛泽东传》英文版同时在英美发行。

前述作品大多在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以《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的形式“内部发行”过,后来逐渐公开出版。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把这些作品的大部分经过重新包装出版发行,在市场上反响不小。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竹内实也是着名的海外“毛泽东专家”,主编过10卷《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先后写过三本毛泽东传记:1966年着《毛泽东传》,1972年着《毛泽东的生涯——调动八亿人民的魅力的源泉》,1989年着《毛泽东》;一本研究毛泽东诗词的着作《毛泽东的诗词、人生与理想》。竹内实的所有作品皆在大陆得以出版,其中有些作品在“文革”时期即可发行。

1980和1990年代,施拉姆的两本书《毛泽东政治思想》和《毛泽东传》在大陆出版,据官方说曾发行五十几万册,外国人写的毛泽东传记,这是在大陆出版的首本畅销书。

近年仍在畅销,由外国人所写的毛泽东传记是罗斯·特里尔、迪克·威尔逊、菲力普·肖特三人的版本。其中最热门的当属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不仅是畅销书还是常销书。

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记先是由世界知识出版社截取后半段“内部发行”,改名为《毛泽东的后半生》,1988年年底河南人民出版社印行了全译本《毛泽东传》,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新包装后继续再版。据官方媒体报道,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记早年出版以后就印行了120余万册,2006年后又售出70余万册,从这个数字看,在大陆绝对属畅销书。

与此同时在海外出版市场上又形成一道相反的风景线,大陆“官版”的毛泽东传记自然无人问津,几位哈佛学者的着作早已过气。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华人女作家张戎和丈夫乔·哈利戴合着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属于港台和欧美市场上的畅销书和常销书,但后者出版后遭遇大量专业研究者的批评。

南京大学已故学者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此书可算作学术性的毛泽东传记之一种,虽不如前两本般全球畅销,却赢得海内外学界一片叫好之声,不过与那两本同样命运,不能在大陆出版。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938年1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此后国外一再出版,达20多种文字,备受国外读者欢迎,产生了轰动效应。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斯诺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读过《红星照耀中国》”。直到今天,斯诺这本书仍是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经常加以引用的主要参考书。

当世该看谁的毛泽东传记

“文革”结束后,大陆编纂的形形色色之毛泽东传记恐难计数,不过被大陆官方媒体称为最具“权威性”的当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学者金冲及主持编写的《毛泽东传》。

出版市场上推销此书的卖点是,作者为体制内着名学者,可以接触到旁人不能企及的一手资料,可以采访到历史事件中的当事人,所述之事更加准确和客观。但这种“官版”毛泽东传记无论说得怎样动听,在精明的书虫心里总会犯嘀咕,并不一定真心认同。

事实上大陆出版的哈佛学者的毛泽东传记就其严谨和客观性也存有争议。

大陆出版界翻译出版海外图书,且不说翻译水平问题,删节、篡改的某些“习惯”就令人畏惧。不计其数的毛泽东传记,任何人皆无精力把所有中译本跟英文原版一一对照,但只要有人较真,其中的错谬一目了然。

以最畅销的罗斯·特里尔的版本为例,此书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隆重再版,声称根据作者最新增订版翻译而来,“最新版全译本”六个黑色大字赫然印在封面上。

与特里尔增订的毛泽东传记英文原版随意对照,就发现了严重删节的地方。大陆版第14章“修补体制”,该章末尾以“1959年到1960年的冬天,毛泽东把彭德怀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段文字结束。查对英文原版,在这段话之后,原来还有三大段文字,在中文版中全部神秘失踪了。

若英文着作涉及到大陆现当代史,大陆不少高端读者喜欢购买台湾翻译的版本。特里尔这本书若买了台版,读者更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此书的台版引进的是大陆版,译者都是同样两个人,该书台湾版本的第14章连“1959年至1960……”这段话都没有。

迪克·威尔逊1979年的《人民君主:毛泽东传》,1990年代初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印行中译版时,名字变成了《历史巨人毛泽东》,2006年再版时又变成《毛泽东传》。

抛开出版界删节篡改恶习,大陆出版的外国人写就的毛泽东传记仍有诸多遗憾。

由于很多着作成书年代过早,多在1980年代之前,最早至1950年代初,可依赖的二手材料寥寥无几,学科发展水平也极低,造成当年学者们的知识结构放到今天来看早已老旧不堪。

其次,施拉姆、特里尔、迪克·威尔逊等人撰写的毛泽东传记,多依赖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路易·斯特朗等西方左翼记者的二手材料,以及官方早年公开发表的文告、消息。而一手档案是澄清历史疑团最有力的证据,从近些年已披露的部分毛泽东文献来看,公开场合发表的讲话与内部会议记录、私人信件表达的观点相悖的事情时常发生,依据二三手材料,自然会得出错误结论。

尽管大陆的档案开放进度相当不如人意,但苏联解体后,一批珍贵档案得以解禁,台海两岸和美国也有颇多新档案发布,仅最近20年,国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中国近现代史、冷战史的研究都迈进了好几个台阶。

这些哈佛老派学者的旧着作不仅远远落后于世界现在的学科水平,甚至都追赶不上国内史学界的研究步伐。杨奎松的学术性毛泽东传记——《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其价值不仅远超哈佛学者,连高华的“红太阳”与之相比也略逊几筹,这本着作若无金冲及为其作序,恐怕很难在国内出版。

语言和文化隔阂,生活体验的欠缺也是这些外国“汉学家”无法彻底克服的障碍。

这些老派洋学者,有不少人在1990年以后逐步修正了此前很多历史观点。时代与个人局限不能否定“毛泽东专家”施拉姆的真诚,“我的《毛泽东传》那本书是20年前写的,不一定代表我现在的观点”,1991年他接受访问时这样表态,当时他刚写了一篇文章《党的领袖或者君主》。施拉姆随着新资料和新事实的披露,经常修正自己观点,尽管不一定都正确。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只是进入了党中央军事决策层,而非此前所宣传的取得领袖地位,80年中国发布档案澄清史实,施拉姆立即对之前的描述作出更正,到这时他才知道毛直到1943年才取得党主席职务,成为名至实归的领袖。

“文革”结束后,中国30年间发生的众多政治惨剧细节才为西方学界普遍知晓,对施拉姆等学者也是一次冲击。

施拉姆晚年重编毛泽东着作时发现1950年代出版的毛选有严重篡改,即作出了尖锐批评,而大陆有官方学者用“严重夸张和歪曲”来回应他。费正清生前最后一本书《中国史新论》,修正之前大量史观,但不再引进出版。

面对这些西方的研究成果时,大陆常常选择性传播,赞扬之词被放大,批评之意被淡化,修正的结论和着作不再引介,立场与史观不符合“政治正确”原则的一概拒之门外。

当世的毛泽东传记虽汗牛充栋,华文世界值得细读者却寥寥无几。

《 人民日报 》( 2016年01月04日 16 版)

1937年4月,埃德加·斯诺当时的妻子尼姆·韦尔斯,在陕北苏区进行了5个多月的采访,写了《西行漫记》的续篇《在红色中国内部》。此书的记述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头脑冷静的杰出领袖,由于他具有远大的目光和渊博的知识,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列宁”。

斯诺等大多是记者兼学者,其研究带有较为浓厚的访谈色彩,正如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的1938年中译本所作的序中写的那样:“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讲,这本书的一大部分不是我写的,而是由毛泽东等人的长篇谈话所构成。”

1946年6月至7月,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根据多次访华采访获得的材料,在延安写了《毛泽东思想》一书。后在上海修改订稿。翌年6月在美国《美亚》杂志6月号发表。其中这样写道:“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式变为亚洲的形式。”

时至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隆隆炮声震动了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许多学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以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引起高度重视,开始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

1950年,美国亚拉马学院教师,传记作家罗伯特·佩恩出版了大部头的传记《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这部书可以说是西方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只是由于他的职位和地位不高,名气不大,所以西方学术界一般把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弟子本杰明·施瓦茨于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一书,视为西方“毛泽东学”的奠基作。

1952年,费正清与本杰明·施瓦茨和康拉德·布兰特合著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年至1951年》一书。这本书试图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来研究“毛主义”的形成及其理论特点。其内容涉及传记研究,思想研究和史料编纂等多方面的领域,表明西方“毛泽东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开始形成。

苏联于1940年就将《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在莫斯科出版了英文版和俄文版。1952年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三卷的俄译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已翻译完成,虽然没有付印,但对毛泽东著作表示肯定和赞扬。

美国和西欧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在60年代至70年代逐渐形成了三个不同观点的学派,即“保守派”,“自由派”和“新左派”。

“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百万人民反对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委员会”的成员威特福格尔。“自由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施瓦茨等。由此,“自由派”也被人们称为“哈佛学派”。“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佩弗,沃尔德等学者。

从其研究成果来看,“新左派”的著述较少。而“自由派”的论著颇丰。因此可以这样说,目前在欧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自由派”。

据美国学者斯卡拉皮诺分析,欧美各国学者撰写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论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传记性著作。其代表作有施拉姆的《毛泽东》。此书于1966年初版,1967年修订再版,至1977年曾再版8次。

二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方面的著作。其代表作有施瓦茨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韦克曼的《历史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和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年》。

三是评论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著作。其代表作有威尔逊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斯塔尔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

四是强调心理和文化因素的著作。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是彼叶的《中国政治的灵魂:政治发展中权力危机的心理研究》和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

日本的“毛泽东学”从60年代起也迅速发展起来。日本学者凭借与中国民间交流较多,文化传统相近的优势,收集整理了大量毛泽东的文献资料。1970年至1972年,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出版了10卷本的《毛泽东集》,收录了被认为是毛泽东在1917年至1949年10月1日这段时期写的著作427篇。接着,该研究会又着手编辑《毛泽东补卷》和以毛泽东著作年表为内容的别卷,收集了《毛泽东集》未收入的被认为是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到1949年之间写的论著500多篇。

欧美学者对日本学者收集整理的这些有关毛泽东的文献资料极为重视,并且给予高度评价。施拉姆曾说:欧美所有以毛泽东1949年以前的文章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作者,都把这个东京版本作为自己的引证来源。一些日本学者还把我国非正式出版的毛泽东的论文和讲话汇编本《毛泽东思想万岁》译成日文,也引起了欧美学者的高度重视。

韩国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起始于60年代,80年代形成高潮。其研究领域主要是这样四个方面:一是毛泽东革命思想的研究;二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三是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关系的研究;四是对毛泽东个人历史的研究。1963年知文阁出版,金相侠所著的《毛泽东思想》;1977年2月出版的河映爱所著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之研究》;1983年出版的柳济麟所著的《毛泽东理论与共产主义中国化》;1980年太阳文化社出版的罗昌柱的专著《毛泽东的生平与斗争》等,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体现了韩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水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80年代以来,韩国各大学关于中国问题的硕士,博士论文有10%是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为题的。

从国外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总的情况来看,现在世界上有数十个国家,几百个研究机构和成千上万的人员,在研究中共党史的同时,从事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据统计,现在世界上由政府组织设有专门机构研究毛泽东的,就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近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高等学校设置研究中共党史的机构,把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作为重要课题。其中,美国,日本等国在研究机构,人员,资料及出版物的数量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其次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等。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国家仅出版有关毛泽东的专著就多达1000多种。从70年代开始的由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所编辑,竹内实教授主编的《毛泽东集》10卷和《毛泽东集·补卷》9卷及别卷,共20卷本,已成为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必读资料。现在美国正计划出版《毛泽东全集》,其规模要比日本竹内实主编的20卷《毛泽东集》大得多,可以有50卷到60卷之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同样重视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为此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且出版了许多大部头的专著。

资料来源

田树德:《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北京第1版。

文章出处:《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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