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毛泽东到兴国县长冈乡实地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毛泽东在这篇调查中所体现出的巨大的革命勇气、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历久弥新,是指引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央苏区位于罗霄山脉和武夷山脉的中段与南段之间,大体在粤闽赣三省交会处,气候环境恶劣,经济生产落后,群众文化水平低下,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面宣传,在这样的人文自然环境中开展革命斗争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为了解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更好地动员群众参与到革命中来,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调查。他撰写的重要调查论文都收集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一书中,包括《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在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各项有针对性的政策,对落后的苏区进行了有效的“文化扶贫”。当然,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并没有提出“文化扶贫”概念,但可以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对人民群众进行的各种文化改造,实质上就是对缺乏科学文化的工农群众进行文化扶贫。

深切的怀念——参观毛泽东长冈乡调查纪念馆抒怀踏进神圣的殿堂,看着那,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和图画,听着那,讲解员声情并茂的介绍,欣赏着那,一首首兴国山歌精彩的演唱,我的思绪啊,就像奔腾的波涛,跌宕起伏,一浪高过一浪——我,似乎看见,1933年的春天,您那魁梧的身躯,出现苏维埃大学神圣的讲台前;您那洪亮的声音,正作着“乡苏怎样工作”①的报告发言;您那有力的挥手,驱除人们思想上的雾霾,回应群众的关切,拨亮人们认识上的思辩……我,似乎看见,“查帐先生”②走村串户,嘘寒问暖拉家常;贴心下问无小事,欢声笑语话也甜。请来代表作调查,畅所欲言讲得欢;工作生活谈得细,19项工作③常思念。我,似乎看见,油灯下,您那沉思的身影,长冈乡苏工作的经验,长冈干部的好作风,长冈群众的革命热情,一一浮现在您的眼前。油灯下,您那伏案工作的身影,群众的生产,群众的生活,群众的疾苦,件件都是您关注的焦点;人民福祉的谋划,苏维埃建设的大政,党的宗旨的实现,一一汇聚在您那疾书的笔端,书就那经典名篇……我,似乎听见,那一首首山歌,回响在山间田园;一首首山歌心相映,一声声山歌诉衷情。山歌声中,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上前线;十之八九当红军,成就那“开国将军乡④”的金匾。山歌声中,干部工作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创造
了“第一等”的工作,成了那“乡苏工作的模范”⑤!我,似乎听见,大家参观学习的心声,《长冈乡调查》方向明,指导实践步伐新;“三严三实”步步实,创新创业开新篇。您的至理名言,久久回荡在我们的心田;您的伟大理论,传遍五洲四海、千秋万年!注:近期,作者随单位组织的有关人员来到兴国县“毛泽东长冈乡调查纪念馆”进行参观学习,开展革命传统教育。①毛泽东在长冈乡和才溪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地方苏维埃工作的情况,以《乡苏怎样工作》为题,在苏维埃大学给学员们作了精彩演讲。②2013年1月9日电影《长冈的难忘岁月》在中国电影频道首播。影片中,毛泽东以“查帐先生”的身份,深入到长冈乡群众中,了解苏区人民的疾苦,指导“乡苏”干部的工作。③毛泽东作长冈乡调查,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他带领谢觉哉、王观澜等组成中央政府检查团,来到长冈乡检查工作。第二步,他将长冈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昌宝、乡苏维埃代表李求应、乡贫农团主任王先怀三人请到瑞金沙洲坝,专门开了几天调查会,详细调查了解长冈乡的“政治区划及户口”、“代表会议”、“地方部队”和“群众生活”等19项工作,并作了详细记录。④长冈乡百分之八十的青壮年参加了红军,长冈成为扩大红军的模范。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7位将军,其中2位中将,5位少将。长冈乡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开国将军之乡。⑤在1934年1月,兴国县委书记谢名仁、长冈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昌宝等同志光荣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会上,毛泽东介绍了长冈乡的先进经验,授予长冈乡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亲笔题写了“模范兴国”四个大字赠予兴国的与会代表;并在报告的结论部分,即《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称赞长冈乡干部是“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号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作者:赣南师范学院
林俊华)

坚持真理的政治勇气

为何重视苏区的“文化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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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深入长冈乡调查之际,正处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前期,党内“左”倾路线盛行。在中央苏区,“左”倾教条主义者往往把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扩大红军与关心群众生活对立起来,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设立了教育部。省苏维埃政府设文化部,县区苏维埃政府设文化科,城市苏维埃政府设文化科。中央教育部分设初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社会教育局、艺术局。此外,还有编审局和巡视委员会。县区下面的各乡还设有文化教育委员会,具体组织和领导各地工作,并相继出台一系列决议,发布一系列指示、训令、条例等,有力地指导和促进苏区的文化扶贫工作。

与“左”倾路线作斗争,需要冒很大风险。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仍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总结基层实践经验,以回答在国内革命战争条件下农村根据地建设必要而又可能这一重要问题。他在《长冈乡调查》导言部分开宗明义,明确提出反对只知发出“命令与决议”、不知苏维埃工作“实际内容”的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对当时盛行的“左”倾教条主义作出严正回击。

但是,当时处于战争年代,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都是围绕革命进行的,因为革命才是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毛泽东说:“为着革命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

在身处逆境的岁月里,毛泽东依然坚信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善于向实践和群众学习,抓住一切机会和可能条件,坚持真理不妥协,始终恪守正确的路线和主张,同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表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担当精神。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

几乎全民皆兵,每个人都在一张极其广大的“网络”中

《长冈乡调查》涉及人口、基层组织、群众生活等20个方面的内容,但始终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就是牢固的群众观点、真挚的为民情怀。

在当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能否调动起贫苦大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关系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命题。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动员一切群众力量加入革命斗争,特别强调铲除穷根,培养新生力量。在毛泽东的调查报告中,我们发现几乎全民皆兵,每个人都在一张极其广大的“网络”中。如在《兴国调查》中,农村进行了军事化组织,包括由23-50岁男女组成赤卫队,男卫队的任务是夜晚放哨和把精壮分子编入红军预备队,女卫队则补充男卫队出勤后的空缺。一个赤卫大队配备一个少年先锋队,由16-23岁青少年编成,要求队员要识字,因为要看得懂通行证,任何人从甲村通过乙村都要凭通行证。一个少先队的地方同时还组建一个劳动童子团,由8-15岁的儿童组成。童子团的任务是:一为放哨;二要检查烟赌;三是破除迷信、打菩萨。毛泽东评论他们是真正的公事公办,查烟赌打菩萨很厉害,完全不讲人情。此外还有纠察队、红军预备队、区特务营和红军独立团等。

在调查中,毛泽东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与群众推心置腹谈心。他把群众的利益时刻放在心上,不仅将“群众生活”作为专项单列出来,还详细询问油、肉、衣等具体情况,了解群众生活是否改善,关爱之情跃然纸上。他指出,长冈乡正因为“是在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从而使各项工作得到群众的积极拥护。他对乡情民意的了解、对群众所思所盼的把握、对为民排忧解难的推动,是坚持群众观点、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动实践。

在此我们看到,除去不能劳动的老人,从儿童到中年人都很好地被动员了起来。儿童要成为其中光荣的一员就必须识字,这从侧面促使他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另外,童子团毫不留情的执勤对改良社会风气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在苏区形成了有纵向梯度的预备队,红军的力量得到不断充实和增强,贫困子弟的文化水平也得到不断提高,教育与军事形成相互促进的良好态势。

长冈乡工作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在发展合作社、推销公债等工作中,能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而不搞强迫命令,收到很大成效。还开展了网状的以政权为主的基层组织建设,设立扩大红军委员会等15个委员会和工会、贫农团等群众团体。毛泽东认为,“这样把工作组成了网”,“使苏维埃联结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

当然,苏区除了制定相关的决议,颁布相关条例,最重要的是看乡苏的执行情况。对此,毛泽东对官僚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发得出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同志们!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他认为要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不是靠脑子空想出来的,而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关心群众,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总结各种先进经验,然后发扬这些精神,使其适合于我们更高的任务。1943年,毛泽东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中谈及合作社问题时还特别强调了“群众观点”:“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为了克服苏区的官僚主义,宣扬有效的扶贫工作方法,毛泽东把长冈乡作为各苏区的学习榜样。

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为了有效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到革命中来,长冈乡组织了大量的群众团体。如扩大红军委员会,负责扩大、优待、慰劳红军;土地委员会;山林委员会,负责种植与保护山林;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桥梁委员会;国有财产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除了乡一级,村也有。这意味着,整个长冈乡遍布各种“委员会”。各个委员会除了负责各自的工作外,对于苏区而言,其重要作用更在于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发动底层人民完成各项任务。一位老红军回忆道:“当时白天搞生产,每天晚上都有活动,经常是扩大会议,大家都感到忙得很。因为大家都有组织,没有闲散的人,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被发动起来了。”

为了全面、客观、真实地了解长冈乡的工作情况,获得对它的“真知”,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不怕艰难困苦,作了具体深入、周密细微的调查研究。在列宁小学的茅屋里,他和有关各方代表一连开了几天会,并和老百姓一起下地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听取群众的意见。正是由于这种求真求实的态度,才取得了对调查样本的真理性认识,为提出正确的政策措施奠定了客观基础。后来,毛泽东提及长冈乡等调查时说:那是亲自出马的系统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

“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少到全部人口的20%以上”

调查还运用了“一分为二”的方法,正确地分析了成绩与不足两个矛盾的方面。既肯定成绩和优点,也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摆出来。对成绩不拔高也不抹煞,对问题不粉饰也不说过头话。如对乡代表会议,既肯定其有许多好的创造,也把存在的“值日制也有缺点、十天一换太频繁”等问题和不足摆出来;还直言不讳地指出“对富农的政策是错误的”,提出应该“注意中农生活的改良”“注意女工农妇代表会的工作”等有建设性的意见。

苏区的教育基地主要在列宁小学,几乎每村一个。长冈乡上学儿童占全乡学龄儿童总数的65%,学生的年龄在7-15岁之间,分为甲乙丙三班,平时由于农业生产繁忙,只上半天学。笔墨纸等均是学生自备,教师是义务教学,伙食由群众筹集。除了日学还有夜校,长冈乡9所,上下才溪乡12所。长冈乡平均每校32人,共约300人,男子约占30%,女子70%。上下才溪乡的夜校学生也是女生占多数。夜校很受群众欢迎,16-45岁的青壮年大多数进了夜校。夜校也分为甲乙丙三班,学习用具均自带。学习内容是:甲班学习读报和算术,乙班学习成年技能,丙班学习儿童读物。对于一些带小孩、年纪大、离夜校远的人,苏区把他们编入识字班。由较有学识之人负责组织教学,其教学方式是随时、随地、随人数,在乘凉或者喝茶时,三五成群,画地为字,学习效果由夜校老师检阅。各地还有识字牌,每村一块,钉在道路两旁或屋壁等处。牌上还绘图写字,每几天更换一次,由日学老师负责,此种方法在苏区取得了很大成效。此外,各村还设有一个俱乐部,下设体育、墙报、晚会、戏剧等委员会,个别地方还上演新戏,宣传党的革命斗争精神。在上才溪还设有读报团,逢圩日必读《斗争》《红色中华》和“阶级分析”等,每次听报者在50-90人,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新朴实的文风,也是求真务实作风的重要体现。通篇全是据实写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大白话通俗易懂、形象生动,体现了“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文风。报告有一半篇幅是用数据说明问题的,所应用的大量数据,具体准确,一目了然。得出的结论不是基于主观判断,而是建立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事物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准确把握上。

由上述可见当时苏区的教育形式是灵活多样的。上至80岁老者,下至3岁小孩,均积极地学习文化知识,文化扶贫取得了良好效果。毛泽东通过调查指出,“过去不识字的,现在都识得四五十个字了,少数能识七八十个”。时任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的徐特立亦指出:“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少到全部人口的20%以上”。另外,苏区报刊发行量的增加也是衡量群众文化水平提高的一个关键指标。1934年苏区已有各类报刊34种,其中,《红色中华》的发行量从0.3万份增至4万份,《青年实话》发行2.8万份,《斗争》仅在江西苏区就达2.71万份等。

具体鲜明的问题导向

另一方面,从国民党的反面报道中亦可反映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文化扶贫工作的成效。1930年3月,赣南有四个干部被敌人逮捕,在吉安法庭上审问很久,四个工农同志言词流利,驳得国民党法官哑口无言。《国民日报》报道说,共产党可恶,其教育群众的方法可学,不识字的农民,也能讲得许多道理。可见,中国共产党已经对苏区人民进行了彻底的文化思想改造,而这不能不归功于共产党强大的号召力、动员能力以及大力推行的各项教育措施。

《长冈乡调查》通篇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毛泽东认为,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他在中央苏区时期开展的系列调查,都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而为科学合理地制定土地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客观准确的现实依据和方法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对我们当下的扶贫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作长冈乡调查时,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如何加强根据地建设、改善群众生活、调动群众积极性,以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带着这一问题,毛泽东深入长冈乡的山水田间,到群众中、到实践的第一线去寻求答案。他说:“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

由于带着问题有备而来,毛泽东通过详实的调查和深入的分析,下功夫把这一个地方研究透,对机会主义者的瞎说进行了驳斥。针对发展生产与扩大红军有没有矛盾的问题,用该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中外出当红军、做工作的占百分之七十九的数据,以群众既支持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又搞好生产的事实,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说:“长冈乡扩大红军如此之多,生产不减少,反增加了,即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了。”

原载:北京日报

典型示范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在工作中一向重视抓典型、树典型、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长冈乡调查》就是运用这一工作方法的具体体现。之所以选择长冈乡“解剖麻雀”,就是为了给全苏区树立具体的榜样。因为兴国县是中央苏区名副其实的模范县,而长冈乡的工作在兴国又是属于“第一等”的。

毛泽东认为,反对官僚主义,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长冈乡在合作社运动、文化教育、卫生、社会救济、革命竞赛等很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值得赞扬的”,得出其工作为“苏维埃工作模范”的结论。这些来自实践中的生动鲜活的例证,充分说明了根据地建设的作用和成效,对于各种否定根据地建设的不实之词是最有说服力的回击,对苏区的各项工作是有力的促进。

“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通过调查,毛泽东认识到,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就在把这些好的经验收集整理起来,传播到广大区域中去”,“供给一切落后的乡苏、市苏以具体的榜样,使他们的工作提高到先进乡苏、市苏的地位”。如果能“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就可以打造“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实践充分证明,按照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原则,以作为个别的典型带动一般,又以面上的经验去完善先进典型,在一般与个别的循环往复中,就能把我们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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