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其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把制度建设同改革相统一,强调通过改革推动和创新制度建设,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他坚信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每当重大历史关口,他都能做到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反对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表达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态度和信心,为中国的发展指明方向。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需要通过改革革除弊病。他廓清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关系,认为必须长期坚持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不断改革具体制度;廓清了制度和方法之间的关系,冲破了僵化的思维模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打下了坚实基础。邓小平“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主张,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正确处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改革创新、“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关系,把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和改革创新统一起来。

进入专题: 制度建设
  邓小平
 

正确看待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改革发展实践中,科学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发展,不断彰显优越性,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

今年是改革开放40 周年。改革开放40
年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中确立起来,日益显示出独特优势和旺盛的生命力。邓小平对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为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提供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其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把制度建设同改革相统一,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强调通过改革推动和创新制度建设,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在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之际,回顾和重温邓小平的有关思想和决策,对于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的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许耀桐 (进入专栏)
 

1.遵循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进一步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一、坚定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前提

图片 1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实践证明,作为党和人民97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之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必须对其巨大的优越性,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保持足够的自信。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能否始终充满信心,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关乎党、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过程中,邓小平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进一步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否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加强自身建设、推进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的必要,恰恰相反,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观点而不能有丝毫的僵化保守和故步自封,要始终坚持通过改革创新推进制度建设,以更好地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彰显其巨大的优越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不断改革创新的产物,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改革完善,它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它符合我国实际,更在于它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在于它能够不断与时俱进地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正是基于此,邓小平同志坚信:“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可见,坚持和进一步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优越性,内在要求不断改革创新。

邓小平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战斗、工作了70
多年。战争年代他参与了党为建立新中国的浴血奋战,新中国成立后又投身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和巩固。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着透彻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信。他说:“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他对我们的制度优势的方方面面作过大量阐释。关于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邓小平指出:“这最符合中国实际。

  
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重大课题。正是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条件下,邓小平把目光聚焦于制度这个根本的问题。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被称之为中国改革的政治宣言书。在这篇鸿篇巨制中以及前后相关的一系列著作里,邓小平深谋远虑、苦心孤诣,突出和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邓小平作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为当代中国的转型和发展建立了丰功伟绩,作出了卓越贡献。而在邓小平诸多丰功伟绩和卓越贡献中,关于重视制度、致力于制度建设的思想尤为深邃,他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崭新时代,完成了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根本转变。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基本确立起,经过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的长期探索实践,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已经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完全达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各领域还存在一些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和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这影响和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有些方面甚至成为制约我们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充分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的角度考虑,坚持和进一步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优越性,必然要求深入激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全面深化各领域的改革,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事实上,我们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就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

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关于基本经济制度,邓小平强调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邓小平指出,“到底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好,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好?只要我们的工作搞得好,按经济规律搞建设,肯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关于我国政治制度中党的领导问题,邓小平指出:“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关于作为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民主集中制,邓小平指出:“这个制度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邓小平指出:“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一步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就要切实遵循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牢牢把握六个“紧紧围绕”的全面深化改革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邓小平带领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同时从现实情况出发,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一、总结教训,高度重视制度

2.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指向全面深化改革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遭遇各种干扰和冲击,特别是丑化、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想暗潮从未停止。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邓小平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不断排除干扰,直面冲击,坚持“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出坚如磐石的定力。

  
早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在于没有制度的规范和制度的制约。他深刻地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在新中国成立后将近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生涯中,最令邓小平痛定思痛的就是,当时我们完全不讲制度和法治。毛泽东曾经说过,不能靠法治去治多数人,……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了,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刘少奇也说道,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是靠人。(参见项淳一:《党的领导与法制建设》,《中国法学》1991年第4期)邓小平认为,一旦失去制度的规范和制约,是非对错就无法分清,坏人坏事就会随之出现。所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语重心长地指出:”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作为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总目标。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指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必须始终牢记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不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目标指向,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搞那种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的所谓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一目标指向,也就规定了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要求。

上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广大干部群众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思想渐趋活跃。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在反思和讨论历史错误的过程中,有人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和悲观失望情绪。邓小平及时指出,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一定要大力纠正,彻底驳倒。为此,他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列为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他还说,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但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并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邓小平认为,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邓小平关于制度的这”四性”说,著名且精彩传神,被公认为是对制度的功能和作用做出的最为全面、科学的表述,也是对制度的意义做出的最高评价。所谓制度的根本性,可谓夯实基础;制度的全局性,可谓决定大势;制度的稳定性,可谓保持均衡;制度的长期性,可谓克服任意。在制度的”四性”之下,一切都要在制度的规范里运行,人们都要按制度的规定办事。

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改革立场。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的,应该改又能够改的坚决改,应该改而不具备条件的创造条件改,该快的一定要快、不能快的则循序渐进,不应该改的则坚决守住。坚持这一立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发展,扩大我们制度的优势,就是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就是要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努力改革、清理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就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

上世纪
80年代,西方多种政治、社会、文化思潮利用我国改革开放全面推进这一时机,不断涌入并侵袭人们的思想。一些人,包括一些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迷失方向,丧失立场,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自由”,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他从总结中国近代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作出深刻分析。通过总结历史,邓小平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在经济、技术等方面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他的结论是: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通过分析现实,他认为,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会使某些局部地区的少数人更快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所以,“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他坚定地提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他还反复强调:“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

    

其次,要坚持正确的改革原则。要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坚决反对一切照抄照搬他国政治制度的主张和图谋,绝不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我们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改革,不求轰动效应,不做表面文章。

上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受到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有人因此对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产生质疑,甚至丧失了信心。关键时刻,邓小平鲜明地表达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念。他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明确路径,大力改革制度

最后,要坚持正确的改革方法。要以问题为导向,多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稳步推进制度改革创新,积小胜为大胜。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要坚持制度设计务实管用,着力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着力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着力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当时,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企图迫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异常困难的外部环境,邓小平从容不迫地表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这些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制度自信。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看似山穷水尽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自岿然不动”,迎来了今天的柳暗花明。

  
高度重视制度问题,必须选择改革制度的路径。邓小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优越的,但是体现这种根本制度的具体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组织制度等等,却存在很多的缺陷弊端,如果不通过改革来消除这些缺陷弊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也不可能得到正确、有效的保障。为此,邓小平提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就是死路一条,”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针对原有的体制和具体制度进行改革,实现制度的自我革命。

3.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发展不断彰显优越性

总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每当重要历史关口,每当出现对社会主义的模糊甚至错误认识,妨碍人们对未来作出正确判断和选择的时候,邓小平总是勇立船头,旗帜鲜明地表达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态度和信心,为中国的发展指明方向。在改革开放的航程中,我们党成功应对各种思潮侵袭和挑战,坚定制度自信,任凭风吹浪打。得益于此,中国这艘巨轮,始终平稳地行驶在社会主义的正确航道上。

  
正因为这样,新时期伊始,邓小平立即着手制度改革,尤其重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曾深刻地阐明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主要问题。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例如,干部终身任职制,当时我国普遍存在着党政干部只上不下、只进不退,一旦为官、终身任职的情况。为此,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邓小平坚决要求从制度上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并在废除的同时,要求建立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等一系列新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

在改革发展实践中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一个正确确立改革的重点并发挥其重大牵引作用问题,以便使改革不断向纵深挺进,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断取得进展,优越性更加得到彰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探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获得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任务出发,把改革的重点确定为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这一重要经验不仅使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也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彰显了举世瞩目的巨大优越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经济总量实现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7亿人民摆脱贫困,人民生活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党和国家生机活力不断增强,这些无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巨大优越性的明证。

二、改革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动力

  
邓小平不但对包含干部制度在内的政治体制要求从改革制度着手,对于其他各方面的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也是如此,都要求从改革制度着手,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制度改革的波澜壮阔的宏大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需要珍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发展,不断彰显优越性。而且,现在制约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发挥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少集中在经济领域,如市场体系不完善,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利益固化的藩篱还存在等,这表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

邓小平是继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一方面,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信心;另一方面,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辩证、客观、发展、创新地看待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切矛盾和问题,勇于突破旧框框,开拓创新。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根本的,就是要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温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深刻论断,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事实上,也只有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其他各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或者说,其他各方面的体制机制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才会有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不坚实,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其改革发展就难以顺利推进。

坚定制度自信,决不是说我们的制度已经尽善尽美。邓小平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他洞察到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弊端。对此。他毫不掩饰和回避。

   三、坚持原则,建立特色制度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使各方面制度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政、分散用力;就是要使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进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从而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视野和长远利益出发,深刻反思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实事求是,正视党和国家制度方面存在的弊端,大胆触动我国政治、经济制度问题上长期形成的禁区。他认为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左”的错误,根子在制度,其中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毫不讳言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改革制度和加强制度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性质。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就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当代中国的制度改革,必须着眼于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我们建立的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

(作者:邓纯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勇于正视和清醒认识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才能勇于修正完善制度,探索修正完善制度的办法。邓小平在指出制度方面存在的弊病和问题后,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具有突破性的改革思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确立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

  
但是,走自己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可以闭关锁国,闭门造车,而必须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一切先进的经验。邓小平指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邓小平还具体讲了一个道理,”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一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页)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与世界文明隔绝的,而恰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步发展的,在这样的过程中吸收借鉴的越好,中国的特色就越鲜明。

1978年
10月,邓小平就提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在1978年
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向全党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围绕制度建设的改革随即全面展开。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要防止盲目地照搬照套西方国家的制度。比如,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建立就是这样,邓小平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241页)我们建立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这一层面进行改革,是邓小平较早提出的重要思想和突出建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
1980年 8月
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明确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讲话从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这一深刻认识出发,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历数党和国家现行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弊端,提出必须对这些弊端进行改革,并系统阐述了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对于其目的和意义,邓小平讲得很清楚:“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针对当时我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情况,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

    

由于当时有些人仍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对改革这个新生事物不理解、不接受。比如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吸收外国资金技术等等,与传统理论和观念大相径庭。有人担心这会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只有从理论上破题,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才能够澄清种种疑虑、困惑和误解,把人们从旧的思想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今天我们回顾改革的历程,可总结的经验很多。从制度的角度看,邓小平对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关系,制度和方法之间的关系处理上的理论突破,对改革冲出传统观念藩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立足法治,严格执行制度

关于廓清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包括根本层面与基本层面的制度,也包括具体层面的制度。邓小平明确把这两个层面的制度加以区分。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具体制度,必须不断改革。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具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同时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

  
邓小平认为,重视和加强制度建设,就是要将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民主生活、民主结构、民主形式、民主程序等,用系统的制度和法律固定下来,使之具有制度上、法律上的完备形态,用以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性和人民民主权利不受侵害。因此,制度建设,必须立足于法治,使之制度化、法律化。前面引述的邓小平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明确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句名言,当时被写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成为我们党进行制度建设的指导方针,并成为后来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依据。

关于廓清制度和方法之间的关系。邓小平从理论上冲破了以往固化的思维,明确界定了制度属性,把原来认为是属于制度范畴的方法之类的东西剥离出去,也就是把制度和方法加以区分。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好的,问题出在采取的建设模式和具体做法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甚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把计划和市场看作手段和方法。他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要使制度走向法治化,就要解决立法的问题,这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得以实现的根本而又有效的途径。邓小平指出:”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这次全国人大开会制定了七个法律。……这次会议以后,要接着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我们的民法还没有,要制定;经济方面的很多法律,比如工厂法等等,也要制定。我们的法律是太少了,成百个法律总要有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只是开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

对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是如此。邓小平认为,这些东西是手段,是方法,学习借鉴不等于认同他们的根本社会制度。邓小平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吸引外资、合资经营包含资本主义成分,但我们并不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它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至于管理方法、科学技术,则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资本主义在管理方面好的东西,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把经营管理技术等资本主义的优势当作方法学习,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也不等于回到资本主义。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装备,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至于怎么能发展得多一点、好一点、快一点、省一点,根本不违背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有些人担忧搞活开放会带来消极影响的观点,邓小平认为:“有办法解决,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他在提出大胆利用资本主义的方法的同时特别强调,“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

  
在制度化、法律化确立之后,就要严格执行制度,严格依法办事。严格执行制度,严格依法办事,确保公民在制度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中制度化、法律化能否切实地、有保障地得到实现的关键问题。明确了制度化、法律化,当然有利于避免过去经常出现的一些人凌驾于制度和法律之上的奇怪现象。但是,光有制度、法律的健全和完备这个条件,根据以往的教训,还不足以保证社会主义制度、法律的落实和发展。所以,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显而易见,只有坚决地严格贯彻法治、严格执行制度,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和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才是衡量制度化、法律化真正得以实现的标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改革的淬炼锻造中不断成形、完善,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价值,又依据我国国情和发展水平赋予了社会主义制度新形态。它适应了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日益彰显出独特优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不断完善。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具体制度和体制也得以不断建立健全,如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促进公平正义、凝聚社会共识、实现共同富裕和集中力量办大事,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高度统一,等等。这些独特优势,无疑大大坚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制度自信,让全社会焕发出极大的活力和创造力。这是中国能够快速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秘诀。

    

三、当代启示——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

   五、充满自信,努力完善制度

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完善,日益彰显出独特的优势和活力。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和经验值得研究和总结。正确处理坚持与改革、“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关系,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条。一方面,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保持政治定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另一方面,大胆突破创新,通过坚定不移推进改革,不断修正和完善制度,进一步强化制度自信。坚持制度自信和改革创新二者的关系中,前者是战略支撑,后者是手段和根本动力,二者相互依存,不可或缺。不坚定制度自信,改革就会走上邪路;不坚持改革创新,走老路、回头路,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制度自信也无从谈起。这一重要经验,对于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重要启示。

  
制度构成一个体系、整体,制度建设要系统化、完善化。邓小平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不断的完善和发展。这样的话,我们就将超过资本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目前,”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但是它”将一天天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

改革的目的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管怎样改革,都必须坚决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筑牢制度的根基,把改革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信心的基础上,绝不因为搞改革而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资本主义。对改革的目的和性质,邓小平讲得非常清楚:“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他强调:“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40年来,我们的改革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正确方向前行,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能否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关系到社会主义是否拥有优越性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坚信我们的制度终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源于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信,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满自信。曾经在一段时间里,邓小平没有怎么提及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过去由于制度不好而无法发挥出来,”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今后,只有我们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

改革创新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制度自信的不竭动力和必由之路。只有通过不断改革创新,革除体制机制弊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让我们的制度自信更加彻底、更加持久。离开了改革,我们的制度会僵化,现代化进程可能会停滞甚至倒退,不可能有今天的制度自信,也谈不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邓小平认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把坚持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一同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正是通过推进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步确立和完善,这个制度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大大提升,成为具有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

  
对于究竟何时才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呢?1992年邓小平作出了明确的预测。他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现在,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宏伟思想和愿景,已经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继承和付诸实施。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了”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明确要求,”到二0二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对此,我们满怀着信心和必胜的期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制度建设提升到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处理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进改革创新的关系依然是其中的关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深刻表明,改革是为了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要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

    

习近平对坚定制度自信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作出了精辟的阐述,指出:“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他还指出:“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在制度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改革。一批具有标志性、关键性的重大改革方案出台实施,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已经基本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

   载《科学社会主义》2014年第4期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更加突出强调了通过改革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指出:“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改革创新的浪潮必将更加澎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彰显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作者姜淑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审〕

进入 许耀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制度建设
  邓小平
 

原载:《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

图片 2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data/76286.html
文章来源:沉思网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