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建军之开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专注于工农运动,大量精力花费在组织宣传上。至于军事工作,虽有所注意,但因国民党防范严密,又加之共产国际未全力支持,最终几无建树。干革命,不抓枪杆子,教训血腥而深刻。共产国际代表伊罗生当时就讲:中共虽然在工农运动中艰辛备尝,但最终“不过是为蒋介石做嫁衣裳”,中共“为开展群众宣传所付出的代价是太沉重了”。诚如伊罗生所言,国民党反戈相向,中共措手不及,革命志士抛尸街头者比比皆是。茫茫血色之中,共产党人挨过最初的慌乱,愤而反击,以刀枪对刀枪,正式开启武装斗争的道路。稍后几天,毛泽东在武汉对这条道路做出理论化表述,即“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南昌与武汉遥相呼应,实践与理论相互促进。从这个角度看,南昌起义的意义不仅是建军,同时还在实践上标志着革命道路之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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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背后的偶然与必然

第一枪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意义深远。南昌起义前,共产党人虽有反抗,但不成体系。散落在各地的革命群众,遥望中央,急需指引。南昌的炮火犹如黑夜星光,指示着方向,闪烁着希望。中央振臂一呼,人心归拢,革命暴动如滔滔江水,一发不可收拾。据统计,南昌打响第一枪后,不到一年时间,全国各地暴动约有94次,参加斗争的群众有34万多人。任何时代,榜样的力量都是无穷的,而在1927年的那个特殊节点上,南昌起义及其领导者们,无疑是革命潮流的引领者,为全国做出表率。

今年是八一南昌起义92周年。南昌起义具有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和伟大的历史意义。当前,党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角度看,八一南昌起义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最好范例。92年前,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以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白色恐怖面前,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继续战斗。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新阶段,拉开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宏伟历史序幕,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一段历史。

蒋介石教会了共产党人对枪杆子的认识,共产党人运用枪杆子、认识枪杆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八一南昌起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是孵化器,是革命的摇篮,大批共和国军事将领从这里走出。共产党早期成员以教授文人、小知识分子为主,武人不多。起初,革命从组织宣传转向武装斗争时,军事人才捉襟见肘。叶挺、贺龙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个个都受过专门军事训练,甚至不乏黄埔精英。对于年幼且无军事基础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共和国十大元帅,此支部队出其六。不可想象,如果没有朱德、陈毅、刘伯承、贺龙、聂荣臻、林彪等人,革命的历史会怎样书写。人才的重要性毋庸赘言,而南昌部队恰恰是卧虎藏龙,风景独好,可以说撑起了共和国的半边天。

一、南昌起义的历史背景

但是从当时来看,八一南昌起义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就是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了国民党枪杆子的厉害,蒋介石枪杆子的厉害,而自己也必须拿起枪杆子来,但是怎么拿?

(原载:北京日报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正处在生死关头。

当时一个枪杆子都没有,怎么办?

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驻地,打死打伤300余人,在4月13日又袭击请愿队伍,100多人牺牲,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大肆逮捕和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江浙区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在此次政变中英勇牺牲。随后,南方多省以“清共”“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东南各省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仅广东一地,包括萧楚女、熊雄、邓培在内的2000多共产党人被捕杀。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指使反动军警采取突然行动,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苏联使馆人员以及居民等80余人。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在北京英勇就义。

大革命失败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在上海背叛了革命,“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原来的所谓国民党左派汪精卫也与共产党人完全翻脸了,在武汉的中央和所有的革命力量只有从武汉沿江而下被迫转移到上海,南昌起义就是中央各种力量从武汉转移到上海过程中的一个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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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为此,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长邓中夏被先期派去九江,部署中央撤退的同时,考察利用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4月18日,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与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

李立三到九江后,三下两下把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

5月间,武汉地区的政治形势也越来越严重,反共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步步向右转。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公然通电联蒋反共,并向武汉发动军事进攻。21日,在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阴谋策划下,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变,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捣毁湖南省总工会、农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大量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半个月中全省被屠杀的革命群众在一万人以上。因为事变这天,中文电报用韵目“马”字代表21日,所以称这一事件为“马日事变”。

7月20日,他与谭平山、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会议,认为依靠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回粤成功,也由于我党开始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同张发奎的破裂同样不可避免。因此应该搞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在此紧要关头,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给中国共产党发出指示:开展土地革命;吸收新的工农领袖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党;动员二万名左右的共产党员和五万革命工农,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将新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代替原有的委员;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6月1日,中共中央收到上述指示。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将电报内容告知汪精卫,幻想争取汪精卫的同意。汪精卫不仅没有同意,而且以此为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的凭据,为自己找到了“分共”的一个借口。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对汪精卫的反革命面目没有认清。

这是举行南昌起义的最早建议。

7月14日、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连续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的“分共”主张,把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说成是“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是对国民党生命的“根本危害”。由此,汪精卫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在汪精卫“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走一个共产党员”的叫嚣声中,大批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被杀害,武汉顿时成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人间地狱。顿时,全国时局剧变,阴霾满天,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

第一次九江会议举行前,中央已经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但如何武装反抗,在何时、何地举行何种起义,没有进一步的计划。李立三在这次会议上果断提出南昌暴动,是一个不可抹杀的重大历史功绩。

汪蒋合流,使持续了四五年的国共合作顿时破裂,昔日的盟友忽然变成了凶残的刽子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谷,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

会议一结束,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向刚刚到达的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汇报。

而从党内来看,右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时期一直在统治党中央,忽视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忽视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仍无坚决的概念”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土地革命初期,中共中央最看重的仍是工农暴动,常把军事运动、特别是做正规军的工作,严厉批评为“军事投机”,不同意多做这方面的工作。事实上,在长期持久、规模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中,如果缺乏既有革命思想、又受过严格军事训练、遵守组织纪律的军队作为骨干,只临时发动缺乏严格军事素养的工农暴动,是很难战胜敌人的。

瞿秋白、张太雷则完全赞成。

大革命的失败充分证明了,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共产党想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可以说,没有一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是不可能获得真正解放的,即使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也会丧失殆尽。人民也在挫折中切身感受到: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无法实现和维护人民的利益。人民也热切地期待着人民军队的诞生,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获得彻底解放。毛泽东同志后来就讲,“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中国人民之所以几千年来长期受内外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根本的问题在于手里没有枪杆子,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创建人民军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当务之急。

此时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米那兹到汉口,汉口传来要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李立三立即请准备去汉口开会的瞿秋白将此意见面告中央,请中央速作决定。

二、南昌起义的爆发经过

中央指示未到,李立三照样行动。他7月24日下山后立即搞了第二次九江会议,决定叶、贺部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然后再次电请中央从速指示,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特别是中共领导人,在大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忽视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那时,南方的绝大部分军队都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国民党人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中,其中包括贺龙、叶挺等部队,他们正分驻在江西北部。这是革命和反革命双方共同注目的力量。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实行“分共”后,立刻调动军队对这个地区采取包围之势。张发奎也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的表示。局势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再不当机立断而稍有迟疑,仅有的这点革命武装力量必将被断送。

周恩来在武汉首先得到李立三报告。中共中央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南昌起义问题,最后同意举行暴动,并派周恩来立即自汉口赴九江。

而且,宁汉合流的趋势日渐明朗,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也愈益强烈。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剥夺了陈独秀的中央领导权。同时,临时中央开会讨论挽救时局的办法。决定在张发奎部队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等省举行秋收暴动,并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提议“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言谴责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抛弃劳动群众,背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使旧军阀统治一变而为“新式军阀伪国民党之统治”,因此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不久,中央发现汪精卫在极力拉拢张发奎,便又给九江的同志以张发奎如跟汪精卫走我部则与他脱离关系的指示。7月20日,在九江的中共中央委员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与叶挺、聂荣臻一起分析形势时,认为张发奎已靠不住,必须实行脱离关系的原则。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7月26日,周恩来离开武汉,赶往南昌。7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成立,领导实施起义计划。

周恩来7月25日来到九江,召集第三次九江会议,在会上传达: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同意在南浔一带发动暴动,然后由江西东部进入广东会合东江农军。

战胜张国焘的干扰破坏

李立三坚决主张把暴动区域选在南昌——九江地区军阀部队聚集,于我不利;同时叶、贺部队已经陆续开往南昌,南昌起义势在必行。

7月26日,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电报指示。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是斯大林亲自决定并由布哈林具名发出的。中央十分重视,下午4时就南昌起义再次召开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来电内容:“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到农民中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的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

周恩来同意李立三在南昌举行暴动的意见。

对于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大家有不同意见。罗明纳兹认为来电的真正意图是不同意举行南昌起义的,因而尽力阻止起义计划。但以中共中央当时的理解,电报的意见是“这无异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会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均认为,南昌起义“必有胜利机会”。罗明纳兹没有办法,只好要中央派一得力同志立即去前方送信,最后大家推定张国焘负担这一任务。然而,张国焘和罗明纳兹的想法是一致的。而且,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较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张国焘的认识。因为中国共产党准备起义的部队中的几支主力,事实和名义上,大都归张发奎指挥。如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周士弟所率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及影响并参与起义的七十五团,七十四团机枪连,蔡廷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等。由此看来,当时的张发奎如果有革命姿态,甚至参与进此次暴动,这当然最好不过,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至此,南昌起义被最后确定下来。周恩来、李立三等从九江出发奔赴南昌成立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决定7月30日晚上举行暴动。

此时的张发奎所倚凭的是汪精卫武汉政权,已明确反共,并采取各种手段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力量。但张国焘仍认为:“张发奎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称得超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善战,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爱。”更重要的是,形势已然如此,张国焘不从时局变化和人的态度转变去考虑,却反复强调张发奎爱护袍泽,不分共产党或非共产党员。在一度时间,张发奎的确表示过自己的第四军将保护共产党员,但眼下,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起而暴动”,张发奎还会“保护”其而支持吗?当然不会。此时如果仍将希望寄存在张发奎身上,显然是非常危险的。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排在第一号的中央常委张国焘于7月27日晨到达九江,带来中央最新意见,要起义推迟。30日晨,前敌委员会在南昌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举行紧急会议,由张国焘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对起义重新讨论。

7月26日开完中央常委会,张国焘便奉中央之命赶赴南昌。当晚,他乘上长江下行船,先由汉口前往九江。第二天早晨,张国焘到达九江。由于局势动荡,这里集中了一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他们大部分是候车转赴南昌的,也有一部分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游上海等地。张国焘很快就找到了贺昌、高语罕、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廖乾五、关向应等共产党人,向他们简略传达了会议精神。但是,张国焘已将自己的理解渗透了进去,有了不进行起义的意思。

张国焘话音未落,李立三蓦地第一个站起来,兴奋地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讨论?”

听了张国焘的话,恽代英非常激愤。他与其他同志一样,一致认为南昌起义势在必行,没有讨论的余地。在张国焘追问为什么不能重新讨论时,恽代英表示,此事没有必要等候你来了再行讨论。因为事情已经决定了。当张国焘以自己理解的共产国际电报精神告诫恽代英时,恽代英怒斥共产国际,认为现在南昌起义一切都准备好了,忽然又发这样的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恽代英表示首先誓死反对这样的指示,进一步强调不理会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按照已经决定的计划干下去。对于张国焘一再以中央代表身份进行阻挠,恽代英愤怒地说:“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

周恩来接着说:“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你的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意思不符。不准起义,我辞职不干了!”周恩来事后对别人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

恽代英的愤怒,使张国焘“为之色变”,同时让他感受到革命党人心中久积的压抑。恽代英平时十分正直也很有礼貌,对他人非常友善;个人没有野心,事事以大局为重,理论水平也很高,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此时若不是愤怒之极,是不会这样的。一时间,张国焘无话可说,他只好希望到南昌后再行讨论。当时南昌起义已箭在弦上,但通往南昌的道路却非常不畅。身为中央代表的张国焘在九江就困了两天。就在29日赶往南昌前。在此之前,他还连发两封密电给南昌的前敌委员会,告知“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我到再决定”。当然,南昌前线的起义工作并未停止。

张国焘看出李立三是门大炮,扳倒他就好说服别人,会后便立即与他个别谈话。说来说去李立三就是一句:“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匆忙赶到南昌。他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议上,他仍然按照自己的偏执理解,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和会议精神。他告知,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这是张国焘的偏见所致。张国焘并进一步强调所谓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并认为自己是来考察这里实况的,希望大家告诉他南昌的情况,并对这次起义与否重新讨论。这当然也是张国焘以准备不足为由反对起义的一个借口。

无奈的张国焘最后只得服从多数。

作者:王东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

起义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举行。

本文节选自宣讲家网独家文稿《王东: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历史地位与伟大意义》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毅然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血腥屠杀政策的武装暴动。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全文链接:

李立三在此时刻,决然提出并果断坚持南昌暴动,率先实践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

由此,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八一南昌起义,它并不是顺理成章的,不是中央决定在这儿暴动就在这儿暴动,在那儿暴动就在那儿暴动。它既有极大的偶然性,更有我们这一批革命领导人革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及充分地认识到枪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意义。从李立三果断坚持南昌暴动开始,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他们在大革命遭到失败之后,怀着满腔热血,依靠强大的革命信念、精神和行动能力,坚持把革命的火种继续点燃下去,并驱使这种偶然变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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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书。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于2012年7月出版发行,新华书店及各大网店均有销售。

简介:从世界政党史上很难找到,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领导层像割韭菜一样,一批一批被对方屠杀。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其他革命都无法类比的空前残酷性……那是一个热血澎湃、狂飙突进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一批年轻人浴血奋斗,国民党的一批年轻人也在拼命奋斗,共产国际的一批年轻人也在奋斗。这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的时代,也是一个年纪轻轻就丢掉性命的时代。没有一个人老态龙钟,没有一个人德高望重,而且没有一个人研究长寿,切磋保养,都是主义、奋斗、牺牲、救亡。这样的现象应那个时代而生,也应那个时代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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