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编纂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套50册的大型文献资料集,收录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即新中国前17年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决定、指示等文件约4500件。20多年前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全18册,1989—1992年)是以此前编纂的内部发行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全14册,1982—1987年)为基础进行补订、扩充的。另外,2011年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全26册。据称,其收录的文件中有大约1/10是首次公开的)则是在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
,则汇集了从中共成立到1949年的文件。因此,从系统上而言,2013年出版的这套资料集可以看作其续集。今后是否会进一步出版“十年内乱”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献集尚不明了,但自成立起已超过90年、执政也已经历60年以上的中共,今后或许也将会继续编纂、发行正式历史文件。

历史研究离不开第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但档案的利用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还远不像在图书馆查阅资料那么简单。尽管同样利用图书馆里的资料做研究,不同的研究者也会因方法不同、理解不同,产生出个人能力或研究结论上的差异,但是,档案利用方面所存在的种种限制和不便之处,给历史学家带来的,就远不仅仅是方法上或理解上的问题了。

中国共产党是20世纪20年代初成立的。有了中国共产党,就有了记录中国共产党的史料,也就萌生了党史的研究。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也就是说。”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共产党和其”前身”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材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也就大体覆盖了这整整一个世纪。如果说,中共党史学经历了”萌生”、”初建”、”成型”、”挫折”、”复兴”和走向”繁荣”的阶段,与之同时,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也走过类似曲折发展的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形成中共党史史料学,被认为是中共党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独立的分支学科”。现在正值世纪之交,我们回顾本世纪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讨论中共党史史料学学科的属性、源流和形成,这对于总结中共党史史料研究及其利用的经验,促进中共党史史料学以至中共党史研究的深人发展,或可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学科属性

现在提起新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包括资料收集和编纂)时,通常都会考察一下改革开放时期党史研究机构重建后的动向(周一平的《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第3章“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曲折道路(1949.10—1978.12)”介绍了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个别著作,但并未提及党史研究的组织、机构和期刊状况。)。中国目前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其前身是成立于1980年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也是成立于1980年。同样,前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也被评价为:“这样大量地系统地公开出版党的历史文献,在我们党来说还是第一次。”(步心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评介》,《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
但这类党史相关资料收集机构和事业在此前并非完全没有。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中共历史的研究,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就尤为明显。由于中共历史档案目前开放的程度还不很高,查阅档案还有种种限制,一般的研究者,包括海外的研究者,要想直接利用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全面地研究中共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离开了对所需主要档案资料的占有,要想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对事件的经过,还是对传主的经历,做出客观和准确的说明,通常都会变得极其困难。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研究中共历史的成果,之所以水平上参差不齐,解说上五花八门,在不少情况下并不完全是不同的研究者观点、情感上的不同,或者是研究功力上以及对资料的理解上存在着多大的差距,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占有得太少,以致于不能不更多地利用主观的推测或并不可靠的各种二手资料。

我国史学素有重视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优良传统。而真正以史料和史料工作为对象进行专门的学科研究还是本世纪初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后逐步发生的。改革开放后史料学的研究,成果显着,以史料学命名的着作达十多种,论文近百篇。但迄末”建立起一个相对严密的宏观结构体系,内容范围的界定也还缺乏统一性”。按照史学界的一般理解,我认为中共党史史料学应是探讨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理论和方法的历史学科,鉴于有的作者常将史料工作与史料学研究相混淆,故在此有必要将党史史料工作与党史史料学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作一简要的陈述。

一、中共成立初期的党史资料收集与编纂

当然,现状如此,不等于不能研究。毕竟,即使就中共历史档案而言,其开放程度较前已有相当进步,陆续开放的档案已经相当之多。并且,除了大陆以外,可以利用的有关档案资料如今还可以从俄国、台湾以及美国等多处得到。而在大陆,相关的档案资料除了北京的有关机构陆续在公布以外,各地的档案馆这些年也以地方档案的形式先后公布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直接利用已公布档案进行专题性的研究,是完全可能的。以下我分几点谈谈个人的看法。

要进行中共党史研究,就必须搜集史料、考证史料,进而将史料分类整理并加以利用,然后才可能撰写为论文、着作等研究成果。一般从事党史研究的同志,往往很难有现成准确的史料可用,都要进行不同程度的史料工作;而专门从事中共党史的史料征集、文献考证、档案整理、图书编辑、资料提供的同志则全部精力用于此类史料工作。但不管兼及或专事此具体史料工作,则都为中共党史史料学的形成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中共回顾自身历史,并有意识、有组织地收集党史相关资料,可以追溯到1929年在莫斯科设立的“中国党史研究室”。中国党史研究室的主任为瞿秋白,他呼吁募集“参加党和革命斗争的回忆录”,“参加重要会议时的回忆录”。他的《中国党史研究室征求回忆录启事》(〔俄〕K.B.舍维廖夫提供:《俄罗斯所藏瞿秋白未刊启事》,《百年潮》2003年第4期。该启事指出:“请愿意写回忆录的同志,在一个月之内(到一九三〇年一月卅日为止),到中国党史研究室报名”。)是该研究室唯一留下来的通知,因而无法知晓该研究室是怎样的实体机构,存在了多长时间,也无法知晓它对资料的收集达到了何种程度。但当时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和张国焘等中共干部,正好于1929年末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式名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和国际列宁学校讲述中共党史。(参见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瞿秋白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74—924页;〔俄〕K.B.舍维廖夫提供:《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那时,像瞿秋白就使用过共产国际总部关于中共的档案(根据笔者对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所藏相关资料的调查,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引用的大部分资料,都能在该档案馆所藏的全宗514中找到对应的文件。具体事例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可以推测,他们或许在准备这些中共党史讲义的过程中,感觉到了有组织地收集党史资料的必要性。

中共历史档案保管之现状

应该说,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与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是密切联系的。要研究中共党史,就”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进行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工作;而要做好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工作,必然要涉及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史料的理论和方法即中共党史史料学问题。因此,在中共党史研究逐步开展并形成自己学科体系的同时,就有可能开始萌生并逐渐形成中共党史史料学。尽管中共党史学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而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上升到理论形成史料学也需要一个过程甚至有点”姗姗来迟”,但只要中共党史学在发展,中共党史史料学也一定会随之形成和发展的。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是中共党史史料学赖以产生的实践的源泉,中共党史史料学是中共党史史料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理论总结。

话虽如此,当时中国国内能看到《中国党史研究室征求回忆录启事》的同志并不多,因此回忆录征集的范围自然也就主要限定于留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1929年末,当时在莫斯科的何叔衡向同在莫斯科的董必武询问中共一大的情况,董必武复信作出了回答
《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1929年12月3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35页。)。这样的往来或许与瞿秋白呼吁征集回忆录有一定的关联。

中共历史档案资料的保管工作主要是由中央与地方两级档案馆来负责的。中央系统的档案,包括历届中共中央、中央所属各机关、中央系统的会议以及在中央系统工作过的领导者个人的所有有查考价值的文字的和图片的资料,均由中央档案馆保管。除中央系统以外的档案资料,一般则交由各地的档案馆负责保管。但历史上各中央局的档案,如有关江西时期的苏区中央局、上海中央局,抗战时期的北方局、长江局,抗战后的南方局及东北局等的档案资料,形式上虽有地方性质,实际上属中共中央代表团性质,故由中央档案馆保管。另外,1949年以后中央政府系统的档案,也由中央档案馆保管。只不过,它们是与中共中央系统的档案相区别的,属于国家档案,在档案馆内部分别由两个专门的部门保管。

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与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又是有区别的。搜集党史史料,可以访问查找,包罗齐全,编成完善的目录索引;考证党史文献,可以索隐钩沉,正误匡谬,写出扎实的考证文章;整理党史档案,做到求真存实,编排有序,形成有用的资料的汇编;利用党史图片,使之亦成展览,图文并茂,堪称成功的史料陈列。但这大都只是史料工作及其成果,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史料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由此观之,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与中共党史史料学的研究是并不等同的。

瞿秋白呼吁收集回忆录用于党史研究,他1930年回国后也注意系统地保管和整理党的文件记录、档案。中共最早规定有组织地管理文件记录的《文件处置办法》(1931年4月制定)也是由瞿秋白起草的。瞿秋白在《文件处置办法》中论述了切实保管党的文件的目的,即“备交将来之党史委员会”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1923—1949)》,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50页。)。在中共活动陷于困境的当时,中共党员们依然坚信将来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而为了将来书写历史,要把资料保存下来。依据该《文件处置办法》,中共的文件此后由上海的地下专门机构收集和保存。中央文库的文件经过曲折辗转,在共产党实现“我们天下”的1950年初正式运送至中共中央处。
(关于以中央文库为代表的中共文书管理保存体制的沿革的详细情况,参见费云东、潘合定编:《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档案出版社,1987年。)但那是后话,不管是处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上海,还是逃脱国民党压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当时都未能编纂和出版党的历史文献。
(在共产国际的支援下,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编纂、刊行了若干中共党史相关的资料集,但目前中国的党史研究几乎都忽略了这些在中国以外编纂的资料集。)

相对而言,由于1949年以前中共基本上处于流动的、甚至是地下的状态,档案资料的保管相当困难,许多重要资料没有留存下来。像建党期间的档案,大部分已经遗失,目前所能找到的档案资料,多数都是从前苏联搜集来的。像江西时期的档案资料,大部分在1934年秋天红军撤退时被烧掉或遗失。另外几个根据地的档案资料,情况也都如此。现在我们多半只能从当年保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档案里,从俄国档案馆的一些档案里,以及在国民党人的档案里,如陈诚个人的档案里,看到这个时期的一些文献资料。

通过以上论述,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确中共党史史料学的学科属性从而增强建设这一学科的自觉性和信心。

二、延安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的收集与编纂

目前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这段时期的基本档案,大致上有四个来源,一是在上海秘密保存下来的二三十年代的档案资料,主要是1927年以后到1933年中临时中央撤出上海以前的中央档案;二是中共中央1935年到陕北后十几年积累下来的大量文献档案资料,这一部分档案内容最为丰富,包括大量的毛泽东个人的文献资料,中共中央各种会议的记录,对各地工作的指示和来往电报,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档案资料;三是30年代中后期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里各中央局的档案资料,抗战期间各个根据地的一些档案资料也在其中;四是50年代中后期前苏联归还给中共中央的当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资料,其中不仅有代表团自身的档案,有代表团与共产国际交涉的文件,最大量的还是代表团与国内中共党的组织,尤其是与中共东北地下组织往来的文献档案资料。

就整个20世纪言,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可以上溯到前年世纪的民主革命时期,下及至后年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本世纪开始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这段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前史”。长期以来党的早期领导人讲述党史特别?歉母锟藕笞龅呈泛捅嗉衬谖謇?(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在世纪开始时他们已都是十几、二十好儿的青少年了)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年谱、传记,都要对党的前史进行研究和论述,同时也就涉及对这段历史资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回顾本世纪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进程并对其经验作出评价,可以具体阐明中共党史史料学的源流。据此,特将中共党史史料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发展和经验作如下陈述。

此后,中共在一定程度上编纂和出版党的历史文献,是在经过长征于陕西省北部建立根据地之后开始的。目前,能确认的陕北党史资料编纂的最早事例是1937年夏由延安解放社铅印出版的《中国问题指南》(“革命历史丛书之一”第1、2册)
(两册都未附有明确写有出版时间的图书信息,但第1册序言有“1937年6月15日”的日期,第2册“编者的话”指出该书是在中共创立16周年时发行的,另外由解放社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杂志《解放》第1卷第16期(1937年9月13日发行)首次刊载这两册书的广告。由此可以推断,这两册书是1937年7、8月陆续出版的。)。第1册收录了1926年至1931年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示9篇,第2册收录了1922年至1932年中共中央的宣言和决议(包括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等)13篇。中央苏区时期形成的党的文献,以重要文件为中心,在长征时也一同携带,但转移途中有遗失,而陕北又偏僻,不便于重新收集这些文件。《中国问题指南》第2册“编者的话”指出:他们试图搜集中共一大和五大的文件,但未能成功。这也反映出上述的情况。

中央档案馆保管的档案资料中,最大量的无疑还是1949年以后的档案。这些档案保存之完整,对研究中共历史变迁之重要,自不待言。但众所周知,有些极具价值的关键性档案并没有保存下来。如毛泽东参加的相当部分最高层会议记录,只因毛泽东不喜欢会场上有人记录而将这项工作废止,致使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共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的讨论经过时,几乎无所凭据。熟悉中国文革的人都知道,作为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曾经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为留下毛的言论,瞒着毛偷偷录音,后来成了一大罪状。

有计划地保存和征集党史资料,涵盖广泛,积累了丰广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就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和条件,建立了自己的档案工作。1926年7月成立的党中央秘书处,其工作职责”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即文书和档案工作。革命失败后,如上海党团书记发出《关于收集过去文件存底问题的信》指出这部分档案文件”不仅日常需用,且为本党的历史资料,失之殊感痛惜”;为不被国民党军所窃取,”勿速焚灭”,要求各级党组织帮助区委”速即检出”,”愈速愈好”。十年内战中,党中央拟定了《文件处置办法》对文件的搜集、整理、销毁、保管等方法都作了重要规定。长征结束后中央秘书处成立了材料科,实际上担负了党的档案馆和机关档案室的双重任务。抗战中党中央成立了调查研究局,各地高级党政机关和部队师以上机关成立了调查研究室,收集、保存。故我友各种文件材料。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加强党的文件的保管工作。有的区党委提出”爱护党的文件像爱护自己的眼睛那样……”有严重情况应有与文件共存亡的精神”保存党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就征集的内容言,不但包括反映和记载党中央活动的资料,各条战线活动的资料以及党在各地活动的资料,而且也包括与党史有关的文史资料和各地方志资料。这项征集工作虽着手较早,但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及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机构建立起才更加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开展并取得可观成果。与此同时,这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征集中共党史史料,就要把史料立准,做到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一丝不苟,真实可靠。其方法包括采取分工包干的办法,把任务落实到人,包干到底;通过访问扩大线索,与找到的史料相印证;尽量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做好史料的核实工作;·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统一安排。这样才能把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做好。

没有线索能说明《中国问题指南》是在怎样的体制和组织下编纂的,但《中国问题指南》第2册所收录的中共文件几乎全部都在张闻天执笔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当时刊行时写的是“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但实际上负责著述、编纂的是张闻天。参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所收的莫文骅《〈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写作经过》一文。)中出现。当时,张闻天是与毛泽东并列的党的领导人。由此看来,张闻天应该在编纂中起了中心作用。(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时期执笔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4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相当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初稿,也引用了后来《中国问题指南》第2册所收录的资料。另外,张于1937年6月20日写了回顾此前党的路线的《关于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发表在《解放》第1卷第8期(1937年6月28日),并于翌年写了《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解放》第43、44期,1938年7月),由此可见他是当时党史的最高权威。)编者对《中国问题指南》收录的这些历史文件的评价是全面肯定的,即党的路线“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完全正确的”(见《中国问题指南》第1册序言)。这也是当时张闻天的立场。

中央档案馆全面系统整理和复制档案的工作开展得较晚。另外《档案法》出台之前,国家档案部分收集得也较迟缓,一些政府部门迟迟不能将过期档案交由档案馆保管。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1949年以前的档案才基本上整理完毕,开始有了比较详尽完整的工作目录和可以提供给读者的利用目录,并将多数文件制成了缩微胶片。至于1949年以后的数量庞大的档案资料,整个整理工作相信会更加艰巨。

较深入地考证和分析党史资料,求真务实,并有了一定的概括。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和成立,就有了党史资料的形成和积累,也就有了对中共党史的总结和研究;而要研究党史,就必要鉴别分析党史资料,也就必然要作党史资料的考证工作。在民主革命时期,当时由于战斗环境或者军务倥偬,在草拟党史文件或撰写党史着作时,很难有机会对党史史料进行细致的考证;即便进行了考证,也不一定有时间把它整理成文公开发表。抗战时在延安,毛泽东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文件集时曾在编辑过程中遇到繁重的校订和考证问题。当然这时的考证大抵涉及文献的作者、时代、真伪等问题,不可能作出比较详细、深人的内容考证;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史研究高潮的兴起,关于史实考证的文章始不断发表。有的是专文进行考证,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北伐战争中武汉战役若干史实考》、《红军长征几个史实的考证》、《抗日战争开始前后中共中央军委总部机构沿革考析》、《关于确定新中国成立的时间问题》、《关于抗美攫朝的几个问题等。也有的在着作中出现作为”考证”而引起研究者重视并提出的,如关于1969年各的战备疏散,长期以讹传讹,认为受”林彪一号紧急命令的迫害”,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讲到,系四月17日晚周恩来宣布”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此次战备疏散。凡此考证都以可靠的史实根据,科学的逻辑论证,令人信服的结论力求对过去不清楚的史实甚至是歪曲的记述作了阐明或澄清,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之同时,也有作者对于中共党史史料考证的目的、对象和方法做了初步的概括,指出:考证的目的在于鉴别、订正和解释史料,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并以准确史实作为研究党史的基础;考证的对象在于考证真伪、年月、作者、内容、外形、版本,做到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以适应党史研究拓宽加深的客观需要;考证的方法不外利用旁证直接对照,利用当事人记录参证,利用事理逻辑推断,以求作到注重证据、尊重事实,严谨论证。多方面地整理和编纂党史资料,真实可信,并有了必要的总结。中共中央和党的领导人一向重视党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1936年长征刚结束,党和红军领导机构就整理编纂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回忆录专集。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时事问题研究会的《抗战的中国丛刊》、《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等文摘体系列丛书,毛泽东并为其中一书写了《研究沦陷区》的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有步骤地开展。在中宣部组织下出版了内部参考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党史资料》,重印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文献资料集,影印了《新青年》等19种革命期刊和全份《解放日报》编纂了《星火燎原》等回忆录丛书。及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资料更是大量整理编辑出版。此后主要成果包括:[1]订正重印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文件集,新编出版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部队院校编印了《中共党史参考资料》;[2]整理影印了《解放》、《共产党人》等多种革命期刊和《红色中华》、《救国时报》以及沪、穗、汉三地的《民国日报》等多种报纸;[3]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近20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4]整理出版了《中共党史资料丛书》10种,《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17种以及《五卅运动史料》、《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档案史料;[5]编辑出版了党史人物的文集,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外,尚有李大钊、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恽代英、瞿秋白、张闻天等;[6]整理出版了有价值的回忆录包括综合性的《革命回忆录》丛刊和地区性的、个人经历性的、研究性的回忆录计百余种;[7]翻译编辑了《共产国际、联共、《国际友人丛书》等与中国革命有关的资料、日化等。与此同时,对于整理、编译党史文献和资料的论述亦多有发表,特别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党的文献》发表的”一批以党的文献做基础进行研究”形成特色被誉为”文献学”的佳品。另外还有的作者对编纂史料的原则、角度、形式、内容、体裁、类型做了探讨,并就党史史料的版本问题诸如源流、异同、优劣、真伪、假托、分合、参照、更新八项做了有启发的论述。评述国外党史研究资料的论着也有侯且岸着《美国的”显学”》,就美国研究中共党史的某些史籍作出独到的评析。

《中国问题指南》第1册和第2册于1938年2月合订,由解放社以《红色文献》再次刊行。饶有兴趣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共作出决定,对刊行的党的领导人的著作和历史资料的版本实行统一管理。1938年2月中共的机关刊物《解放》杂志登载的《启事》声明:2月8日以后,中共的官方文件、领导人的著作及历史资料等全部委托延安的解放社等指定的出版机构印刷发行,对于此前以各种形式发行的书籍和册子的内容,中央不予负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启事》,《解放》第31期,1938年2月25日。)。这就意味着解放社合订出版的《红色文献》正是中共最早出版的官方文献集。历史文献的收集此后也继续进行,如中共的机关报、机关杂志有时会刊登征求某文献的公告(例如《解放社为征集中共历史文献启事》,《解放》第43、44期,1938年7月;《征求文献启事》,《解放日报》1941年5月29、30日。),但资料集的续刊即《中国问题指南》和《红色文献》的续编并未出版。

中共历史档案的保管,除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档案馆保管以外,事实上在中央和地方的一些直属机关里,也有规模不同的档案资料室。从研究中共历史的角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直属中共中央的两个专职的党史研究部门和一个教学培训机构,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校。作为专职的研究部门,从研究的需要,这两大研究室也保管着相当重要的中共历史档案资料。党史研究室侧重于通史和历史事件等专题方面的研究,文献研究室侧重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个人生平思想的研究,因而两个研究室保管的档案资料又各有侧重。当然,它们作为文革以后新成立的部门,自己积累的档案资料并不多,因而实际上是在协助中央档案馆代管部分档案或档案的复制品。它们代管的档案资料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自5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在陆陆续续在系统归类和整理并且已经编辑成册的成套文献资料,一部分是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需要前往中央档案馆复制和摘抄的零散档案。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两机构成立后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主要是有关近20年历史的档案文献资料。它们保存这些档案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方便自己部门的研究者进行研究。

较有效地为现实和研究服务,及时充分,并作出成功的探索。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就利用党史资料进行党内教育和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在延安整风期间,曾经把党的历史文件印发与会代表,进行路线教育和党史问题的讨论。要总结历史经验,需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党史资料正是这种客观实际的真实反映,进行党史教育就须以党史资料作为量重要的依据。及至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的利用更为广泛。这包括以下方面:门]作为思想教育的教材。党的文献或资料,不论对党员、广大青少年或一般群众,都起着并不断起着教育的作用。学校里讲政治课无论党史、革命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无一不是因为阅读党史文献资料始能使学员对所学内容有深切的认识。[2]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党史研究没有资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往往一本档案集的出版,党史研究者可以据以写成相当数量有价值的论文,组成热烈的学术讨论会,推动了该课题研究的深入,即是最好的说明。[3]作为历史进程的见证。在革命博物馆或人物纪念馆中,党史文献图片往往作为党史过程的有力见证,具有强烈的说服力。诸如综合的革命博物馆,专题的”一大”、八七会议、遵义会议、抗战、淮海战役等纪念馆,无一不是以其资料的准确和丰富,赢得观众的欢迎,取得很好的效果。[4]作为影视广播的素材。近20年来全国各地利用影视手段进行形象的党史宣传,先后拍摄电视片139部。其中如、等都能利用大量准确、丰富、生动的史料赢得广大群众的欢迎。对于利用党史史料,中央和地方党史研究和档案部门总结了”以服务现实为目的,搞好史料和研究成果转化”的经验。有关同志指出,历来党史教材多为”读本”,没有形象生动的”看本”,新出现的包括档案、实地考察、当事人回忆、专家讲述的电视纪录片,直观生动,真实耐看,情景交融,富有诗意,深受观众欢迎,对未系统学过党史者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对系统学过党史者是”一部非常详细的资料大全”,并被认为是”集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可视性为一体的精品”。

续编之所以未能编纂、刊行,当然有抗战爆发等外在原因,但中共内部也有原因。1938年以后,对于《中国问题指南》收录的文件评为“完全正确”的立场,党内开始出现不同声音,即有一些领导要求重新评价过去的路线。推动出现这样的评价变化,重新进行党史文献收集和编纂的,是整风运动时期的毛泽东。也就是说,1941年到1943年在延安与整风运动并行的是党的路线历程之总结。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党史资料的收集和编纂工作重新进行。新编纂的党的文献集是毛泽东所说的“党书”,即《六大以来》和其续编《六大以前》(1942年10月刊行)。(《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不仅收录以中共中央名义出版的文件(决议、指示、宣言等),也收录了刊载在机关刊物等上面的党的干部的文章,但并未收录事后写的回忆录。)其后,1943年将两书缩编,印刷了《两条路线》。但这些文献集都没有公开发行,而是仅面向党员内部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的情况与上述两机构有所不同。它虽有负责党的历史教学的部门,可以保存与上述两机构级别相似的部分成套文献资料,但是,它保管的最具价值的档案资料多半并不是来自于中央档案馆,而是它作为中央机关之一自1949年起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中共中央下发的,以及中央、国家各机关相互通报的几乎是全套的文献资料。因此,从研究1949年以后中共历史的角度,中央党校保管的档案颇具利用价值。

当然,我们在看到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取得成就和经验的同时,也应看到还有不足之处。这就是:一、搜集不够全面,特别是关于中共的国际联系和关于生产力、意识形态、社会史、心理史方面的材料搜集不够。己有的中共党史资料工作丰富经验,似还宜进一步从史料学研究的角度作出学术性的系统总结。二、考证还欠深入。个别稍加查考即可避免发生错误的记述屡见不鲜(如一本颇有影响的精装资料书封面。中共党史史料考证的实践颇丰,但多缺乏相应的论述和概括。三、整理史料未尽科学。在资料整理和编辑工作中有的作者对资?侠嘈汀⒈嘧氲男问健⒈嗾咤冻隼投谋硎鲂问交谷狈蒲У奶取R晃恢呈费芯抗ぷ髡弑嘧搿⒑懦凭呈费芯炕股蠖ǖ乃?”了解共和国全貌的必读之作”中,竟出现诸多虚构臆度的硬伤。史料整理和编辑如何正确进行和避免误读误释,尚缺乏深刻的探讨。四、忽视使用价值。个别研究者不重视利用原始的有质量的史料,以至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某些任意炒作的”泡沫史学”现象,时有发生。对于此类问题,虽经指出,但结合实例,就运用中共党史史料如何规范化方面做出深人的论述仍嫌不够。

关于这两种党的文献集,特别是《六大以来》的编纂过程及其重大意义,以帮助毛泽东完成编纂工作的胡乔木的回忆为代表,已经有了若干研究,(主要有逢先知:《关于党的文献编纂工作的几个问题》,《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3期;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若干情况》,《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关志钢:《〈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与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何方:《党史笔记》,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第633—641页。)因此不再赘述。这里只确认说明以下事实,即《中国问题指南》和《红色文献》是从把过去的路线视为“完全正确”的这种立场出发而编纂的,而毛泽东编纂的新文献集绝不是它们的续编。

与党的部门相似,在中央军委以下还设有军事档案馆和中共军事史的专业研究部门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以及类似中央党校,负责培养军事人材的国防大学。它们也都程度不同地负有保管档案的责任,只是着重于中共军事史而已。

20世纪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进展迅速,硕果累累,甚至有了史料和史料工作研究的深刻总结,为中共党史史料学学科的产生和形成创造了前提和条件。今将至世纪之交,随着中共党史学研究的繁荣,中共党史史料学也开始”呼之欲出”了。

关于延安时期有组织地收集党史资料的情况,有必要提及的是:在这样历史性地总结路线的过程中,1942年3月27日,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设立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主任:康生,委员:彭真、胡乔木、陶铸、陈伯达、范文澜、陆定一)(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3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54—55页;《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根据《彭真年谱》,这一天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六大以来》通读完成后,中央高级学习组从下周起开始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在该委员会设立之前,为编纂“适合中层干部阅读的党史文件选集”,中央决定让胡乔木、陶铸负责资料的收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2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该委员会编纂的党史文件选集起初书名叫《中共党史资料选录》(这是1942年3月24日毛泽东和任弼时向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等人要求收集、寄送若干文件时使用的称呼)
(《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422页。当时毛泽东和任弼时要求提供的文献是《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彭述之《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经若干曲折最后成为《六大以前》那部文献集。

在地方档案馆中,最重要的是省一级的档案馆。它们通常保管着一些很有价值的地方党的历史资料。不过,由于所有的地方档案馆实际上都是1949年以后才陆续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们所能收集和保管的档案的主要部分,无疑是从1949年开始的。它们目前更侧重的,通常也是如何利用这些档案资料服务于地方的经济建设。它们所保管的1949年以前的档案,大部分其实是来自于中央档案馆的复制品。而这部分档案资料,经过多年整理之后,一些省馆已经将它们印刷成册,因此利用起来比较方便。

中共党史史料学这一学科的性质及其与中共党史学的关系,究竟应怎样给予科学的界定呢?我完全同意张静如教授对中共党史史料学的性质所给予的注释和定位:中共党史史料学是中共党史学研究体系中的”基础理论”(通过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实际相结合)之一,其动用是”帮助研究中如何掌握和运用史料:是”中共党史研究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诠释和定位,是切实的,因而也是科学的。那么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的现状与此”界定”有无差距呢?我认为存在一定的差距。

中共党史上首次为进行党史资料编辑而设立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实际事务由胡乔木负责),通过索取在延安得不到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等努力,
(为编纂《六大以前》,1942年至1943年,中央文库的一部分文献也运到延安(潘合定:《上海“中央文库”和延安中央档案转移的情况》,《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董永昌主编:《上海档案志》,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前注中提到的四份文件,在《六大以前》出版前只得到《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一件,其他三件未能得到。1951年《六大以前》再版时,才由中央办公厅补充进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3页)。)于1942年10月刊行了《六大以前》。此后,也继续收集和补充党的历史文献。例如,在延安,为方便干部阅览,印刷了收录有胡乔木关于五四运动经过的文章和陈潭秋关于中共一大的回忆等资料集。尽管可以查阅到其中一部分,(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藏。该馆所藏的资料集只有第21—24页,其中第21页是胡乔木的《“五四”运动经过》(参见《解放》周刊第70期刊载的胡乔木《青年要发扬五四运动精神》一文),第22—24页是陈潭秋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后者公布了照片版(《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71—673页)。根据残存的这几页资料推测,其前后几页或许也收录了资料。继而推断,全书是一本党史资料集或回忆录集。)但遗憾的是,并不清楚这些补充收集的资料的全貌,以及它们是以怎样的形态印刷出来的。另外,也不清楚负责收集这些资料的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存续至何时。

另外,像中国革命博物馆,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性的纪念馆,也都在搜集中共历史文献资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它们保管的少量文献资料,对某些专题的研究以及对弥补某一方面档案资料的欠缺,有时会有所帮助。

指导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的学科理论尚待探索和形成。一般说,研究中共党史史料学的指导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但标志着学科形成的重要内容,还需有指导本学科的具体理论(即所谓”中介理论”),这就是对中共党史史料学的性质,特点,对象,范畴,内容,任务,方法,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在党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作出理论和方法的阐述。近年出版的张静如着《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王仲清主编《中共党史学概论》对此偶有论断,亦未及进行比较详尽、直接的阐述。

尽管如此,延安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的收集和编纂是总结党的历史的一项政治活动,因此,它具有不同于一般历史资料收集的特殊性。甚至连上面提到的陈潭秋的回忆也被作为“党内文件”印刷出来,由此可见当时党史资料的特殊性。

除了中国的档案馆以外,从事有关中共历史的研究,不能不注意国外的一些档案馆。尤其是在保管中共历史档案资料方面具有特别重要作用的俄国的档案馆。

组成中共党史史料学整体结构的科学论着尚待写成和出版。现有的涉及中共党史研究的史料学着述虽名目”学”,其实未符,这正如几位同志正确地指出:”己经问世的因本涉及现代史、革命史研究的史料学专着即张注洪着《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何东着《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张宪文着《中国现代史史料学》、陈明显着《中国现代史料学概论》,都集中论述现代史、革命史史料学,至今还没有一本完整的’中共党史史料学’专着,即使是己出版的中国革命史史料学专着也主要是介绍史料,缺乏比较深人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表明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尚待阐述和总结。中共党史史料学是要在长期研究党史史料和史料工作的基础上加以总结而形成其理论和方法的。尽管中共党史史料学作为学科还仅在开始形成,但其历史源流和研究现状亦应探讨清楚,始有利学科的发展。近年出版的张静如、唐曼珍着《中共党史学史》、周一平着《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曾景忠着《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评》、张注洪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述略》等,虽也涉及到党史史料和史料工作的发展历史,但均比较简略,缺乏具体细致的论述。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可以说是除了中共中央档案馆以外,在保管中共历史文献方面最重要的档案馆了。在它的许多卷宗里,我们都可以找到有关中共历史的重要资料。它甚至还辟有专门的卷宗系统收藏中共历史档案资料。这是由于这个档案馆专门收藏前共产国际的档案,而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历时20多年,中共的大批干部曾经来过前苏联,或在前苏联学习培训,不少人甚至死在那里。并且,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乃至中共地方组织,都曾经常性地向共产国际通报工作,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甚至也要定期译成俄文并送往莫斯科。在这些档案里,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在中共中央档案馆里找不到的。当年,即1947年毛泽东撤离延安时烧掉的与莫斯科之间的来往电报,大部分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至于对研究这一时期中共历史不可或缺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各种文献档案资料,就更是这家档案馆所独有的档案了。

开展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所应具有自己学科特点的方法论尚待探索和创新。从事党史史料工作要运用口述笔录、考证校勘、整理编纂、引用陈列等具体方法,而研究中共党史史料学的方法则在于将这些具体工作方法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诸如形成党史的口述史学、考证学、编纂学、传播学的特有的研究方法。中共党史史料学,本身即带有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特性,与之相关领域很多,故在研究中必须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张静如、侯且岸着《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论纲》着重对中共党史学的总体论述,自不可能对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方法作出更多具体论述。前述四本革命史、现代史料学专着虽讲研究方法,但仅一般谈到史料研究的具体方法而又末讲到党史史料学本身特有的研究方法。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所保管的档案,基本上截止于50年代初,即斯大林逝世以前。但1953年以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不仅仅是外交关系的问题。因此,我们除了可以在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看到有关1949年以后中苏外交关系的档案资料以外,我们还可以在莫斯科的另一家档案馆,即专门负责保管斯大林死后苏共中央文献档案的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里,看到相当数量的有关中共历史的档案文献资料。与外交政策档案馆里的档案不同,这里保存的有关中共问题的档案,虽然不少涉及苏中关系问题,但更多的是属于党的关系,即涉及政治层面的内容。

由上可见,当前中共党史史料学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初创阶段,更难说已经形成自已的学科体系。但随着中共党史学研究的开展,日益迫切需要这个学科渐臻完善,克尽自己独特的职责。为了建设中共党史史料学这一学科,似应注意以下问题。

在莫斯科保存中共历史档案层次最高的,也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在那里,保存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与苏共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之间的许多来往电报和会谈纪录,保存着斯大林的私人代表以及苏联驻华外交和顾问人员就与中共领导人谈话等问题给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报告,等等。许多资料是中方所没有的。比如,1949-1950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的记录;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一些来往电报;1959年10月毛泽东与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等人之间的谈话记录,等。当然,有些很重要的文献资料应当有,但目前在那里还找不到。如1945年8月斯大林要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电报;1950年10月周恩来、林彪在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苏联援助中国出兵朝鲜的会谈纪录,……这些事关中共历史的很重要的资料,至今尚未找到。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把党史史料学的研究从理论上提高一步。中共党史史料学的理论研究。在它的整体研究中居有指导的地位。此中既包括揭示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又包括揭示党史具体过程的历史理论;既包括关于党史学的方法论,又包括关于史料学的方法论,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由于党史史料学尚属初创,党史史料工作者和研究者对有关理论问题的认识不尽一致,是正常现象。比如中共党史史料学的对象是党史史科和史料工作;或者仅仅是党史史料,或者仅仅是党史史料工作;又如中共党史史料学是探讨中共党史史料研究和利用的理论和方法,或者仅仅是介绍中共党史史料内容,或者仅是提供有关目录索引;又如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的范围是包括理论的部分、历史的部分、分类的部分和应用的部分,或者仅仅是通论的部分、具体的部分,或者仅仅是史料的部分,等等。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历史理论、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中共党史史料学的具体实践进行研究,始可获得对上述问题作出理论上的科学阐述。

保存有中共历史文献资料的外国档案馆还可以提到日本、美国、荷兰等国。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里,保存有一些涉及中共早期一些成员在日本活动的资料,以及三十年代日本从中国获取的一些有关中共地下党活动的文献资料。在美国的一些档案馆里,藏有当年美国外交官以及迪克西使团与中共领导人来往所获得的一些情报、谈话纪录和中共领导人的电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我们可以从斯内夫利特档案中看到一批相当有价值的有关中共早期活动的档案文献资料。

第二,拓宽党史史料研究的范围,加深对党史史料工作的探索,完善中共党史史学的学科结构。中共党史史料学发展的基础在于对党史史料的研究和党史史料工作的规律性的总结。如果不广泛地接触史料,系统地研究史料,深人地总结史料工作的经验,也就谈不上党史史料学的形成和发展。个别涉及党史史料学的论着,或者限于党史史料的介绍,或者孤立地论述某些整理、考证、编纂、利用史料的方法;即使这样的介绍”面面俱到°,论述也”多有见地”,亦难以将党史史料学的研究真正引向深入。党史史料学的学科构成大体应包括:论述学科性质和任务、研究对象和目的、内容范围和结构、与相近学科关系等的理论部分,考察学科形成和发展源流的历史邵分,阐明各种史料特点性质的分类部分,论及史料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经验的应用部分,只有对上述四方而进行认真研究并有了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深刻总结时才可能使党史史料学的学科结构渐趋充实和完善。

中共历史档案利用之现状

第三,吸收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以及国外史学方法中的有用部分,丰富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除吸收一般学术的研究方法外,还应特别吸收我国传统史学中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话学、辨伪学、史源学、传注学以及历史编纂学中有用的经验;同时还应吸收国外史学中的口述史学、比较史学、数量史学以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的有用方法。其实传统史学搜集史料的方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西方史学现代系统论中系统网络分析、结构功能分析、多重性多方位多线性多面性的层次分析以及中介、无序有序过程、开放式多元、模式的分析方法,不乏切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还可相互结合,如口述历史有的学者既探索我国”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火以言,美于糯敝文章;听八以言,乐于钟鼓琴瑟”((苟子·非相川等古训和撰写革命回忆录。口录””笔录”的经验,又掌握国外以录音做依据的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操作规范,写出从事口述历史制订计划、事前准备、纪录整理的实践体验,使中外方法相得益彰。凡此种种对我们收集和研究党史史料不无启迪。

保管档案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而利用中共档案资料的形式通常有两种。

第四,提倡史料工作和党史研究人员进行史料学的研究,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史料学研究和业务人员。多年来不少高校开设中国现代史、革命史史料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在部分学校还招收革命史史料学研究生。但真正培养出较高质量的人才仍属寥寥;与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有关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也办过培训班,每年都开学术会议,但能参与的专业人员尚少,学科建设讨沦仍待深入。实际上,一个中共党史史料学的研究者,无论在正确的史观、良好的史德、精达的史才、广博的史学、现代的史识方面与一般中共党史研究者比较,同样需要很高的水平。我们应该通过有关学校、史学工作岗位,通过学会学术活动培养中共党史史料学方面的人才。如果我们能普遍提高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水平,并培养出一些专门人才。对于推动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将会大有裨益。

从查原档的角度来看利用的问题,结果可能要让人多少有些悲观。因为目前查原档的限制还很多。

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我们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形成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记录了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的奋斗历史,记录了我们党在极其复杂的环境和完成伟大艰巨的任务中是怎样思考和作出重大决策的,是党和人民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研究和编辑出版这些文献,研究老一代革命家的生平和思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可以长久地教育、激励今人和后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干得更好。”研究党的文献,做好党的文献和史料工作,不仅是党的文献和史料工作者的岗位任务,也是党史史料学教学和研究者的重要责任。我们党的事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党的文献和史料工作也要一代一代地继续下去。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将不断产生和形成新的。文献和史料。对党的文献和史料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更要不断地深入研究下去。这就需要我们在世纪之交以及未来,在做好党的文献和史料工作的基础上把中共党史史料学的研究做得更好,使之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在促进党史研究。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中央档案馆的档案,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在做解密工作。按照《档案法》,30年以前的档案应当都在可以公开利用的范围之内。但实际上,包括俄国的档案馆在内,都有不少的限制。比如涉及到个人生平的档案资料,通常要等到人死之后,俄国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规定要70年以后才公开,目前查阅一般要有家属的授权。又比如涉及到党与党关系的档案,通常也不在开放之列,俄国人一般也不对普通研究者开放有关中共问题的专门卷宗。另外,中央档案馆目前还只限于接待国内各单位需要阅档者,不对海外学者开放。再加上即使能看,申请起来也比较费时费事,手续繁琐,还有交通不便(如中央档案馆远在西北郊,距离城里有一两小时的车程)等等,因此,真的能够经常利用原档的研究者少而又少。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饭,第404、402页。

到中央档案馆去查阅原档,一般程序是先向自己所在单位党委部门提出专项申请,经由省市党委批准后报送中央档案馆。根据同时送交的具体的阅档要求,中央档案馆在得到批件,调出相关档案并正式通知查档者后,查档人才能在规定时间前去查档。并且通常一次只能提交一个具体题目的申请,再要查阅其他问题或扩大查阅范围,则须再报再批。凡有过查档经历者都深有体会,即如果提出的内容不具体,比如说不清哪年哪月哪日的具体文件,往往调不出几件可看的档案;要具体说清年月日,不仅过于困难,而且其他相关内容的档案又看不到。一次查不到,或有些线索再想查阅,重新审批起来不仅费时费事,而且结果也常常仍旧不能令人满意。反复个一两次,除非是公家的任务,大概再不会有几个人愿意去那里查档了。

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王仲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述评》,1998年第5期。

因此,在中央档案馆查阅原档的,比较多的是三部分人,一是中央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二是一些具有相当高地位的领导人的写作组成员;三是外地一些经过多年申报要求查阅地方具体历史资料的研究者。三部分人中,前两部分人的效果比较显着些,因为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不必经过反复批准,又了解档案的具体情况,并且能够看到已经整理出来的目录,可以不断地提出要求,反复前往。不过,即使是这些人,查阅档案也有一些限制,那就是根据档案的保密级别,查档者也要受到级别上的影响,级别高的查档范围宽,级别低的查档范围小。如果查档者级别不是很高,即使前去查了档,有些关键性的会议或资料仍不能查阅,问题就能以真正搞清楚。而级别高者,因是负责干部,往往不会亲自前往查档,即使查得一二,也未必能写什么。

参见周一良主编:《大学历史丛书》之一《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41页。

与前往中央档案馆查档比起来,去国外的档案馆去查原档相对来讲要容易许多。美国、日本这些国家不必说了,只要到了那里,懂外文,提出要求就可以了。即使是俄国,虽然有预先申请等一些较麻烦的手续,但只要进了档案馆,就可以依照档案馆提供的目录,反复提档和阅档,不必再办任何手续,也用不着像我们中央档案馆一样,非得事先提出自己所要的文件名称,阅档后更用不着非得把复制及抄录好的复本交给馆方审查通过再取回。当然,在美国、日本这些国家能够查阅到的中共历史档案资料比较有限,最重要的还是俄国的档案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9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前面提到的莫斯科的几家档案馆,从1990年以后实际上已陆续开放。几年来,已有一些中国学者前往那里查阅过档案。包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还曾专门组团或派人去查阅和收集过档案。但到俄国的档案馆去查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学者还是很困难的。这一方面是受到语言的限制,因为今天大多数中国学者不懂俄语;另一方面是受到经费的限制,因为去俄国不同于去美国和日本等国,一般都需要自己负担一切费用,而目前大多数中国学者还很难做到这一点。再加上俄国的档案馆在管理上距离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的档案馆还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可能经常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经济原因闭馆,申请阅档也还比较麻烦,所以中国学者到莫斯科去查档的还属于凤毛麟角,成果出的也不多。反而是美国、德国等国懂俄语的学者捷足先登,搞出了不少与中共历史有关的重要档案资料。

《关于革命艾物和革命史料征集工作的一组历史资料》《党史研究资料》四96年第3期。

其次是利用经过整理和编辑的档案资料。直接查阅原档过于困难,利用经过整理和编辑,已经出版,或在内部发行的档案资料,就成了我们今天研究中共历史的最重要的一种选择了。

冀中区党委秘书处:《关于防止文件损失的通知》

目前这种制成印刷品的档案资料数量相当多。但在选择这种类型的档案资料的时候,有必要对它们的可信度有所了解,以避免在研究中走弯路。

冯文彬:《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纪念党的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党史资料通讯》第3第19期。1981年5月25日。

比如《毛泽东选集》,那上面有不少内容照理说都是当年的文件、电报之类,属于档案文献资料的范畴,但该书的编辑带有强烈的宣传色彩,内容经过经心的修改,因此多数篇目的内容已与原件不相一致。文革后编辑出版的有关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文集,数量甚多,也编入了相当数量的档案文献资料,但文字改动也较大,有些重要篇目删节较多,作为第一手文献资料使用须十分谨慎。

金春明:《再思考,再评价,再考证》、《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从成套资料的角度来看,可信度较高的当属《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版14卷出得较早[1],随即改出公开版18卷[2],内容较内部版更多),它基本上是根据未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49年前部分编辑而成的,后者收集的文件从建党一直到90年代,每年少则两本,多则四五本,不仅有中央的文件,还有地方的报告,因此数量庞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则集中了1949年以前各个时期最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较为精炼,文字上和内容上也均未加工修改,甚至鲜有删节。这套文件集只编到1949年因故停止,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一些人另外编辑了一套《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3],有续编的意思,也有十几卷之多,但就它所收录的文献看,收入已公开发表过的文件太多,不少篇目发表时已经过修改加工,因此价值不高。后面的情况似有些改进。

海丹:《中国共产党历史丛书概述》《中共党史资料》总64期。

国防大学编的一套《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4],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略微弥补以上之不足。这是因为它在选择档案文献资料时注重的事件经过,而不是时间顺序,故所收资料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不尽一致,可以某种程度上填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之缺。同时它的文件一直收集到文革以后,其中不少内容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因此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所没有的。

石仲泉:《坚持特色,再创辉煌》《党的文献》1998年第l期。就研究领域言,文献学与史料学在大量的层面上是互相重合的,就研究内容言,前者可概括在后者研究范围内。文献学的研究成果也可说是史料学的研究成果。

在成套资料中最具价值的是有关毛泽东的各种文献资料。由于毛泽东其人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对他的研究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中共几十年历史研究的水平和深度。据笔者所知,除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书记处等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外,他的绝大部分讲话、文章、指示、电报、信件,都已印成了文字。在中共领导人当中,他的资料可以说是目前公开得最完整的。

曹雁行:《革命历史文献编纂工作中的版本问题》,《建国以来档案文献编辑工作得失研讨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饭。

谈到毛泽东的资料,首先应当提到的是日本学者早些年编辑的20卷本的《毛泽东集》与《毛泽东补集》,它收录了不少未经加工过的毛泽东的文章和指示,可以补《毛泽东选集》之不足。与此同时,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资料,已知大陆出版的就有《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等四五种之多。这些材料大部分是从尚未公开出版的《毛泽东着作资料汇编》中选编而来的,后者是文革后为了编辑毛泽东全集而收集起来的有关毛泽东1949年以前几乎全部文电、讲话的手稿和记录稿,文字上未作任何加工,故可信度较高。《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军事文集》都是从《汇编》中选出的文献资料,同样未做修改和加工,只是不知编者为何没有把主要的篇目都编进去,以致不少很重要的内容没有收入。而《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内容虽与《汇编》内容基本相同,但不知为何有的篇目编者未选取《汇编》中的记录稿,而是选用了另外的内容不尽完整的记录稿。当然,《毛泽东着作资料汇编》也还有一些缺陷,比如《毛泽东选集》上已经收录了的内容,它只保留了篇目名称,略去了原文,使人仍看不到原稿。另外,它缺少毛泽东在各种中央级会议上的发言和报告的内容,缺少40年代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来往电报。好在如上所述,有关与莫斯科的来往电报,近年来正在得到陆续披露出来的俄国档案的弥补。比如,抗战期间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之间的来往电报,1948-1949年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来往电报,1949年初毛泽东等人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会谈纪要,等等,目前均已公开发表。

李传华:《回顾二十年党史事业的发展,做好世纪之交的党史工作》,《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资料,一般人最熟悉的,莫过于文革期间印刷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了。其中有些版本,至今仍是研究者利用来研究1949年以后毛泽东及中共政策变迁的重要史料依据。那里面有不少毛泽东的讲话和党内指示,都是当年造反派从中央和国家各部门档案资料室辗转传抄出来的。对照中央档案馆里的手稿和记录原稿,大多数内容是可靠的,只有少部分内容因为传抄的关系,有错讹之处。此外一般研究者利用较多的还有文革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五卷编辑时还在强调阶级斗争,因此它收录的1949-1957年间毛泽东的讲话、文章,比较多地注意了这一方面的内容。这和以后出版的毛泽东资料,有明显的倾向上的不同,但它对人们了解毛泽东的这一面,颇有帮助。当然,1949年以后最值得利用的,还是13卷本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5]。《文稿》将中央档案馆馆藏的1949-1976年间毛泽东的大部分手稿都收录进去了,并且没有在文字上进行加工和修改,因而利用价值甚高。《文稿》的不足,是某些篇目实际上经过删节,编者却未注明;个别电报指示照录照发,未细心考证其是否曾起过作用。同时,《文稿》所收录的只是毛泽东的手稿,没有收录有时更为重要的毛泽东在许多会议上的讲话和与有关人士的谈话记录,这使得研究者在利用它来研究毛泽东时,会受到很大的局限。但这方面的不足事实上已经得到了弥补。像《毛泽东思想万岁》,就是以毛泽东在党内的讲话为主要内容的。另外像尚未公开出版的《毛主席与外宾谈话记录汇编》等,也比较完整地收录了毛泽东与外国领导人以及与外国共产党人的历次谈话。比较多地利用了这一《汇编》材料编出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外交文选》[6],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这些谈话的某些重要片断。另外,近年来俄、美、挪威等国学者根据俄国档案,发表了相当多的毛泽东的资料,像毛泽东与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与苏联大使的谈话记录等,像毛泽东与斯大林关于朝鲜战争的大量来往电报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已有的毛泽东资料。[7]

《电视片〈光辉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魅力何在?》,《光明日报》1999年1月22日。

文革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大陆公布中共历史档案的渠道相对来讲比较多些。当时不少刊物都可以公布档案。如中共中央党校办的《党史研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办的《党史通讯》和《中共党史资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办的《文献和研究》、中央档案馆办的《中央档案馆馆刊》等,都曾公布过文献档案。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主持的专题性的资料集,也刊布过相当一部分中共历史档案资料。比如像利用价值较高的,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由中央档案馆编的《皖南事变》[8]、由档案馆与统战部合编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9]、由档案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0]等。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公布档案文献的刊物渐渐地只剩下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办的《党的文献》一家。专题性地刊布档案文献的书,也出得少了。90年代前后出版的专题性中共历史资料书,大概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中“文献”部分,以及中国工农红军战史资料选编等几套军事史方面的书籍,较有份量。过去出版过的专题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以后只出版过一本《抗战时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11]。

易鸣,《独立研究与联合攻关》,《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除了上述情况以外,应当特别提到的,还有地方档案馆出版的档案资料集。相对于中央档案馆,地方档案馆的开放程度要大得多,对海外的研究者也没有太严格的限制。近几年,地方一些档案馆还与美国的一些档案馆和研究机构建立了交流关系,参加了由美国学者主持的某些档案研究项目。地方档案馆编辑出版地方革命史档案汇编,应该说开始得较早,广东等省的档案馆80年早些时候就已经印行了大部头的档案资料汇编,以后接连又有几个省印行了这样大部头的档案资料汇编。在这些资料汇编当中,有许多是具体研究中共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

张静如:《中共党史学诠释》,《北京党史研究》97年第3期。

在出版成套中共历史档案资料方面,还应当特别提到俄、德、美、荷等国学者所做出的努力。俄国80年代中期在内部出版了一部颇有价值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它所收录的80件共产国际重要档案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过去没有发表过的。近几年,俄德两国学者同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合作,又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更为重要的档案资料集,即《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2],目前已经出版了1920-1925年卷和1925-1927年卷,很就要出版的还有1927-1931年卷。由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共历史档案资料保存下来的不多,因此,这套资料集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我们能够重新去了解和认识这段时期的中共历史。有关俄国档案中与中共有关的成套资料,可以提到的还有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正在组织出版的前苏共历史档案资料丛书,包括已经出版的《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和正在出版的有关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日记等资料。与此同时,美国学者Joseph
W.
Esherick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编辑的《在中国失去的机会》一书[13],以及荷兰学者Tony
Saich根据前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马林的档案编辑的《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一书[14],也都是较有利用价值的资料集。

张静如、王朝美、侯且岸、谢萌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反思》,《北京党史研究》95年第5期。

目前中共历史档案利用中的一些问题

《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l期。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现有条件下利用中共历史档案资料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还有一定的难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首先是档案资料保存不尽完整,这就使得研究者在一些具体史实的把握和判断上,难免要过多地借助于主观推断和二手资料,以致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说法各异的现象。

江泽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视察工作时的讲话》,《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

比如,关于早期中共成立的问题,现存的档案资料,包括目前俄国方面已经公开的资料在内,都还不足以清楚地说明它的整个成立经过。过去的研究,基本上是依靠一些当事人几十年后并不可靠的回忆口述资料,并主观认定先有这,后有那,然后依样画葫芦般地组织资料,形成定论。而后发现前苏联方面的一些史料,知道俄共代表作用甚大,于是开始出现不同说法。近年来,随着《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公布了几件新的档案资料,人们对建党经过又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因此又有新的解说。但是,由于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仍旧不够具体,不少环节缺少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印证,因此目前只能是众说纷纭,难以盖棺论定。

又比如,关于中共1950年决定出兵朝鲜的问题,由于当时的许多关键性会议,包括毛泽东与金日成、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谈等,都没有找到保存下来的记录资料,因此,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就难免出现意见分歧。像10月1日斯大林、金日成的求援电、求援信到北京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否开过紧急会议?毛泽东为什么10月2日凌晨会写电报表示愿意出兵;2日政治局会又如何争论;3日毛泽东为什么又表示暂不出兵;6日军委会为什么又动员出兵;8日发出组织志愿军的命令,并通知金日成出兵意图,为何当天前往苏联谈判的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当时带去的两种意见,谈判结果又是不出兵;1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出兵,后来周恩来与斯大林商量的结果又是怎样的,究竟苏联让了步,还是中共让了步,如此等等。就这么两周之间的事情,由于档案资料匮乏,直今在中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之间,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之间,尚未争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说法来。

其次是有不少档案在公布的时候就变动了时间和内容,极易对研究者产生误导。有关这方面的例子最典型的莫过于《毛泽东选集》了。如它对阶级分析问题的修改,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修改,不少都是事过多年之后,认识和实践都已经变化了以后重新修订的。依据修改过的文字来讲述中共历史或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是根本不可能看出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当然,还有一部分中共历史文献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它们并非是后来修改造成的问题,多半是当时发布时就已经造成了问题。如果研究者不能比较深入地去鉴别它们,同样会被误导。

例如1936年12月19日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之重要,在于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中共中央是早于共产国际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党内决定的。特别是在多数研究者已经知道季米特洛夫16日来过电报,中共中央收到后因电码错乱要求重发,再次收到来电已经是20日时,19日《指示》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出来了。但实际上,《指示》真是19日作出的吗?非也。只要将19日政治局会后当天发出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与20日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内容,同《指示》稍加对照,就不难发觉,《通电》内容与《指示》内容大不相同,而指示内容实际上是季米特洛夫来电内容的翻版。由此可知,《指示》发布的时间,严格说并非19日,而应当是在20日以后。换句话来说,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式,基本上是参照了共产国际的意见的。[15]

其实,在研究中共历史文献时,我们经常能够发现,有不少文件的落款日期不是以正式修改定稿发布的日期为准的,而是以起草的日期的为准的。这在很多情况下未必是出于什么特殊的目的,中共中央当时确定上述《指示》的日期时多半也是如此办理的,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在研究这些文献时不够细心,就很可能会在史实叙述上或判断上发生错误。

第三是公布的档案不完整、不准确,极易引起研究者的判断错误。

关于公布档案不准确的情况,大致有两种原因。一是出于某种需要,有意删改了某些内容。

比如《皖南事变》,比较说来,尽管它发表的档案文献大都是节录,但就选材而言,它仍是大陆80年代出版的专题性档案资料中编选得较好的一部。就在这样一部编得比较好些的资料集中,却有一些让人毫无必要的改动和删节。如第65页1940年10月12日电,将序号甲、乙改为一、二,将“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数字中的“曾生”两字删去;同页5月23日电“项英同志几个报告收到”,实际应为“项英同志数电收到”;第100页11月15日电“向顽固派取谣言攻势”中“取谣言”三字被删掉;第102页11月21日电“这些谣言与政治攻势”中“谣言与”三字被删掉;第139页1941年1月31日电中“同意胡、陈十二日电”被改为“同意刘少奇、陈毅十二日意见”;第184页1月20日电中“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只剩下“问题是……相左”,中间全部用方框表示。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凡是像“苏武官”、“崔可夫”等名字统统删去了。删去的地方几乎全用方框表示,但有些地方又注明“原件为抄件,其中错漏字较多”,给人印象似乎凡方框处均为错漏字,其实不然。

另一种情况多半是属于习惯问题了,就如同编某些领导人的选集时一定要把文字理顺,把不适宜的内容删去,甚至按照时兴的观点把不明确或不正确的意思拧过来一样,这些档案资料的编辑者一定要来一番加工。而当他们过份自以为是时,难免会把档案搞得面目全非。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90年公布于《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上的《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了。编者特别标明“本文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抄写稿刊印”,然而对照抄写稿,却发现公布稿几乎是错误百出。首先,编者搞错了时间,抄写稿写明4月11日,编者误标为4月10日。其次,原稿分甲、乙、丙、丁四项,发表者仅一“甲”项,缺少另外三项,未加说明。而最重要的是,编者随意改变原稿文字,完全不顾必要与否、正确与否,令人吃惊。如“与张说明的基本及具体问题”,改为“与张谈的基本及具体问题如下”;“他在公开抗日之先”,改为“他在未公开抗日之先”;“运动便可兴起”,改为“运动便会兴起”;将原稿中“对蒋问题。他的问题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确降日,代异离开他”,改为“对蒋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同时,编者还自作主张地变动了原文的段落层次及顺序,擅改并自拟序号,实在令人感到不可理解。这样公布档案史料,对历史研究危害之大,可想而知。[16]

第四,由于编译者工作不够细致也会造成公布的档案文献资料出现问题。

前面谈到的情况,不少都与负责公布档案的编者的业务水平和研究水平有直接关系。但我们发现,即使是一些主要由研究者直接从原档中整理翻译出来的文献资料,也有值得注意的问题,可能给直接利用它们的其他研究者造成不小的麻烦。

比如,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者都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照理说他们对有关毛的档案资料是有研究的,该书确实也编得不错。但该书第一册第539-541页上发表的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仍旧出现了问题。这封电报是证明毛泽东当年力主出兵朝鲜的一件最有力的证据。长期以来,人们也正是根据这封电报来判断中共当年决心出兵朝鲜的时间的。但是,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被收录在《文稿》中的这封电报,有两个缺陷,一是电报并非全文,而是节录,但未注出;二是文末编者虽注明电报“有手稿”,但没有直接查过原档的人,不清楚这封电报是否有签发的文字和时间。结果,1996年俄国学者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斯大林的档案里,发现了10月3日毛泽东通过苏联大使罗申转发给斯大林的一封与这封电报意思几乎完全相反的电报。于是,这位俄国学者接连在美国的报刊上尖锐批评大陆公开档案时可能有意伪造。其实,经过多方查证,10月2日的这封电报确有手稿,不能说是伪造。只是,与其他电报不同,它上面没有签发人的签字和发电时通常所标有的具体时间,再证之以10月3日罗申电,可以基本判定毛10月2日这封电报没有发出。没有发出的电报作为手稿之一,不是不能收入〈文稿〉,问题是应当将工作做细,注明疑问,以免以讹传讹,被人当作发电到处引用并由此得出不正确的结论。[17]

又比如,大陆1989年曾出版马林档案有关中国部分的内容,档案也是直接来自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研究所马林档案,编者也大都是长期从事这方面历史资料翻译和研究的学者。但对照1991年托尼·塞奇编的几乎同样的资料集,可以发现大陆版的问题较多。如第169页记录1923年5月9日马林收维里杰电一条,就与托尼·塞奇书中的内容有很大差异。大陆版的文字是:“收维里杰电谓:今天北京转来78英镑;其中三分之二用于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劳动大会。一千美金,救济受中国政府迫害的同志。一千五百,中国共产党3-5月份的预算。额外给一千金币帮助中国共产党。共二百七十八英镑和三百七十五美元。”显然,即使从表面上也可以看出,大陆版的说法有问题,前面英镑是78,美元三笔至少也是3500,而后面得出的数却是“共278英镑和三百七十五美元”。对照托尼·塞奇的资料集,发现那里的数字是“今天北京转来日方2000.78英镑,……共二千零七十八美元。”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人们在引用时稍不注意,就可能造成判断上的错误。[18]

第五,大概也是最复杂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利用档案资料时能否做到准确判断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许多关键性的档案资料仍旧是未公开的,即使是一些引用较多,有部分人可以看到的档案,也未必是其他研究者能够直接利用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如何确保自己转引他人的研究成果,即利用二手资料进行研究不犯错误的问题。这一点不仅对于海外学者尤为重要,即使对于多数大陆学者来说,也差不同样重要。

举一个例子,中共历史权威着作向来说,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开始在党内推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是在会议上唯一进行了坚决抵制的人。并称,由于毛泽东的抵制,会议没有形成决议,因而王明的右倾路线没有形成对全党的统治。[19]能够看到政治局会议记录的研究人员在大陆是相当有限的。写出这种权威性着作的作者当然看过这次的会议记录,但是,这个说法并不正确。至少,会议并非没有形成决议,记录上清楚地写着:“决议:王明起草”。至于王明后来因为赶往武汉,忙于统战,没有写决议,与会议没有形成决议无关。在1938年2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就明确讲过,称自己太忙,以致十二月会议没有搞出一个决议,是一个损失。[20]

为什么一个如此明显的事实,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却视而不见呢?这当然不是说持有类似看法的研究者有意歪曲史实。在很多情况下,事情要复杂得多。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体会,即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人往往很容易受到某种观念的影响。而当人们对某个问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主观印象之后,他们即使能够看到第一手的与宣传材料不同的原始资料,通常也很难用一种超然事外的客观态度去分析和理解他所面对的那些资料。这件事多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其实,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地去读一下当时的会议记录,就能够很容易地注意到,不仅决议问题是如此,就是毛泽东的态度也并非像有些权威着作所强调的那样是坚决“抵制”的。如果读过会后的大量文献史料,我们甚至可以肯定,毛泽东当时不仅没有反对王明的主要观点,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王明带回来的共产国际的主张。不少研究者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后来对王明的批判,当成了当时的历史。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看不到原始的档案资料,又不够细心的话,我们很可能会误以会那些权威着作的作者是最有发言权的。

另一种危险是引文。要判断一部中共历史着作是否可靠,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看它的作者有无接触第一手资料的条件,同时看书中的论据是否大量使用了引文并注有出处。在这方面,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党史着作和论文是极其欠缺的,除非我们熟悉并相信某些作者,否则,一般严肃的研究者是很难相信这些着作和论文的可靠性的。当然,也并不是使用了引文的着作,就一定可靠,特别是涉及到需要相信某些具体引文的时候。因为事实上如同公布的档案不完整可能造成某种假象一样,过于相信那些片断的引文也有同样的危险。

要判断那些片断的引文是否可靠,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但也不是看不到原始档案,我们就完全不可能判断这些片断引文的真假。

记得十年前笔者曾经撰文讨论过一个流行于中共党史界的观点,即1937年底季米特洛夫是否曾派王明回国来夺毛泽东的权?问题的提出其实很简单,仅仅是因为笔者注意到这一命题在逻辑上存在着一个矛盾现象。因为据说几个月后任弼时去莫斯科汇报了王明与毛泽东意见分歧的情况,紧接着在1938年8月,季米特洛夫就把王稼祥派回国来宣布莫斯科支持毛泽东当领袖。不过半年多时间,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的态度如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变化?从逻辑上来判断,这里面只能有两种可能,即或者是在此之间发生了某些足以使季米特洛夫对毛另眼相看的重大事件,或者是季米特洛夫原本对毛就没有恶感,从未有过要王向毛夺权的想法。遍查这半年时间的大小事件,找不到毛能够突然取悦于季的任何资料,于是笔者只能向另一条路上走,即寻找季未曾准备向毛夺权的证据。而这方面的证据,可以说俯拾皆是,只不过过去那种说法已成定论,没有人向这方面想罢了,并非一定要多少原始档案。至于笔者为什么断定季米特洛夫事实上并无向毛夺权一事的根据,可见《百年潮》杂志《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和《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两文[21],这里不再赘述。

注重资料之间的比较与鉴别,也是判断引文可靠与否的一个方法。下面再举一例:

在大陆最权威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中谈到国共1937年谈判经过时,两度用引文提到蒋介石在谈判中的一个条件,即“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说周严词驳斥了蒋要朱、毛“出洋”的安排,并称双方因此争执很久,无法解决。该两处均加注了引文出处,一处为周恩来1945年4月30日所作《论统一战线》,一处为1936年6月15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电。[22]首先,前一引文根据事隔8年之久,可信度不高,不足为凭;而后一引文为当时文献,似乎可信。但可疑的是,除1936年11月陈立夫与潘汉年谈判时曾经提出过请红军师长以上军官出洋半年,回国按材录用以外,再未见有任何文献资料提及出洋事,而以当时谈判气氛,也未到兵临城下之地步,看不出蒋非得强共所难逼成破裂不可。笔者虽未见15日周电原稿,然而查6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15日电给共产国际,内中并无此要求,只说明蒋有“朱毛两同志须出来做事”的要求。出来做事自然与出洋不可同日而语。[23]再查6月22日周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后致蒋电,所争也非朱、毛出洋问题,而是朱德不能外出做事,必须留在红军主持指挥的问题。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谈判对案,内中也未见谈到朱、毛“出洋”事,仍是强调朱不能出外做事的问题,提出“朱毛出外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军事或政治名义可不拘,原则上毛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去。”[24]把22日周电、24日中央决定,与17日转发周电内容相比较,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是相符的。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国共两党相持不下的所谓朱、毛“出洋”问题,中共中央及周恩来事后再不提及,则反而说不通了。当然,具体真相如何,核对周恩来1937年6月15日电报后相信更容易做最后之判断。

1、从事中共历史研究,能查阅到原始档案与不能查阅到原始档案大不一样,查阅到原始档案能保持客观态度与不能保持客观态度大不一样。

2、一定要坚持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研究历史。也就是说,不轻易相信他人引用的史料,尽可能自己去查阅原始资料,对他人的引文、回忆录和口述史料,须有较扎实的旁证方宜使用。

3、要善于比较和发现资料中的问题,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能够提出为什么并举一反三,就等于成功了一半。科学研究是如此,历史研究也是如此。

4、注重资料的完整性。按课题搜集资料时,遗漏了任何一条资料都可能会使研究的结果发生动摇;对自己使用的任何一条资料,如果不能确定它的出处、时间、形成经过和有无删节,就不能当做主要的论据。

5、注重资料的连贯性。在叙述历史经过时,任何资料的利用都必须严格地遵循当时的时间顺序,把它们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下,不可随意颠倒位置,把卯时才能形成的看法放到子时来说,把丑时曾经有过的看法硬安到寅时去讲。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4卷,中共中央党校1985-1987年版。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8卷,中共中央党校1989-1993年版。

[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997年版。

[4]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4册,1979-1982年印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党建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31册,1987-1989年印行。

[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8年版。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7] 在这方面公布较多的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出版的《Cor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9]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该资料集1988年还出版有《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财政卷,工商体制卷,基本建设投资卷,农村经济体制卷,工业卷,农业卷,交通邮电卷,商业卷,对外贸易卷,金融卷,物资卷,劳动工资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1995年版。

[11]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有关中共中央局的成套资料,1986年重庆出版社还出版有《南方局党史资料》5卷本)

[12] ΒΚΠ, ΚΟΜИНТЕРΗ ΗΑЦИОНАЛЬНО–РΕВОЛЮЦИОННОΕ ДВИЖΕН-ИΕ В КИТАΕ
ДОКУМΕНТЫ Т.Ι. 1920-1925.

[13] Joseph W. Esherick,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Ⅱ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1974.

[14] Tony Saich, The Orig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Netherlands, 1991.

[15]
《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1936年12月16日,《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文献和研究》第6期;《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6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6]
《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第3-4页。

[17] Alexandre Y.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ermber 16-October 1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pp.95-96;
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92页。内中写道:“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这些错误意见没有形成决议”。新版《周恩来传》对这句话仍未做任何修改。

19
参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7年12月9-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8年2月27-28日-。

[21]
拙作:《抗战时期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中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拙作《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百年潮》1997年第4期;《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百年潮》1998年第1期。

[22] 前引《周恩来传》,第361页。

[23]
《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514-516页。

[24]
《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方案问题致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1936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517-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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