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的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特征、新规律。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发展起点,审时度势地对此作出了“经济新常态”的科学研判,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从整体上来看,从经济新常态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思维,反映了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创新和不断深化的实践探索。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对我们党执政的重大考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遇到了什么问题?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破解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这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以下是我们学习《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的几点粗浅体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世界经济发展长周期和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出发,综合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诸多结构性变化,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对引领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常态下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

一、经济新常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背景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然而,近年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状态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推动着经济增长转向常态化的中高速阶段。在201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再提“新常态”。此后又在多次讲话中对“新常态”作了重要论述。确切地说,经济新常态作为对中国经济阶段性特征及运行状态的科学研判,已成为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形势、破解重大结构性失衡、精准识别主要挑战和科学制定经济政策框架的“定盘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阐释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9—80页。)

《摘编》开篇第一句话即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一重要论断开宗明义,鲜明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回应了重大社会关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这一重大决策部署,是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

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既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与规律,也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方面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和演变态势可以概括为,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增长。另一方面,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面临着“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等方方面面的压力,尤其是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比较突出,继续坚持以需求侧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导向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求。新的历史阶段,要发挥我国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竞争优势,调整供需结构性重大失衡问题,必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大文章、做好文章。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更高水平发展,迈向世界经济强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础;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民要过上美好生活,还要继续付出艰苦努力,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空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难以取得好的成效。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重大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系列论述,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供给和需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新特征,回答了为何改、改什么、怎么改等重大理论实践问题,为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的“凯恩斯主义”、“新供给学派”或“结构主义政策”。它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内在规律的重大理论突破,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推行以需求侧管理为主导的政策体系,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不断加剧经济结构的失衡,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等矛盾和问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表现得更加突出。具体来说,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面临着增长速度下滑、产能严重过剩、消费需求外移、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体经济不振、金融风险不断积聚、生产和投入效率不高等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可以说矛盾主要方是供给侧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研判:“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05页。)毋庸讳言,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谋篇布局、精准施策,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整体改善。

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上也有一些错误认识。一些人说,目前贫富差距是主要矛盾,因此“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重要”,主张分配优先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说法不符合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党的十八大提出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为了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不要发展了,也不是要搞杀富济贫式的再分配,而是为了更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不断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重大实践创新。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突出表现在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新变化,无效供给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需求侧管理的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单纯依靠刺激需求难以解决结构性矛盾,必须更多地从供给侧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围绕化解诸多结构性矛盾,解决经济运行深层次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实践充分证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契合我国发展实际,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总而言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应对当前以及未来国内外经济发展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大思路、大方向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重大制度创新。从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看,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优化制度供给,是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只有逐步消除制约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加快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和有效集聚,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形成推动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聚焦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重大结构性失衡,进一步创新和优化制度供给。

二、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进展

把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新常态的概念和判断贯穿了《摘编》各个部分,是我们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建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基础和关键。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基本遵循,从这一战略正式提出,到思路逐渐清晰、方案相继出台,到各部门各地区统一思想、加快推进,一年多来,无论是在理论探索方面还是在政策实践方面,都取得了初步成效和积极进展。

为什么说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和挑战?如何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呢?

去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促进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加快了经济结构优化和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理论层面:党中央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提出、内涵阐释、政策支柱、改革任务等,一直上升到“十三五”时期的经济治理主线,都在理论层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观点,并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87页。)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政策支柱以及具体任务,政策支柱是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任务就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项重点工作。在此基础上,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做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必须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做减法,又做加法,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等行动纲领和重点任务。而“十三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从而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为“十三五”时期经济治理的主线。据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涵逐步明晰,理论框架体系逐渐趋于成熟定型,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的理论指引。

从我们的自身发展看,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我国已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决定经济增长的供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依靠粗放扩张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老路走不通了;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节点,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产业要加快发展,过去生产什么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的情况不存在了;经济发展面临动力转换节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经济增长需要更多驱动力创新。从外部环境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踏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国际市场的充分有效利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低迷期,这一基本态势意味着我国出口增速拐点已经到来。

重点任务成效显著,供求关系明显改善。去产能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016年退出钢铁产能超过6500万吨、煤炭产能超过2.9亿吨。去库存加快推进,通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扩大棚改货币化安置等多种手段,商品住宅待售面积有所减少。去杠杆稳妥推进,2016年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取得积极进展,已签约落地项目超出预期,有效减轻了企业债务负担。降成本成效明显,2016年降低企业成本超过1万亿元。补短板力度加大,聚焦打好脱贫攻坚硬仗、提升群众生活质量、补齐基础设施欠账、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关键领域,持续加大投入力度,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得到有效改善。

实践层面:一年多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从重大理论创新转变为切实可行的战略部署和政策措施,各部门相继出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方案。如农业部颁布了《农业部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等。各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先后出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或专项实施方案。据统计,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已有包括广东、四川、浙江、福建等半数以上的地区陆续出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从发展实践来看,从中央到地方已经掀起了一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浪潮。

这些新变化,说明我国经济已经处于爬坡过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节点。这也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若看不到甚至不愿承认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仍想着过去的粗放型高速发展,习惯于铺摊子、上项目,就跟不上形势了。用老办法即使暂时把速度抬上去了也不会持久,相反会使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积累、激化,最后是总爆发。

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提高。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产能利用率由降转升,重点行业产品价格回升,市场预期回稳,带动了工业企业效益的明显改善。2016年,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利润由上年亏损847亿元转为盈利300亿元左右,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实现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223%;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由上年下降2.3%转为增长8.5%,今年前两个月又大幅增长31.5%。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逐步退出,为先进产能腾出了发展空间;企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为加大技改投入促进转型升级提供了条件。2016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0.5%和10.8%,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分别快4.5和4.8个百分点;清洁能源消费量占比达到19.7%,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

2016年,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在去产能方面,钢铁去产能6500万吨,煤炭去产能2.9亿吨,提前且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分流安置人员超过65万人。在去库存方面,通过支持农民工在城镇购房、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等措施,商品住宅待售面积从2015年末的4.52亿平方米下降到2016年末的4.03亿平方米,降幅达11%。在去杠杆方面,通过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发展直接融资、实施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等举措,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8%,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在降成本方面,积极推进减税降费、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下调用电价格等有力举措。企业成本有所下降,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52元,比上年下降0.1元。在补短板方面,加大对创新驱动、软硬基础设施、脱贫攻坚、城乡统筹发展、民生建设、环保生态建设等领域的投入力度,并大力推广PPP模式,加大补短板力度,办了一批当前急需又利长远的大事。

综合上述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化解,风险隐患得到缓释。去产能带动宝钢、武钢等企业的强强联合和兼并重组,优化了产能的空间配置,进一步改善了重点行业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短板的填平补齐,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提升了城乡区域协同发展水平;去杠杆、降成本的持续推进,有效改善了实体经济发展环境。同时,钢铁、煤炭行业脱离困境,企业竞争力增强,一些不良或潜在不良资产转为优良,融资能力有效提升;安全投入欠账、环境保护欠账等问题得到缓解,企业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随着软硬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相关投资需求明显增加,企业效益持续改善,有效减轻了隐性失业压力,去产能涉及职工得到较好安置,拖欠工资、社保欠费等问题明显减少。脱贫攻坚工程深入实施,全年实现1240万贫困人口脱贫,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超过240万,棚户区住房改造600多万套。

进入2017年以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不断取得新进展。据统计,1月至4月,全国新退出钢铁产能3170万吨、煤炭产能6897万吨;4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7.2%,降幅比3月末扩大0.8个百分点;3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2%,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25元,同比减少0.15元;1月至4月,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水利管理业等短板领域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0.4%、28.4%、16.1%,明显快于全部投资增速。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实践和任务推进成效显著。

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全局。发展理念是否对头,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好定了。基于这样的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国际综合竞争优势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明确了体制机制创新的方向和路径,有效促进了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改善。通过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优化了制度供给,提升了创新能力,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和经济发展内生动力。通过开展淘汰落后产能、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和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违法违规建设生产得到有效遏制,进一步营造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为世界经济走出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和有效路径,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增强了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主动性。2016年,我国经济增速名列世界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

创新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新发展理念,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按照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

三、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攻方向,破解我国经济发展难题。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我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现在,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但供给体系未能跟进,结果一方面过剩,另一方面不足。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盈利能力下降,因为缺乏回报,增加的货币资金很多未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下降。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过程中,由于缺乏投资机会,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带动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推高实体经济成本,使回报率不高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减法和加法的关系、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我们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主动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传统的量化宽松和“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边际效益递减或不再有效。从全球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推出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世界经济尚未从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中走出来。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对症下药。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彻底抛弃用旧的思维逻辑和方式方法再现高增长的想法,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面深化“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去产能,今年要再压减钢铁产能50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以上,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5000万千瓦以上。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坚决清理违法违规产能,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切实促进钢铁煤炭行业健康发展。去库存,要加强分类调控和因城因地施策,明确地方主体责任,坚定不移抓好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去杠杆,要积极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降成本,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工作力度,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补短板,既要重硬设施,又要重软能力,还要补制度短板,重点围绕基础设施、社会民生、产业发展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加大投入力度。

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等刺激或抑制需求,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发展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等问题不解决,只刺激需求,经济拉不上去,即使短期拉上一点,也不可持续。在这种情况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稳定经济增长的治本良药。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为主要目标,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着力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稳定提高粮食产能,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政策,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持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建一批“双创”示范基地。广泛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弘扬工匠精神,培育“中国工匠”,打造“中国品牌”。

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和矛盾的重大举措,也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坚持因城施策,遏制热点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因地制宜、多种方式提高货币化安置比例,培育和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加快实施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支持居民自住和进城人员购房需求。

用一系列大决策、大举措、大手笔,构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政策的大框架

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关键性、基础性改革,统筹推进国企国资、产权保护、财税、金融、社会保障等体制机制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供需平衡。各项改革要紧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着力补齐制度短板,健全更加系统集成的制度体系,形成制度供给动态优化的长效机制,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更好的条件。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用一系列的大决策、大举措、大手笔构建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框架,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艰巨,涉及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大转变,涉及利益格局大调整。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知难而进,奋发有为,坚决打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场攻坚战,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任务,根本要靠创新,必须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来一个根本性转变,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经济和产业发展急需的科技问题,围绕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面需求,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产业和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用200多年的时间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四化同步发展,使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互促互进,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找回“失去的200年”重要战略,更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不竭的动力。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快脱贫攻坚步伐。补短板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和要点之一。通过补短板提高木桶容量,可以既扩大有效供给,也增加和激活有效需求,同时起到防风险、稳大局的作用。在当代中国,最突出的短板就是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抓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适应新常态,引领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优化国家发展区域布局、拓展发展新空间、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提出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

“一带一路”建设,着眼欧亚大舞台、世界大棋局,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提供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点,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努力打造现代化的新型首都经济圈,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依托长江水道,统筹岸上水上,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把长江经济带建成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

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增强我们引领商品、资本、信息等全球流动的能力,推动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增强参与全球经济、金融、贸易规则制订的实力和能力,在更高水平上开展国际经济和科技创新合作,在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范围内参与全球治理,实现共同发展。

用领导艺术的大担当、大智慧,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

《摘编》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经济工作的一系列创新性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体现了他领导经济工作的高超艺术和驾驭经济全局的卓越才能。

比如,他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指出:“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进”的重点要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成效。“稳”和“进”要相互促进,经济社会平稳,才能为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创造稳定宏观环境;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创造良好预期。

他强调坚持底线思维,维护大局稳定,指出:要注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既防范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又理性对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既强调改善民生工作,又实事求是调整一些过度承诺;既高度关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群体性事件等风险点,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风险。

他提出:要更加注重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分析和预判,提高科学决策能力,确保制定的重大战略、出台的重要政策措施符合客观规律;要更加自觉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依法治理经济,依法协调和处理各种利益问题;要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及时解决群众思想认识问题和现实利益问题;等等。

这些创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体现了直面问题的大担当和大智慧,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起,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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