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谷,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斗争处于秘密状态,秋收起义之后建立的红军革命根据地也处在敌人的封锁、分割中。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否迅速建立秘密电讯,保持内外联系,加强革命指导,就成为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

建国以来,中央特科、中共隐蔽战线的后代们的首张全家福。

编辑: 手机版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高瞻远瞩,下定决心,亲自过问和部署秘密电讯的建设工作,使我党我军的电讯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

这是建国以来,中央特科、中共隐蔽战线的后代们首次大团聚、大联欢活动在北京五洲皇冠酒店隆重举行。

情报工作,是充满了神秘色彩的隐蔽斗争。谍报人员个个具有超群的素质,既要斗勇,更要斗智。钱壮飞,作为中共“龙潭三杰”中的一员,一生经历更是惊险跌宕,他的生死传奇,令众多以反特为主题的影视作品黯然失色。
“佛在我心中”,妻子看着丈夫遗书中这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若有所思。突然,她醒悟过来,拿出剪刀,剪开了丈夫的肚子。原来,丈夫吞下了生前一直戴在手上的佛珠,佛珠上刻着:“特使行动取消,毒蛇”。一份绝密情报就这样被送了出来。
这是电视剧《暗算》的结局。剧中的男主人公钱之江是中共隐藏在国民党内部的一名高级特工。当观众被惊心动魄的剧情吸引时,殊不知,这其中的许多故事曾真实地发生过。钱之江的部分原型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红色间谍钱壮飞,而钱壮飞本人的故事,要比《暗算》中的情节更加惊险跌宕。
力挽狂澜
1931年4月24日,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魔术大师化广奇正在表演拿手戏法,台下掌声频频,整个大厅一片歌舞升平。突然,几个军警冲上舞台,在一阵混乱中化广奇被当场逮捕,并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时任侦缉处处长的蔡孟坚喜出望外。因为他得到可靠情报,站在他眼前的这个魔术师,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代号黎明,真名顾顺章,乃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人物,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
顾顺章被捕后,很快叛变,并交待了大量情报。他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地下联络站,甚至要求面见蒋介石,承诺将掌握的所有信息和盘托出。
4月25日晚,一艘专轮迅速从武汉驶向南京??顾顺章就在这条船上。与此同时,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连续发了5封加急的绝密电报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几个小时后,在南京中央饭店旁边的正元实业社里,这几份绝密电报交到了调查科负责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手上。5封电报全部标注:“徐恩曾亲译”。
正元实业社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南京的大本营,各级特务机关的情报都汇集此处,再发向目的地。让徐恩曾没想到的是,钱壮飞正是中共布置在他身边的一枚棋。
25日是周末,好色的徐恩曾又到外面花天酒地,正好给了钱壮飞机会。钱壮飞开始破译这5封绝密电报:1、黎明被捕;2、黎明已归顺,要面见蒋先生;3、请求调军舰到汉口,已押解黎明赴宁;4、虑事十万火急,已征招商局客轮一艘,即刻押解赴宁;5、调查科特派员蔡孟坚飞抵南京,向钧座禀报。
此时,客轮已经在几个小时前启航,大概30个小时后抵达南京。
钱壮飞刚译完。第6封电报到了!“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将中国 ***
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
钱壮飞不动声色地把6封电报恢复原状,放到徐恩曾桌子之上。
事态已到千钧一发之际。客轮会在27日上午到达南京,客轮一到,国民党很快就将展开搜捕。时间紧迫,情报必须在26日傍晚前送到。
考虑到自己不便马上离开,钱壮飞决定派女婿刘杞夫赶往上海,他对刘杞夫说:“你马上坐夜班车到上海去,带一个口信给舅舅,你听好了:‘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
钱壮飞这里所说的“舅舅”,就是李克农,“天亮”即黎明,指顾顺章,“已走”、“病危”隐喻他已叛变,“速转院”就是要中央立即转移。
随后,钱壮飞赶往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时间太早,通讯社空无一人,钱用小刀在办公桌的地图上划了一个“十”字。希望隐藏在“长江通讯社”的某个中共特工能看到这个暗号。
27日清晨,钱跳上南京去上海的火车,他选择提前跳下火车,绕道进入上海市区。
27日夜,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撤离行动迅速展开??此时距钱壮飞破译密电已过去了48小时。与此同时,身在天津的胡北风也收到李克农来电:“胡底,克潮病笃”。潮,即钱潮,钱壮飞化名。天津方面也迅速撤离。
28日清晨,国民党大搜捕开始。面对几十处杂乱的处所,军警和特务们大失所望,只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遭到逮捕。而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等重量级人物。从上海撤离后,党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
国民党企图在三天之内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如意算盘,就这样落了空。
在这一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钱壮飞,就是被周恩来大为称道的“龙潭三杰”(其余二人为李克农、胡底)中的一员。多年后,周恩来还不止一次深情地说:“要不是钱壮飞等同志,我们这些人是要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上的。”
深入敌后
钱壮飞1896年出身于浙江湖州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4年,到北京医科专校学习,5年后毕业,在北京行医,以医生职业作为掩护,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25年,钱壮飞加入中国
***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随后转移到上海。从1929年8月开始,钱壮飞在上海参与了一系列中国
*** 的地下活动,不久后便加入了上海中央特科。
何谓中央特科?这和周恩来有密切的关系。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迫于形势需要,1927年5月,时任军事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在武汉主持成立特务工作处,以情报工作为主,下设特务、情报、保卫等部门。这也是中共中央最早设立的情报保卫机构。1927年9月,党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往上海,在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中,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并筹建“中央特科”,全称“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
在顾顺章事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钱壮飞、李克农,以及天津的胡底,都是周恩来在隐蔽战线中布下的“闲棋”,平时不动,但在风雨突变时却能力挽狂澜。
而钱壮飞又是通过何种关系进入国民党情报机构的呢?对此,没有准确的历史记载。
一种说法是,钱壮飞在主办西湖博览会时结识了徐恩曾。另一种说法是,1928年,钱壮飞在报上看到无线电训练班招考广告,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钱壮飞无意中进入的这个训练班,属于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钱壮飞在训练班显示出过人才华,又与特务头子徐恩曾是同乡,徐便提出调他当机要秘书。钱壮飞感到关系重大,马上向党中央请示。周恩来认为机会难得,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党服务。于是,钱壮飞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担任徐的机要秘书。
后来,李克农在钱壮飞的介绍下,也进入调查科,派驻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而胡底则在调查科天津机关电台工作。中共隐蔽战线赫赫有名的“龙潭三杰”铁三角雏形渐现。
钱壮飞因“奉公守法,勤勤恳恳”,懂美术又写得一手好字,越来越受到徐恩曾的器重,上上下下给徐的电文都要钱壮飞“经手”。后来有人开玩笑说,蒋介石给徐恩曾的秘密指令都是
*** 先过目,这是有一些道理的。
特务头子徐恩曾虽欣赏钱壮飞的才华,但依然对他有所防范。他只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电报收发,密码本一直随身携带,机要电报也由自己亲译。钱壮飞与李克农商议后设定一计。一次,钱壮飞陪徐恩曾到上海,乘这个色鬼进歌舞厅换衣服时,把密码本拿出,由守在外面的同志迅速拍照后,再放回徐恩曾兜内。
此后,钱壮飞从报务员那里接到电报后,都由自己开封先译,然后再原样封好上送徐恩曾。国民党几次大“围剿”的计划刚刚制订,尚未下发作战部队,其全部内容就已破译,并被送到周恩来及苏区的毛泽东、朱德面前。
牺牲之谜
顾顺章事件之后,钱壮飞身份暴露,奉命进入中央苏区。钱壮飞到达江西革命根据地后,脱掉西装革履,换上军装草鞋,被分配到建宁康都圩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当医生。1934年9月,李克农到达苏区后,发现钱在卫生所当医生,就建议组织将其调到中央保卫局,以便充分发挥钱壮飞的才能。
随后,钱壮飞调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分局长,同时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抚恤委员会委员,在周恩来身边做机要保卫工作,继续负责情报的整理和破译。国民党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在福建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时,中共派张云逸赴十九路军开展工作所携带的密码本,就是钱壮飞编制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受挫后,被迫实施战略大转移,钱壮飞也随军长征。
1935年1月,钱壮飞完成遵义会议的保卫任务后,跟随中央纵队前进。3月29日(也有说是31日,还有说是4月1日),他在抵达贵州息烽县境的牛场时,遭遇敌机空袭,不幸牺牲,年仅39岁。
钱壮飞究竟是如何牺牲的,至今仍是个谜。
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家人接到延安,在此之前,钱妻张振华已在重庆苦等了8年,到此时,才得知丈夫已不在人世。
由于认识钱壮飞的人不多,加之他在长征途中负责电台的运输和保卫工作,比较隐蔽,所以至今对于钱壮飞烈士牺牲时的真实情景没有准确的答案。
后来,杨家岭当地的群众反映,曾看见一名骑白马的红军坠入乌江渡口,其体态特征与钱壮飞很相似。还有一种说法是钱壮飞在行军途中掉队,遭到反动派杀害,这一个说法,在贵州的金沙和息烽两地都有传闻。
2007年,一位出生在贵州息烽县九龙镇的教师,写了一篇题为《钱壮飞牺牲之谜》的文章。作者通过寻访和周密的分析,还原出钱壮飞牺牲时的大致情况:1935年4月1日,钱壮飞率红军无线电队在九龙镇祖师山上安装电台时,遭遇敌军空袭。为保证司令部安全转移,他们选择了暴露自己,与敌机展开正面对空射击。在这次战斗中,钱壮飞不幸牺牲。而九龙镇祖师山上的红军无名首长墓,很有可能就是钱壮飞的埋葬地。
2006年,是钱壮飞诞辰110周年,这一年的9月26日,钱壮飞铜像在贵州金沙县后山乡揭幕。
多才多艺
钱壮飞才华横溢,除了出色地完成间谍任务,还在很多领域展示了独特才华。
1926年,钱壮飞和自己的夫人、女儿合拍了电影《燕山隐侠》。这部钱壮飞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是国内第一部黑白武侠故事片。
到达江西革命根据地后,钱壮飞更展示出过人的才能。在情报工作之外,他还负责绘制军用图表。这些图表相当精确,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项英同志曾大加称赞。钱壮飞还在无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编写出一本《化学常识读本》,囊括了军人必备的化学知识。
钱壮飞精通中医,在长征途中,得知有士兵得了疟疾,他拿出自己沿途采集的草药让战士服下没,战士很快得以康复。钱壮飞有了“红军神医”的美称。他还擅长书法,《红色中华》报的刊名和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上“踏着先烈的血迹奋勇前进”的题词,都出自他的手笔。1934年红军总部颁发的“八一”奖章,其图案也是钱壮飞设计的。
戏剧创作和表演更是钱壮飞的特长,他是闻名一时的“红色戏剧家”。在他的提倡下,“八一剧团”建立,创作了大量的革命题材的戏剧。他以中共在白区的斗争为题材,编写了《红色间谍》剧本,并和李克农、胡底一起扮演角色??三人又成为舞台“铁三角”。
虎父无犬女,钱壮飞的女儿钱蓁蓁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名鼎鼎的明星黎莉莉。在和父亲合拍《燕山隐侠》后,当时年仅11岁的钱蓁蓁就此踏入银幕。由她主演的《大路》、《狼山喋血记》、《塞上风云》是20世纪中国电影的代表作品。
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们虽功勋显著,却因使命的特殊,生前不为人知。牺牲后,也因为历史记录极为稀少,使我们不能知晓那些艰苦卓绝的事业。钱壮飞就是这个精干队伍的杰出代表。他的事迹,至今能真正了解到的依然寥寥。这对于后人,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

上海秘密电台的建立

图片 1

1928年秋,党中央为了冲破敌人封锁,加强对各地党组织和红色区域的领导和联系,开始了秘密电台的筹建工作。1928年10月,领导特科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到上海不久,就决定选派人员学习无线电技术。他分别约李强、张沈川谈话,要求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并在中央特科下设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专门负责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工作。

主席台领导嘉宾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李强此时在中央特科负责秘密交通工作,他原来是学土木工程的,没有接触过无线电技术。入党以后,先是做群众工作,后来做军委工作。如今学习电台机务,可想而知会遇到很多困难。接受任务后,李强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与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老板交朋友,并从那里购买所需要的零件、发动机以及许多有关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书刊,然后躲在赫德路的一所房子里,照着《无线电杂志》上的线路图样试制收发报机。经过日夜苦战,收发报机终于组装成功。

图片 2

张沈川原是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当时任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学习报务。他坚决服从安排,化名张燕铭,考入国民党开办的无线电学校。由于勤奋刻苦、他学习了六七个月就可以上机工作,并且还利用深夜代班的机会,抄下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了党组织。他在代班时还收到广西第四军用电台发来的一份明码电报,内容是李明瑞师长要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拨给购运书籍款3000元,交给张沈川(张沈川和李明瑞师的政治部主任熟悉)。那时广西方面正在酝酿反蒋。张沈川取得现款后立即交给党中央宣传部,购买了大批进步社会科学书刊运往广西。不久,受过特务训练的黄埔军校电训班毕业的3个学生被派来实习,当他们在检查前两个月的收发报底稿时,发现了这份明码电报,立即向总司令部密告台长“利用军用电台,私通商报”,于是台长被撤职。张沈川由于事前离开了电台,没有惹上麻烦。此后,他隐蔽了起来,与李强一面学习组装收发报机,一面抄收公开电报,提高收报技能。

会场上的领导嘉宾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张沈川、李强等人为党培训了很多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先后帮助黄尚英、伍云甫、曾三、王子纲、曾华伦、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等学习报务。经过一年的努力,他们终于成功地组装了第一部电台。这台机器虽然很笨重,功率也只有50瓦,但这可以说是中共拥有的第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到1929年10月试制成功第一套收发报机,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在上海建立了中共的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而这个电台的第一本密码,则是周恩来亲自编制的”。

图片 3

秘密电台的台址在当时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的一栋石库门三层楼房里。负责报务工作的是张沈川,黄尚英在台上实习。电台的天线架设于三楼晒台上和屋脊上,利用各种伪装加以掩护。电台还收抄伯力和旧金山等电台的俄文、英文政治新闻和经济消息,以此练习抄发报的技能。“这个台的建立,主要目的还是试验装置和练习通报”。为了练习抄报技能,往往在深夜用业余无线电台的呼号呼叫,得到了其他业余电台的回答,在和别的业余台通报短暂时间后就把天线撤掉。

中共隐蔽战线专家郝在今做主旨发言。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要使一座秘密电台长期隐蔽下来很不容易。当时,为了破获秘密电台,国民党特务同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结,将定向测试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在马路上兜圈子,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冯玉祥、阎锡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都先后被侦破。为了能使秘密电台生存下来,担任秘密电台工作的同志收发报都在周围居民入睡后的深夜进行,起居生活上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居简出,基本上断绝了同社会上的联系。

图片 4

1930年2月,福康里电台的隔壁开设了一家妓院,每天夜晚人来人往,人员很复杂。党组织感到这样不安全,决定另选台址。同年5月中旬,将电台迁到了公共租界静安寺路赫德路福德坊1弄32号,这里比较僻静,西面墙外就是万国公墓,所以比较安全。不久,李强又在慕尔鸣路兴庆里17号、长阳路友邦里东一弄61号、长阳路乾信坊等处分别设立了电台和装配间。

中共隐蔽战线元老吴德峰的女儿吴持生发言。

香港秘密电台的建立

图片 5

为了开通同中共南方局的无线电通讯联系,1929年12月,中央派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九龙建立电台。

中共隐蔽战线元老钱壮飞的孙儿钱泓发言。

李强和黄尚英把收发报机藏在行李中,下船时每件行李付2元小费,关卡未予检查,顺利地把无线电器材安全带进了九龙。这个电台设在九龙弥敦道某小街一栋房子的四楼上,广东省委派了一位姓卢的交通负责管理,由黄尚英和一名朝鲜同志任报务员。1930年1月,沪港开始通讯。5月,黄尚英因患肺病调回上海,由组织送往杭州治疗,不幸于同年病逝,年仅20岁。在他离开九龙同时,邱德被派来接替他的工作。

图片 6

1930年三四月间,党中央和南方局电台开通后,为了保证安全,中央电台先后多次搬移,并着手建立筹建中共国际电台。

中共隐蔽战线元老熊向辉的女儿熊蕾发言。

中央电台迁到慕尔鸣路后,毛齐华夫妇兼做中央台的掩护人。房间布置得比较阔气,有麻将、花瓶、古书、电炉、大衣柜、梳妆台等等。收发报机就藏在大衣柜内,电瓶藏在楼板底下。为了避免发报时邻居电灯闪跳,引起人们惊慌和敌人的注意,工作人员往往等到深夜一点以后才开始工作。

图片 7

为了绝对保守秘密,电台工作人员深居简出,断绝了一切社会关系,通信极少。实在需要通信,便利用高级饭店或医院做通信处。因为这些地方在厅门口都设有一个信袋,服务人员收到信以后,如果在各房间都找不到收信人,便把信插在厅门口的信袋内,让收信人自己来取。当时电台工作人员常用“东亚大饭店”或“宝隆医院”做通信地址。因为这种地方一般人住不起,特务们以为是有钱人的来往信件,就不去注意了。为了避免房东怀疑,他们甚至还常常自己写信从外面投递回来。

原中共中央社会部(后调到总参情报部)交通员刘光典的儿子刘玉平发言。

沪港电台开通后,中共中央同广西左右江苏区的往来电报,都是由港台转发。沪港电台的工作人员虽然相隔千里,也从未见过面,但是在工作中密切配合,建立了一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关系,可以相互辨认出彼此发报的手法。

图片 8

苏区秘密电台的建立

全国仅存的中央特科老战士姚子建(中)亲临会场,但因身体欠佳由儿子姚一群(左)代为宣读姚老的回忆文稿。

随着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至1930年,农村红色政权已经遍布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河南、安徽、浙江等省,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发展到10万多人。为加强对革命的指导,党中央此时急需在苏区建立电台,保持同各根据地的直接联系。

图片 9

为适应在苏区建台的需要,党中央首先抓紧报务人员的培训。1930年九十月间,中央从各地抽调16个同志到上海办了一个无线电培训班,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租了一栋楼房,挂出“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由李强实际负责,张沈川教报务,陈保礼教机务,吴克坚管组织、财务,方仲如教电学兼管学员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毛齐华等都是教员。学生对外的名义是工人,教师对外的名义是经理或工程技术人员。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具体负责情报管理工作的罗青长的儿子罗援做《向无名英雄学习什么?》的专题报告。

由于这个工厂既没有机器轰鸣声,也不进原材料,不生产产品,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一个穿着工人服装的人进厂,自称是自来水公司检修水管的,他到每层楼都看了一遍。过了几天,又有4个“白相人”模样的人闯进工厂,送来一张观音菩萨像,说是这里开了新工厂,特来道喜、讨酒钱,这4个人在厂里东张西望,满口流氓帮话。李强出面接待,给了他们4块大洋,他们才离开。一些同志感到可疑,向组织上反映,要求采取措施。这时顾顺章还没有叛变,训练班归他管。第二天他来到厂里,转了一圈后说不要紧,让大家安心学习,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由此留下后患。

图片 10

同年12月17日,学员们在张沈川、曾华伦两名教员指导下,戴着耳机,正在学习收发报,突然,六七个侦探推门而入,用手枪指着众人,大叫“不许动”!特务在全厂仔细搜查一遍后,将张沈川、方仲如、陈坦、石光、苏刚达等20人全部抓走。在敌人搜查过程中,学员谢小康乘敌人不备时将二楼前屋窗帘的右角拉开,向组织发出预先约定的暗号,表示出了问题。幸亏这暗号亮出,伍云甫走到弄堂门口,看到二楼窗帘已打开,就没有进屋。涂作潮当时提着一个油漆桶,走到“工厂”门口,法国巡捕以为他是油漆工人,要他“滚开”,所以也没有被捕。

中共谍战首脑之一的李克农之孙李凱城,向与会者解读了《隐蔽战线斗争对当下的意义所在》。

训练班遭到敌人的破坏后,张沈川等人被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后,立即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张沈川等互串口供,改名换姓,众口一词说是来上海学手艺谋生养家的。任凭敌人施用各种刑罚及软化手段,大家都用事先编好的口供欺骗敌人。敌人尽管掌握了一些蛛丝马迹,但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只好根据《危害民国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规定判了刑,将他们转到南京陆军监狱。17人被判刑9年10个月,3人被判刑6年6个月;其中陈保礼、麦建屏、谢小康、张庆福因患恶性痢疾,得不到治疗,两年内先后在狱中病逝。陈保礼临终前不断地说:“要听‘妈妈’的话!”意为要大家听党的话。

2017年5月23日9-12时,在北京北辰五洲皇冠国际酒店二层大会议,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主办,由英雄儿女文化有限公司、英雄儿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承办的中央特科暨隐蔽战线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在此隆重举行。大会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苏希胜将军主持。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曾三筹建新的电台,直接同江西的红军通报,同时,派涂作潮等进入江西根据地。涂作潮等原准备随同敌军师长张辉瓒的家属一起赶到江西,因张在国民党对我根据地第一次“围剿”时被红军活捉,张家属愿意以护送我电讯器材和人员到江西根据地为条件挽救张的性命。当他们行至南昌时得知张辉瓒已被苏区人民处决,涂作潮等只能冒着危险返回上海。一周后,中央又派涂作潮、伍云甫和曾三到江西根据地。不久,中央还派遣王子纲、蔡威、宋侃夫等同志前往鄂豫皖根据地,派喻杰生等到湘赣西根据地,去开展无线电通讯工作。当涂作潮、伍云甫、曾三等3人于1931年3月到达江西宁都时,红军已经建立了第一个无线电台,举办了第一个无线电人员训练班。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全国唯一健在的中央特科老战士、102岁高龄的老红军姚子建同志;有从事党的隐蔽战线的革命先辈、革命先烈的亲属,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有专题研究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史的专家、学者,还有邀请的安全和保卫部门的同志;在京的红色社团,如: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井冈山红军人物研究分会,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红岩儿女研究会、八路军研究会、新四军研究会、育英同学会都派员参会,以及在京新闻媒体的同志们,合计三百余人出席了本次大会。今天的大会可谓是建国以来,中央特科、中共隐蔽战线后代们的第一次大团聚、大联欢!

1930年12月31日,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的龙岗战役中,国民党军张辉瓒师近万余人被歼,缴获了这个师的无线电台,但是很多器材被砸坏。毛泽东得知后,立即下达了“必须妥善保护无线电技术人员和电讯器材”的命令,1931年1月3日在与谭道源战斗时,便完好地缴获了敌人电台。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便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队长王诤,政委冯文彬。接着办起了红军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王诤和从国民党部队被俘后的其他一些技术人员,成了红军训练无线电技术人员的主要老师。由于原来缴获的发报机功率较小,不能和上海党中央沟通联系。1931年5月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缴获了国民党二十八师一部功率较大的电台。将这部电台改装后,9月红一方面军同上海党中央开始直接通报。

图片 11

1931年9月,毛齐华等建立在上海的国际台也开始正式收发报。

全国唯一健在的中央特科老战士姚子建(左)因为坐轮椅不方便登上主席台,就一直在会场最后一排专心听大家的讲话。

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的同志,利用1931年12月间红四方面军缴获的敌梁冠英六十九师的电台,很快同上海党中央、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军团通报。湘鄂赣和闽浙赣根据地的电台也在1932年开通。

图片 12

敌后秘密电台的建立

中央特科和隐蔽战线后代,以及革命后代们全神贯注聆听讲话。

1930年起,中共不仅在苏区建立了秘密电讯,而且在敌后也开设了秘密电台,使党中央对全国的情况逐步了如指掌。

图片 13

中共在敌占区的建台工作,开始是采取打进去的办法进行的。1929年12月下旬,中央特科派钱壮飞打进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因与特务头子徐恩曾是同乡,徐表示要调他当机要秘书。钱壮飞感到关系重大,向党中央请示。周恩来得知后认为机会难得,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服务,并决定让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此后,徐恩曾要钱壮飞补充人员,在各地建立基层机构,并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挥机关和秘密电台。于是,钱壮飞在配备、选用电台机要人员和行政事务人员时,尽量安排自己人,作为中共的情报人员和秘密交通。在配备党务调查科大本营的“正元实业社”人员时,安排自己的女婿刘杞夫作为工作人员;在配备南京情报机构“长江通讯社”和“民智通讯社”人员时,钱壮飞自己兼任两社社长;在配备天津情报机构“长城通讯社”人员时,安排胡底任社长、钱壮飞的妻舅张家昽任记者。加之李克农已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广播新闻编辑,这时,国民党在南京、上海、天津的秘密电台实际上已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了,从而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打进了一个“铁三角”。不过,徐恩曾虽然欣赏钱壮飞的才华,毕竟还有防范。他只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电报收发,密码本却随身携带。机要电报也一直由自己亲译。一次,钱壮飞陪徐恩曾到上海,乘他进歌舞厅换衣服时,把密码本拿出来,由守在外面的同志迅速拍照后,再送回徐恩曾的兜内。此后,钱壮飞从报务员那里接到电报后,对估计有价值的都由自己开封先译,然后再原样封好上送。同时,这份密码也送到中央军委和红军那里。国民党几次大“围剿”的计划刚刚制定,尚未下发作战部队,其全部内容就已被破译,并被送到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及苏区的毛泽东、朱德面前。1931年4月24日,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他被捕后要求把他送到南京,然后方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保证3天内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他还嘱咐,不要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当地特务机关向南京连发5封电报。此时正值星期六晚间,徐恩曾已去上海花花世界。钱壮飞收到电报后,用密码本将其全部译出,提前向党中央发出警报。接到钱壮飞的情报,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立刻采取行动,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立即全部转移。此后的两天两夜,中央几十个秘密机关和几百名工作人员紧急搬迁,没有遭到破坏。钱壮飞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聆听报告的同时,不忘抓拍精彩的瞬间。

1931年12月,国民党十七路军在宁都起义,大批起义的报务人员带来了很多电讯器材,无线电通讯队伍迅速扩大,成立了以王诤为局长、伍云甫为政委的通讯联络局。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的训练班,很快由一个发展到几个,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通讯学校。1933年,瑞金通讯学校学员人数达千人。还成立了保养、修理和装配收发报机的材料厂。此后,中央根据地便可以把自己培养的报务人员派到新的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了。1937年后,中共先后在西安、上海、南京、武汉、香港、桂林、重庆、广州、天津、北京、新疆、沈阳等地建立了秘密电台,加强了党对白区情况的了解和工作指示。正如罗长青指出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的电讯事业有了全面发展。尤其是周恩来亲自部署,在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建立了数十部秘密电台,遍及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保证了党中央对‘第二战线’的领导。”

会议伊始,全体与会者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然后由承办单位之一的英雄儿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颜建国同志向大会致辞,他说:

(原载:《党史纵览》)

抚今忆昔,充满感恩。九十年过去了,历史的车轮早已呼啸驶入了21世纪,世界格局也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一个崭新的中国岿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也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开会,能够幸福平安地生活,能够有尊严地工作,能够感受“一带一路”带给中国人的荣耀,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这其中,流淌着无数中央特科英雄的鲜血。正因为今天的和平,不再硝烟弥漫,一些人开始变得麻痹不仁。提到英雄,他们的态度是冷漠的,无视的,甚至是亵渎的。

但今天,我们要义正言辞地告诉他们,对英雄的亵渎,对英雄文化的抛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哀。所以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缅怀英雄,感恩英雄,致敬英雄,更要尽一切之可能,动用一切能够动用的资源,通过力所能及的手段,再现英雄历史,讲述英雄事迹,传承英雄精神。

中共隐蔽战线专家郝在今,就中央特科和隐蔽战线的专题研究向与会者做了详尽的解读;

中共隐蔽战线元老吴德峰的女儿吴持生,向与会者讲解了隐蔽战线上的中央特科的机要交通及保障的往事;

中共隐蔽战线元老钱壮飞的孙儿钱泓,向与会者介绍了党中央是如何应对原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党投敌之化险为夷的精彩故事;

中共隐蔽战线元老熊向辉的女儿熊蕾,向与会者介绍了父亲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精彩故事;

原中共中央社会部(后调到总参情报部)交通员刘光典的儿子刘玉平,向与会者介绍了台湾密战的精彩故事;

目前全国仅存的中央特科老战士姚子建亲临会场,但因身体欠佳由儿子姚一群代为宣读姚老的回忆文稿;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具体负责情报管理工作的罗青长的儿子罗援,向与会者讲解了《向无名英雄学什么》的专题报告,罗将军说:古往今来有两种战争,一组是公开的战争,一组是隐蔽的战争。隐蔽战争中的广大战士们有两大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无名”:默默无闻,鲜为人知,丹心素裹,冷月无痕;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英雄”: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建奇功,他们的一个人甚至能抵敌人雄兵百万。罗将军从“无名英雄”的六个特质(忠诚、无畏、慎独、机敏、能干、互助)简明扼要的阐明了无名英雄的伟大与品质,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军人要学习的精神;

中共谍战首脑之一的李克农之孙李凱城,向与会者解读了《隐蔽战线斗争对当下的意义所在》。

图片 14

中央特科和隐蔽战线后代,以及革命后代们全神贯注聆听讲话。

最后,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苏希胜将军致总结发言。

延申阅读:

揭秘:中共创建中央特科始末

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搬到上海。中央机关在上海,有利的因素是: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地方大,好隐蔽,租界情况复杂,不登记户口,住房容易找,便于设立机关,搞秘密活动。上海又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党的工作一直未间断,开展工作的基础好。不利的因素是:一方面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中心,驻有外国的海、陆军和租界巡捕;另一方面上海又是国民党反动派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阵地,驻扎有军队,设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等等,上海还有一帮地痞流氓势力。因此,在上海这个中外反动势力聚集的地方,开展革命活动,犹如深入龙潭,要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没有十分严密的保卫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如何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是放在党面前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

图片 15

青年时期的周恩来

周恩来在军委特科基础上组建中央特科

早在1927年5月,中央在武汉时,就在军委成立了以情报工作为主的特科,由周恩来负责。中央迁上海后,周恩来在军委特科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央特科,由组织局领导。1928年春,中央专门组织学习班,学习怎样做秘密工作,怎样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等内容,由周恩来、恽代英等讲课。党的六大以后,为加强对特科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又决定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组成特务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由周恩来实际负责。

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特科开始下面设三个科,一科开始叫总部,后来称总务科,该科的主要职责是为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租赁住房,布置开会场所,营救被捕中央负责同志,建立联络点以及负责收殓被敌人杀害的同志遗体,料理家属生活等等,科长洪扬生。二科是情报科,该科主要负责收集情报,掌握敌情。在做法上,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办法,深入敌人要害部门,搜集各种情报,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破坏敌人的阴谋,科长陈赓。三科是行动科,负责抢救被捕同志,打击罪大恶极的叛徒。该科下面设有手枪、盒子枪武装的“红队”,也叫打“狗”队。其成员都是从上海工人中和各苏区红军中,选调一些机智勇敢、枪法最好的特等射手组成,专门负责打“狗”(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工作,科长顾顺章(兼)。以后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成立了交通科,又称通讯联络科,其任务是负责党中央同各根据地、红军和各省委的无线电台联系,水陆交通线的联系,科长李强。

情报工作是特科一项重要任务。周恩来本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原则,很重视挑选可靠机敏的党员或党的同情者打入敌人心脏,掌握敌情,为我党制定对敌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

1928年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建立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广东人,曾留学日本,是国民党左派,化名杨登瀛,同日本通讯社和国民党的一些人物很熟,又很会交际。他在五卅运动时,同上海总工会有过联系,开始同情共产党。通过中共党员陈养山等对他做工作,鲍愿意尽力给共产党帮忙。1928年3、4月间,国民党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这是中统的前身,也是国民党最早的特务机关,这个科成立初期先后由陈立夫、张道藩负责。调查科成立后,在南京设立了调查科总部。

不久,总部派杨剑虹到上海筹建特务机关。杨剑虹也是广东人,和鲍君甫是同乡,昔日又有旧,他为了在上海开展特务工作常拉鲍去帮忙,认为鲍的关系广,要鲍去做侦察工作,在上海侦察共产党及其他反蒋党派的活动,建立办案机构,同租界进行联系。鲍把上述情况全部告诉了当时住在他家里的陈养山,并表示愿意将他所了解到的情报提供给我们党。陈养山属江苏省委领导,省委要陈养山给党中央写一个报告,说明这个关系可以利用。1928年5月,党中央和周恩来派陈赓同鲍见面后,经中央同意确定使用这个关系。

1928年7、8月间,杨剑虹因涉及贪污案自杀。蒋介石正式委任鲍君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从此以后,我们党一方面利用鲍的关系,派人打入国民党警察局、侦察队、宪兵队中去;另一方面竭力巩固鲍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鲍因为有这样一个特殊身份,掌握的情况多,帮我党做了很多工作。例如,1930年,有一个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从苏联留学回来,是中共党员,到上海后,就叛变投敌,给蒋介石写信,密告周恩来和他会面的地址。蒋见信后,批交徐恩曾办。信转到鲍手里,鲍立即通知我党,中央特科很快组织“红队”把这个叛徒除掉,保卫了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安全。

派遣钱壮飞、李克农等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长期埋伏’

1929年后,周恩来为了把国民党中央特务组织“拿过来”,先后派遣我党优秀党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准备长期埋伏,搜集情报。钱壮飞曾在北京当过医生和教员,多才多艺。1928年夏天,钱壮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因他才华出众,善交朋友,又与徐恩曾是浙江湖州同乡,深得徐的信任,调他担任自己的秘书。1929年底,陈立夫调徐恩曾担任调查科主任,徐的权势更大了。调查科设在南京,徐把钱壮飞带到南京,做他的机要秘书。我党又把李克农调到南京,配合钱壮飞的工作。

徐恩曾是一个纨绔子弟,又是陈立夫的表亲,依仗后台硬,整天在妓院舞场混日子,把许多事都交给钱壮飞办。他的秘密电台就设在调查科,各地凡是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都是先送钱审阅提出处理意见。这样,钱壮飞就掌握了这里的重要机密。陈立夫、徐恩曾为了搜集情报,要求设立公开机关,李克农等同志根据中央特科的指示,利用这个机会,在天津、南京、武汉、北平等大城市建立以通讯社为形式的情报机关。从此,钱壮飞实际掌握了国民党全国最高特务指挥机关,胡底在南京主持国民党情报机关“民智通讯社”,后又调天津创办国民党情报机关“长城通讯社”,李克农实际主持上海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周恩来派特科陈赓和李克农联系。李、钱、胡成立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这样,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的机密,从南京国民党中央到上海、天津等地方,大都被我们党有领导、有系统地及时掌握了。李、钱、胡相互配合,收集了很多国民党军事、政治、特务等情报,了解和掌握了国民党的动向,为党中央制定对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特科的情报关系中,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就是昔日“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当时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座上客——杨度。杨度早年扶植帝制,声名狼藉,但晚年迷途知返,逐渐倾向革命,1929年秋在上海经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杨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党提供了许多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情报。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敌人不惜以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等卑劣手段,收买我们队伍中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分子,充当他们的特务和内奸。中央特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营救被捕同志、惩治叛徒。

1928年4月15日早晨,刚从湖北回中央工作不久的罗亦农到北京西路赫德路一带去接头,正在等人的时候突然遭到逮捕,被敌人由英租界捕房解到龙华关押。党中央和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想尽办法营救。以后探听到罗亦农将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去,便准备在解押途中进行武装劫救。但捕房和国民党当局恐生意外,提前引渡,并未经任何审讯即下令枪杀于上海西郊,致使中央特科的营救工作没有成功。

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周恩来组织中央特科同志通过巡捕房的内部关系,查出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是贺家兴和何芝华夫妇。贺、何二人的罪行调查清楚后,中央特科决定由陈赓带领“红队”战士,在一天凌晨突然冲进他们寄居的旅馆,在院子里放鞭炮作掩护,枪决了贺家兴,何芝华钻进床下,也被打瞎一只眼睛,并把他们掌握我党同志的名单、地址搜出。制止了这两个叛徒对中央十几个机关的进一步出卖,使党避免了一场大的牺牲。

彭湃、任弼时、恽代英等被捕案

1929年8月24日下午,设在新闸路经远里12号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正在开会,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叛徒提供的情报,前往会场逮捕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党的优秀军事干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来也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临时因其他事要处理未去,得以幸免。机关被破坏的前两小时,鲍君甫才知道敌人的行动计划,来不及通知我党。事情发生后,中央特科很快查明告密的叛徒是白鑫。此人原是军委秘书,对军委的情况很熟悉。8月24日那天,白鑫事先已向敌人告密,开会时他佯装无事仍去参加会议并担任记录,虽一同被“捕”,但很快就被敌人保护起来。我党通过鲍君甫以国民党调查科上海特派员的身份去找白谈话,知道他准备去南京继续出卖党的机密,再回上海对中共中央机关大肆破坏,然后去意大利躲避。

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决定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尽快除掉,以免后患。“红队”立即设法在白的住地上海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蒲石路(今长乐路)之间的和合坊48号的旁边租了几个房间,把白鑫监视起来。周恩来还亲自到白鑫住的地方观察现场,并结合所得到的情报,制订了周密的行动计划,指挥陈赓执行。1929年11月11日晚上11时,当白鑫、范争波等五人走出住所,还未上汽车时,隐蔽在弄堂里的特科人员一齐开枪,当场打死四人,除白鑫外,还有范争波的弟弟和一个保镖、一个巡捕,范争波负伤。特科的特等射手枪法非常准确,三个人向白开枪,三发子弹都从白脑后一个部位打进去。巡捕、法医验尸后,都惊叹不已。一时上海滩上,“共产党的神枪手”威名大震,使得特务、叛徒闻风丧胆。周恩来还调动特科全部力量,来营救彭湃等四位同志,营救的办法是等敌人把他们解往刑场的途中实行武装劫救。但解往刑场那天,敌人戒备森严,营救没有成功。

8月30日,彭湃等四位同志在龙华遇难,周恩来非常痛心,又满腔悲愤,第二天他饱含热泪挥笔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群众书》,愤怒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残杀革命同志的罪行。两周后又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追述了烈士们被捕后视死如归,为革命奋斗至最后一刻的感人事迹。

任弼时在1929年前后曾三次被捕,因他均用化名,没有暴露身份。前两次周恩来领导特科同志,请同情我党的律师、法学教授潘震亚与律师费国禧到法庭辩护,合法营救出狱。最后一次,是1929年9月他在上海被捕,被捕时他将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在口里嚼碎咽下去了,敌人在他身上只搜出一张月票。由于月票上假地址的房子已在一次火灾中烧掉了,查无实据,敌人严刑追问他的真实姓名,甚至使用电刑,他始终未吐露真实姓名。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先请律师辩护无效,接着又派陈赓找鲍君甫设法营救。鲍利用他和租界巡捕房的关系,说任是他手下人,同时又派洪扬生给巡捕房探长陆连奎送去100元现大洋买通关系,次日,任弼时安然获释。

1930年4月,恽代英在上海沪东老怡和纱厂门前被捕,化名王作霖。由于他作了伪装,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被判刑三年。周恩来知道后,派陈赓通过江苏高等法院一个法官的关系,使恽代英得到减刑,决定提前释放。后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出卖,恽代英被害。

1930年冬,关向应在上海租界被捕,巡捕房抄走了一大箱文件。鲍君甫受我党之托找巡捕房表示愿意帮助鉴别这批文件,巡捕房同意。中央特科派工作人员刘鼎以鲍派去的专家身份到巡捕房去“鉴别”文件。刘鼎把重要的文件都拿回来。后来由鲍告诉巡捕房说,被捕的是一位学者,抄出的文件都是学术参考资料,没有什么重要内容。敌人认为关向应不是要犯,对他判刑较轻,不久,便被释放出来了。

研制设备,培训技术力量

随着各地红军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通信联络工作极需发展,光靠交通人员来往传递消息,不仅速度慢,而且不安全。1928年夏,中央决定建立电台,在特科增设了无线电通讯科,开展无线电通讯工作。由于当时国民党对无线电设备控制很严,不仅没有现成的机器,零件也配不齐,甚至连有关的中文专业书籍也没有。周恩来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动手研制无线电发报机。他找特科负责交通的李强谈话,要求他进行研制工作。在周恩来的鼓励下,李强买来美国版的无线电书刊,边学边干。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无线电发报机终于研制成功。

周恩来还着手培养技术力量,派人在国内设法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同时为了进一步培养无线电通讯的技术力量,为建立地下电台做准备,中央从各地抽调了近10名青年党员到上海学习收发报技术,由李强和张沈川负责培训,培养了我党的第一批报务员。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通过自己动手,研制设备,培训技术力量,1929年秋,党的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在上海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里9号建立了。到年底,李强等又在香港设立了电台。1930年1月,两电台通报成功,中央和江西苏区的联系,即通过香港电台转递。为了加紧沟通中央与苏区、红军的通讯联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又派曾参加过培训的伍云甫、曾三等人携带电台到各个苏区,与红军的无线电人员一起,开展红军部队的通讯业务。周恩来还亲自编制了一本密码,称为“豪密”,由任弼时带到江西苏区,用于苏区中央局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完)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