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作为三中全会的“前奏”,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历时36天。虽然,它们是两个会议,但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可见,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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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胡耀邦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出席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他不仅参与了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参与了邓小平重要讲话的起草工作,还是西北组的召集人之一。虽然他在分组会上的发言只有三次,话也并不长,但每一次发言的内容都很重要,都很精彩。

关键词: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的职务的最大变迁是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在此之前,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全会总是由华国锋主持。

一、参与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

作者简介:

华国锋被辞职内幕

在会议筹备期间,胡耀邦为确定会议参加者名单,向中央提出了很多重要建议。鉴于此时不少老一辈革命家已恢复工作,重新担任中央部委和各省区市的领导职务,他向中央建议会议可以开的大些。这个意见得到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支持,决定通知各省区市和各大军区及中央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参加。此外,胡耀邦还建议思想理论、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部门的人参会,也受到中央肯定。这些建议,使得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在与会人员的组成上,也前几次的中央工作会议有很大的不同。

韩钢

然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公报上,却是这么写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了会议”这样的提法,是中共中央历届全会公报或新闻公报上所没有过的。这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排名顺序,也是从未有过的,胡耀邦排名第一,而本来排名第一的华国锋变成了倒数第一!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胡耀邦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他让中央组织部加紧写出了薄一波等“六十一案”的调查报告,整理了已经着手复查、清理的重大冤假错案,其中包括彭德怀案;让中央党校写出了康生问题的材料。他把这些材料带到了中央工作会议,报送给中央常委,也分送给出席会议的陈云等人。这些材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作者简介】韩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241

发生如此显着变化的原因,公报中是这么写的:

二、西北组的四个召集人之一

【内容提要】
1977年提出“两个凡是”之前,华国锋和中央高层已决定在适当时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有限地解决了天安门事件相关人员的问题。然而,由于历史与政治的复杂因素和部署上的不周,导致了社会舆论的不满。华国锋和高层希图“有步骤”地解决问题,避免造成否定毛泽东的印象,提出了“两个凡是”,其特定指向是强烈不满的社会舆论。这个历史过程揭示了特定年代中国政治走向的复杂性。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11月10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了开幕式。华国锋首先宣布会议的议题是: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着,他说:“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Before the“two whatevers” were put forward in 1977, Hua Guofeng and the
other top leaders of the CPC had decided to reinstate Deng Xiaoping to
his job at a suitable time and rehabilitated in a limited way some
people involved in the Tian’ anmen Incident. However, due to complex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and lack of careful planning, the
public opinion expressed its dissatisfaction. Hua Guofeng and the other
top leaders tried to solve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step by step in
order to avoid the impression of negating Mao Zedong, so they raised
the“two whatevers,” specifically aiming at, first of all, the public
opinion with its strong dissatisfaction. The end of the slogan revealed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at that particular period
and its complexity.

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是邓小平1978年9月在东北考察中提出的。对于这个问题,与会者是拥护的。但是,以什么作为指导思想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华国锋与老一辈革命家产生了分歧。

【关 键 词】“两个凡是”/华国锋/邓小平

也就是说,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

华国锋主张在不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不平凡冤假错案的情况下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很显然,这是矛盾的。因为这一关系全局的“工作重点转移”,所涉及的首要问题,决不仅仅是三个具体工作议题,而是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即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下,用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来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传递了中央高层应对社会动向的一个意图。这个意图被概括为“两个凡是”的方针,并被认为意在阻止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天安门事件,当时即受到党内外的质疑,后来更受到严厉批评。那么,当时社会出现了什么动向?中央高层的主观意图究竟是什么?“两个凡是”是怎样提出来的?后来的结局如何?许多研究者作过叙述。笔者在阅读相关史料、著述的基础上,也试图通过本文作一个梳理。

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之后,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主张把工作重点转移与纠正党内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解决“左”倾错误后果结合起来。用陈云的话说:不如此,就不能真正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这一正确主张,在会下的议论中彼此传播着,并随之在分组讨论中很快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两难和“两全”

华国锋职务的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作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以前——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问题。除刘伯承、聂荣臻二人因病未参加和陈永贵、赛福鼎二人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共计出席者29人。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参会者按照地区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组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胡耀邦参加西北组,这个组有35人,召集人是汪锋、霍士廉、胡耀邦和肖华。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采取强力措施,隔离审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随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对此,史称“粉碎‘四人帮’”。对于新权力核心而言,粉碎“四人帮”绝非没有政治风险。如何避免风险,在主持者看来,关键在于继续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所以中共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或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全集》①,以向世人昭示“继续高举毛主席旗帜”的姿态和决心。

召开这9次会议的原因,是自从1980年8月中下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不少人向中央提出,华国锋不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对此进行讨论,并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

与会者除了出席4次大会外,其余时间就都在自己的分组会议上。每个大组都编发讨论简报,刊登会议代表的讨论发言情况,供与会代表参阅。

当时,海外的确有一些评论称华国锋和中共实行“非毛化”②,国内亦不乏“右派政变”、“军事政变”的流言③,但总体上说这方面的情势并不严重。粉碎“四人帮”在党内外赢得异常广泛的认同,连华国锋和高层多少都有些始料未及,华国锋当时曾坦承:“有些我们预料到的,有些比我们预料到的还要好”④。

11月11日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了三点意见:

三、响应陈云意见,围绕历史遗留问题发言

人们在欢庆“四人帮”倾覆的同时,也呼吁重新处理刚刚过去不久的两件大事: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撤职。两件大事都与“四人帮”直接关联,既然“四人帮”已经垮台,颠倒的历史便须再颠倒过来。呼声首先来自党内一些老同志和资深人士,同时也来自民间。抓捕“四人帮”的第三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因为在“批邓”运动中再次遭到批判,挂着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职衔,却已经“靠边站”。叶选宁通报了抓捕“四人帮”的情况,代表父亲征询胡耀邦对治理国家的意见。胡耀邦认为当前三件事情最为重要:“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⑤
抓捕“四人帮”的第十天,即10月16日,李先念打电话给早已被边缘化的陈云,征求对各项工作的意见。18日,陈云致信李先念,除了表示对粉碎“四人帮”的赞成和拥护、提出当前工作的意见以外,还提到了天安门事件:“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⑥
陈云的这封信是否涉及“批邓”,公开的材料没有显示。胡耀邦、陈云的建言,反映了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士特别是受“文化大革命”冲击的元老的愿望。至于社会上,也是议论纷纷,对解决两件大事充满期待。

第一点,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开幕式后,从11月11日起,各组开始讨论。最初一两天,几乎所有发言人都按照华国锋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对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表了态。

一个普遍流行的说法,称华国锋拒绝了来自党内外的呼吁,“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再度复出。其实,华国锋和高层并非不愿解决邓的问题。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虽然都真诚接受和拥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但其中部分人(包括华国锋在内)长期分管政府事务,比较务实,1975年还参与邓小平主持的整顿,甚至比较积极(华国锋本人即是如此),与邓小平有过一段较好的共事关系,同江青等人反倒有些矛盾和摩擦。后来由于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他们也跟着批判,但与“四人帮”不同,内心未必赞成“一棍子打死”。至于叶剑英,1973年和1975年曾三次向毛泽东举荐邓小平,1975年与邓小平联手整顿军队,同邓小平有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批邓”以后,叶亦遭冷遇,彼此是患难之交,因此最早提出了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建议。

第二点,“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当时出席会议的许多人的看法是,从整个工作的发展阶段来看,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必要的,因此拥护这个提法。但是,与会者又注意到揭批和清查“四人帮”还存在大量遗留问题: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和理论也还没有澄清;许多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华国锋在讲话中虽然也说“要对运动中这些来不及处理完毕的问题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和妥善的解决”,也提到系统地批判林彪、“四人帮”要用更长的时间来进行,但是他说得太抽象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讲话中都回避了,份量也太轻了。因此出席会议的人们听了华国锋的讲话后,一方面表示拥护,另一方面表示不能满意。

问题是,这两件大事虽然都与“四人帮”相关,但都是毛泽东定的案,一旦翻案,不可能不牵连毛泽东。既要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又不能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华国锋和高层面临两难。“反复考虑”的结果,是设想了一个“两全之策”:一方面公开维持“批邓”的口号,另一方面逐步降低“批邓”的声调,暗中为邓的复出做准备,然后正式恢复邓的工作。华国锋后来多次解释:“如果不是首先紧紧抓住对‘四人帮’斗争这个全局,在‘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之二还没有发出,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们批邓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乱还没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产生各种疑问,特别是‘四人帮’的余党一定会乘机捣乱。‘四人帮’不是早就造谣说什么‘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什么‘邓大平、邓二平’吗?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⑦
华国锋的判断和考量是否准确,尽可讨论,但透露出来的心思很难说不真诚。

第三点,“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这样,与会者的发言开始突破会议的原有议题。

据吴德回忆,1976年10月份,华国锋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⑧
华宣布的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最高层商议的结果。据熊向晖女儿熊蕾的文章披露,10月31日,叶剑英同她父亲熊向晖谈话,也肯定邓小平是要出来工作的。叶剑英对熊向晖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⑨
也就是说,粉碎“四人帮”的当月,华国锋和高层已经在考虑邓的问题了。⑩

胡耀邦和叶剑英的发言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在肯定华国锋成绩的同时,也对华国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他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即从明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接着,他指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顾虑是什么呢?主要是中央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作出相关的平反决定。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影响党内外的安定团结,影响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陈云指出:“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

事实上,从1976年12月起,邓小平的政治和生活境遇有了明显改善。12月初,邓小平患病,经叶剑英批示,10日入住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11)
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医院给邓小平实施手术治疗。(12)
住院期间,邓小平曾经被接到京西玉泉山,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3)
华国锋、叶剑英是否告知邓小平恢复他工作的打算,不得而知。但是,以如此高的规格(中央主席、副主席,两位政治局委员)向邓小平通报情况,本身已经说明问题。1977年2月3日,邓小平治愈出院,入住北京西山疗养,中央政治局至少一半的在位成员曾先后前往看望。据有关著述,1976年底,苏振华、倪志福去西山看望邓小平。(14)
他们向邓小平“汇报了上海工作的情况”,苏振华还对邓小平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小平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振华、倪志福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15)
据吴德回忆,在李先念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也曾一起去西山看望邓小平,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16)

胡耀邦说:华国锋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的确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陈云在发言中参考胡耀邦提供的材料列举了六个问题: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被错误定为叛徒问题。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人的问题。四、彭德怀的问题。五、关于天安门事件。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的错误。

至于“批邓”,事实上也在逐渐淡化。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公开讲话,只有一次涉及“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们(指“四人帮”——笔者注)对抗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指示,批邓另搞一套。”(17)
仅此一句,仅仅是提及,而且是从批判“四人帮”的角度说的。这是中央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到“批邓”。据笔者搜索的结果,《人民日报》提及“批邓”的文章,1976年10月7日至31日计160篇,11月减少至62篇,12月再减至36篇;1977年1月仅3篇,2月以后绝迹。至于“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即不再提“批邓”。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批邓”,不过是一个符号,并无实际动作。

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5条表现,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态度。胡耀邦指出: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陈云的话刚一讲完,会场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等掌声停下来,陈云说,我的发言希望大会能给发个简报,不知小组的同志是否同意。东北组的同志一致表示同意。当天,会议秘书组就印发了登载陈云发言的简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刊登后,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华北组的康克清、西北组的王任重、华东组的万里、中南组的邓华等纷纷发言,表示赞同。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和高层也有松动。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同中共中央宣传口(18)
负责人谈话,说道:“天安门事件是中央定的,过去按中央指示办的,不能不追,不能不查。但有‘四人帮’插手。现在不涉及此事,避开不谈。”(19)
虽然说“避开不谈”,但话里也暗含一些潜台词:第一,说天安门事件是中央定的,“不能不追,不能不查”,含有出于被动而非主动的意思;第二,说有“四人帮”插手,表明事情的背景不是单一的,还有另外的原因(华国锋后来曾说事件是被“四人帮”逼出来的);第三,说“现在不涉及此事”,暗示以后还会重新处理。不久之后,这种松动果然有了实际步骤。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重新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通知,要求:“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消。”(20)“纯属”一词画地为牢,涉嫌所谓“恶攻罪”的人士仍然不允释放。中央通知规定,“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对不允许翻案”(21)。事件的定性,也依旧维持了“反革命事件”的结论,拖了一条长长的尾巴。但是重新处理,毕竟表明华和高层对事情的看法有了某种改变。事实上,还在这个通知发出之前,对被捕人员已经开始放宽处理。以北京为例,全市逮捕388人,粉碎“四人帮”之前已陆续释放224人,到1976年11月底又释放了140人。(22)

胡耀邦还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11月13日,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也持类似的看法。他指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理解,是工作方针的新部署,是领导方法的大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波浪式前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等波峰已平,再提出新任务。否则,就会产生松劲、骄傲情绪。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波峰已过。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这就能动员全国人民,放开手脚,集中主要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个总目标面奋斗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是一个根本的转折。它必将对全党、全国、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同时,胡耀邦也指出,着重点转移不等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已经完成,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彻底解决。他说:“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关系到教育子孙后代,关系到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赫鲁晓夫的历史教训,我们一定要吸取。”

二、“两个凡是”的提出

胡耀邦在发言中着重讲了干部平反昭雪、落实政策问题。他说,我们用了1700万脱产干部,在历次运动中有17%受到“审查”,人数达200万;下面还有不脱产的基层干部被审查,也有200万。对受到冤屈的人应按照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有错必改,翻案。否则,危害安定团结的因素消除不了,着重点的转移也难以顺利。他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身份说,这件事情要在1979年庆祝建国三十年前基本完成,有些事可以“一风吹”。他主张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王鹤寿问题等平反昭雪。

华国锋和高层的“两全之策”,没有能够有效平息社会呼声。分析起来,恐怕既有部署策略上的原因,也与高层意图同社会诉求存在不小距离有关。高层解决邓小平问题的部署,外界并不知情,甚至党内大多数人包括资深人士也不了解,难免给人造成“拖延”的印象。解脱了天安门事件的当事人,却仍然维持对事件的定性。人们终究没有看到事件的彻底平反。党内外郁积起不满情绪,社会呼声愈来愈强烈。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这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

在这次发言中,胡耀邦也谈到了康生问题,讲得很尖锐。他指出:“康生的问题,我对他的历史情况不了解。他在1942年抢救运动中,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从不作一句自我批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做了大量坏事,民愤极大。据中央党校统计,被他点名戴上叛徒、国特、死不悔改走资派帽子的,就有六百多人。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都放到‘有严重问题,未定性’里面。在这方面,他超过了林彪、陈伯达。他指使南开大学搞所谓‘南方叛徒’集团,反周总理。‘六十一个叛徒’也是他点的名。”他认为,“四人帮”应该改称“五人帮”,康生是“五人帮”的第一名。

此情此景,与几个月前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切何其相似。高层担心引发事端,于1月6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华国锋感到“现在有些思想动向值得注意”,在会上谈了三个动向:邓小平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和十七年(23)
的估价问题。他肯定邓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据李鑫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过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经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24)
笔者推测,李鑫说的很可能就是这次政治局会议。

胡耀邦这次发言不仅“就事论事”,而且提出一个深层次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总结一下。”他要大家思考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问题?他认为党内生活不正常,存在“党内有党,法外有法”的现象。他介绍邓小平说的一句话:党内要有一大批敢于思考问题、敢于说话、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他主张要揭露党的生活中的矛盾。

华国锋告诫,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国锋再三申明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显然是顾虑被指违背毛泽东的遗志。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国锋虽然不满,但态度却相对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25)
华国锋和高层希望事情在高层设想的框架里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而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国锋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后来,胡耀邦又讲了中央专案组的事情,介绍了当时中央专案组的庞大机构,什么专案组管哪一类人等。胡耀邦说,有两个组在搞彭、罗、陆、杨,两个组在搞“公检法”,一个组在搞六十一人案件,一个组在搞“总政阎王殿”,一个组在搞“二月逆流”。同时在林彪、“四人帮”的事情出来之后,又有原先整老干部的两个组在审查“四人帮”的问题,六个组在审查康生的问题,三个组在审查谢富治的问题。他对原先审查老干部的专案组的人又去审查“四人帮”,表示不放心。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中央理论学习组(26) 负责人李鑫(27)
组织写一篇社论,谈学习《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讲话,把对天安门事件、对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汪东兴说要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还具体指示社论文字不要长,2000字左右,要有力。《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刚刚发表不久;华主席讲话指的是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也已公开发表。发表社论以“转移”社会的注意力,大概是落实华国锋“要引导”的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胡耀邦的这次发言,在西北组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表示赞同。

1979年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起草社论稿的事宜。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小范围”指的是中央高层准备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要求准备一个讲话提纲;学大庆会议则是将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华国锋也要讲话,要起草一个讲话稿。李鑫还在传达中强调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舆论。话说得比华国锋严厉,不知是传达的汪东兴的指示,还是李鑫本人的发挥。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按照华国锋在开幕式上的布置,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所以就在陈云发言的当天晚上,召开了各组召集人会议,确定从11月13日下午开始,转入原定的第一项议题:讨论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说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他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鑫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四、关心农业问题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修改稿(即第二稿)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11月13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并指出,从今天下午起,转入讨论农业问题。随后,主管农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就《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作了说明。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叙述:“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28)
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而不是邓小平复出本身。

从11月14日开始,各组讨论这两个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

“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后,李鑫谈过当时的情况:“这两句话怎样编写出来的,我已记不起来了,但总之反映了我的思想,在讨论中也没有不同意见。”(29)
李鑫承担了责任,应该说态度是坦率的。就“两个凡是”的提法而言,的确既不是华国锋的“首创”,也不是汪东兴的“发明”,但是,不能不说它首先反映的还是华国锋、汪东兴应对社会动向的主观意图。既要请出邓小平工作,又要维护毛泽东形象,不可能不矛盾,无怪乎李鑫说“怎么说也说不圆满”。这是华国锋和高层的苦衷所在,也是局限所在。话说回来,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要对毛泽东作分析,批评和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也不大可能,至少大多数人很难有这样的省悟。

农业问题是出席者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外地来京的干部对农业的实际情况很了解,知道当时我国的农业问题非常严重。我国的农业向来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强调了农业,丢掉甚至破坏了林牧渔副和农村工业运输业。在农业中强调了粮食,丢掉甚至破坏了棉、油、糖等经济作物。就是粮食,也因为搞“一大二公”、“割资本主义尾巴”、“斗私批修”、批判“唯生产力论”、搞瞎指标等也上不去。可是又不肯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搞得不好,就往自然灾害、中国人口多等方面推卸责任。“四人帮”粉碎后的两年中,情况并没有得到显著的好转。

流行的说法,称华国锋1976年10月26日同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是“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华那次谈话,其实讲的是批判“四人帮”的问题。在谈了批判要有通盘计划、局面要打得开、面要宽一点之后,华国锋提醒:“批判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这次谈话还有不同的记录版本,说的是:“在批判中要注意,凡是毛主席点过头的都要坚持,如八个样板戏是主席指示下搞起来的,还要演,演员可以换。”(30)
文字不完全相同,意思基本一样。照应上下文,这里的“凡是”,指的是在批判“四人帮”时不要触及毛泽东,举的例子是“样板戏”。众所周知,样板戏同江青直接相关,但又是毛泽东赞成和肯定的,华国锋担心因为批判江青会牵连样板戏,那样势必触及毛泽东,所以才告诫“凡是毛主席点过头的不要批”。这里所说的“凡是”,当然是为了维护毛泽东,但没有涉及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华国锋后来袒露心迹:“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31)
所以,华国锋这次谈话,很难说是“两个凡是”的最早起源。

在讨论中,大家对会议准备的两个文件和纪登奎作的口头说明都不满意。因此,不仅地方各路“诸侯”,就是部队的同志以及中央机关的同志(其中不少人曾在地方分管或者兼管过农业),讲起农业问题来,都忧心忡忡。许多同志对文件回避农业的严峻现实表示强烈不满,指出了农业存在的问题。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吴德的一次讲话,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吴德时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报告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吴德在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现在把‘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除掉了,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也一定能够做得更好。”(32)
吴德后来解释:“当时,我考虑是毛主席首先宣布王、张、江、姚等人是‘四人帮’的,又是毛主席指示‘要注意他们有篡党夺权的野心’的,我认为汇报应该强调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做的,以此为根据才能更好地稳定全国的局势。因此,汇报中历数了‘四人帮’的罪行之后,我讲了‘一个凡是’的意思。”(33)
按照这个解释,吴德是在说明粉碎“四人帮”的依据。对吴德的解释,人们当然有采信与否的自由。不过,吴德的讲话由新华社发了消息,《人民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了,讲话没有涉及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的社会舆论,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吴德的讲话也很难说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

胡耀邦对农业问题特别关心,11月16日他在西北组的发言颇有代表性。他说:“文件还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一些问题还没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框框又有两个,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一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思想上有框框,必然要阻碍我们吃透农业上的一些根本问题。”他认为,毛主席的许多指示,当时因为没有别的经验可以借鉴,有的是一些设想。经过二十年来的实践,毛主席的许多设想,证明是伟大的科学预见,应坚持。有的是我们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好,应该坚持做。也有不成功的东西,例如政社合一。为什么不可以改过来?革命领袖原来的设想,在后来实践中改了的,马克思、思格斯、列宁和毛主席都有过,是正常现象。

三、“二七社论”

胡耀邦说,加速农业发展主要靠什么?主要靠几亿社员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东西。林彪、“四人帮”使几亿农民和几百万干部的积极性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今年才开始恢复。现在百业俱兴,上面条条很多,如果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不对头,又要重犯加重农民负担的错误。笼统说“集体经济就是好”,那是抽象的分析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这方面还有一系列的问题要研究清楚。

1977年1月下旬,讲话提纲稿又作了修改。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入了社论稿。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特别是后半句“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改成了“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胡耀邦在发言中对“农业”的基本概念还讲了一番话,引人深思。他认为,什么是农业,什么是中国的农业?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中国人说吃饭就是吃粮,因此搞农业,就是搞粮食。所以我们历史上形成了一种反常的畸形现象,粮食生产量很低,而消耗量却很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同我们不同,经济发达的国家主要是吃奶和奶制品,吃肉。因此,他们搞农业很重视牧业。许多经济落后的国家,因为气候适宜种经济作物和水果,就大力发展这些东西,用这些东西出口换肉换粮吃,有的国家主要是吃水果。我们的国家草原有四十三亿亩,海岸线有两万多公里,到处都适宜种鲜果、干果。因此,一定要把搞饭吃和搞农业的错误概念改过来。农业是一个有机的综合体,在大力抓增产粮食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李鑫将修改后的稿子报送给了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2月5日,汪东兴又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只有李鑫在这个批件上画了圈,没有听取其他几位的意见。李鑫后来曾经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就直接报汪东兴了。(34)
华国锋后来说,这篇社论曾经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35)
按华国锋的说法,不管是否经过了宣传口,社论稿是中央高层集体审定的。

据于光远回忆,胡耀邦在讲“吃饭”这个概念时,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建国初期有一次他同一位老同志一起去苏联访问。苏联领导人请他们一行吃西餐。侍者端出来第一道菜时,那位同志不吃,想等“饭”上来后再吃,没有想到侍者看到端上来的菜他不吃,以为他不想吃,在上第二道菜时,把第一道菜端走了。结果一道一道菜端上来,又一道一道地端走。他等着饭来,最后没有饭,饿了一顿。他用这个故事说明,由于闭塞,不少人连什么叫“吃饭”理解也很狭窄。由于对“吃饭”概念理解片面,有些人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就只有靠种粮食,不知道发展多种食品的重要性;只知道“以粮为纲”,而不注意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称:“学好文件抓住纲,深入揭批‘四人帮’,这是我们胜利完成一九七七年各项战斗任务的关键。”社论透露出中央高层的意向,即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问题,转到学习两个文件和揭批“四人帮”上来。社论称,“必须紧紧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进行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这个战略决策,紧紧抓住这个纲。”为此,社论特别强调纪律:“毛主席多次教导,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党员和人民。‘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当前,就是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指挥下,在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上,把我们的步调一致起来,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一切服从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我们的步调就能一致。离开这个纲,违背这个战略决策,我们的斗争就会走偏方向,我们的步调就不能一致。”这段正面强调纪律的文字,暗含对人们议论、呼声的指责,批评他们与党中央步调不一致。

胡耀邦在发言提出的问题,都是农业中的关键问题,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

社论最后有一段话:“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36)
这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版本。

根据华国锋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意见,农业问题只讨论六天,也就是到11月19日结束这项议题。但在讨论中,与会代表提出了很多意见,要求修改和重写两个农业文件,这样,就不可能按时结束讨论了。

有人当时即质疑: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据李鑫后来说,社论出来后,也有一些群众反映“两个凡是”就是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些质疑显然误解了“两个凡是”的指向。“两个凡是”要全盘维护毛泽东不假,但没有邓小平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的意思。华国锋和高层已经考虑解决邓小平的问题,1月份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此事,很难想象会通过一篇社论去否定已经确定的决策。李鑫以为群众不了解内情,自然会有这种反映,没有在意。(37)

按照统一布置,从11月19日开始,各组由召集人牵头,分别组成修改小组,开始修改两个农业文件。各组经过反复修改、讨论,综合大家所提的意见,起草了对两个农业文件的书面修改意见。

但是,“两个凡是”一经提出,就不以提出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客观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映,似乎为深入揭批“四人帮”划定了某种政治框框,也反映了提出者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因而就不能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央宣传口主要负责人表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邓小平也表示了对“两个凡是”的异议,他对前去看望他的王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38)

11月21日下午和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了各组召集人关于讨论农业两个文件的汇报,并作了指示。11月22日,各组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后.又分别对两个农业文件进行了讨论,先后写出了书面修改意见,并改写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的草稿,上报中央。11月24日,林乎加又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华北组讨论的情况。直到11月25日上午,这一项议题才告一段落。

如前所述,高层原打算开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后来改开中央工作会议。会前,华国锋曾同邓小平谈话,明确告诉邓中央请他重新出来工作的决定。(39)
据叶剑英侄子叶选基回忆:“在此前后,以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为中心的老同志有个议事组合,我与他们均有联络并通报情况。当时的中心议题是邓的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在他们得知邓复出已无大碍后,主张要集中火力转向为‘天安门事件’平反。”(40)

五、拥护中央关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决定

陈云准备了一个书面发言稿,他说:“这个稿子我曾经跟秀才商量了一下。秀才就是胡乔木同志,他看了稿子以后说,要加一段,现在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说,一定要写这一点。我说,我是老机会主义分子,你帮我写吧,写了一段。他是个文人,我是个店员,我接受你的意思,还用我的文字。还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耿飚同志家里谈了一下,五个人:耿飚、王胡子(指王震——笔者注)、我、萧劲光、王诤。本来到王诤家里头,他说,他家里头不好,到耿飚家里头,五个人。我说,把这个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是要写到这样才好。”(41)

11月25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就与会同志在讨论中提出的天安门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和地方遗留下来的比较重要的若干问题讲了话,并就农业问题两个文件发表了意见。

四、华国锋“三·一四”讲话

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华国锋说:“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接着,他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对所谓“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问题予以平反的决定。关于康生和谢富治,他说:“康生同志和谢富治同志有很大的民愤,党内干部和群众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批判是合情合理的。”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他说:“中央决定,这类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中央发过文件的,要将处理意见先报中央批准。”他还宣布,中央专案组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

3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幕,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计160多人。会议议程是:1.交流前一段揭批“四人帮”的经验,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2.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3.当年下半年的工作安排。会议开了13天,到22日结束。(42)

关于农业问题,华国锋表态说,对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大家讨论得很热烈,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这次会议,就是要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中各个方面的智慧.尽可能把文件搞好。新的六十条,经过修改以后,大家可以带回去征求意见。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有的同志主张小改,有的同志主张大改,有的同志主张重写。中央意见,还是能搞出个稿子为好。如果不成熟,也可以带回去征求意见,将来再形成正式文件。总之,把这两个文件搞好,有利于统一思想,尽快地把农业搞上去,推动农业现代化助建设。

13日,会议第四天,陈云在西南组会上作书面发言,提出对天安门事件问题的看法:“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43)
王震也在分组会上发言,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44)
陈云、王震的发言都未被登载会议简报。许多著述称,原因在于陈云、王震呼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而华国锋、汪东兴不想解决邓的问题,因而不允登载简报。其实,未刊简报的原因,至少不是华国锋不想解决邓小平的工作问题,因为邓出来工作一事已成定局,而陈云等人也已知晓。这一点,前述陈云发言和叶选基的回忆都是明证。何况陈云、王震发言只是谈天安门事件以及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的问题,没有涉及邓复出工作一事。

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的这次讲话,不仅对天安门事件正式平反,而且没有回避大家提出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拥护和普遍赞扬。

14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在这个比中央政治局更大的范围内,宣布了高层关于恢复邓小平的工作的决定:“现在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比较适当。”针对党内外的议论,华国锋向与会者说明,中央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就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考虑到“四人帮”的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会利用这个问题作借口,所以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胡耀邦也十分高兴。他在11月26日上午的发言中,讲了四个问题: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澄清了邓小平与此事无关:“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他还肯定“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比起1976年12月5日的中共中央通知,华国锋对天安门事件的结论又有了不小的修正,从解脱当事者个人,变成肯定绝大多数人“是好的”,悼念活动“合乎情理”,“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当然,还是留下了“尾巴”:第一,依旧断定天安门事件有“少数反革命分子”;第二,仍然维持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定性。同时,讲话责备了社会舆论,认为少数人“实际上背离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方向”,“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要求“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第一,对华国锋讲话中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大批问题,如为天安门事件正式平反和纠正一批重大冤假错案表示高兴。他说,党中央经过反复酝酿和核实,又一次果断地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一批大是大非问题,消息传出去,一定是党心大振,人心大振,世界人民和友好人士也一定高兴。这些问题的澄清和解决,必将大大提高我们党的威望,极大增强我国人民的团结力,有力推动全党全国人民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实在令人高兴和鼓舞。

华国锋和高层的意图,还是既要解决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又必须维护毛泽东的形象。所以华国锋在讲话里说了一大段话:“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中央要求大家坚决抵制各种政治谣言,也是站在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听任这些东西流传,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一定要高高举起,不能丢掉。”(45)

第二,要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批评和自我批评风气保持下去,同心同德就可以不断增强。

这是第三次提“两个凡是”,也是“两个凡是”的第三个版本。这个版本,就是理论组最初起草的那个稿子。这里的“两个凡是”,后半句与“二七社论”不同,基本用的是最初稿子的说法,又删去了最初稿子里“不能违反”和“不能容忍”两个词组,语气上有所减轻。据华国锋说,这个稿子也经过了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和传阅同意。(46)

第三,为了继续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势必要接触到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和如何全面评价毛主席的问题.这是即使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事情。他主张中央经过周密推断之后,说清楚这两个问题。

五、“两个凡是”的终结

第四,要尊重实践论,不能搞天才论、奴才论,要用实践来考察一切,检验一切。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邓小平于4月10日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一方面,表示“感谢中央弄清楚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并且“特别高兴在华主席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对于复出工作,他坦言:“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另一方面,他在信中也强调:“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47)。据邓小平后来说,这是他针对“两个凡是”作的批评(48)。邓小平希望中央将此信连同他1976年10月10日致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的信,印发党内。

六、联名提出《西北组向中央的建议》

此后,汪东兴、李鑫去看望邓小平,谈向全党转发他的来信的问题。如果说上封信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还有些含蓄的话,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则对汪东兴、李鑫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49)。据李鑫后来说,听了邓小平的批评,他“当时还作了解释,说是为了稳定局势才那样写的”;回来之后,他又查看了社论,“觉得话讲得绝对了,提得不对,以后要改过来,在小平同志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以后,起草文件时就改用小平同志的提法”。(50)

会议进行到这样的程度,也许已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华国锋没有想到参会人员会提出那么多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想到对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有如此大的意见,更没有想到会议已脱离了原来所设置的轨道,局面已越来越难以控制。就连大多数与会者也可能不曾料想,会议开得如此热烈,如此民主,如此富有建设性。

华国锋也听到了一些意见,多少察觉他的讲话里的“两个凡是”的提法有毛病。他“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周全(考虑了一方面,没有考虑带来的片面性)。”至于“二七社论”,华国锋说:“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51)
华国锋后来说,他曾经同邓小平谈过“两个凡是”的问题,邓小平说当时这两句话不讲就好了。华国锋也感到当时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考虑了一方面,没有考虑带来的片面性,“高举”,大家赞成;“两个凡是”,绝对了。(52)
事实上,1977年4月以后,华国锋再未提过“两个凡是”,而党内文件、国内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53)。作为在主观上有着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已经终结。

11月25日的第三次全体会议结束前,华国锋宣布:“请各组召集人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对今天讲的那些问题,再讨论一天,即转入讨论1979年、1980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和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致中央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向全党打招呼。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举行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1976年被撤销的所有职务(54)。邓小平在全会的讲话中,对“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作了不小篇幅的阐述。(55)
8月召开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采用邓小平的提法,第一次讲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56)。此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便成为全党的正式语言。

然而,在各组的继续讨论中,对汪东兴等几位中央领导人很不满意,指名道姓地提出了尖锐批评。11月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第一个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汪东兴。随后,西北组的杨西光和于光远作了联合发言,着重批评了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压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等错误。一些与会者在发言中提出了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在内的人事问题。

注释:

鉴于这种情况,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与会的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开会,由邓小平着重谈了中央对人事问题的意见。邓小平说:“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不止他们几个。”“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1976年10月8日),《人民日报》1976年10月9日。

对于谁上的问题,邓小平说:“至少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加上几个什么人?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胡耀邦。够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也够格。有两个方案,一是三个人,一是四个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补选一点中央委员,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这样,就舒畅了,将来追认就是了。”


1976年11月份,美国革命共产党召开“国际形势会议”,断定“华国锋主席不维护毛主席的路线”。11月20日,《华盛顿邮报》记者马休斯在一篇题为《人们看到华开始逐步对政府机构实行非毛化》的报道中评论:“人们看到华开始逐步对政府机构实行‘非毛化’”。参见曾涛、李峰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会后,各组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经过几天的酝酿,与会者一致拥护中央关于人事安排问题的建议。还有不少人提议补选黄克诚、黄火青为中央委员。


参见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

12月8日,胡耀邦和西北组的其他三位召集人汪锋、程士廉、肖华联名将《西北组向中央的建议》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建议全文刊出。经他们圈阅,这个建议刊登在了会议简报上。

④ 华国锋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1月5日)。

建议共有12条。分别是: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38~739页;史义军:《胡耀邦一份手稿的来历》,《党史博览》2005年第11期。胡耀邦关于此事的两次叙述,在时间上有些出入,但情节大体一致。

东兴同志在保卫毛主席,揪出“四人帮”的问题上是有贡献的。但是,东兴同志在“两个凡是”问题上的态度引起很多同志疑虑。我们认为,坚持“两个凡是”和坚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不仅是思想路线的分歧,而且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东兴同志怎样考虑“两个凡是”?希望他能在这次会议上说明。关于真理标淮问题的讨论和关于《红旗》不介入的方针,东兴同志采取什么态度?吴冷西、熊复、李宠、张耀初等同志在有关问题上的错误言论和行为,是否得到东兴同志的支持?东兴同志现在对他们的那些言行采取什么态度?也应一并说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44页。

东兴同志对于周总理、对于朱委员长是怎样对待的?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说明。

⑦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多次作过很高的评价,认为“人才难得”。东兴同志说他那两下子不行,说他对“文化大革命”刻骨仇恨。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⑧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255页。

为了东兴同志能集中精力考虑国家大事,建议他不要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更不要兼任警卫局局长了。

⑨ 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9期。

东兴同志主管的宣传工作,这两年来在揭批林彪、”四人帮”中设立了不少禁区.做宣传工作的同志是有很多意见的,已经反映在简报上,希望东兴同志对这些问题作出说明。


华国锋曾经说过,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中央就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参见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笔者以为,“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当指抓捕“四人帮”之后不久。

中央办公厅、《毛选》编委会办公室、警卫局等单位需要整顿,深入进行揭批查。8341部队在建制上应交归北京卫戍区,中央警卫局只作业务联系。一个师(据说有10000人)的编制太多,仍恢复警卫团。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18页。

中央办公厅的各专案组应将材料、人员全部移交中央组织部,不能销毁任何材料,包括片纸只字。

(12)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29页。

建议陈锡联同志不要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建议纪登奎同志不再分工做常务副总理。

(14)
这个时间可能有误。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入住西山的,苏振华、倪志福去西山看望邓,当在此之后。

热烈拥护陈云、邓大姐、胡耀邦、王震四位同志为政治局委员。建议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在名次安排上放在汪东兴同志前面。同意习仲勋、王任重、周惠、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七位同志补选为中央委员。

(15)
杨肇林、丑运洲、乔崖:《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396~397页。

为减少中央常委事务,建议恢复中央书记处。

(16)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255页。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去西山看望邓小平的时间,当在1977年2月3日之后。

改组《毛选》编委会办公室,由胡乔木同志主持《毛选》编辑工作。主席的遗著、遗迹等全部交给《毛选》编委会办公室。

(17)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

12月8日,西南组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此前一天东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向中央提出的类似建议也都上了简报。

(18)
中共中央宣传口全称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设立的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机构。因为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早已撤销。“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共中央曾经组织宣传组,统管组织、干部和宣传事务。中央宣传口的设立,实际上是把宣传事务从中央组织宣传组分离出来了。

经过充分酝酿,12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认真研究了各组酝酿人事的意见。对人事问题作出如下决定:拟增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补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位同志为中央委员。这样,中央的人事安排基本确定下来,准备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19)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宣传口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0月26日)。

根据华国锋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意见,从11月27日起,很多与会者断断续续地讨论了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并对实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进行了初步酝酿。

(20) 转引自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七、参与邓小平重要讲话的起草工作

(21)
转引自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1页。

1978年,胡耀邦与邓小平谈话

(22) 引自吴德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8年12月18日)。

12月13日下午4时,在完成会议议程后,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华国锋主持会议,邓小平、叶剑英先后讲话。

(23) 指“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即1949年至1966年。

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胡耀邦参加了这篇讲话稿的起草工作。

(24)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后,邓小平就着手准备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稿。最初是安排胡乔木帮助准备并起草的,但由于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形势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好变化,原来准备讲的问题有些已经基本解决,另外,会议也提出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回答,所以胡乔木起草的那份稿子已不适用。

(25)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月6日)。

这样,邓小平自己列了一个大纲,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并邀请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等人谈他的设想,嘱咐起草一个新的稿子。邓小平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作了交代,讲的很具体。胡耀邦等都表示赞同。

(26)
中央理论学习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成立的,归属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实际上,这是一个专门为中央高层起草文件的写作班子。不久之后,这个班子并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简称“毛著编办”),成为“毛著编办”的二级机构,仍称理论组。

根据邓小平所拟的提纲和围绕提纲所作的讲话,胡耀邦和于光远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起草稿子,两天之后形成初稿,送给邓小平审阅。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邓小平又召集胡耀邦等人谈过几次话,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见。起草的同志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也对稿子作了相应的修改。12月13日,胡乔木对讲话稿作了文字润色,形成了最后的讲话稿。

(27)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家里布置起草讲话稿和改稿、定稿时,胡耀邦一直在场。

(28)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邓小平的讲话共分四个部分: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篇历史性的文献,提出并回答了人们关注实现历史转折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指导思想,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29)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叶剑英也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讲了三个问题:领导班子问题;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勤奋学习,解放思想。胡耀邦对叶剑英讲话稿的起草也作出了贡献。11月中旬,胡耀邦就安排中央党校的人起草了初稿,但随着中央工作会议的进行,初稿已不适应新形势,因而没被采用。叶剑英另外组织人员写出了新的稿子,并请邓力群、胡乔木作了修改。最后定稿时,因对个别内容拿不准,叶剑英征求了胡耀邦的意见。据叶剑英的女儿凌孜的回忆:“1978年11月中旬,胡耀邦先是召集冯文彬、吴江到他家里,安排为叶帅和小平起草讲话稿的事宜,当时定的调子是邓小平的讲话着重讲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叶帅的讲话主要讲分清是非的问题。在父亲的讲话稿最后定稿的时候,他把胡耀邦也请来了,大概是12月13日的上午,叶帅、胡耀邦、刘诗昆和我都在。当时,胡耀邦对这个讲话稿大加赞赏,连连说‘写得好’‘超乎预料’”。

(30) 华国锋同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1976年10月26日)。

华国锋在讲话中总结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并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随后,他宣布:“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接着要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31)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91页。

闭幕会后,由于要学习、讨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样,会议又接着开了两天。各组对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一致表示拥护;对这次会议的民主气氛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表示充分的肯定,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32)
新华社报道:《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人民日报》1976年12月1日。

12月15日,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圆满结束。

(33)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254~255页。

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和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共同努力下,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突破原定的经济工作议题,开成了一次为全面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作准备的会议。胡耀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他是会议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

(34)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作者:吴伟锋 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网络宣传一处副处长,助理研究员)

(35)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页。

原载:湘潮

(36) 《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

(37)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38)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5页。

(39)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40) 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41)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11月11日),转引自《陈云传》(下),第1447~1448页。

(42) 《陈云传》(下),第1447页。

(43)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页。

(44) 参见王洪模等《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45)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46)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页。

(47) 邓小平致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的信(1977年4月10日)。

(48)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页。

(4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7页。

(50)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51)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页。

(52) 参见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53)
笔者所见史料,只有汪东兴后来曾在个别场合提过“两个凡是”,但也只是零星提及。

(54)
这些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55) 参见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77年7月21日)。

(56) 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8月24日。

转自《中共党史研究》(京)2009年11期第54~63页

责任编辑:刘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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