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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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九:

何叔衡

我承你祖父之命抚你为嗣,其中情节,谁也难得揣料,惟至此时,或者也有人料得到了……至于我本身,当你过抚结婚时,即已当亲友声明,我是绝对不靠你供养的。且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求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此数言请你注意。我虑你母亲,并恐怕她饿死、冻死、惨死,只怕她不得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不生不死的乞人怜悯,只知泣涕。我现在不说高深的理论,只说一点可做的事实罢了。1.深耕易耨的作一点田土;2.每日总要有点蔬菜吃;3.打长要准备三个月的柴火;4.打长要喂一个猪;5.看相算命求神问卦及一切要用香烛、烧纸的事一切废除;6.凡亲戚朋友,站在帮助解救疾病死亡非难横祸的观点上去行动,绝对不要作些虚伪的应酬;7.凡你耳目所能听见的,手足所能行动的,你就应当不延挨、不畏难的去做,如我及芳宾等你不能顾及的,就不要操空心了;8.绝对不要向人乞怜诉苦……

新九阅悉:

接十一月祖父冥寿期,由葆(指袁葆华——引者注)代笔之信,甚为感慰。我承你祖父之命,抚你为嗣,其中情节,谁也难得揣料。惟至此时,或者也有人料得到了!现在我不妨说一说给你听:一、因你身瘠弱,将来只可作轻松一点的工作;二、将桃媳早收进来;三、你只能过乡村永久的生活,可待你母亲终老。至于我本身,当你过继结婚时,即已当亲友声明,我是绝对不靠你给养的。且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此数言请你注意。我挂念你母亲,并非怕她饿死、冻死、惨死,只怕她不得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不生不死的乞人怜悯,只知泣涕。我现在不说高深的理论,只说一点可做的事实罢了。1.深耕易耨的作一点田土;2.每日总要有点蔬菜吃;3.打长要准备三个月的柴火;4.打长要喂一个猪;5.看相、算命、求神、问卦,及一切用香烛钱纸的事,一切废除;6.凡亲戚朋友,站在帮助解救疾病死亡、天灾人祸的观点上去行动,绝对不要作些虚伪的应酬;7.凡你耳目所能听见的,手足所能行动的,你就应当不延挨、不畏难的去做,如我及芳宾等你不能顾及的,就不要操空心了;8.绝对不要向人乞怜、诉苦;9.凡一次遇见你大伯、三伯、周姑丈、袁姊夫、陈一哥等,要就如何做人、持家、待友、耕种、畜牧、事母、教子诸法,每一月要到周姑丈处走问一次,每半月到大伯、七婶处走一次,每一次到你七婶处,就要替她担水、提柴、买零碎东西才走,十九女可常请你母亲带了,你三伯发火时你不要怕,要近前去解释、去慰问;10.你自己要学算、写字、看书、打拳、打鸟枪、吹笛、扯琴、唱歌。够了!不要忘记呀!我接此信后,要请葆华来(要你母亲自己讲,她的口气,我认得的),请她写一些零碎的事给我。

二月三号笔

说明:

二月三号笔

这是何叔衡1929年2月3日(农历1928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写给继子何新九的信,节选自《永远的叔衡——中共创始人之一何叔衡130周年诞辰纪念集》,少量字句标点有所改动。何叔衡(1876—1935),湖南宁乡人,1921年作为湖南的代表与毛泽东出席了党的一大,1931年来到中央苏区工作,任苏区内务部代理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与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誉为“苏区五老”,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于1935年不幸被敌人逮捕杀害。

这是1929年2月3日(农历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何叔衡从莫斯科写给儿子何新九的一封家书。1928年,何叔衡受党组织派遣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会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学习。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何叔衡十分惦念家中的亲人,关心着家里的一切,在信中用朴实的语言表达着他的关爱之情。

何新九是何叔衡的养子,过继给何叔衡为嗣必发365手机登录。何新九是何叔衡次兄何玉明的第三子,按照何叔衡父亲生前遗嘱,过继给何叔衡为嗣。1929年何叔衡写这封信时远在莫斯科,1928年组织上派何叔衡前去苏联学习,到达莫斯科后,何叔衡参加了党的六大,旋即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何新九是何叔衡的养子。1898年,22岁的何叔衡与袁少娥结为夫妻。袁少娥比何叔衡大3岁,没有读过书,不识字。她虽是文盲,却通情达理,勤劳俭朴。二人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但是婚后夫妻感情甚笃。然而,命途多舛,他俩所生的两个男孩都不幸夭折,只留下两个女儿,1908年袁少娥又生了一个女孩,父亲及亲朋友人怕何叔衡绝后,联合起来劝他纳“二房”,以延续何家香火。这在当时的社会是十分平常的事,但何叔衡坚决不答应,说女孩也一样是传代人,并以实际行动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伦理发起挑战,他将刚出生的三女儿取名实嗣,意为何家的实际继承人。后来实在不愿太过违逆父亲延续何家香火的心愿,便将侄子何新九过继为子。这一点,何叔衡在这封信中向儿子作了明确说明:“我承你祖父之命,抚你为嗣。”并且,他还向何新九进一步解释了过继他的3条缘由,既有何新九自身的身体原因,也有为何新九成家立业的考虑,还有对他侍母终老的期望。如此简明直接地向养子坦白自己的心迹,一方面反映了何叔衡坦坦荡荡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可使何新九明白父亲的心意,拉近父子二人的关系。

1929年当何叔衡知道父亲将何新九过继给自己的决定后,一连写了三封信给何新九,这是其中的第一封。在这封信中,何叔衡表明了自己的人生观,他的志向不是安然终老于故土,也不是在外为个人的私利而忙碌,而是要为万千贫苦百姓的福祉而奋斗。

何新九虽然是何叔衡遵从父命过继来的养子,但是何叔衡对他的教育却很耐心、细致,认真负责。信中给何新九交代的10件事情,看似很琐碎,但都是日常生活中做人做事的方法和原则。第一,做事要未雨绸缪,为长远打算。何叔衡在信中嘱咐新九的“深耕易耨的作一点田土”“打长要准备三个月的柴火”“打长要喂一个猪”等,都是为较长一段时间的生活做准备的,以备不时之需。第二,反对一切封建迷信。何叔衡要求何新九在家里废除包括敬祖在内的“看相、算命、求神、问卦及一切用香烛钱纸的事”,这与他一贯地反对封建礼教、倡导新文化的思想是一致的。第三,真诚地对待亲戚朋友。何叔衡教导儿子对亲戚朋友,“绝对不要作虚伪的应酬”,而是在亲戚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在遇到“疾病死亡、非难横祸”的时候去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要做雪中送炭的人,而不是虚与委蛇的人。第四,敢于去做,敢于去尝试。何叔衡鼓励儿子,“凡你耳目所能听见的,手足所能行动的”,就要勇敢地去做,去尝试,不要“延挨”“畏难”。第五,要坚强地面对生活。何叔衡告诫儿子“绝对不要向人乞怜、诉苦”,因为这样是毫无意义的,是懦弱的表现。第六,多向长辈学习,孝顺长辈。何叔衡教导儿子向经验丰富的长辈学习“如何做人、持家、待友、耕种、畜牧、事母、教子诸法”,同时要孝顺长辈,为长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第七,丰富自己的日常生活。何叔衡嘱咐儿子平时要“学算、写字、看书、打拳、打鸟枪、吹笛、扯琴、唱歌”,从学习文化知识、加强身体锻炼和陶冶艺术情操等方面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尽管何叔衡说“我现在不说高深的理论,只说一点可做的事情罢了”,但实际上这些“可做的事情”却蕴含着“高深的理论”。

虽然何新九过继给何叔衡时已经24岁了,但何叔衡仍事无巨细地向他叮嘱了十件事,除了“打长(宁乡方言,意为经常)要喂一个猪”等农事上的建议外,何叔衡特别强调要处理好与亲戚朋友的关系,能予以帮助的便予以帮助,不要向别人诉苦,凡事要靠自己。

此信虽然是写给儿子何新九的,但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何叔衡对妻子袁少娥的关心和爱恋。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何叔衡也常惦记着家中辛勤劳动的贤妻,并设身处地地为她考虑,包括过继何新九,也是因为他“只能过乡村永久的生活,可待你母亲终老”。何叔衡的3个女儿,除了长女何实懿嫁在当地的一户普通农家,二女儿何实山和三女儿何实嗣都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在充满白色恐怖的年代,父女三人随时可能为革命献出生命。长期在外无法陪伴妻子,反而还让妻子时常担心自己和女儿们的安危,何叔衡心里充满了歉疚。他还曾经写信向妻子表示说:“我是要永远对得起我的骨肉和您的啊!……我要问您,假使我遭了危险,您还是求死呢?还是求生呢?请您答复我。”所以,他对妻子的挂念,“并非怕她饿死、冻死、惨死,只怕她不得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不生不死的乞人怜悯,只知泣涕”。尽管有长女可以时常回家探望母亲,但他还希望儿子何新九也能够给母亲多一点关心和陪伴,从精神上慰藉母亲。他多么体谅妻子啊!难怪毛泽东称赞他:“何胡子是一堆感情。”同时,在何叔衡心里,妻子并不是一个没文化的劳动妇女,而是一个贴心人。在信的最后,他交代儿子,让妻子请别人代笔给自己写几句话来,讲一些零碎的事,还特别说明妻子的口气,他是认得的。浓浓的爱意跃然纸上,伉俪情深,读之令人动容。

在写给何新九的第二封信中,何叔衡教给他“幸福绝不是天地鬼神赐给的,病痛绝不是时运限定的,都是人自己造成的”,希望他能自立自强。在第三封信中,何叔衡再度向何新九强调不要向别人乞怜,“只有求自己才有门径”。

写这封家书的时候,宁乡杓子冲老家的日子日见艰难,农事全靠何新九支撑着。由于何叔衡父女三人长期在外闹革命,家里人不仅要忍受生活的艰难,还要忍受地方反动落后豪绅们的迫害、歧视和一些人的白眼。最重要的是,袁少娥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何叔衡父女的安全,但又无法劝他们放弃革命工作回家来,因为她明白丈夫的心志,“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

我梦里也不能离你的印象

1913年春,已37岁的何叔衡考取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翌年合并入省立第一师范),成为该校年纪最大的学生。学校校长陈夙荒问他:“你这么大的年纪还来当学生干什么?”他说:“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耽误了青春。旧学根底浅,新学才启蒙,急盼求新学,想为国为民出力。”从此,何叔衡远离家乡,走向更广阔的革命天地。

之华:

一师毕业后,父亲和妻子都希望他回到家乡去教书。何叔衡认为,现在是“世道乖漓,人心浇薄”,要改变这个世道,决不能株守家园。于是,他选择到长沙市内的中学任教,又担任了省通俗教育馆馆长,利用这一职务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18年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何叔衡作为年龄最大的成员加入且处事老练,毛泽东的评价是“叔衡办事,可当大局”。1921年7月,他与毛泽东一起去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一大后,毛、何二人回湘,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为掩护活动,二人又发起建立湖南自修大学,招收有志青年业余前来学习。这一学校被军阀封闭后,何叔衡又建立湘江学校并任校长,一度名满三湘,并在校内引导不少人秘密参加了党组织。

临走的时候,极想你能送我一站,你竟徘徊着。

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发生后,何叔衡在宁乡听到消息,不仅没有畏缩躲避,反而以赴汤蹈火的勇气,直奔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长沙寻找党组织。旋即,自称“忘家客”的何叔衡被组织派往莫斯科,后进入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此时他已年过半百,但为了革命需要,他刻苦学习,有时为了熟记一个俄语单词,要读上百遍甚至上千遍,被大家誉为“在学习上永不疲倦的人”,最终学通了俄语。1930年他回国到上海,任秘密救助遇难同志的全国互济会负责人。1931年他又进入江西瑞金,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等职,后因他不赞成过“左”的肃反政策,尤其反对过多地判死刑,被指责为右倾而被撤销全部职务。

海风是如此的飘漾,晴朗的天日照着我俩的离怀。相思的滋味又上心头,六年以来,这是第几次呢?空阔的天穹和碧落的海光,令人深深的了解那“天涯”的意义。海鸥绕着桅樯,像是依恋不舍,其实双双栖宿的海鸥,有着自由的两翅,还羡慕人间的鞅掌。我俩只是少健康,否则如今正是好时光,像海鸥样的自由,像海天般的空旷,正好准备着我俩的力量,携手上沙场。之华,我梦里也不能离你的印象。

1934年秋红军长征,未带何叔衡这位年近花甲的建党元老随队,留他在当地帮助乡政府做动员工作。何叔衡心里虽失望和难过,但仍然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每日拄一根拐棍,口无怨言地早出晚归。1935年初中央苏区陷落,组织上决定让何叔衡转移去闽西,再经广东、香港去上海从事白区工作,同行的有瞿秋白、邓子恢等。他们一行于2月24日到达福建上杭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时,被敌匪发觉包围。为了不拖累部队,他纵身跳下悬崖,身负重伤,躺倒在山下的一块水田里,被两个匪兵发现,以为他已身死,在搜他身时,何叔衡奋力反抗,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实践了他生前“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独伊想起我吗?你一定要将地名留下,我在回来之时,要去看她一趟。下年她要能换一个学校,一定是更好了。

何叔衡在家书中说:“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这充满豪情壮志、掷地有声的话语,是何叔衡留给后人的,也成为何氏一门重要的家训。大女儿何实懿,虽然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沙田,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继承了父亲的秉性,甘为革命充当后盾,尽心照顾母亲、爷爷,为这个革命家庭默默奉献了一生。1932年春夏之交,何实懿不慎感染风寒,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小山村一病不起,不久后便不治身亡,年仅29岁。二女儿何实山、三女儿何实嗣追随父亲参加革命,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何实山的第一任丈夫,时任中共湘东南特委书记的夏尺冰由于叛徒告密而于1931年在长沙被捕,后被敌人杀害,年仅27岁;何实嗣为倾注全力献身革命,将三儿子送进育婴堂,以后再也未能找回来,1937年又因环境险恶失去已满6岁的二儿子;何实山、何实嗣两人也曾被捕入狱,但都经受住了考验,表现坚定。接连的打击和残酷的斗争并未击垮何实山和何实嗣,她们化悲痛为力量,继续积极做好革命工作,践行着父亲对她们的教诲:“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坚决和敌人斗,流血牺牲是难免的,不要庸庸碌碌地老死在病床上,而是为革命死在大马路上。”

你去那里,尽心的准备着工作,见着娘家的人,多么好的机会。我追着就来,一定是可以同着回来,不像现在这样寂寞。你的病怎样?我只是牵记着。

儿子何新九及其后代都留在老家务农,曾孙何盛明、何光华等人都是憨厚淳朴的农民,何盛明这一辈的子女也大都已成年,虽然大部分进城务工,但身份还是杓子冲村的村民。何氏后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何叔衡的精神和教诲,始终坚持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踏实做人做事,保持勤勉的家风。

秋白

七月十五

说明:

这是瞿秋白1929年7月15日写给妻子杨之华的信,节选自《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早年留学苏联,回国后长期奋战在党的宣传战线上,翻译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宣传家,在党的四大、五大、六大上,不仅是党代表,并被选为党的领导机构成员,1934年来到中央苏区工作,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瞿秋白仍留守苏区,1935年不幸被捕,瞿秋白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从容赴死,为后人树立了一块精神丰碑。

1929年7月,瞿秋白由莫斯科启程去法兰克福参加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在这分别的时刻,瞿秋白写下了这封情深意切的家书。这封家书很能表现瞿秋白优美、真诚、浪漫的文字风格。

其实,此时瞿秋白一家都在莫斯科,信中最后一段提到的“去那里”“娘家的人”,指的是1929年8月杨之华由莫斯科去海参崴参加太平洋劳动大会,届时杨之华将与中方代表团聚。

然而,工作的繁忙使瞿秋白夫妇不得不将女儿瞿独伊送往一家孤儿院,后来又送去国际儿童院。正因此,瞿秋白常在信中写到独伊,“独伊想起我吗”,这六个字于辛酸中流露出了浓浓父爱,令人感动不已。

求学问是一种最快乐的事

我此次离家远游并没有什么□□(整理者注:原信此处空缺二字,以□代替),你们也不必对于我有所牵挂。我觉得现在我做事,总不能说可以长久,今天不知明天如何,这样心境不能安定,心境不安定是如何痛苦呵!我想最好能自己独立生活,不要人家能操纵我的生活,所以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所以我想等明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惟有求得高深的学问既可以自己独立谋生,不要依靠他人,这样就用不着恐惧失去饭碗,心境自然也就安定,心境安定是寿长的最要紧的事。

求学问是一种最快乐的事。在有学问的人看,那嫖赌等多是痛苦而不是快乐,所以他们决不会去做那种事的。你看见多少真正读书的人多是这样。所以我决计外国去游学求一点学问,将来可以享真正幸福,你也可以享真正的幸福,母亲也享真正幸福。但是我们现时不能不尝一点暂时离别的苦去换那种幸福。你情愿不情愿?我想你是一个明白人,一定是情愿的,并且赞成的。

说明:

这是1921年1至2月间张太雷写给妻子陆静华的信,选自《张太雷文集》,原信为毛笔手书,起首语与落款都已不存,正文中也有缺漏,又原信篇幅很长,这里节选了其中的两段以飨读者。张太雷(1898—1927),江苏常州人,与瞿秋白、恽代英誉为“常州三杰”,1921年前往苏联学习,这封信就写于这一背景下,回国后参与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并在党的四大上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12月在广州起义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此时张太雷年仅29岁。

在这封信中,张太雷对自己做了深刻的剖析,他并不回避自己曾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我们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他曾经过一番苦痛的挣扎,但最终张太雷体悟到“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富贵对于自我道德的圆满是有负面作用的。他转而寻求在学问中获得心境的平和,对于一位已经投身到共产主义革命中的志士而言,张太雷所认为的“高深的学问”正是共产主义思想。

然而,此时张太雷已经成婚,出国求学前必须对家人有所交代,在这封信中,他坚信妻子能了解他的想法,并给予支持,为其分忧。舍小家为大家,是张太雷的家国情怀,一家之福与万家之福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张太雷牺牲后,由他介绍入党的瞿秋白曾撰文纪念张太雷,瞿秋白写道张太雷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这正是张太雷一生的光辉写照。

原载: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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