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一定要学习王稼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和品德,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抓好各项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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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稼祥 国籍:中国.安徽省泾县 年代:1906.8.15-1974.1.25
职位: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导人

王稼祥,原名嘉祥,又名稼啬,安徽省泾县桃花潭镇厚岸村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我们怀着深切怀念与由衷敬仰之情,纪念我党我军卓越领导人、新中国优秀的外交家王稼祥同志诞辰111周年,缅怀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学习和弘扬他的革命精神与崇高风范。王稼祥同志把毕生精力和智慧无私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的光辉革命业绩、卓越理论贡献、崇高道德品质,永远铭记在党和人民的心中。

19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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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王稼祥出生在安徽省泾县厚岸村。

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6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1月至1956年9月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7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等;解放后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8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10届中央委员等。1969年10月下放河南信阳,1970年冬回北京治病。1943年7月,他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长期从事的外交工作被康生污蔑为“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遭受到严重的迫害。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终年68岁。

1906年8月15日,王稼祥同志诞生在安徽省泾县厚岸村,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厚岸柳溪小学就读期间,王稼祥不仅品学兼优,而且胸怀远大抱负,立志做个有学问有作为的人。1922年,王稼祥到安徽南陵县乐育中学求学。1924年转入芜湖圣雅阁中学高中部学习。在圣雅阁中学,他把强烈的求知欲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联系在一起,开始接触《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逐步认识到要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只有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彻底改造中国,他参加了进步社团“协社”,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狮声》月刊,主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传播社会新思潮、唤起民众觉悟、推动芜湖学生运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5年5月,芜湖掀起了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爱国学生运动,王稼祥成为这次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同年8月,王稼祥离开故土,毅然奔赴上海寻求革命真理。9月,进入共产党影响下的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随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便怀抱“改革中国政治”的远大抱负,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道路,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1922年

人物生平

1925年冬,王稼祥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1928年被批准为联共候补党员,《红旗》报-是王稼祥同志从国际回国后第一个战斗的地方。早在1930年春,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回国,在中央机关报《红旗》报担任主笔。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春,他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央红军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参与制定军事计划,协助指挥部队作战,并为加强党的建设、建立和改进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做了大量工作。他曾成功地参与指挥宁都起义。因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逐步占据统治地位,王稼祥同志也执行过一些错误政策,但在实际工作中,他的思想逐步转变。在宁都会议上,他反对将毛泽东同志调离前线。在反“围剿”斗争中,他赞成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

到安徽南陵县乐育学校求学。

1906年8月15日王稼祥出生在安徽省泾县厚岸村。

1934年10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王稼祥同志重伤未愈,躺在担架上开始了长征。长征途中,他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交流和研究反“围剿”斗争失败的教训,参与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会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批评“左”倾军事指挥的错误,对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后来曾多次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以后,王稼祥同志担任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指挥红军作战,逐步改变红军被动局面,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与张国焘分裂行为的斗争中,他坚决维护党中央的决策和团结,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到达陕北后,王稼祥同志带着伤病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1924年

1913年进入本村柳溪小学学习,成绩优异。

1937年7月,王稼祥赴苏联治疗伤病,参加并一度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为我们党取得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38年8月,王稼祥回到延安,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全力支持毛泽东,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和路线,起了重要作用。

春就读于安徽芜湖圣雅各中学。

1919年小学毕业后又读了一段私塾。

1938年至1945年,王稼祥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兼华北工作委员会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他协助毛泽东同志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直接参与了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延安整风初期,王稼祥同志担任中央学习组副组长,参与领导了整风运动。他参加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被列为整风运动学习文件之一。1943年7月,王稼祥撰写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发表在7月8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成为我党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第一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及其伟大意义作了深刻阐述,其见解很快被党内许多同志接受,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1925年

1922年到安徽南陵县乐育学校求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稼祥同志再次赴苏联治病。1947年5月,他回到哈尔滨,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并曾代理宣传部部长,对如何做好城市工作、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等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1949年3月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同年6月至8月,随刘少奇同志赴苏联,通报中国革命进程,商谈建立新中国和发展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等重要问题。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经验、智慧和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初,根据中央决定,王稼祥负责组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并出任部长。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1959、1965年,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1966年3月,担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在这期间,王稼祥同志参与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和国家外交工作的许多重大决策,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关于党际交往准则的思想,为发展对外党际关系、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5月领导同学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1924年春就读于安徽芜湖圣雅阁中学。

1962年初,王稼祥同志冷静思考、科学分析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就如何改进我们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但在当时“左倾”错误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却被指责为犯了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稼祥同志受到迫害。因毛泽东同志多次肯定他的历史功绩,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同志因病与世长辞,时年68岁。1979年,中央批准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推倒了强加在王稼祥同志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1981年,王稼祥同志被中共中央列为建党以来38名卓越领导人之一。

8月进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担任学生会主席。

1925年5月领导同学参加反帝爱国运动。8月进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担任学生会主席。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不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8年进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书。同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0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0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

1928年

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4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2月加入共产党。

1933年4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负重伤。

秋,考入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学习。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参加长征。

1930年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再次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3月回国,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
 
1931年

1935年长征途中举行为遵义会议的酝酿、召开以及贯彻遵义会议的决议,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曾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1月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1936年10月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1月至1956年9月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月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兼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实话》总编辑。

1937年6月,由于伤情恶化,去莫斯科治伤。11月,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3月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1938年8月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4月到达苏区中央局所在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1939年1月,兼任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

11月出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1941年任中央研究组副组长。

同月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外交人民委员。同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同志担任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7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等必发365手机登录。1942年6月,同陈云负责领导中央军委直属系统的整风。

12月和刘伯坚、左权等指导宁都起义成功。

1943年7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

1932年

1944年伤病复发,脱离工作。

2月第一次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通令。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33年

1946年再次去苏联治病。

4月在江西乐安县谷冈村参加全军青年工作会议时遭敌机轰炸,身负重伤。

1947年5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

1934年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1年起,长期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在此期间,王稼祥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外交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并在对外工作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看法。

2月主持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1953年3月任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7月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956年2月参加苏共二十大。8至9月出席党的七届七中全会。9月,在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10月被担架抬上了长征路。
 
1935年

1957年1月参加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三国。

1月参加遵义会议。支持确立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会后,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8年11月至12月出席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3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苟坝召开会议,决定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全军行动。

1959年3月陪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会见外宾。同月作为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赴华沙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4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三届常委会委员。7至8月参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62年2月和刘宁一、伍修权一起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为“渡过困难,或者减少困难,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难,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处理中苏、中美等国际关系的意见。后被指责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3月主持撰写和审定《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事实求是,量力而行》提纲。9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后休养。

12月出席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

1965年1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常委会委员。

1936年

1966年3月中央决定王稼祥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

12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到23人,王稼祥为委员、总政治部主任。

1968年4月被隔离审查。

1937年

1969年10月被下放到河南信阳。

7月到达莫斯科治病。

1970年年底回到北京治病。

9月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72年5月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要求分配工作。

10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作关于中国状况和党的工作的报告。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

1938年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长期从事的外交工作被污蔑为“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遭受到严重的迫害。

7月回国前,同季米特洛夫谈话。回国后担任中共

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终年68岁。

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9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才得到平反。

9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肯定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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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至11月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担任全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在会上,再次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致闭幕词。会后长常驻延安,协助毛泽东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
 
1939年

1月主持召开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3月同朱仲丽结婚。

8月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1940年

2月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

11月和毛泽东、朱德、谭政联名起草关于华北各部队任的指示。

1941年

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

7月与王若飞起草《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8月成为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成员。

9月中央书记处通过并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毛泽东任中央学习组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

11月和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起草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

1942年

4月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作报告。

5月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3年

3月任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下设的宣传委员会副书记。

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抗战6周年,撰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7月8日在《解放日报》发表。文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并作了正确阐述。

1945年

6月毛泽东在七大第二十次会议上对王稼祥作了公正的评价。

1946年

在苏联治病。

1947年

5月回国到哈尔滨。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

1948年

6月起草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部文件《城市工作大纲》,系统阐述城市工作的观点和主张。

8月代理东北局宣传部部长。

1949年

3月出席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3月下旬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起进驻北平。

7月同刘少奇一行前往莫斯科,商谈筹建新中国的有关事宜。

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0月5日被任命为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31日抵达莫斯科。

同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1950年

2月14日陪同毛泽东出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当晚,以驻苏大使名义举行盛大酒会,毛泽东、斯大林等出席。

1951年

1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1952年

9月作为刘少奇任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苏共十九大。

1953年

5月被任命为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4年

2月参加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4月参加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

1955年

4月主持召开中央国际活动工作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
1956年

2月参加苏共二十大。

8至9月出席党的七届七中全会。

9月出席中共八大。

同月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7年

1月参加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三国。

1958年

11月至12月出席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9年

3月陪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会见外宾。

同月作为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赴华沙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4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三届常委会委员。

7至8月参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1962年

2月和刘宁一、伍修权一起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为“渡过困难,或者减少困难,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难,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处理中苏、中美等国际关系的意见。后被指责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直至1979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才得到平反。

3月主持撰写和审定《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事实求是,量力而行》提纲。

9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后休养。

1965年

1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常委会委员。

1966年

3月中央决定王稼祥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

1968年

4月被隔离审查。

1969年10月被下放到河南信阳。

1970年

年底回到北京治病。

1972年

5月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要求分配工作。

1973年

8月在中共十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4年

1月25日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终年68岁。

王稼祥对中国革命作出的“三大贡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共产党的一代杰出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王稼祥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几次关键时刻,都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扭转了局势。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被人称之为“三大贡献”。

一、“关键的一票”

  毛泽东同志曾多次讲过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正确与错误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博古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总是片面强调失败的原因是客观上敌人力量强大,我们“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

  毛泽东是严厉批评“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发言人,他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以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观点,会议上一时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互相抗衡的局面,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判了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失误。要求李德和博古下台,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王稼祥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从仲裁的角度,驳斥了“左”倾领导人试图推卸责任的辩护之辞,使正确意见一开始就以三比一的绝对优势占了上风,压倒了“左”倾人物一贯狂妄自大的气焰。会议最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结果,也体现了王稼祥所倡议的两项内容:一是撤销李德中央军事顾问的职权,取消了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把李德“轰”下来。二是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毛泽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党委。党委们进行分工,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从而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和周恩来被指定为中央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军,胜利地实现了红军战略转移。中央主力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指挥下,变被动为主动,进行四渡赤水战役,取得长征以后第一次重大胜利。尔后全军巧渡金沙江,甩掉几十万国民党军主力的围追堵截。强渡大渡河,飞越泸定桥,爬过大雪山。一系列转危为安的实践,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统帅才能。

二、六中全会的“福星”

  1936年底,鉴于王稼祥伤情严重,党中央决定送他赴苏治疗。毛泽东亲自指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护送。

  据王稼祥生前回忆说:“我到莫斯科不久之后,就进医院开了刀。在出院之后,因身体虚弱,被派到南俄疗养,这已经是1937年秋冬之交的时候了。后来,在疗养院中接到莫斯科电话,要我立即回到莫斯科。我回到莫斯科后才知道王明、康生要回国。季米特洛夫在接见王明、康生、邓发和我时,说要留一个中国同志在共产国际工作,并问到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回国工作。季米特洛夫于是说,我们决定把你留下来,因为你懂俄文,而决定邓发去新疆工作。”

  在莫斯科,王稼祥向共产国际作了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较详尽的报告,汇报了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又应邀参加了王明回国前斯大林的接见。当时王稼祥知道,斯大林没有见过毛泽东,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和党内的威望不可能全面了解,加上王明长年在苏联得到斯大林的信赖,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向斯大林汇报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介绍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在接见中,当谈到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时,斯大林说:“共产党人,不要怕在民族斗争的浪潮中被淹没掉,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的斗争洪流中去。”斯大林很关心中国革命,向王稼祥问及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和红军还有

  多少人?王稼详认真地回答说:“我们红军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胜利到达陕北时,仅剩下3万人了”。王明在一旁却说:“还有30多万人。”王稼祥毫不客气地立即纠正:“斯大林同志,是3万多,不是30万!”这时斯大林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应该重视的红军战士,是有理想、拿枪的战士,是能打仗的勇敢战士,而不是吃粮食的人”。王稼祥又对斯大林说:“我们毛主席主张抗日,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已是民族矛盾,中国正在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斯大林听了高兴地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了十几年,现在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根据地,这是件可喜的历史事件,“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请把我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健康!”

  王稼祥在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多次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讨论中国当时国内形势,竭力赞成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介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以及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情况。正是经过王稼祥的介绍,毛泽东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心目中产生了一定的威望,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从支持王明转变到支持毛泽东奠定了基础。

  1938年4月,任弼时带着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报告大纲和请求给八路军武器援助的任务来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报告中,王稼祥发言时着重补充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并指出它同第一次统一战线的不同点,即与国民党第一次破裂后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国共两党都有武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认真的、充分的讨论之后,通过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一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这两个文件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任弼时到莫斯科后,王稼祥提出回国工作。据王稼祥回忆,在动身回国前,“季米特洛失同我和任弼时谈了话。其主要内容是: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1938年7月,王稼祥由莫斯科乘飞机经新疆回国,正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王明右倾错误路线斗争激烈的紧急关头。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打击了王明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维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援助,对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对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和支持;对于即将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取得成功,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三、“毛泽东思想”的提出

  王稼祥不仅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作出了贡献,而且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清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

  那是1943年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来到枣园王稼祥的住处,说:“党诞生22周年的日子快到了,是不是请你写篇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王稼祥问毛泽东应该从哪些方面写,并谦虚地说:’我还没个准备哩!”毛泽东说:“22年来的历史你都知道,就从总结经验教训,再针对目前党内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写吧!”王稼祥说:“好,让我想想看。”

  一周之后,王稼祥经过深思熟虑,抱病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这篇著名论著。他当即让警卫员送给毛泽东审阅。第二天,毛泽东就批给报社立即发表。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此文。

  正是在这篇论著中,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在这篇论著中,王稼祥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过程,作了科学的阐述。

  为了进一步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主义”。这个论述,对当时国内“反共分子”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德国人马克思和俄国人列宁的理论,因此不合国情”的反动论调,作了有力驳斥。

  “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经王稼祥第一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他们开始在自己的著作中采用了这一提法。两年之后,即1945年5月,党的“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吸收了王稼祥和其他同志的一些提法和意见,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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