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家教,是关系到党风、政风的大事。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率先垂范,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陈云家风醇厚,家教严正,堪称楷模,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直接影响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坏,关系党的形象。陈云融洽和谐、严守规矩、勤俭节约、酷爱学习的严正家风堪称楷模,值得我们所有党员领导干部学习。
融洽和谐的家风

摘要:
陈云的故事》将于近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主创方介绍,该片采访100多位有关亲历者、见证人,除外界此前熟悉的陈云子女、同事、秘书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外,陈云四位孙辈分别以“毛毛”、“晨晨”、“巍巍”、“丹丹”的小名出现在片中,回忆爷爷陈云。这是陈家第
…电视文献纪录片《陈云的故事》近期将在央视播出。(视频截图)陈云和家人在一起(资料图)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陈云的故事》将于近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主创方介绍,该片采访100多位有关亲历者、见证人,除外界此前熟悉的陈云子女、同事、秘书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外,陈云四位孙辈分别以“毛毛”、“晨晨”、“巍巍”、“丹丹”的小名出现在片中,回忆爷爷陈云。这是陈家第三代首次亮相荧幕。总撰稿人是《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总编剧本片总撰稿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平,此前曾担任去年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总编剧,他介绍,今年是陈云诞辰110周年,作为献礼之作,本片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陈云纪念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联合摄制,将于近期在央视播出。龙平平说,全片制作历时近一年,先后到北京、上海、吉林、浙江、江苏、江西、新疆等地拍摄。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为该片题写了片名,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担任总顾问。据介绍,全片共16集,每集集中反映一个主题,一集30分钟,共计480分钟。其中有全面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思想内容的,如《中组部长》、《红色掌柜》、《青浦调研》、《转折年代》、《共创伟业》、《有错必纠》、《从严治党》、《晚年情怀》等;有重点讲述陈云丰富传奇革命经历的,如《走出青浦》、《特科风云》、《特殊使命》、《东北争锋》等;还有集中展现陈云情趣、亲情、品格风范的,如《执著探索》、《人民公仆》、《淳朴家风》、《一往情深》等。陈云之女:“留给我们的是永远学不完的精神财富”在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本片撰稿人之一的叶帆子撰文说,作为老一辈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陈云的品格风范在党内有口皆碑,而他言传身教,对家人、子女的严格要求所塑造出的淳朴家风堪称共产党人家风的楷模与典范。陈云曾表示:“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叶帆子撰文介绍,除了介绍陈云在许多重大历史时期工作情况的章节外,本片还专门开辟章节,介绍陈云家庭家风,这也是本片的一大看点。在昨日发布会现场,陈云之女陈伟华表示,“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他留给我们的是永远学不完的精神财富。”订立“三不准”规则 家人不准乘专车片中特别提到陈云对家人严格,订立了“三不准”规则。1978年,中央为陈云配备一辆“红旗”牌轿车以便他从事国务活动时乘坐。陈云十分喜爱这辆红旗车,但他同时规定,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家里任何人都不允许乘坐这辆红旗车。“不准搭乘陈云的专车”,这是陈云为家人制定的“三不准”原则的第一条,也是陈家的“老规矩”。早在全国解放初期,陈云及其妻子于若木同在中财委工作时,担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就配备有一辆公务车。于若木本可以搭乘陈云的汽车上下班,但她坚持自己骑车,从未搭过哪怕一次便车。后来,于若木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依旧是骑着自行车去香山上班。每天上班,她要骑一个半小时的车,半路上要是觉得饿了,就吃块巧克力接着骑。粉碎“四人帮”后,于若木被调到了中科院院部的落实政策办公室,她还是每天骑着一辆天津自行车厂生产的“红旗”牌自行车上下班。当看到陈云的红旗车时,于若木曾开玩笑地说:“我们家院子里停了两辆红旗车!”后来,于若木骑车时被人撞倒导致脚面骨折。从此,陈云再也不让于若木骑车。将自行车没收交给了二女儿陈伟华。陈伟华骑了十几年后,这辆车实在骑不了才“退休”。同时,那辆中央为陈云配备的“红旗”牌轿车,在陈云逝世后的第二天,就被于若木上交给中央办公厅。不能搭乘专车之外,陈云在“三不准”里还严格规定了家人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材料。孙辈首次集体出镜忆陈云除子女、身边工作人员外,在《陈云的故事》文献纪录片中,陈云的四个孙辈首次出镜,回忆陈云。片中,四人以“毛毛”、“晨晨”、“巍巍”、“丹丹”的小名出现。四个孙辈的回忆各有侧重,涵盖陈云饮食、陈云对孙辈们的教育等方面。巍巍(外孙)谈陈云饮食:品种很少变换“香蕉豆腐,然后水煮青菜,基本上这些品种,很少变换”,“巍巍”在片中表示,印象小的时候,在厨房能看到陈云每天吃的什么东西。他认为,从陈云的饮食中映射出陈云内心的宁静状态。“巍巍”还提到于若木对陈云在饮食上的照顾。他相信姥姥于若木对外公陈云有一些健康上的建议,去掉了对陈云健康有负面影响的食物。对此“巍巍”评价说“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默契的配合状态”。毛毛(外孙女):被教育低调,同学不知其真实身份外孙女“毛毛”在片中说,陈云从小教育他们,要为人低调,“所以我的同学都不知道我是谁”。对于这种低调,“毛毛”进行了说明。片中介绍,陈云80虚岁当天,“毛毛”为陈云写了一幅字,祝爷爷长寿。“毛毛”回忆,这张照片拍了大概一年多以后,被《中国少年报》刊登了,同学把那张报纸贴在黑板上。同学就说她长得真像陈云的外孙女,并询问照片上是不是其本人。当时,“毛毛”还是不想暴露身份,便回答说:“不是,你们认错了。”丹丹(孙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体会最深“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提出自己工作的方法论,并一以贯之。外孙女“丹丹”回忆,对她来说体会最深的就是陈云的那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她觉得,这句话从小就让她知道,做一个人对每一件事情,应该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要有对事实的尊重和真理的追求。这也是她长大了以后感悟越来越深的一句话。晨晨(外孙):爷爷题字鼓励我学习片中,外孙“晨晨”谈起了陈云激励他学习的往事。他说,当时是马上就要上小学,陈云为了鼓励他学习,就写了一张条幅给他,条幅上第一句话就是“闻鸡晨起舞,借萤夜读书”。“我觉得这个对我考大学,对我大学四年的生活,有非常好的教育(意义)。”

温馨融洽,宽松和谐

陈云的家庭融洽和谐,他很喜欢那种换尿片子、晾衣服的家庭气氛。和于若木刚结婚时,他就说:“我是个老实人,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于若木写给在英国的大哥的信中说,她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陈云是一个正直的人,非常和蔼善良,从来不发脾气。

陈云和于若木的家庭氛围温馨融洽、宽松和谐。于若木,营养学专家,1919年生于山东济南。祖籍山东淄博。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赴延安。1938年春,与陈云在延安结婚。那时,陈云因工作过于劳累,经常流鼻血,组织部就到陕北公学物色到于若木给陈云作护理工作。逐渐地,他们产生了感情,最终结成革命夫妻。陈云对于若木说:“我是个老实人,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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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不久,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到延安,他知道陈云结婚了,马上做了一首打油诗:“千里姻缘一线牵,鼻痛带来美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千里姻缘一线牵”是说于若木和陈云相距非常远,是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他们连在一起,而且,他们的婚姻是由党组织牵线的。
“鼻痛带来美姻缘”,是说陈云流鼻血治疗带来的这么一段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孙中山跟宋庆龄的结合最初是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陈云找于若木是做看护工作,先生是指陈云,看护员就是于若木了。

陈云对于若木的确很关心。“文革”中,于若木因看不惯江青的所作所为,用真名真姓贴了两张揭发批判江青的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要开除党籍,隔离审查。陈云不避风险,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说情,最后总算保住了于若木的党籍。
1973年春节,陈云让子女想办法把他们的妈妈接回家过春节,并亲自向有关领导提出这一要求。他临终前嘱咐子女们要做的事,就是照顾好他们的母亲于若木。
陈云去世后,于若木深情地撰文说,在我和陈云同志一起生活的50多年中,陈云同志总是循循善诱,不断提高我的思想和觉悟水平,逐渐弥补我们之间因年龄、职务、生活经历的不同而造成的差距……我欣赏他的智慧和工作的果断,更敬重他那像水晶一般透明的党性和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家庭生活自然是融洽和谐的。
陈云对子女既严格要求,也特别慈爱,经常和他们说说笑话,关心一些生活上的琐事。他从不束缚每个子女的个性发展,也不刻意让他们按照什么标准去生活,而是给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教导他们做一个正派的人、心态平和的人和普通人。
陈云把身边工作人员当成家里人,在年轻人眼中,生活中的陈云是一位慈祥、随和的老爷爷。他和新来的人见面时第一句话常是:“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里。”然后多半是讲“要多学习,特别要学好哲学,不仅对工作和生活有益,而且可以终身受用”一类的话。他和年轻人在一起非常融洽,给他们起绰号、讲故事、猜谜语、逗着玩。
这种和谐的家风源于他热心助人的美德。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用工资接济了许多人,有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老同事,有青浦乡下的姑姑、舅母,还有远亲旧邻。这样,他们家的生活拮据了,孩子上不起学费较贵的育英小学,只能上附近的普通学校北长街小学。
在病情恶化、生命垂危的最后日子里,陈云仍惦念着一位警卫员的家庭困难,告诉于若木要解决好。陈云逝世后,于若木从陈云的稿费中拿出2万元慰问了这位警卫员的妻子。
严守规矩的家风

陈云家庭意识很浓。当他和于若木的关系确定之后,陈云为慎重起见,把当时在陕北公学男生队学习的于若木的二哥请来,认真、坦诚地讲述了他们相识的经过,郑重地征求其意见。为了表示尊敬,还在街上饭馆要了菜,请他吃了一顿饭。

陈云束身自重,对自己要求很严,从不把手中的权力用在为自己或家人谋好处上。他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要用于人民,要为人民谋福利。在家里,哪些事能讲,哪些事不能讲,分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

从此以后,他们相亲相爱、相濡以沫,共同经历着人生的风风雨雨。解放后,于若木在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任政策研究室处长、植物研究所植物园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1969年至1973年,下放到中国科学院湖南衡东草市干校劳动。在政治风暴中,陈云对于若木非常关心、呵护。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期间,于若木因写大字报揭露江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要开除党籍,隔离审查。陈云不避风险,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说情,最后总算保住了于若木的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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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陈云从江西回到北京,听说于若木已经从干校回到北京植物园时,便让子女们周末轮流看望,带着吃的,带着钱,看看需要什么帮着买一下。快到1973年春节了,陈云把子女们找来,说春节的时候,要想办法把你们妈妈接回来,让她回家过过春节。陈云还亲自打电话给科学院有关领导,提出这个要求。当孩子们把于若木从植物园接回来的时候,陈云穿得整整齐齐地站在楼梯口等着,于若木一进来,就跟她握手,说欢迎你回家!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在市场上销售一些高级点心、高级糖果和其他高价商品来回笼货币。有一年夏天,于若木买了一床称心的高价毛巾被,非常高兴。可是,第二天,报纸就登出消息说我国经济已恢复到一定水平,可以取消高价商品了,从即日起所有高价商品都降为平价。为此,于若木有点抱怨陈云:“怎么不提前说一声。”陈云严肃地答道:“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随便讲?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
陈云对家人要求严格。上海刚解放时,他给家乡一位老战友的孩子回信,就要求他们安分守己,“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为”。
陈云的次女陈伟华被分配到北京郊区怀柔县辛营公社当乡村小学教师。一次,女儿因想家没向学校请假就冒雨回来。陈云严厉地批评了她,让她立即回去,并教育她要安心在农村教书育人。
他常告诫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无论你到哪里工作,都要记住一条,就是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动。国家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都要查的。记住这一条,你就不会犯错误。”
不搞特殊化,以普通的劳动者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陈云家风的一大特色。
陈云给家人订下“三不准”: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这种严格要求自己的家教深入每个家庭成员的心中,连他的小孙子也常说:“我家里有规定,不能用公车,不能坐爷爷的车。”
陈云在公园里散步时,最喜欢人家不知道他是谁,在群众中轻松自如地走来走去,看看群众安居乐业的样子。有一年,他在杭州书场听评弹,和群众一块往书场里拥,一个老太太把他的鞋都给踩掉了。
在这种家风熏陶下,他的外孙女上小学时周围同学都不知道她的家庭情况。1984年6月,《中国少年报》刊登了陈云和外孙女在一起练毛笔字的照片,这才引起学校师生的注意。班主任老师很感慨地对陈云的外孙女说:“从你身上我看到了朴实,看到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好传统。”
陈云常以这样的家教告诫自己的子女:“做人要正直、正派,无论到哪里,都要遵守当地的规矩和纪律;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说到做到,如果情况有变化,要如实告诉人家。这些事看起来很细小,却要这样做。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了。”
勤俭节约的家风

陈云临终前嘱咐子女们要做的事,就是照顾好他们的母亲于若木。陈云去世后,于若木深情地撰文说:“在我和陈云同志一起生活的50多年中,陈云同志总是循循善诱,不断提高我的思想和觉悟水平,逐渐弥补我们之间因年龄、职务、生活经历的不同而造成的差距。也正是在这一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我总是不仅把自己当成他的妻子,而且当成他的学生和下级。我欣赏他的智慧和工作的果断,更敬重他那像水晶一般透明的党性和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家庭生活自然是融洽和谐的。”

陈云的饮食非常简单,每顿都是粗茶淡饭。陈云的要求是:只要够吃就行,不能浪费。每次吃完饭,碗内不留一粒米,盘底的剩汤也要喝掉。他从不请客,不参加宴会,不吃奢侈的美味。他说:“鱼翅海参是山珍海味,太贵了,吃不起呀!以前是地主吃的。”

在妻子眼里,陈云是那么纯粹;在子女眼里,父亲又是那么慈祥。陈云很爱孩子们,经常跟他们说说笑话,关心一些生活中的琐事,表现出父亲对孩子的深沉的爱。“文革”中,陈云一家七口人被分得七零八落,唯有长女伟力在科学院物理所就近工作。那时,陈云经常跟伟力说,你每个星期一定要回来。他需要有家里人跟他在一起。伟力生孩子的时候,陈云千方百计照顾她,关心得非常细致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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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虽然对子女们要求很严格,但从不束缚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从不刻意让他们按照什么标准去生活,或是按照自己设定的想法去工作,他给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他从来不会对孩子们提出过高的要求,从来没有问过他们考了多少分,学习成绩怎么样,应该达到什么水平。陈云经常教导他们要懂得怎么做人,怎样做一个正派的人,做一个心态平和的人,做一个普通人。

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除夕夜,上海市委一位负责同志给陈云拜年。陈云正在吃饭,桌上放着两盘菜,吃得津津有味。见此情景,这位地方负责同志不禁感慨:“这就是我们国家领导人的年夜饭啊!”
陈云生活很简朴,不追求个人享受。他的生活用品非常简单,盥洗室水池是漏斗式的,下面放个桶,洗头时低着头,用一大瓷缸水从上面浇下去,就算喷头了。他用的铅笔实在握不住了才换掉,便条纸都是用台历的背面,听评弹的录音机修了又修,穿的衣服补了又补,一件毛裤足足穿了34年,一把刮胡刀整整用了60年。他经常提醒家人要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他喝水时能喝多少倒多少,从不随意把水倒掉。他因眼疾需用消毒棉球擦泪水,他要求把用过的卫生棉球保存起来,消毒以后改作他用。
陈云简朴的生活作风源于他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常说:“一件商品到了消费者的手里时,看似很容易。可谁想过,它经过了多少道工序?它用了多少资源和能源?它又让劳动者付出了多少心血?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处处节约一点,这也是支援了国家建设……浪费和贪污一样都是犯罪。”
他还常对家人说:“以前人们好讲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其实我们的‘地’并不大,‘物’也不博,只是我国的人口比别的国家多就是了。我国的资源就这么多,大家都要节省一点用,我们都要当‘孝子’。我们这些现代人要‘孝顺’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的后代,我们不能吃光、用光,让子孙们‘逃亡’。”
酷爱学习的家风陈云酷爱学习的家风在他和于若木结婚时就已显端倪。他们的定情之物,就是于若木在给陈云做看护工作时常在窑洞门口读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书,他俩在这本见证了他们爱情的书上各自签上自己的名字,把它珍藏起来。
陈云很重视子女的学习问题。他是孩子们最好的老师,孩子们从他那里学到了正确的思想方法。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下放到江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定期参加工厂劳动外,主要是读书。他的几个孩子都去看过他,他跟他们谈得最多的是读书,让他们读马列着作、毛泽东着作,还教他们学习方法。有一次,他带着小女儿学《毛泽东选集》,一边读,一边讲。讲着讲着就从沙发上站起来,扭起秧歌。他说:“你看扭秧歌是往前走两步,往后退一步,学习的过程也要进进退退,退退进进,只有这样,才能把学习搞扎实,如果进得太快,就不能真正地学懂。”
陈云组织家庭学习小组,就是希望形成一种学习风气,希望他们能够培养出自学的能力,有正确的思维方法,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工作能力。他传授的学习方法之一就是要多听反面意见。他说,毛主席在延安时,提出问题以后经常听取反面意见,听不到很着急,有时自己批驳自己。他说,只有经常用反对意见来批驳,才能锤炼出有真知灼见的眼光。
他很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尤其是学习哲学,常以出题考试、答对有奖、允许查书请教的方式来督促他们学习。他常说,学好哲学对工作、生活都是很有用的。看问题要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好的方面坏的方面都要考虑进去,这样才会少犯错误。工作人员很尊重陈云提出的意见,他们组织起来,制订学习计划,交流学习心得,营造了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氛围。

陈云的子女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宽松和谐、温馨融洽的家庭氛围中。

束身自重,严守规矩

陈云一贯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已,束身自重,从不把手中的权力用在为自己或家人谋好处上。他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要用于人民,要为人民谋福利。他常告诫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无论你到哪里工作,都要记住一条,就是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动。国家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都要查的。记住这一条,你就不会犯错误。”

陈云首先对妻子于若木有严格的要求。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市场上暂时销售了一些高级点心、高级糖和其他高价商品来回笼货币。有一年夏天,于若木买了一床称心的高价毛巾被,非常高兴。可是,第二天,报纸就登出消息说我国经济已恢复到一定水平,可以取消高价商品了,从即日起所有高价商品都降为平价。为此,于若木有点抱怨陈云:“怎么不提前说一声。”陈云严肃地答道:“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随便讲?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云有两部车,一部吉姆,一部吉斯,这都是当时苏联产的,他规定家属不能用他的车,于若木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她当时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工作,有时候还得到香山去,早出晚归,早上她就带着饭盒,骑上自行车去上班。每次要骑一个半小时,半路上饿了吃块糖,有了力气再骑。她不光骑车到香山,还骑车到十三陵水库。粉碎“四人帮”以后,于若木被调到中国科学院院部的落实政策办公室,也是骑自行车上班。有一次骑车被撞,脚面骨折,不得不休息了很长时间,这才把自行车给二女儿骑。

同样,陈云虽然非常重视孩子们的学习问题,教他们如何看报纸、看参考,如何开阔视野了解世界大事,但从来不把党内文件拿出来说什么。

不搞特殊化,以普通的劳动者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陈云家风的一大特色。陈云给家人订下
“三不准”: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长女陈伟力上小学以前,陈云很严肃地把她叫到办公室,当成一个大人一样跟她谈话。因为伟力没上过幼儿园,一直在家里,有点自由散漫的习惯。陈云说,你马上就要上学了,上学跟在家里不一样,那是个集体,有很多同学,而且这些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出身都不一样,有的孩子甚至可能很穷苦。你到这个环境以后,绝对不许提父亲是谁,更不能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本钱,你是你,我是我。

次子陈方上中学的时候,为了学习游泳,有一次买脚蹼,从生活管理员手中要钱,超出了预算。陈云黄昏散步时知道了这件事,就找陈方谈话,问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陈方说工作人员那儿来的,陈云又问工作人员的钱是哪儿来的?陈方说是爸爸的工资。陈云问:“我的工资是谁给的?”孩子回答说是人民给的。陈云又问:“人民给我的工资,你为什么用呢?”陈方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爸爸。”
这时,陈云告诫他说:“节约一分钱是节约人民的钱,我看你的行动!”

陈云的孙子陈小希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9岁左右。有一天,天正在下雨,工作人员在门口看见他推了车子,穿了雨衣,准备往外走,就说:“小希,现在下大雨,天气冷,是不是开车送你一下。”小希马上回过头说一句:“我家里有规定,不能用公车,不能坐爷爷的车,不可以,有规定。”说完,扭头骑上车就走了。这种夹着尾巴做人的家教,对已经是成年人的工作人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和教育。后来,工作人员上下班都坐公共汽车,很自觉地遵守陈云家的规矩。

陈云的孙子辈,在学校里别人看不出他们是干部子弟,甚至比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还要朴素。陈云最大的外孙女叫陈茜,她曾在实验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就离开了那里。她在校几年,别人都不知道她是陈云家的孩子。1984年6月,《中国少年报》刊登了陈云和外孙女在一起练毛笔字的照片,她正在用毛笔写“祝爷爷长寿”,陈云在旁边看着她写。同学们一见报才知道,原来陈茜是陈云的外孙女。她一点儿都不特殊,和一般老百姓的孩子一样,自己骑车上学。那个时候,她放学回家复习功课,有时也到同学家里去。有的同学就说这次你到我家,下次我到你家,按理说这是对等的,但陈茜老推托,说到我家不方便。陈茜的班主任老师后来很感慨地对她说:“从你身上我看到了朴实,看到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好传统。”

陈云常以这样的家教告诫自己的子女:“做人要正直、正派,无论到哪里,都要遵守当地的规矩和纪律;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说到做到,如果情况有变化,要如实告诉人家。这些事看起来很细小,却要这样做。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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