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对高级干部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高于一般干部的要求,其中强调最多的还是政治上的要求,如系统地、实际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把维护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行的标准;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带头坚持民主集中制;克服官僚主义,警惕特殊化、贵族化。毛泽东采取管党治党措施落实这些要求,取得了有益的经验。

2015年08月11日08:2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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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高级干部,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群众领袖”,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高级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直接参与者,也是贯彻执行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在推动党和国家建设事业发展中担负着重要职责,对干部群众有着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党的文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第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高级干部队伍建设。早在
1937年他就说过:“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摘要]在我们党领导的长期游击战争中,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分散的情况下,曾出现过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山头主义,严重损害着党的团结统一。七大前后,毛泽东向全党全军提出要克服山头主义倾向。针对山头主义的历史和实际,毛泽东见微知著,依据党的建设的实际,系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略,即:承认山头,反对山头主义;尊重实际,照顾山头;着眼大局,消除山头主义。七大前后毛泽东解决山头主义的成功实践,为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通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延安整风虽然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是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延安整风精神。

毛泽东在政治、思想、作风、工作等方面对高级干部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高于一般干部的要求。其中强调最多的还是政治上的要求,主要有如下几点:

[关键词 ]中共七大;毛泽东;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

  坚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的精神。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延安整风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顿,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树立和弘扬党的这三大作风。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或者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或者在做实际工作中,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种作风,拿来律己,则害了自己;拿来教人,则害了别人;拿来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在整风中,党中央大力提倡调查研究,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学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党内和党外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宣传工作上的必然表现形式,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无的放矢。这“三风”的根源就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进步,是在同违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斗争中推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随时准备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为人民的利益修正错误。延安整风实行开门整风,这就是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延安整风坚持实事求是,贯彻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说,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个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打扫和洗涤思想与工作的政党。

一、高级干部要系统地、实际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

土地革命时期,为了革命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我们党领导创建了众多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分散和彼此间不相接触的情况下,各个革命根据地长期开展相对独立的游击战争,曾出现过一种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倾向,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山头主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内部就曾一度严重地存在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妨碍着党的团结和战斗力的增强。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山头主义,成为影响我们党能否团结一致争取更大胜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发扬党内民主,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思想斗争的精神。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毛泽东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这种方法。延安整风的方法步骤是,学习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总结经验,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以增强党性,改进工作。这个过程,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毛泽东指出: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毛泽东一贯认为,马列主义理论是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学习的科学,他对高级干部的要求又高于一般干部,那就是更加系统地、实际地学会马列主义。他曾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毛泽东见微知著,不仅及时向全党提出反对山头主义的任务,而且还依据党的建设的实际,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略,并在中共七大前后成功解决了这一影响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的新课题,为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增强党内团结的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与当时犯“左”倾错误的领导所实行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相反,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这个工作绝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在后来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毛泽东说,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毛泽东清醒看到了高级干部不能系统地、实际地学会马列主义的危害。他指出:“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一、承认山头,反对山头主义

  延安整风运动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是延安整风精神一直传承下来,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指出: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今天,进一步学习好、运用好延安整风精神,对于推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发展,意义重大。

鉴于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的产生,都与高级干部不能正确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有很大关系,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切实加强理论学习。他希望高级干部在具备实际工作能力的同时,大幅提高理论水平,以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要求。

山头主义的产生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有党内认识不足、教育不够等主观原因。就其社会历史根源而言,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提出“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940页。),“一个地方的革命党、革命军队起来打敌人,就很自然地形成各个集团、各个山头。所以我说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毛泽东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53页。)。就其主观原因而言,毛泽东认为它是由党内教育不足造成的。虽然这种山头及其主义不是人为形成的,且具有盲目性,但它的存在和发展对党的团结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和消极作用。正如毛泽东
1944年4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演讲中所指出的:“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毛泽东选集》第
3卷,第 940页。)

  要深刻认识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能否保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紧密与否,与党的作风建设状况密切相关,毛泽东曾经讲过: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当前,党的作风建设上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这“四风”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的重要根源,“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的其他一些问题的解决就有了更好的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首先抓改进作风,就是为了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优良的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努力奋斗。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我们党陆续创建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马列学院等十几所干部学院。很多高级干部尽管在前线或后方承担着繁重工作任务,但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进入这些学院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十分关心高级干部的学习,除了到这些学校讲课外,还经常看望他们,了解他们学习情况,给予鼓励。

由于山头是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因此对这种盲目形成的山头及其主义既不能视而不见、熟视无睹,也不能听之任之、姑息放纵,而应该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加以正视,并妥善解决。中国共产党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革命的烈火是选择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环节,一处一处分别点燃的,各块根据地处于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加上交通阻隔,通讯困难,与中央的联系以及彼此间的联系不多也不直接。各根据地只能在中央的大政方针下,独立自主地对敌作战,因而形成各自的斗争方式,各自的人际关系。在观察问题时,立足点也各不相同。这种情况在各根据地联成一片、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是不可避免的,应当予以承认。对此,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内战之后是八年抗战,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块,北方有,南方也有。这种状况好不好?我说很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所以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63页。)所以,要承认山头,反对山头主义。

  要勇于和善于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有效武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借鉴延安整风经验,明确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贯彻这个总要求,使党的建设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必须坚持和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优良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剂治愈党内作风“顽症”的良药,是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有效武器。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利器”在很多地方变成了“钝器”,锈迹斑斑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这次教育实践活动,要在批评别人和自我批评上好好下一番功夫。他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进一步强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不能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以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

在延安整风学习中,毛泽东把加强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打通高级干部的思想作为重点。按照他的要求,专门成立由约
300名高级干部组成的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亲任组长。高级学习组成立之初,他就在给全体组员的信中指出:“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
”在毛泽东倡导下,高级干部通过深入学习理论、研究党史,认清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危害,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带动全党的整风取得实效。

二、尊重实际,照顾山头

  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团结是全党的大事,只有一个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高度团结的党,才能进而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一起奋斗。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改造思想,改进作风,目的在于真正解决存在的问题,团结起来干事业。无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要实事求是、出于公心、与人为善,既不文过饰非,又不发泄私愤。对于领导班子的成员来讲,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勤沟通、多补台,一把尺子待人、一个标准行事,在党性原则基础上,不断增强能够掏心见胆、并肩奋斗的真正的团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干部理论学习,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1949年,他推荐
12本干部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并说
:“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1951年
3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要求适应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其中特别对高级干部的学习作了明确规定。

照顾山头,就是承认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权衡考虑,统筹安排。各根据地长期在分割的状态下独当一面地开展对敌斗争,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不被敌人打垮,主要靠了根据地的军民、官兵、上下级之间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他们能做到这样实属不易。而且各山头的同志在血与火中锤炼出来的感情关系,对于全党的统一并不一定是坏事。相反,只要处理得当,它可以成为全党大团结的基础。因此不仅应该承认,而且应当予以照顾。所谓照顾,就是在考虑全局问题,特别是在用人上应当顾及到各个山头的利益,应当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代表性,应当允许那些老上级老下级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七大召开期间,对中央委员会选举要不要照顾到各个方面(也就是所谓“山头”),曾有两种观点:照顾和不要照顾。针对主张“不应该照顾山头、不应该照顾各方面”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也是一个理想,但事实上行不通,事实上还是要照顾才好,照顾比不照顾更有利益”。(《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63页。)为此,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45页。)鉴于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没有照顾山头这一实际情况,“是不完全的,是有缺点的”。毛泽东提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要成为一个缺陷最少的中央。”(《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65页。)但是,照顾只能是相对的,如果硬要照顾得那样周密、完全,就有可能是一种凑数,也不能体现“少而精”的原则。所以,作为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就要“包含有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就是出了名的,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也要包含大批过去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67页。)正是根据上述精神,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既坚持了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又照顾到各条战线各个战略区(山头)。这既有利于加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指挥,又有利于加强党对各地区、各条战线工作的领导。在新当选的
77名中委和候补中委中,中央及军委机关18人,占 23.4 %;陕甘宁边区
9人,占11.7 %;八路军前方总部、华北各战略区22人,占28.6
%;华中和新四军15人,占 19.5 %;国统区11人,占 14.3 %;在苏联的 2人,占
2.6
%。正是由于七大选举照顾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党内的方方面面,使选出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成为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领导群体。

  (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杨河 房正)

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革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1958年
11月,毛泽东开始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给中央、省、地、县的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两本书。他在信中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

三、着眼大局,消除山头主义

毛泽东十分注意坚持不懈带头学习理论。从 1959年
12月开始,毛泽东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带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他一边读,一边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思考问题,既肯定书中正确的东西,又大胆怀疑,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毛泽东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和联系实际、独立思考的学习方法,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是在尊重历史、承认现实基础上作出的选择。但存在的不都是合理的。从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全局来看,山头主义毕竟有损于党的团结统一。这是因为各个山头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人际关系很容易形成一种亲疏关系。因为有这种亲疏的不同,在处理问题时就容易有偏差,有界线。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会形成自由主义,严重者会发展成宗派主义,一个山头下来的人彼此抱成一团,搞团团伙伙。因此从全党的团

毛泽东抓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持之以恒,一直没有放松过。1964年
2月,他在中宣部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此件看过,很好,可以立即发下去。”他还建议,将这
30本书出“大字,线装,分册”版,希望此事于年内办成。1970年,他又指定
250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
9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1971年,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还嘱咐各地方负责人:“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

结统一出发,对山头及山头主义应该逐步削弱,而不应加强。

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党内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蔚然成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大大提高。

针对山头与山头主义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毛泽东就如何创造条件,最终消灭山头和山头主义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一定要认识山头,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要了解它。照顾也一定要照顾,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所以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至于消灭山头主义的条件,他前瞻性地指出:“只有在将来全国胜利了,有了大城市,到处交通很便利,报纸能够销到全国,电讯能够通到各地,开会也很方便,那个时候才会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253页。)

二、高级干部要把维护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行的标准

就当时来说,鉴于山头是逐渐垒起来的,毛泽东提出了采用“搬石头”的办法消解。所谓“搬石头”,就是要卸下思想包袱。毛泽东指出:“如果他们的精神上被石头压着,有些石头还是我们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们就要替他们解开。凡是他们精神上压着的石头,不论是大石头,中石头,小石头,我们都要替他们解开。是我们的手放上去的石头,就要用我们的手解下来,使得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发扬积极性。”(《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45—346页。)他还预见到:“把大小石头纷纷搬开,这样关系就会好一点,山头就少了,山头主义也就少了,这样就搞掉了一半;再把相互关系搞好一点,那一半也没有了。”(《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64页。)又鉴于山头主义与党内教育不足密切相关,他提出要在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倡导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同人民打成一片。毛泽东指出:“有山头而没有主义,另外来一个主义叫做马克思主义,叫做山上的马克思主义。从前有人讲山上无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把这个‘无’字改一下,叫做山上有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64页。)他还认为:

党的团结统一是争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基本条件,而高级干部又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关键因素。毛泽东对此有深刻认识,他指出:“只要中央与高级干部是团结的,全党必能团结。只要共产党团结,必然无坚不破。”

“如果我们把态度改好了,每到一个地方,就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尊重那个地方的同志,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就能缩小山头主义。
”(《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45页。)毛泽东上述关于削弱山头、消除山头主义的方法,对于打破党内不自觉形成的利益集团或“小圈子”,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革命需要,我们党领导和创建了许多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分散和互相不接触的情况下,各个革命根据地长期开展相对独立的游击战争,客观上形成过“山头”,也曾出现过一种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倾向,即“山头主义”。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山头主义的危害: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会发展成宗派主义,一个山头下来的人彼此抱成一团,搞团团伙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

对于七大前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反对山头主义的斗争,邓小平曾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军提出要克服山头主义倾向。经过延安整风,反对宗派主义,全党达到了新的团结。这是我们打胜抗日战争、打胜解放战争的根本保证。”(《邓小平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3页。)

毛泽东在高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主张从实际出发,首先承认山头,照顾山头,但是坚决反对山头主义,以维护党的团结。中共七大召开期间,对中央委员会选举要不要照顾到各个方面曾有争论,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特定时期照顾山头,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山头主义,实现全党的团结统一。

鉴于山头主义“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全党应对山头主义保持高度的警觉。(《毛泽东选集》第
3卷,第
940页。)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历史转型期,党的建设也面临新的挑战,如“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同一地区、同一部门、同一单位,为了共同的利益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集团,宛若一个个矗立在党内的山头。若干利益较为接近的较小的利益集团又结合成较大的利益集团。这样大大小小的山头林立,不仅造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紧张,还严重影响着全党的团结统一,对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势必将造成极大危害。因此,重温七大前后毛泽东关于反对山头主义的思想及应对方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必须紧密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坚决执行中央制定的路线和方针。他在党的七大上指出:“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当然,毛泽东主张的是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他说:“要在一个原则下团结起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是头脑清醒的团结,不是盲目的团结。”

〔作者王钦双,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高级讲师;王前,女,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

毛泽东在讲话、谈话中经常教育高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他旁征博引,生动风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曾以《西游记》阐发共同信仰与团结的关系,他说: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去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毛泽东还以《三国演义》启示高级干部讲团结、克服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他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四期

对于有大局观念、讲团结的高级干部,毛泽东总是给予肯定和重用。毛泽东对罗荣桓有过很高的评价:“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可见,毛泽东最为推崇罗荣桓的品质,就是他原则性强、讲团结。

而对于破坏团结,分裂党,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行为,毛泽东态度明确,坚决打击,绝不纵容。1953年,当毛泽东发现高岗、饶漱石背地里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后,果断采取措施,进行严肃处理。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54年
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高级干部讲团结作出系列规定。决议指出,高级干部要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后面这句话正是毛泽东审阅决议稿时加上去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毛泽东发现林彪、江青等人有搞派系、玩阴谋、闹分裂的迹象时,没有姑息,给予十分严厉的批评和处理。毛泽东晚年一再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正是在这一原则下,高级干部中的许多老一代革命家得以被保护。

三、高级干部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党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历来注重抓党的纪律,他认为,加强党的纪律关键在高级干部。

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就为工农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执行党和军队纪律方面,毛泽东不允许高级干部有任何特殊。1937年
10月,红军干部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陕北公学一个女学生。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有人也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毛泽东态度明确,支持法院判决。他在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中说:“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依法被执行枪决,从此,“党内任何人在纪律面前没有特殊”的观念深入人心。

由于我们党和军队在过去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之下,曾经允许各地党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很大的自主权,以发挥其积极性,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毛泽东多次告诫高级干部要克服自由主义倾向,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长征中,张国焘不听从中央北上的命令,坚持南下,公然另立中央,到陕北后受到严肃批评处理。1938年
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发现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开展。毛泽东把健全请示报告制度作为加强高级干部纪律性的重要手段。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当发现有些地方执行不到位时,他提出严厉批评:“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重申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没有放松对高级干部的纪律要求。“三反”运动中,毛泽东没有因刘青山、张子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广而同意宽大他们,两大贪污犯被依法处决。当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处理此案的薄一波后来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

1954年
8月,毛泽东了解到少数军队高级干部存在腐化堕落、无视党纪国法的情况,经他批准,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点名批评了一些高中级干部,指出:对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人,不论其职位多高,必须给以纪律制裁,对那些包庇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的组织和个人,也要进行必要的查究。这一指示后来得到有效落实,在全军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对全军官兵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起到教育警示作用。

毛泽东在接见高级干部时,曾多次亲自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其加强高级干部纪律性的用意十分明显。在他的推动下,纪律严明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

四、高级干部要带头坚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是党坚强有力的根本保证。这一制度能否落实,关键还在高级干部。毛泽东把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对高级干部的一项基本要求,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反复强调。

历史上,我国长期是宗法制社会,且影响深远,反映到党内就出现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从建党初期到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很多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对“民主生活”及“民主和集中的关系”认识模糊,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是很好。要么就是民主不足,表现为家长制、

一言堂;要么就是集中不够,搞极端民主化。

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地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他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从两方面坚持民主集中制:

发扬民主,“让人讲话”

在遵守党的纪律的前提下,党组织和高级干部要允许党员和其他同志充分地表达不同意见,并且正确地对待不同意见。毛泽东在党内大力营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民主氛围。他说:“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毛泽东认为,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他指出:“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他还拿中央常委、政治局举例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他用幽默的语言批评那些不让人讲话的高级干部:“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正确对待批评,勇于开展自我批评。他说:“我们不怕人家批评,我们是批不倒的,就是犯过路线错误的也不怕批评,也是批不倒的,只要有改正错误这一条就行。愈是不怕人家批评,愈是敢让人家讲话,给人家讲话的机会,人家的批评可能会愈少。”“过去人家告罗炳辉两条,我告诉罗炳辉的也是两条:一条是人家对你有意见就应该听,准备听十年八年,让人家讲够,讲够了他就不讲了;第二条,你自己讲,你讲了,人家就不讲了,或者讲得就少了。总之,不听不讲是不行的。”

反对极端民主化,坚持“四个服从”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极端民主化的危害。1929年
12月,他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专门谈到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提出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强调:“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毛泽东严厉批评那些没有大局观、不讲集中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说:“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

为落实对领导干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要求,毛泽东明确“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他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他强调,要防止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这两种偏离集体领导原则最易出现的倾向,“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为此,他在制度设计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历史证明,高级干部能否带头坚持民主集中制,直接关系党的事业成败。

五、高级干部要克服官僚主义,警惕特殊化、贵族化

毛泽东一贯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警惕干部搞特殊化。他认为基层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的滋生,是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因此,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干部特殊化、贵族化,要从高级干部抓起。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严厉指出高级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即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对高级干部出现官僚主义作风深感忧虑,他语重心长地告诫高级干部:“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反官僚主义的态度十分坚决:“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如何打掉领导干部的官气呢?毛泽东给出的办法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他要求高级干部抽出时间深入基层,参加生产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

毛泽东还把调查研究作为打掉官气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要求高级干部亲自做调查研究。他说:“真理是调查研究得来的。我们靠真理靠正确吃饭,不要靠官职吃饭。”“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1961年,面对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对高级干部调查研究工作做了部署:“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会后毛泽东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下到基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也都深入农村就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进行调查研究。在毛泽东及高级干部带动下,1961年真正成为调查研究年,纠“左”取得成效,经济形势逐渐好转。

为打掉官气,毛泽东还要求高级干部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搞特殊。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从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为亲友谋取任何私利。对于一些高级干部享受的特殊待遇,毛泽东特别警惕,多次做出批示。1951年,他了解到有些中央机关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子女上学,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查明制止。1952年,他针对干部子弟学校问题批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1964年,他对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提出严厉批评,在卫生部的整改报告上又写了两条批注:“保健局应当取消”,“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毛泽东为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做了不懈的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不可否认仍然存在脱离群众的危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加强党的建设中特别突出抓高级干部队伍建设,以高级干部政治素质的提高推动全党政治建设。同时,加强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始终贯彻党要管党的方针,采取一系列管党治党的措施严格对高级干部的政治要求。这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王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编审〕

原载:《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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