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起草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时,加写的话中有这样两句特别引人注目:一句是“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另一句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前一句讲的是人民军队早就创设了革命的政治工作,后一句讲的是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抗战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理论发展与应用时间:2015-09-23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908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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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初春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驻地。刺骨的寒风阵阵刮过,杨家岭内外一派银色的世界。杨家岭中央领导人的窑洞里,炭火正红。“恩来,你看成立陕甘宁及晋西北联防军政治部怎么样?”毛泽东问。“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现在部队新入伍的同志不少,政治素质有待于提高!”“现在的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莫文骅为政治部主任,把这个兵团一起合并到联防军里面,由贺龙为司令员,徐、肖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谭政兼任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边说边问大家,“这样组建你们看妥吗?”“我看行啊,就让谭政兼任联防军政治部主任吧!忙是忙了一点,不过,他抓政治工作很得力。”周恩来说。“这样,加上王震三五九旅总兵力大约有三万人喽。”任弼时说。“那政治部副主任呢?否则,老谭太忙了!”周恩来问。

“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

  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面临严峻挑战。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中日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在军队问题上采取了有限度的忍让,创造性地发展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理论与实践,从而保证了人民军队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就由傅钟、甘泗淇兼任吧!他们工作配合得很好!”毛泽东说。“好吧,就这样吧!明天就下文通知。”周恩来说。几个人都把手往炭火上靠了靠,围成了一圈,只听炭火发出“啪啪”的响声。“据我了解,红军中的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大有人在,我看,这方面要抓一抓。”

第一个做共产党的政治工作的是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创办的黄埔军校里,周恩来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迅速在军队中“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经验”,在政治部建立起新型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秩序。周恩来领导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一改过去死气沉沉的政治工作,一下子使政治工作活了起来。就是在这种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动下,尽管环境艰苦、生活紧张,但学员们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

  一、抗战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面临的严峻挑战

  周恩来说。“留守兵团中,不少战士受过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再加上新入伍的战士,他们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我军的正确的理论和路线,不了解我军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说。“古田会议决议倒是能够体现我军建军思想,不妨印一些,让干部们看看。”任弼时说。“这很有必要!”周恩来说,“古田会议决议,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了我军宗旨,让新战士看看,很有好处。这个工作,就交给谭政他们去做吧!”“那我明天给他们写一封信吧!”毛泽东说。大家都点了点头。谭政接到这一新任命后,心情很不平静,他很感激党中央对他的信任,但又怕自己不能担负起党中央委托的重任。联防军很快组建起来了,联防军政治部的同志在一起碰头后,决定立即开始应有的工作。“谭主任,这是你的信,是毛主席写来的。”一个通讯员边说,边把信递给了谭政。谭政接了信,立即拆开,上写:

1925年2月和10月,周恩来先后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举行的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被政治思想工作鼓动起昂扬斗志的黄埔学生军,成了一支克敌制胜的胜利之师。两次东征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的胜利,也是周恩来主持下的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复杂斗争环境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不仅面临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夺取人民军队领导权的威胁,而且面对来自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的威胁。

  谭政、莫文骅二同志:

对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周恩来有过一段回忆:“1924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4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1925年参加两次东征,任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1926年3月20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

  ( 一) 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夺取人民军队的领导权

  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

周恩来带出了一大批党和军队的政治工作的杰出人才,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1965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会议时,谈到政治工作的历史,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第一个做政治工作的是周总理。你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做政治工作你资格最老。”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初期,国民党顽固派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对红军的领导权。国共合作的首轮谈判中,蒋介石授意国民党代表团,要坚持“中共武装必须先解决”“取消苏区与红军”,才能谈改编。并强调改编后的军队,“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也”.[1](
P211)在之后的国共双方谈判中,国民党又进一步提出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不设总司令部,把政治部改为政治训练处,政训处主任由国民党派人担任,向各师派出参谋长,从师至连派专人任职,并强调要毛泽东和朱德出国留洋。蒋介石用意非常明显,企图利用改编之际同中国共产党争夺军队领导权,限制和削弱党领导的军队的发展壮大,并伺机加以吞并。抗战期间,由于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剥夺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权,因此坚持要向八路军各师派驻高级参谋。而这些所谓的高级参谋,都是国民政府军委别动总队康泽手下的高级特工人员,是以监视八路军为主要任务的。

  (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真正的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格局,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打下的基础。

  按照国民党党部的要求,这些高级参谋应借机“调查共产党个人与组织情况”,并“利用威吓利诱分化共产党内部”.[2](
P98)
  
  ( 二)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试图放弃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
  
  全面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共产国际担心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薄弱,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和任务,决定“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家环境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3](
P514)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的抗战要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运用法国共产党的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被派回国,正是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1937
年 12 月 9 日至 14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政策和观点提出批评,他提出:
“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4](
P511)对于王明的提法,参加十二月会议的彭德怀回忆道:
“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4](
P513)1938 年 2 月 27 日至 3月 1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又认为“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4](
P516)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5](
P172)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他指出: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制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正确的方针应该是“统
一 战 线 的 独 立 自 主,既 统 一,又 独立”.[6]( P540)
  
  ( 三) 新军阀主义妄图削弱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

  毛泽东

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在每一个连队里都建立了士兵委员会。他告诉战士们:士兵委员会就是监督院,是监督官长的。没有这样一个组织,士兵们就不敢讲话,讲了话也没有作用。成立士兵委员会就是要士兵敢于讲话,讲话也有作用。

  红军改编后,出现个别人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的现象。1937
年 11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八路军中出现的新军阀主义“表现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
以做官为荣耀) 等等现象上面”.[6]( P392 -393)1943 年 1
月,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所作的演说中,对军阀主义倾向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军阀主义表现在:
“有些高级干部把党的军队看成自己的势力”“某些部队中某些指挥员,产生了一种脱离战士群众的严重现象,产生了一种只图自己享乐的腐化思想”“在军队中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之松懈与削弱,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地位与威信也日渐降低”“军队侵犯老百姓的利益,欺压老百姓的事情,甚至打骂老百姓,打骂政府工作的人员的事情发生的相当多”.[7](
P11
-12)这些军阀主义的思想倾向,就是军队干部向党闹独立的一种根源。因此,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就必须坚决清除军阀主义思想倾向。

  一月二十三日

在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中,有一个叫郭天民的人,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他打仗很勇敢,也很有军事才能,当时担任工农革命军的大队长。因受旧军队习气的影响,郭天民有时体罚战士。以前打战士,战士是不敢反抗的,成立士兵委员会后,战士们将郭天民打人骂人的情况反映给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又将此事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即对郭天民进行了批评,告诉他这是不允许的,是违反纪律的。被毛泽东批评后,郭天民很快改正了体罚战士的毛病,开始用说服教育的办法,通过做政治工作来管理部队,很快重新获得了士兵们的理解和爱戴,在战士中的威望反而比以前高了许多。

  二、抗战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理论发展

  看完信后,谭政说:“谢谢你啊,小鬼!”

三湾改编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在人民军队里建立起政治工作秩序。这一方针和秩序,一直延续至今。尤其是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给弱小的红军部队带来了无限活力。对红军的生活环境,从白军俘虏或反正过来的士兵感受最深,他们说:红军和白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白军里死气沉沉,官兵之间相互戒备,相互提防,而红军士气高昂,官兵之间亲密无间,没想到红军这么好。

  抗战时期,党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全面抗战条件下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彭德怀甚至称之为“改编后的中心问题”.[7](
P4)这不仅是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展壮大的根本,更是坚持抗战并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为此,党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不仅有效指导了持久的抗日战争和“党军”的建设,也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理论。

  “哎?光谢谢还不行!还得给收据,请签个名吧!”通讯员把收据拿出来让谭政签了名,一个敬礼,便一溜烟跑了。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写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报告中,讲到“军事问题”这部分时,特别分析和强调了军事斗争中的政治工作。毛泽东讲到,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像变了个人似的!什么原因?是因为通过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让这些士兵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 一) 提出保障党对人民军队的单一领导,丰富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内涵

  留守兵团是1937 年8 月下旬,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决定组建的, 9
月开始称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肖劲光为主任,曹里怀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留守处机关仅有十几个人。部队除主力红军抗日留下一部分外,还有陕北的地方部队。1937
年10 月2
日,军委决定将陕北红军按国民革命军的编制进行改编,并划定驻防地区,按陕甘宁边区二十三个师划分为东地区留守处、西地区留守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设在延安北门外左侧。不久,正式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以原留守处为兵团司令部,原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为兵团政治部。原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任留守兵团司令员,曹里怀继任参谋长,后方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改任兵团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1942
年5 月13
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后,留守兵团编入联防军。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徐向前、肖劲光分任副司令员(徐兼参谋长),谭政、林枫分任副政委,谭政还兼任了兵团政治主任。留守兵团初建时,总兵力九千余人,
1937 年12月扩充为一万五千余人,1939 年10
月以后,王震率一二○师三五九旅回到陕甘宁边区,属留守兵团代管,总兵力扩展为三万余人。留守兵团建立以来,基本上是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进行建设的。但是,兵团主要是由红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的部分部队组建的,由于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加上红军各根据地长期隔离,各地区和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不一致不统一,同时大量新成员对我军传统还没有系统深入学习,不少同志分不清正确建军路线和错误建军路线的界限,有的还不知道古田会议决议为何物。部队中也出现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和紧张的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毛泽东给谭政,莫文骅的指示信,为解决上述问题指出了根本的出路。接到毛泽东的来信,谭政烦乱的心绪似乎透进了一缕清新,信心和勇气也增加了,接着便和莫文骅、傅钟等讨论印刷问题了。

毛泽东进一步讲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

  为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抗战时期国共间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两者的阶级对立和政治分歧并没有因此而消除,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企图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我党我军要生存发展,要团结全国广大民众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坚持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此,毛泽东告诫全党:
处在全国抗战复杂环境中的共产党人决不能患兵权问题上的幼稚病,“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6](
P546)如何解决兵权问题? 党提出要保障共产党对军队的单一领导。1937 年 7
月 22 日,彭德怀在红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
“改编后的中心问题—保障共产党的单一领导。”[7](
P4)并提出通过“保障工农成分在军队中占绝对优势;
保障与加强政治工作传统,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没有党就没有红军”等,来保障党的单一领导。经过毛泽东同意,9
月 25 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 草案) 重申:
“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
共产党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8](
P334)这些阐述,丰富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内涵,也就是说领导人民军队的只能是共产党一党,而且是独立领导,这是改编后的人民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最大的区别,也是人民军队必须坚守的政治底线。

  “发到连部为止,要印上千本!”谭政说道。

通过政治工作而树立起“为工农作战”“为人民打仗”信念的红军,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 二) 提出党指挥枪的原则,进一步理清了党与人民军队的关系

  “可我们的纸张、印刷油墨都紧张。”傅钟说。

1929年1月29日下午,国民党军队攻占井冈山小井,包围了那里的红军医院。130多个伤病员被赶到一块稻田里,四周架起了机枪。敌军团长宣布说:“只要口头声明不当红军的,站到一边,发给银洋放走,不声明的马上处决!”任凭这个团长跳着脚叫喊了几十遍,红军伤员们始终沉默着,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敌人的机枪终于响了,伤员们全部倒在血泊里,鲜血染红了那块稻田,又流到溪水里……这就是我们的红军!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论述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时,鲜明而生动地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6](
P547)党指挥枪的原则是针对之前张国焘想拥兵自重、企图搞分裂而提出来的,目的是要强调军队领导权始终归于中国共产党,而不属于某一个人。在党与个人的关系上,毛泽东明确提出: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 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
,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战争,还要争民族的兵权。”[6](
P546)为了“消灭保存实力及把军队作为个人工具的观念”,1938 年 1
月,周恩来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中提出,“要消灭上压迫下、官压迫兵、军压迫民的一切军阀制度”.[7](
P98)1943 年 1
月,任弼时在《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中将军阀主义倾向认定为:
“军队干部向党闹独立性的一种根源。”[9]( P10
-11)“必须在部队中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思想斗争,以期杜绝这种不良倾向!
”[9]( P13)1944 年,谭政更明确地提出:
“所谓军党关系,即是说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9](
P418)“党指挥枪”是毛泽东对党与军队关系所作的形象概括,也是党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思想最本质、最形象的表述,它明晰了兵权的归属,纠正了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军阀主义偏向。

  “是啊,敌人封锁严密,从外地搞纸进来很困难。”莫文骅说。

自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开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就特别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始终致力于消除军队中的单纯军事观点。毛泽东在1929年12月为红四军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专门点明:单纯军事观点的一个要害是“政治水平低”,“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毛泽东清楚地告诉人们:红军和白军根本不同,就在于红军把党的政治工作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

  ( 三)
提出理顺党组织和行政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与军事行政领导的统一

  “就用边区生产的草纸吧,印好后,要求大家爱护课本,我看一样。”谭政说。

懂得了政治工作,官兵就有了精神,打仗也就有了办法。《星火燎原》丛书收录的原福州军区政委李志民关于第三次反“围剿”的回忆,就谈到了政治工作的作用:

  党自身建设好、领导能力强、领导方式科学,才能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真正实现。为此,任弼时在重新起草的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红军改编后“千百倍加重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8](
P303)为了不断巩固和增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提出要健全和加强军队党的组织,并理顺党组织和行政之间的关系。任弼时指出:
“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全部生活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8](
P303)为了理顺党组织和行政之间的关系,朱德提出必须把党与行政的关系正确地建立起来。因为“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是革命战斗任务完成的保证者。一切党的路线与政策,在部队中都要经过党的组织去执行”,因此,“行政系统对党组织的关系,应当是:
必须经过政治委员制度来领导,党经过政治机关来进行党的工作;
行政系统必须遵守与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决议,完成党所给它的任务、使党健全起来,使党起核心作用。反之,党组织对行政的关系,应当是:
党的路线,党的决议,必须经过行政系统来执行,来体现; 党组织必须尊重行政
系 统,使 它 健 全 起 来,使 它 有 很 高 的 威信。”[10](
P410)这些论述,不仅强调了巩固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还理顺了军队中党的组织和行政组织之间的关系。对于纠正“某些部队中看轻了党的领导,要党服从军队,以军队来领导党,或是党的工作代替了行政工作,以党的工作方式运用到行政工作中去”等偏向起到重要作用。

  “那好,我明天去油印厂联系一下。”莫文骅说。

1931年6月,蒋介石窜到了南昌,亲自组织和指挥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为我军制定了“避敌主力,打敌虚弱”的方针。决定采取“磨盘战术”,首先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为执行此计划,红军主力必须以急行军分途向赣南根据地的兴国地区集结。

  ( 四)
提出正确认识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以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关于下通知,要求各连学习,是以联防军政治部名义还是以总政治部名义呢?”傅钟问。

这是一次艰苦的进军,全程1000多里,又正逢盛夏时节,烈日下行军的战士们个个汗流浃背,脚下的石板路如同炭火。粮食也不足,部队只好喝稀饭充饥,病员也开始增多,中暑的、发疟疾的、拉痢疾的,这个没好,那个又病倒了,收容队在不断扩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人民军队接受改编是为了抗日,并不意味人民军队性质的改变。为此,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时加写了一段话,再次重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并指出:
“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9](
P426)谭政在总结抗日战争时期恢复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制度时,也指出:
“政治工作在任何一部分革命军队中,都应该有其适当的地位,都应适当地强调它的作用,否则这个部队的工作就要受到损失。”[9](
P428
-429)军队政治工作实质上是我党掌握和领导军队的工作,正确处理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确定政治工作的必要、适当的地位,才能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发挥其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作用。

  “就以总政治部吧!”莫文骅毫不迟疑他说。

在这极其困难的时刻,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 五)
提出“党化与正规化一体”的治军思想,为军队正规化建设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指明了方向

  “我看,两个政治部都下通知吧!”谭政说。

在行军行列里的鼓动工作,十分活跃。道边的山石上、树干上到处是标语口号。每到难走的地方,军团“火线剧社”的文艺战士或者师宣传队的宣传员们就出现了,道旁留声机吱吱呀呀地唱着,宣传员们唱歌、呼口号,鼓动着战士们前进。每当休息的时候,哪怕只有十几分钟,士兵委员会的骨干分子们也在进行鼓动工作,来个小演出,唱段山歌,或者班排之间进行一次唱歌比赛。山谷里、树林里,到处升腾起歌声和欢笑声,疲劳和酷热被忘得干干净净。

  鉴于敌后抗战的需要,我军建起不同建制的抗日武装力量,但并没有放弃适时向正规化军队的转变。就军队正规化建设中如何更好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问题,陈毅提出:
“党军的正规化,是指军队的编制和组织能保证实现党的政治领导而言。

  “那也好,总政先下,我们联防军政治部后下。”莫文骅说。

……

  所以必须是正规化的军队,才能担当党军的光荣称号。党军在党的政策领导之下,建立了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这种一致形成了组织上的一致。即是政治上铁的团结,造成了组织上铁的团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党在军队的政治领导,是决定战略方针,发展方向,以及政治教育,技术训练,供给卫生文化的设备,均是从组织上去保证政治领导的实现的。仅有政治领导而无组织办法,则政治领导变成抽象的架空的,不能起改造现实的作用;
仅从事于组织上的努力,脱离了政治领导则是盲目的,单纯技术的,必致迷失方向,甚至会遭受失败。因此军队的党化和正规化是政治与组织的密切联系,是互相浸透的整体。”[11](
P123)“我们认为党化和正规化是无止境的。我们所要求的是党的政治领导不断增强,军队干部的党性不断提高,军队的阶级性及其特质的充分保持和发扬,正规化的强度的继续提高。”[11](
P123
-124)在军队建设中,将军队的党化和正规化视为互相浸透的整体,既强调政治领导的重要性,也强调组织办法的有效性,提出党化在路上,正规化建设在路上,相互促进,持续提高党性和正规化,这不仅为抗战时期我军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此后部队在正规化建设中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不断强化党性指明了方向。

  “什么先下后下,两个机关的人马已在一起喽!”傅钟说。

红军的高昂士气和强大向心力、凝聚力来自哪里?政治工作!

  三、抗战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践探索

  很快,《古田会议决议》本印成并下发到各连队的干部手中。军委总政治部在谭政主持下发出了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重视业务知识、文化教育和军事教育,不要仅仅抽象地去学马列主义一般原则。同时,联防军政治部在谭政主持下,又拟定了具体的学习教育方针、计划、内容、时间分配等。谭政由原来在总政间接领导改为双重的直接的具体领导,变成了指挥、决策和实际操作者,他的任务确实更重了。

红军的政治工作也得到了隐蔽在上海的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

  针对抗战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我军在党的领导下,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扩大文化宣传、开展各项活动运动、建立完善组织机构、颁发决议指示、健全制度规定等,进一步探索创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有效实现形式。

  1942 年4 月19
日,在谭政等直接布署下,八路军三五九旅举行了《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学习报告会。王震说:“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忘了我军的性质。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是人民的军队,时刻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听从党的指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人民军队的天职。现在,有些人搞军阀主义、山头主义、教条主义、本位主义,这些都是与人民军队不相容的,也是不符合我军优良传统的,通过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我们了解了我军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明确我军宗旨、性质和任务,自觉地为实现人民军队的任务而努力。各连党支部在学习中都有不少体会。我们以后的任务就是要认真落实自己的行动,团结合作、讲大局、讲团结、拥政爱民、为人民服务,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改善增进与人民的关系,是我军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王震的讲话,赢得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掌声。许多连指导员都分析了本连存在的缺点,找出改进办法。王震说:“像这样的报告会,我们还要举行多次,希望以后边学习边思考边行动,保证质量地完成总政及联政交给我们的任务。”

1932年7月21日,中共中央从上海发出《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对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意义作出了全面肯定:

  在学习中,联防军政治部还要求各级组织与政治机关抽调干部,深入连队,调查研究,帮助指导工作。谭政又组织了各团政治处的干部相互检查、交流、取长补短,促进了联军政治工作的开展,对提高联军政治素质、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加强军政关系、军民关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政治工作在红军中有决定的意义,每一个红军战斗员不仅要能够有充分的军事技术——手的武器,而且最重要的是脑子的武装。必须充实现有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实现中央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

  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中心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党的高级干部集中在延安,学习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为整风而作的文件、文章,对照自己的实践,找出思想上和实践上的缺点与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提高水平、加强团结的目的。1942
年12
月的一天,延安凤凰山麓,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冬天的陕北,寒风刺骨,凤凰山上银装素裹。参议会的礼堂,也披上了银色的服装。礼堂内,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正紧张而热烈地进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谭政正在作关于克服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谭政沉稳、有理有据,有分析、铿锵有力的报告,震撼了整个礼堂,激动着每个与会者的心扉。台下有西北局党政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六人,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高干二百零九人。会议就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党政军民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谭政从留守兵团的政治工作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与检讨了兵团的政治工作。自1942
年谭政接手留守兵团即联防军政治工作以来,他就敏锐地觉察到,留守兵团即后来的联防军中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山头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残余还相当严重,特别是由此而造成的边区中紧张的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等不良倾向,深深地困惑着专做军队政治工作的谭政的头脑。问题迭起,迫在眉睫。在军政关系上,留守兵团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主流基本是融洽的,但留守兵团出现了不尊重陕甘宁边区地方政府的现象,对西北局的领导,留守兵团的领导未能经常向他们汇报、请示工作,有关领导间关系紧张,不团结,部队中也存在一些不尊重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闹纠纷的事情。

1934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全国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在江西瑞金召开,周恩来在开幕会上的致词中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他还在会上作了题为《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报告,说明:“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

  对此,毛泽东曾多次指示留守兵团有关领导,要尊重西北局,尊重地方政府,搞好军政关系。他指出:“军政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查。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首先做自我批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这要作为一个原则定下来。”毛泽东还对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说:“要尊重西北局领导,连我们中央的事都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过一下西北局呢?部队在哪里住,也就应当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

王稼祥、任弼时等人都赞同周恩来的讲话,也多次讲过“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这类的话。

  在军民关系上,从总体上看,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留守兵团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结成了革命的战斗的友谊,关系是很密切的。但在抗战初期,在边区困难日益加重的情况下,由于部队中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作怪,军民之间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纠纷。因为生产,去定边运盐,部队是公家骡马运的,费用少;老百姓是自己的骡马运的,费用多;开骡马大店,部队的人吃公家饭,老百姓吃自己的饭,因此部队的店收费少,老百姓的店收费多,造成了与民争利现象等等。为了占荒山,部队也与老百姓发生纠葛。

如何抗战?毛泽东提议蒋介石:“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

  有少数人不能正确对待,相互埋怨。军队中违犯群众纪律的事情也增多了。

强化军队政治工作,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打胜仗的一个基石。

  如女子大学的一个女生在石坎下洗衣服,留守兵团的一个战士踢了一块石头,打了她的头,双方争执起来,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驻在延长的三五九旅的两个连排长因做生意与县大队发生了冲突,开了枪,闹出了很大的风波。

全面抗战爆发,毛泽东立即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之下,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他在1937年7月23日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给蒋介石提供了“一整套的办法”,第一条里就有这样的内容:“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同时,部队中还出现了因恋爱纠纷枪杀女学生的“黄克功(抗大队长)事件”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部队袒护自己,处理不利,造成恶性循环。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利用这些矛盾,制造谣言,扩大冲突,搞阴谋事件,来破坏我留守兵团、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同时,部队内部官兵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谭政听在耳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政治工作如此重要,可惜蒋介石的军队却做不到。这恰恰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的特点。

  多少天来,谭政饭吃不下,觉睡不好。见此情景,夫人王长德十分焦急,她曾劝说谭政:“你可不能太性急呀!问题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你需要慢慢仔细地调查分析才能解决,可熬垮了身体就什么也不能解决!”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英国记者贝特兰时,回答了这位英国客人对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好奇心。毛泽东清楚地介绍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3个基本原则:官兵一致的原则、军民一致的原则、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他告诉贝特兰,这样的政治工作,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优势。

  谭政回答道:“这道理我明白,可照此下去,不立即解决问题,改善军政、军民关系,这还了得!”

1940年8月,毛泽东在八路军野战政治工作会议期间,就对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等人说过我军这种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抗战中应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根据党的政策与共产党在民族斗争中的独立性而来的。因此模糊我们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的原则,无视国民党军队的传统与做法对我们的恶劣影响是不对的。然而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并不是要我们抄袭内战时期一切做法,相反的我们应当根据民族战争的环境来确定政治工作各方面的具体方针,我们应当使军队的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政策的有力武器。”

  王长德有些激动地用川北方言说道:“那你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一口吃个胖子啊!”

抗战期间,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可是八路军的军纪却没有因长时间分文未领而松懈。

  夫人的这句话突然提醒了他,他猛然醒悟过来:不能就事论事,陷入抓鸡毛蒜皮具体事务的被动局面中去,应该从抓克服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入手,抓病根,驱百病。他想起了毛泽东不久前给他与莫文骅关于部队要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的指示信。他顿时领悟了毛泽东的良苦用意,他暗自佩服毛泽东的英明。这样,谭政决心从解决军政、军民关系入手,以古田会议决议精神为指针,从清除、克服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为突破口,借“五整”的东风,开始了他政治治军的活动。才有今天在礼堂演讲席上的这篇报告。

一次,领导山东抗战的罗荣桓带领部队来到一个村庄外面,村里的群众因担心军队扰民,不许部队进村。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只好在野外休息。可是只过了一会儿工夫,乡亲们却主动过来邀请部队进村休息。罗荣桓惊讶地问村长:“群众放心吗?”村长笑着说:“不放心能开寨门吗?”罗荣桓又问:“谁给你们解释清楚的?”村长指着长满了大葱的地说:“那不是?是它们把事情说清了。”

  这个报告,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认为谭政的讲话内容实在、诚恳,找出了原因,提出了措施,能解决问题。

原来,我们的部队就坐在大葱地旁边,山东人都爱吃大葱,可是部队里居然没有一个人拔大葱吃。这就是因为部队政治工作做在了前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对群众的东西不犯秋毫。村里的群众据此断定:“这决不是欺男霸女的军阀部队。”

  1942 年12 月,延安杨家岭,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国民党军队里也有政工人员,也搞政治宣传,可是国共两军在遵守军纪方面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虽然西北局高干会议紧张进行,距高干会议十华里的军委总政办公室,也是格外忙碌。谭政在制定《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不正给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指示》认为:军队中的三风主流是好的,这是必须要肯定的,但决不能因此自满自足,认为尽善尽美。三风不正在各方面都有具体表现,如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存在的问题等等。谭政要求全军各级政治机关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认真的检查,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切实整顿我们的军队、提高干部的政治索质和战斗力。各部队要密切联系实际学好文件,找出自己存在的问题,认真加以改正。

自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毛泽东又在红军时代已打下的基础上,对政治工作的作用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对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这一期间,谭政虽然直接抓了留守兵团即联防军的政治工作,但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工作并未免去。实际上,军委总政治部的工作还是由他主抓。这点面结合、一身多职的政治工作,使他的工作经验更为丰富。为了配合全党全军的整风工作,以谭政为主的军委总政治部在此期间,针对全军的情况,发出了一系列指示。

“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这一论断,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44年明确提出来的。

  早在4 月2
日,在谭政主持下,军委总政治部就在延安杨家岭召集各部长会议,
讨论布置整顿三风(党风、学风、文风)。决定由专人负责传达,组织所属机关认真讨论。关于党性问题,总政机关规定每周讨论一次,一个半月讨论完毕。为了配合部队整风的宣传,在谭政主持下,5
月10
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为供给《解放日报》稿件的指示,提出延安《解放日报》自改版后,决定要用更多篇幅来反映和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形。因此,在部队中建立通讯工作,组织同志写稿,经常供给党报材料,是我各地军政机关的重要任务。指示还对供给稿件的组织机构、稿件内容、要求等作了具体规定。

1944年4月,在毛泽东的主持和授意下,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准备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宣读。报告系统地论述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基本方针、原则,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就革命军队的建设问题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9 月2 日,以谭政为主的军委总政治部针对9
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九一决定”,发出《关于讨论(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的通知》,指出,对这一重要文件,在军队党组织中,干部中,军事学校中必须深入讨论与研究。在战士中则根据决定编成教育材料,军队同志应根据这个决定精神检讨自己对地方党、政府、民众团体的关系,彻底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扫除某些同志中存在着的不尊重地方党、政府与民众团体,只顾本位,不顾全局的习气。军队同志应首先拥护统一,服从统一,并成为统一中的模范。在谭政主持下军委总政还发出《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不正给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对军队政治工作三风状况作了基本估计。指出,我们政治工作是有其光荣传统和显著成绩的。如果整顿三风时,认为我们政治工作中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是主流,这是不实事求是的错误估计。然而,假如我们自满自足,认为政治工作中没有三风不正的问题,一切部队都是尽善尽美了,那也是主观主义有害的错误观点。这一指示列举了三风不正在各方面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指出,在党风方面,表现在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等存在的问题及纠正不力,都是党性不纯、党风不正的表现等等。同时也提出了整顿三风的具体要求。指出,全军各级政治机关,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负责的、认真的检查思想、工作中三风不正的事实,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切实整顿我们的军队,提高我们的干部,洗刷三风不正的现象,使之有利战斗,而绝不妨碍战斗。根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各部队在政治工作整风中普遍注意了联系实际、学好整风文章,并把整风的精神、整风的成果,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各部队从主要的迫切问题入手,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这份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后,他加写的文字中有这样一些内容:

  在谭政直接、具体领导下,全军整顿三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对政治工作整风发出第一号指示,要求主要解决政治工作的领导与作风;提高干部素质,正确使用干部;巩固与提高部队战斗力等三个问题。同时,对每一个问题的分析研究又分为几个具体问题。先调查后研究,先分析后综合,由个别到一般,既研究现状又联系历史,即分析原因又提出措施。同时,各军区政治部还对各级干部、各类干部,按其工作范围和性质,定出不同中心,提出不同要求,使整风学习完全适合对象的要求,和各项任务与业务融合一致,较好地解决了存在的问题,如宣传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干部工作中的片面性,缺乏对干部历史的全面认识,提拔干部,不知照顾德才资;干部政策上的片面性,对犯错误干部采取过火的打击政策;在于部关系上宗派主义的倾向;党务工作的片面性,一方面民主生活极端不足,另一方面,极端民主化的现象依然存在,锄奸工作的神秘化作风和闹独立性习气还未彻底扫除。一方面,不靠客观事实,靠肉刑逼供;一方面,麻木不仁,不抓侦察工作等,都在整风中基本上得到了纠正。通过谭政为主军委总政的具体指导,部队政治工作有了很大转变与改观。1943
年1月25 日,延安北门外,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塞外干燥的冷风不停地刮着,
留守兵团办公室内正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如何解决军政、军民关系问题。谭政板着严肃的脸,深情地说:“目前军政军民关系,极不正常,如此下去那还了得,中央很重视,要求把正月作为拥政爱民月,我们留守兵团应该有举措。”

“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群众,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

  大家沉寂了一会儿,忽然莫文骅开口了,他说:“谭副主任说得对,我们要好好地抓一下军民、军政关系。去年,我去警四团检查工作,确实发现军民关系存在一点问题。我向边区政府反映情况,希望群众和政府多多给予支持。

“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后来有一次,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李富春等在开会时,毛主席把我叫去,说:你们军民关系不好,要作很好的自我批评,不要埋怨政府。他们边区政府呢?也要作自我批评,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

毛泽东加写的这些文字,真是画龙点睛!

  其他同志也议论开了,有的说本来责任不在军队,有的说军队就是存在问题,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谭政说:“军民关系、军政关系问题,我看主席说得对,应先从军队找问题,我们要负更多责任。”“嗯,对!”莫文骅又说:“有一次,毛主席在杨家岭接见咱们留守兵团的领导同志,有的同志埋怨群众,说老百姓动不动拉着部队同志去主席那儿评理。毛主席听了说:自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的,而我们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件大好事,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民主政治建设有了很大成绩,只有这样,我们的军队才能打胜仗啊。毛主席说了这些话,大家再也不埋怨了。”莫文骅说完后,大家又把议题转到拥政爱民月上,你一言我一语,最后作出了《关于拥政爱民的工作指示》。此后,在谭政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双拥”工作,生动活泼的开展起来。拥政爱民形成的八条主要内容是:1.进行拥政爱民的思想教育;2.组织军民联欢;3.清理旧案与赔偿还物运动;4.自己动手生产,减轻人民负担;5.帮助人民生产劳作;6.帮助人民提高文化生活;7.帮助政府工作,执行政府法令,保护政府工作人员;8.培养拥政爱民的典型。在谭政亲自布置与领导下,“双拥”工作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涌现了许多“双拥”模范。关中驻军门善德排,在边境警卫中,不到半年时间,掩护政府人员和税收人员,到警戒线上进行工作一百二十多次,被誉为“拥政模范排”。

有党史研究者认为,谭政的报告“既继承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又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提出了改革政治工作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见”,“是继古田会议决议后关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而毛泽东亲自为这一报告加写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的这段话,更是高屋建瓴地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作了极精辟的概括。

  晋绥边区某部二连,在连长安骏带领下,帮助穷人翻身,组织群众生产,改造二流子,兴办小学校,在一年时间里,就使一个被敌人破坏得凄凄凉凉的小村庄,变得一片欢乐样和的新景象,成为“爱民模范连”。该连在执行军务转移时,村干部带领群众把牛羊猪都收藏起来,等他们返回时,又物归原主,而且群众还把他们连的土地翻耕了。一时间,军民一家,鱼水情深,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基于谭政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双拥”工作取得很好的经验与效果,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推广,并下发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指示,指出:

“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

  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群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及群众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优抗公约、举行热烈的拥军运动。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运动中,彻底检查军队方面和党政方面各自在一九四三年的缺点错误,而于一九四四年坚决改正之。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及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经毛泽东等人修改的谭政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后来对我军打败敌人起了巨大的作用。

  这样,双拥工作,从延安开始,由谭政倡导并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到全国抗日根据地,形成规模化、经常化、制度化,成为我军的优良传统,对于密切人民与军队的联系,加深军民感情,起到了重要作用。党中央对留守兵团的政治工作十分满意。有一次,毛泽东接见留守兵团的干部们时说:“我看,留守兵团的人马,就很值得学习!”一句话说得大家有点不好意思。毛泽东又说:“想当初,不少同志认为陕北地瘠民穷,不易做大本营,我不同意这个意见,你们看,现在的陕北,那是塞北的好江南啊!”大家笑了起来。接着,毛主席又拍着肖劲光的肩膀,说:“你们把留守兵团建设好,他们把生产搞得好,我们的大本营就稳了,现在,你们是兵强马壮的,我在延安,就要靠你们吃饭喽!”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谭政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用“王道”与“霸道”作比喻,对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

  1944 年4 月11
日。延安凤凰山麓。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和熙的春风吹过河谷,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凤凰山上春意浓浓,一片翠绿。坐落在风凰山麓的威武壮观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内,西北局高于会议正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同志们,我们今天要向大家报告的问题,是《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宏亮而清脆的声音,回荡在整个礼堂。作报告的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兼陕甘宁晋绥联军副政委、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年仅三十八岁的谭政。谭政没有想到,他这个报告后来作为党的重要历史性文献而载入史册,没想到它成为党的洽军工作的一颗“卫星”,没有想到它成为谭政政治生涯的一个光辉的起点,也万万没有想到,它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更改了篇名、署名,又被打入冷宫十多年,成为谭政反对毛主席的一个“罪证”。

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中,要把培养高度的对敌仇恨与争取敌军俘虏二者区别而又统一起来。没有前者,就不能振起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士气;没有后者,就不能瓦解敌军官兵。应该使我们军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懂得,在战斗时,集中一切力量去压倒敌人,迫使敌人投降,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应坚决的歼灭他们,或俘虏他们,这就是我们军队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是我们军队非常宝贵的历史传统,今后应该在我们军队中大大提倡,大大发扬。但是在战斗解决以后,对待俘虏的政策,就不是这样。这里应该转变为说服态度,从思想教育上、物质待遇上、政治态度上争取他们,将我们在战斗前与战斗中对于敌军的宣传变为事实,借以瓦解敌人的队伍。拿中国的老话说,如果前一种态度可以叫做“霸道”,那末,后一种态度就可以叫做“王道”。如果拿前一种态度应用于后一种情况,那是不对的。分别而又同时发扬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应把这一点更大地发扬起来……

  这个报告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自1942 年12
月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作了关于克服军阀主义倾向报告发言之后,有一天,毛泽东把谭政请去,共同商讨关于当时的军队建设的问题。炭火盆边,两个人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谭政同志,你想过没有?上次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揭露和批评军队那些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军队本身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以及官兵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种种矛盾的劣根性?”谭政低头不语,但心里却十分镇静。他一面倾听毛主席的开导,一面深思、捉摸军队中产生这些问题的后果,心里也感到失职与内疚。自己是在第一线直接“指挥”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现在部队这些问题成堆,他感到自己是有责任的。不一会儿,毛泽东又开口了。“你在上次高于会议上检讨军队方面关于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我看过了,提出了对问题纠正的方针和要求,这都很好。但是,我看那恐怕只是军队问题的一个方面。我的想法,要把整风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错误思想倾向,还有会议中提出批评的军队和党的关系、军队和政府的关系、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及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队、军队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方面的问题,凡是存在的缺点,都应该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通过民主检查大会加以揭露,从而纠正不良现象,平复不满心理,造成军队内部亲切友好团结的空气,激发官兵的积极性,提高部队战斗力,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反攻高潮!”

人民群众对人民军队的衷心拥护来自哪里?政治工作!

  谭政深思了片刻,回答道:“是的,主席,在军队政治领导方面,我的缺点很多,责任很大,工作中单打一,出现一种倾向,只考虑解决、纠正这一倾向,没能认识到一种错误倾向和另一种错误倾向的关系,以及各种错误倾向的根结。”在毛泽东的启发下,谭政开始深入、全面地认真思考军队政治工作各个方面、环节的问题。毛泽东接着说:“但是,谭政同志,你不要有压力,军队工作我也有责任,有一个时期,我也抓得不够。如果说政治工作中出现了偏差,我这个代理总政治部主任是先要负责的。打屁股板子,也应该是先打我的,你说是不是?”谭政对毛泽东这种推功揽过的气度感动了!

谭政的报告在谈及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的改进时,详细论述了用政治工作克服军党、军民关系中所存在的不良现象的各种办法:

  两个人倾心地交谈着,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谭政同志,你还记得井冈山上要打陈伯钧屁股板子的事吗?”毛泽东问道。“记得,那次,我还以为陈伯钧真要挨屁股板子了。”谭政笑着答道。“说是那么说,哪能真打呢?”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入正题说:“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整风运动、民主运动,把问题揭露出来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也亮相了!这是好事,是整风运动的一大收获。部队的民主运动开展起来了,各种错误倾向揭露出来,要我们去认识,去解决,你说,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啊,是的,是的!”谭政豁然醒悟了。“那么,谭政同志,你回去立即就作些准备,把整风运动中、高干会上对军队方面提出的那些意见、问题理一理,作些归纳,再在部队里开展一个民主运动,对各级领导上的错误揭露一番。

军队方面坚决实行了自我批评,实行了坦白运动,将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一切不良现象,都讲出来,彻底改变了干部与战士的思想;对民众关系不好者,实行改善关系,归还借物,赔偿损失,争论事件错在军队者实行向民众赔礼道歉;军队又大规模地从事生产自给运动,改善了给养,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军队又以大量的劳动力帮助民众生产;这样就使我们的军政军民关系大大的改善了。在军队内部关系上,无论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凡属存在着缺点的,均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连队军人坦白大会上,将官兵关系上、连队生活上、个人思想上,一切不良现象、不满心理,都讲出来,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增进了亲切友爱的空气,纠正了各种不良现象,平复了不满心理,团结了军队内部……

  你带机关干部再深入部队,作些调查研究,写成报告,提出改进的方法来,并就这个问题在下次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毛泽东叮嘱道。谭政望着主席,微微地点着头,默然接受了毛泽东下达的艰巨任务。两人一时静坐着没再谈话,只听见室内盆中炽热的炭火,偶尔发出噼啪的响声和窑洞外高原寒风的呼啸。谭政接受在下次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任务,深感责任重大。不一会,他开了腔,向毛泽东又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求教,毛泽东都一一耐心地作了答复。自从谭政跟毛泽东上井冈山并给毛泽东当秘书以后,他就一直把自己当作毛泽东的学生,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老师,处处向毛泽东求教。一会儿,谭政又若有所思地对毛主席说道:“主席,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使我想起了十三年前的1929
年。那时,也是个冬天,咱俩坐在炭火盆边儿谈天,谈了一个白天,又谈了一个通宵,后来你执笔起草,我给你抄稿,写成了《古田会议决议》,保证了红军的发展壮大,打出了今天抗战的这个新局面。啊!这可真不容易呀!”“是的,我也想起了古田会议那个时候的情景,我们俩人又想到一块了!”毛泽东深情地回答道。这时,毛主席的警卫员端饭进来了。“该吃点东西了,不然肚子又要开船了!”毛泽东风趣幽默地说道。“什么好吃的呀?”谭政一边坐到桌边一边问。毛泽东先夹了一筷头菜送到嘴里,边吃边说:“好吃好吃!辣子炒苦瓜,咱们家乡菜——湖南味!”“现在这个大冬天,哪来的苦瓜?”谭政不解地问。“还不是我那块菜地的收获吗?秋天摘下来的,炊事员老王收在地窖里。

谭政的这个报告,许多是毛泽东口授的,基本都是毛泽东的意思。当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正在彻底检查部队的政治工作,从整个政治工作的方向、制度、作风进行全面检讨。谭政起草前,毛泽东曾经召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人贺龙、徐向前、萧劲光、谭政等讨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初稿写出后,不仅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加写了3000字左右的内容,他还要谭政将修改稿送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审阅修改,还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各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征求了意见。这个报告,后来还被中央列为整风文件和部队学习教材。

  知道是你这湖南老乡来了,专门炒给你吃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吗!”毛泽东亲切地回答说。“历史条件变了,情况不同了,谭政同志。就要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情况,解决当前出现的问题。用哲学名词讲,这叫实事求是。还记得吗?1929
年冬天,我们讨论红四军中的问题,是解决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军队内部是肃清一切军阀主义;现在,情况变了,不仅要继续克服军阀主义,还要解决官兵关系紧张、军政关系紧张、军民关系紧张这样一些矛盾。有些人,一当官儿,就不关心士兵疾苦了,士兵提意见,他又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毛泽东又开始接起前面的话题。

毛泽东在修改中,特别强调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人民军队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有机结合,“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稍停一会儿,毛泽东又接着说:“还有,井冈山时期,开始,不懂得发动群众,也不懂得维持部队纪律,搞得军队和老百姓关系恶化,弄得没有粮食吃,记得吗?咱俩也天天一个房子里喝南瓜汤?”“记得,记得,当时熬夜写文章,能吃碗带咸味的南瓜汤,就算好的了!”

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学习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通知,特意强调:这个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亦值得全军重视”。这个报告“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

  谭政感叹地附合着说。毛泽东接着说:“当时缺粮又少盐,现在咱俩吃的什么?”毛泽东用筷子敲了敲碗边说道:“现在吃的是小米饭!你说,要是不搞好军民关系,军队不开荒生产,咱俩能这样‘丰衣足食’吗?”“哈哈!”谭政笑了,毛泽东也笑了。这笑声饱含着多少酸甜苦辣,这笑声是多么意味深长啊!“所以,你这次在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不仅要解决官兵关系问题,还要检讨军民关系、军政关系等问题..”毛泽东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对谭政说。“好了,主席,今天来你这里,肚子喂饱了,脑子里装满了你的教导,该回去了,回去好好消化消化。”谭政告别了毛主席,兴致勃勃地走出窑洞。毛泽东送谭政出门,像想起了什么事,突然在院子里停了下来,问谭政:“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三十八岁了。”谭政回答,但不解其中的用意。“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你是快四十的人了,那早该‘立’了!”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嗯!”

在毛泽东主持下由谭政起草的这份报告,与人民军队的历史经历一样,用生动活泼的革命战史告诉人们:对于人民军队而言,政治工作就是力量源泉,就是胜利保障,就是生命线!

  谭政以为毛泽东在鼓励他承担起起草《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任务哩,便应声答应了一下。可毛泽东用右手食指在左手心里比划着,接着又说道:“我知道你原来的名字叫谭世名,可你注意过现在的名字——谭政吗?”毛泽东问谭政。“这个,我真的没有想过。”谭政回答。“你数一数,看‘谭(谭)政’两字是多少划?”

这一点,在解放战争中再次得到了验证。

  谭政也仿照主席用手指在手心里写着、数着谭政的笔划数,说道:

政治工作做得好不好,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其中的一条重要标准。解放战争时期,一到危急时刻,解放军部队中的党员总要站出来以身作则。行军时,把别人的枪、背包加到自己身上,因此只要扫一眼队列看看谁身上多了背包和枪,就知道谁是党员。战斗时更不用问,冲锋时冲在最前面的一定是党员,撤退时留在后面打掩护的也一定是党员。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革命都说:那时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二十八划!”毛泽东又对谭政说:“那你再数一数我毛泽东(泽东)三个字的笔划数!”谭政又在自己的手心里写着、数着,然后回答说:“也是二十八划!”毛泽东接着说:“咱俩从井冈山——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鞍山市原公安局局长李维民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曾潜入沈阳做地下工作,成功策反了一个国民党新六军军部的译电员。新六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曾远征缅甸重创日军。这样一支部队,其指挥机构的译电员必然是国民党军队里的骨干和中坚人员,他为何会选择投向人民阵营?

  长征——延安,共事十五余年了,大概你没有想过这一个十分简单的数字。好哇,这二十八划不平常啊!你看,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共’字,不就是廿八吗?”谭政恍然大悟,会心地笑了。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又说:“我们都姓‘共’嘛!做了共产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并为实现共产主义在奋斗呀!”一个“共”字,把毛泽东——谭政两人紧紧连结在一起。谭政告别毛泽东后,匆匆回到北门外军委总政治部、留守兵团政治部驻地,开始了毛主席交给他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紧张调研和起草工作。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又在毛泽东召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人贺龙、徐向前、肖劲光、谭政等讨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基础上,谭政写成了二万六千多字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初稿。初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并加写了三千字的有关的内容。同时,毛泽东给谭政写了回信,指示要将修改稿送周恩来审查修改,同时送给正在桥儿沟中央党校学习的各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征求意见。周恩来召集了中央党校学习的各地领导干部、留守兵团的负责人和从前方回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的旅以上干部,讨论了这个报告稿,并由他集中大家意见,充实和丰富了报告的内容。1944
年春天,
西北局再次召开高干会议时,又组织出席会议的干部进行了多次讨论,并由毛泽东又作了几次修改,写下了许多精辟的论断。最后,经过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由谭政于1944
年4 月11 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译电员对李维民作了如下表白:

  对此,谭政后来曾经谦虚他说过:这是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指导的结果,是军委总政治部等机关各级干部帮助的结果,是留守兵团政治部和兵团各级领导干部帮助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谭政的报告,以精辟简洁的话语,以有目共睹的事实和严密透彻的分析,切中时弊,深深打动了每个与会者的内心,引起了全场的共鸣与轰动。报告主要从三个方面、七个问题,总结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是非得失。这三个方面是:一、关于边区军队一年经验的总结;二、关于发扬政治工作中的成绩与纠正政治工作中的缺点;三、关于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中的一些规定。这七个问题是:一、关于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问题;二、关于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任务问题;三、关于执行“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总方针,正确处理军内外各种关系问题;四、关于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问题;五、关于发扬联系群众与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问题;六、关于根据情况和任务的变化,适当采用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问题;七、关于对待政治工作传统应持的正确态度问题。谭政的报告充满了激情。他用标准的湖南话说道:“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谭政的讲话停了停,喝了一口水,又说道:

“从前,我还认不清国民党,现在……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使人再也不能容忍了!”

  “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的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接着,谭政又有针对性地讲道:“革命军队的内部,必须是团结的方针,必须是合作互助的方针,不能是分门立户、各自为政的方针,不能是互相轻视、互相妨碍的方针。”为此目的,“过去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必须恢复,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间、以及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必须竭力改善,并建立在巩固基础之上。必须使八路军新四军一切部队,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党中央及其代表机关的政治领导。”谭政的这一报告,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反响,很多高级干部高度赞扬了这个报告,赞誉它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里程碑。1944
年4 月20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学习和散发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通知》指出:“谭政同志于1944
年4月11
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亦值得全军重视。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文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干部与全军战士,则应根据这一文件的精神与各部队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编为通俗教材,进行普遍的教育与检讨。”“这一文件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同时,为了了解党的军队工作的方针,为了指导和协助各地军队工作,全党干部亦应研读这个文件。”

“远的不说,单说军运指挥所里,一个主任叫韩慕洲,一个副主任叫宋国春,他们从到东北后,就不断地从鞍山用铁甲车大量地往天津倒运钢管、钢板,大发光复财。黄金搂多了,就花天酒地地过最糜烂的生活。韩慕洲已经有了两个老婆,还嫌不够,除了在妓院舞场乱搞女人之外,又看上了所里的一个年轻打字员,威逼利诱地娶为三姨太。在所里,会溜须拍马的爬上去,不会的踢下来,最卑鄙的人最得势,最正直的人最受欺……您看,这是什么世界?”

  1944 年10 月1
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再次发出了《对研究谭政同志政工报告的意见》的指示,指出:“谭政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报告,是给了各地总结与改进自己的工作以很大的帮助。”要求全军各部队”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在检查与改进自己的工作过程中,曾经发现哪些问题,有些什么经验教训,盼多作些调查研究。”

无论是投诚做地下工作的译电员还是掉转枪口炮口的解放军战士,都认为国民党军队与人民军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人民军队的世界是让人向往的光明世界,国民党军队是令人窒息的黑暗世界。

  1978 年5 月29
日,叶剑英元帅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对谭政的这个报告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指出:“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它肃清了王明路线在政治工作上的影响,发扬了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地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作用,使我军经受住严酷战争的考验,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处在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似乎都不懂得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更不明白自1946年夏天起,在兵力大大强于人民解放军的情况下,却在自己发动的全国规模的内战中,短短3个月就走向节节败退。

  1945 年4 月23 日下午,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

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总结解放军3个月来的战况时,自信地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3个月经验证明:一切军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

  四月的延安,阳光明媚、春意正浓,延安城北郁郁葱葱,山峦起伏的杨家岭,在彩旗、标语的辉映下,显得格外娇艳。

十几年后的196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依然自信地告诉外宾这样的经验:

  坐落在杨家岭怀抱、气势雄伟的中共中央大礼堂,今天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在人流的簇拥下,显得格外美丽壮观。此刻,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盛会——中共“七大”,在这里隆重开幕。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带着喜悦的心情,来到这里,完成一个历史性的盛会。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

  会场内,主席台正中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主席台上方,写着巨幅标语“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胜利前进”。两边墙上挂着二十四面鲜红的党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己走过二十四年的光辉历程。会议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开始,此时,谭政坐在代表席位上,全神贯注地凝望着主席台。台上坐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任弼时站起身来,大声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台下掌声雷动。任弼时简短地介绍了一些有关情况,就由毛泽东致开幕同《两个中国之命运》。在这庄严的时刻,谭政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激情与感慨,中国革命走到今天的胜利是多么不容易啊!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长征途中的艰辛岁月,不容易啊!他自己也以一个农家子弟,投身革命,一步一步地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现在又作为一名代表,参加这空前盛会,心里感到无比自豪。作为七大筹备委员会成员,为大会召开,谭政做了大量的工作。1937
年12 月,王明回国不久,
党就决定召开七大,但由于日军猛烈进攻,更由于王明的干扰,大会准备工作拖了下来。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决议,强调“七大”要“努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准备!”各地亦选出代表,但由于国民党反共摩擦,大会未能召开。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中国问题备忘录》,准备在1940
年3 月至4
月间召开,但因大会准备工作来不及,难于如期召开。但是,会议的准备工作,在任弼时和谭政主持下,积极进行着。他们首先是准备会场,
1940 年5
月,任弼时,李富春等一起去安塞县真武洞,去为“七大”选择会址,听说那里环境隐蔽,便于防空,可惜,交通不便,离延安较远。后又准备在后沟打窑洞,建礼堂,后沟地方窄小,只有一口水井,水质又不好,几百名代表在一起,连水都不够用,最后经过讨论,决定把会址放在杨家岭,利用中央党校的校舍作为代表们的住处。其次是审查代表资格。谭政协助任弼时,进行细致的审查,既考察每位代表在政治路线斗争中的表现,又要考察他们的社会关系以及在战场上、少量的还要考察在监狱中的政治气节和表现。既要对党负责,又要对代表负责,经过艰苦细致的努力,谭政完成了这份工作。再次,谭政还负责为“七大”准备文件、材料。包括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工运、青运、妇运、财经等方面的材料,由谭政统一协调各方,认真准备。在开会之前,谭政还亲自任拍摄组组长,领导了“七大”的现场拍摄工作。谭政说:

“单有军队,单会打仗是不行的。”

  “七大,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会,把这场空前的盛会,如实拍摄下来,对于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加强政治工作都有重要意义,也是以后同志们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的宝贵的文献记录,因此,一定要认真拍好,对党对人民负责。”经过谭政的精心组织,电影团在“七大”开幕之时,终于开拍。此时,谭政坐在会场里,回想起大会的筹备工作,心中充满了喜悦之情。4
月24
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谭政认真地听着报告,理解思考着报告的深刻内容,在分组讨论中,谭政积极发言,他说:“七大”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这条政治路线是唯一科学的能使我们国家走向独立、民主、富强的路线。因此,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要贯彻这一路线、把它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是指导我们党和军队取得胜利的思想武器,它应作为我们今后各项工作的指针,坚持以这一思想为指导,我们就能取得最后的彻底的胜利。”6
月9
日,全会举行了选举,选出了毛泽东等中央委员四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三人,谭政以他辉煌的政治业绩,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6
月11
日,历时五十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一片欢歌笑语声中落下了帷幕。谭政怀着依恋的心情告别会场,匆匆地返回阵地,开始了他革命生涯的新篇章。

“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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