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是被他所处的时代选择为领袖的。人们习惯称谓的毛泽东时代,时间范畴是1949年到1976年。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中国的一个时代,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主要领导者。毛泽东时代面临的历史使命,主题词就是两个字:“建设”。毛泽东时代的梦想,是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要为实现这个梦想找到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由于没有经验,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摸索着尽最大努力去做,去问,去学。最终,毛泽东时代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性飞跃。

原标题:为什么说毛泽东是伟大时代的灵魂性人物?

一、在批评苏联体制中反思“中国模式”学术界对邓小平批评苏联模式的论述关注较多,但有些论述或是把关注点放到揭示苏联模式的弊端上,或是讨论对我国建设的影响,或是分析历史教训,观点正确,但深度挖掘不够。

[关键词]毛泽东时代;新中国;中国道路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28岁的毛泽东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3名代表之一。代表们的平均年龄,正好也是28岁。当时全国只有58名党员,在4亿人口的中国,无疑是沧海一粟。但这个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硬是像原子裂变般爆发出惊人的能量。经过28年的艰难曲折,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创建了一个新国家。

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模式;邓小平年谱;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苏联模式;会见;谈话

一、四声炮响与中国之命运

作者:陈晋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

摘要:文章对邓小平“中国的模式”及相关概念文本分析的基础上,从缘由、内涵、特点及展望四个方面对邓小平的中国模式论进行了全方位探讨。邓小平的中国模式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模式”、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自己的模式”三个方面。邓小平的中国模式论是在批评苏联体制中深入反思、对国际国内发展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的结果,其精髓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关键词:模式、苏联模式、中国的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自己的模式
作者:宋泽滨:解放军装备学院领导科学教研室教授
齐爱兰:中国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教授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模式”问题讨论得如火如荼,观点交锋莫衷一是。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是国人的一厢情愿,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是西方人的发明创造,有人明确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有人坚决主张中国模式要慎提。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中国发展的实践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不仅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且对科学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如何对待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将会如何发展?且听小平是怎么说的吧!
引言:从概念文本考察中把握“中国模式”
邓小平在构建他的理论体系时,特别注重对基本概念的分析和提炼。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中,赋予了“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的重要地位,阐释了它的重要意义。需要说明的是,邓小平并不是一个在书斋里构造体系的玄学家,他表达思想观点时,从不拘泥于某一概念的固定一致,更注重挖掘概念的深刻内涵,有时使用学术性较强的专业术语,使之更富学理性;但更多的使用大白话,口语特点鲜明。这后一特点在他探讨中国模式问题时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是我们在讨论之前必须首先明确的一个问题。
1.大量使用过“模式”一词,明确提出过“中国的模式”概念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反思我们过去在照搬苏联革命和建设经验及做法,总结中国经验教训时曾经使用过“苏联模式”、“苏联的模式”、“俄国的模式”、“十月革命的模式”和“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等提法;在谈到如何对待别国经验时使用过“外国模式”、“别国模式”、“别国的模式”和“别的国家的模式”等提法;在面对压力阐释中国的立场时使用过“美、英、法的模式”、“一个模式”、“固定的模式”等;也提出过“我们的观点、模式”,特别明确使用过“中国的模式”和“中国自己的模式”等概念,并对此作过深刻阐发。此外,还大量使用过“中国式”这一概念,如“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等。
中国词汇涵义丰富,表达同一思想往往可以使用不同概念。一旦我们把握了邓小平表述“模式”概念的丰富词汇及内在涵义后,我们对邓小平的模式论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具体而言,邓小平使用过“方式”、“方法”、“做法”、“形式”等概念。如“苏联的方式”、“僵化的方式”、“不同的方式”、“走这条道路的方式”,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和“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形式”等。显然,这里的“方式”、“方法”“做法”和“形式”,都具有模式的意思。
邓小平也使用过“公式”、“方案”、“样板”、“样子”等概念。如“固定的公式”、“已有的公式”,“定型的方案”,“外国的样板”,“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等,这里的公式”、“方案”、“样板”和“样子”等也具有模式的含义。还使用过“本本”、“框框”等概念。如,“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
邓小平还用日常口语来表达过模式的意思。如用“一套”和“东西”来指代模式,像“西方的那一套”、“旧的那一套”、“外国的东西”等,分别表达的是“西方的模式”、“旧的模式”和“外国的模式”等含义。这一点在完整句子中更加明显,如“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你们西方民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不能照搬你们的东西”。
邓小平也用日常口语来表达过模式的意思。如用“一套”和“东西”来指代模式,像“西方的那一套”、“旧的那一套”、“外国的东西”、“你们的东西”等,分别表达的是“西方的模式”、“旧的模式”、“外国的模式”和“你们的模式”等含义。这一点在完整句子中更加明显,如“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你们西方民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不能照搬你们的东西”等。
由于邓小平的大量文献是谈话记录,在上下文中,有使用定语而省略相关主词的情况,孤立地看不出有模式的含义,如“苏联的”、“西方的”,但把它还原到原来完整的句子中,就能看出它的内在含义。如,“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显然,这里“苏联的”是指“苏联的模式”,而“西方的”就是“西方的模式”的省称。
2.更多使用“经验”和“道路”来表达“模式”的含义
在文本分析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邓小平除了使用模式概念外,还大量使用“经验”和“道路”来表达同一个意义,而且使用次数远远多于前者。恐怕这也是为什么学术界有人不赞成使用邓小平“中国模式”论、而主张采用“中国经验”论或“中国道路”论的一个文本依据吧!
邓小平特别注重总结经验,“经验”一词在邓小平公开文献中出现过约有几百次,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其中许多是用来表达模式含义的。如,“别人的经验”、“别国经验”、“外国经验”、“外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验”、“中国的经验”、“适用的经验”、“最根本的经验”、“我们主要的经验”等,都包含着模式的意义。
邓小平更强调使用“道路”等概念来表达他的模式思想。如“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道路”、“自己应该走的道路”、“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路线”等。这里所说的道路,也是在模式的意义来使用的。
总起来说,上述诸多概念,除模式本身以外,用来表达模式含义时,有的意思非常明确,有的则是较为隐晦;有的需要放到当时语境中去把握,有的还要从更深的层次去挖掘。但这些语汇一旦与一个词或句子组合起来后,它的模式含义就分外明朗,这个词就是“搬”,这个句子就是“不能搬”。“搬”字在邓小平公开文献中出现了几十次之多,最多的是“不能搬用”、“不能照搬”、“不可照搬”、“绝对不能照搬”。其后跟的大多是“模式”二字,有时也使用“经验”等。
3.邓小平模式及相关概念使用的几个鲜明特点
根据对邓小平用词和阐释的分析,我们注意到,邓小平模式论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除了上面分析的内容外,尚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他在使用模式概念和相关概念时,有贬义和褒义之分,也有否定和肯定两种态度。如,说某某模式“落后”、“僵化”、“封闭”,某某模式“成功”、“正确”、“有效”等等。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时指出:“经验是两方面的,一种是好的、成功的经验,另一种是不好的、失败的经验。”。邓小平对外国的模式、苏联的模式,大多持贬意和否定态度,对中国模式、或谈话对象自己的模式则持褒意和肯定态度。如,说苏联模式“也并不那么成熟”,“是一种僵化的方式”,说赫鲁晓夫“大话吹破了”;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肯定中国“七年多的时间证明,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对我们来说是正确的,有效的。”邓小平对中国过去的模式大多持否定态度,对改革开放后的模式大多持肯定态度。如,说“文革”前:“我们过去多年搞的是苏联的方式,这是一种僵化的方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在国际上是闭关自守。所以,经济虽有发展,但速度很不理想,绝大多数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说改革开放后:“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这里的“路线、方针、政策”其实也具有模式的含义。
二是邓小平进行褒贬、肯定和否定时把握标准和尺度,主要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邓小平对苏联模式也没有全盘否定,对中国模式也并不是全部肯定,他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如说“苏联的经验也有好的,很多并不好”,而我们也犯过许多错误,“主要是我们自己搞得太急了,违背了事物的客观规律”。他总结说:“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当我们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遵照毛泽东主席实事求是的精神制定政策时,我们就会成功,否则就会受到挫折。”
三是充分肯定中国经验的“适用性”,但坚决反对“照搬”模式。邓小平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在前进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认为国情不一,问题也不尽相同,解决的方法也不能照搬。他说:“经验教训,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要自己去总结,都是一个模式不行。”关键是不能“照搬”。“照搬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成功的”,不管是谁的模式都不能照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外国经验不可照搬”,“中国的经验不能照搬”。
最后,邓小平思考模式问题的落脚点是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他紧密联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来思考模式问题,在探索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来把握模式问题。因此可以在一定意义说,邓小平的中国模式论,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深刻解答。
一、在批评苏联体制中反思“中国模式”
学术界对邓小平批评苏联模式的论述关注较多,但有些论述或是把关注点放到揭示苏联模式的弊端上,或是讨论对我国建设的影响,或是分析历史教训,观点正确,但深度挖掘不够。有些论述从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角度立论,无疑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但没有从中国模式的角度切入,未从中国模式的意义上阐述。而邓小平的中国模式观,在批评苏联模式中开始酝酿、发酵,在反思苏联模式中不断系统、升华。
1.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是学苏联的,那些东西看来是落后了
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并不是就苏联本身来谈的,而是结合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历程来思考。“文革”结束后的一个较长时间内,邓小平集中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分析批判。早在1977年10月23日就说过:“建国初期接受了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经验也有好的,很多并不好”。[1]这反映了他对苏联经验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同时也可看出侧重点放在“不好”的一面。1978年11月27日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指出:“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是学苏联的,那些东西看来是落后了。”[2]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领导人若阿金·希萨诺时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3]那么,苏联经验中“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学苏联”究竟学来了什么?带来的“很多问题”有哪些?
一是搬用了苏联的企业管理方法。1980年4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过去学习苏联的企业管理方法,许多企业追求大而全。”[4]后来还说过“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5]这种做法严重束缚了企业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照抄了苏联的军工体制。1986年6月3日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的军工体制基本上还是苏联的模式。苏联体制的突出问题是军事工业孤立地一马当先,带动不了民用工业,带动不了整个经济和技术。”[6]他认为军工力量不纳入整个经济发展范围,是极大的浪费。三是因袭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同中央领导谈话时指出:“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他明确指出“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7]。四是仿效了苏联“不是很成功”的政治体制。1978年9月15日邓小平视察东北时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8]把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分析的比较充分。1986年9月29日在与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谈话时深刻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9]因此,必须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苏联模式的本质:形式主义和僵化!1977年11月3日,在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教授时说:“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他们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形而上学,认为一切都是苏联的最好,其实很多并不是这样,结果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思想僵化。这妨碍了他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落后了。”[10]邓小平分析苏联模式的弊端,并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从思想方法入手,从认识论的根子上找原因。1985年9月14日会见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时谈到:“我们过去多年搞的是苏联的方式,这是一种僵化的方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11]历史一再证明,“僵化”和“捆住手脚”必然导致封闭,封闭造成落后,落后就要挨打。问题并不是落后本身,而是明知落后却又不愿承认自己落后。早在1978年11月中邓小平就指出:“苏联就吃这样的亏,自以为什么都是自己的好,其实农业、技术都很落后,结果是自己骗自己。”[12]不容否认,苏联后来的逐渐衰落、乃至最终解体,都与苏联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自欺欺人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和社会心理直接相关。邓小平的分析站位高,立意深,对我们认识苏联模式的弊端,探索中国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2.列宁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邓小平的模式思考与探索,从来没有脱离他的理论主题,而是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来谈问题。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罗伯特·穆加贝时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没有完全搞清楚,就连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苏联也是如此。他联系刚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展开他的思考:“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3]邓小平说几十年来人们对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是完全符合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的;赞赏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是对中国当时改革开放决策所作的一种理论溯源;说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是告诫人们不要迷信苏联模式、要从苏联模式中吸取教训。
从公开文献中我们看到,邓小平最早谈及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时间是1985年,但实际上,邓小平早在20年代在苏联工作时,就已经亲身感受过它,在改革开放之初才又把目光投向了它。邓小平在1979年元旦访美的晚餐会上,同美国著名实业家、时任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的哈默谈话时,谈到了新经济政策。据这个曾经在20年代与列宁进行过经济交往的哈默后来回忆,邓小平和他谈得非常愉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邓一直通过翻译同我谈话。他想知道我同列宁会面的一切情况,以及我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感受。”[14]为什么邓小平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那么感兴趣?因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发展商品经济,是对人们心目中社会主义模式的一种突破,也是最早的一种经济改革思路,这才引起邓小平的多次关注,并且把它的思想精髓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加以运用。与哈默见面一年之后的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的谈话中,客人提出一个问题:“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邓小平回答时,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引入中国,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15]以后,又在不同场合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达10多次,为我们突破传统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才有1992年党的十四大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3.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墨守成规只能导致失败
邓小平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多次提出批评,但在如何看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问题上,则是比较寡言和谨慎。邓小平在公开讲话和谈话中涉及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并不算多,我们这里主要讨论与本话题直接相关的4次。1次是两人面对面持续3个多小时的谈话,2次是与外宾谈话中表达他的态度,1次是在南方谈话时涉及。几次谈话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墨守成规只能导致失败。
上个世纪八十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时间人们纷纷把苏联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了戈尔巴乔夫身上。但中国领导人并不这样简单化。1987年3月19日邓小平会见加拿大总督让娜·索维,当客人问到如何看待苏联改革问题时,他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看一看。”[16]为什么要“看一看”?因为苏联的改革与中国的改革不一样,它把重点放在政治领域,而较少触动整个模式的基础――经济体制,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与社会改革理论是不一致的,所以要看一看。“看一看”过后的结果如何?两年后的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北京见面。在这被称作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中,邓小平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中国存在,苏联也没有真正解决。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时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7]恰恰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说:“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现实证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18]应当说,戈尔巴乔夫还算坦白,但并不诚实。他在苏联大肆散布什么“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他骨子里,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认同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有数的。邓小平接过戈尔巴乔夫的话题阐发道:“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9]苏联人的逻辑就是这样展开的:开始唯我独尊,认为“只有一种模式”,这就是他自己的模式,并且要别人照此办理;后来在世界发生了变化的条件下没有前进,反而“墨守成规”,不愿改革;其结局自然“只能导致落后”,最终“甚至失败”。邓小平这席话,是在1991年12月苏联正式解体的两年前发出的,以他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和判断力对苏联后来的“失败”做出了科学预见,这是因为他早就看到了苏联僵化的模式已经没有生机与活力了,是注定要失败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大肆兜售所谓“新思维”,搞乱了苏共全党和全社会的思想;改革先从政治体制入手,社会动荡不已,苏联改革举步为艰。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回答阿曼德·哈默博士怎样看待苏联国内问题时指出:“对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20]这个“不同看法”,在上述会面中,已经深入地阐发过了。只不过是双方面对面的交谈,表达还是比较婉转的,但到了1992年1月20日的南方谈话时,邓小平就显得毫不客气了,他径直地说:“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指出“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注意那样,就会出事。”[21]邓小平关于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就会出事”这个说法,被中国的八九“政治风波”所部分证实,也为苏东巨变、苏联解体所完全证实。
分析、解剖、批评甚至批判苏联模式,是因为我们曾经受苏联模式影响较大,给我们带来了沉痛的教训,还因为从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很多经验。邓小平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22]1985年9月14日会见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说:由于学习苏联模式,束缚了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这就造成在国际上闭关自守,因此,“经济虽有发展,但速度很不理想,绝大多数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23]1985年9月18日会见加纳国家元首杰里·约翰·罗林斯时还说:“过去我们照搬苏联模式,也有发展,但不顺当。我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24]造成我们发展“不理想”、“不顺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模式在作怪。抛开苏联模式,“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就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二、在研究中外历史中提炼“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什么?中国模式什么样?邓小平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提炼,也是从中外历史对比中,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寻找智慧之源的。邓小平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中国的模式,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有自己的特点。总结起来,邓小平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十月革命的道路,邓小平称之为“中国的模式”。二是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也有自己的特色,邓小平称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三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时期,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找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称之为“中国自己的模式”。
1.根据中国的实际,寻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
中国的模式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有哪些自己的特点?1980年邓小平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并同“俄国的模式”对比分析时,提出了“中国的模式”概念,把它总结为“中国是根据自己的实践与马列主义结合取得胜利”。翻检邓小平公开文献,直接使用“中国的模式”提法有两篇,一篇是1980年5月31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以《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另一篇是1980年11月24日见圣地亚哥·卡里略率领的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时的讲话,摘要收入了《邓小平年谱》。[25]两次讲话相隔近6个月,都是在论述如何处理党与党的关系时涉及中国模式问题的,表述内容、用语份量有些不同,其基本思想观点完全一致,只是个别提法有些变化发展。我们主要讨论第二篇文献。
邓小平在谈到党与党的关系时说:“有两条原则一定要坚持。第一条原则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第二条原则是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己去判断,犯错误也是他们自己犯,他们自己去纠正,不要拿我们的观点、模式强加于人。”谈话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谈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时指出:“什么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寻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功绩就是这一条。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这就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的模式”基本内容的表述。那么,中国模式有没有普遍意义,其他国家如何对待中国模式?邓小平认为:“既然中国是根据自己的实践与马列主义结合取得胜利,那末其他国家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中国并不是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如果这个经验总结得好,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国家包括落后国家,也按照中国的模式去取得革命胜利,更不能要求发达的欧洲国家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采取俄国的模式。”
邓小平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第一,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否认,在世界各国的革命进程中,既有“十月革命的模式”亦即“俄国的模式”,也有“中国的模式”。第二,中国模式的精髓是“自己的实践与马列主义的结合”。第三,既然中国按照这个思想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那么,其他国家也可以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第四,将“中国模式”的这一精髓领会透彻,那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模式出现了。
这是邓小平关于中国模式第一个方面科学内涵的揭示,即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模式。
2.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人们一直有模糊看法。邓小平在回答西方有人断言中国“完全模仿和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采取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时,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进行了分析,作出了“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的论断。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谈话中吉布尼认为: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美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看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把它看成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模一样的。”他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心中的疑问:“那末中国开始的时候是否确实也有这方面的思想混乱,即完全模仿和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采取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26]吉布尼的疑问,反映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美国总是把中国看成和苏联一模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吉布尼是讲对了。但他坚持认为,中国开始时也“完全模仿和学习了苏联”,没有走出中国式道路,表明他对中国还很不了解,也代表了西方相当人的观点,因此,有必要阐述一下中国发展道路。邓小平肯定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27]邓小平从“三大改造”的经济政策和民主集中制等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及其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深刻阐释了中国与苏联道路的不同,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后来他还多次说过:“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28]“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29]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的,充分肯定了“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突出强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对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坚定走中国自己发展道路,有着重要意义。
这是邓小平关于中国模式第二个方面科学内涵的揭示,即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了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3.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和反复思考、研究,邓小平终于在1988年作出了“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的内涵,显然要比10年前丰富多了。
这一著名论断,出自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若阿金·希萨诺的谈话中。[30]这篇谈话收入了《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文选》,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通篇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是我们讨论邓小平中国模式论的重要文献。邓小平在谈话中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不仅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只有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上寻找建设答案,才能取得实效。
邓小平的讲话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深入总结中国建设经验,指出: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说从“从本本出发”还是指一切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去规划我们建设的蓝图的话,那么,“固守框框”则是把他人的经验作为模式来照搬了,关键是要“解决”“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坦率地说,我们过去发生很多问题,主要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经过改革开放突破框框,这个问题“现在才解决”;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向客人提出“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的建议时,系统阐述他的中国模式观。他说:“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他认为,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可以的,但是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总之,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是这篇讲话的核心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理的坚守和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系统概括。有材料介绍说,听了邓小平这一席话后,若阿金·希萨诺表示:“邓小平的思想是科学的、正确的,不仅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具有巨大指导作用,而且也为莫桑比克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借鉴。”[31]
这是邓小平关于中国模式第三个方面科学内涵的揭示,即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建设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在总结发展经验中回应“中国模式”
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32]是邓小平中国模式论的一个重要思想观点。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说:“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中回应中国模式。
1.要承认落后,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比较落后,最初又搞计划经济,走过不少弯路,在这样的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会遇到许多困难。正视自己的问题,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既是邓小平中国模式论的突出特点,又是它的逻辑前提。
要具备“清醒的头脑”,并作出“清醒的估计”。早在1975年9月15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尽管有了这个基础,但我们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形势好,有希望,大有希望,但是,头脑要清醒,要鼓干劲,不仅路线要正确,而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33]1975年10月7日会见英国客人谈到国内情况时指出:“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中国自己有自己的条件。说赶上西方,就是比较接近,至少还要五十年。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34]只有具备了“清醒的头脑”,才能做出“清醒的估计”,才能使“政策正确”和“方法正确”。正是邓小平这“清醒的头脑”要求和“清醒的估计”决策,才使国人头脑变得更加清醒,主动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才找到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才把中国模式的出发点落到了实处。
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要找到“具体政策”、“具体措施”。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华侨时说:“我们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最近我跟外国人谈话都是讲这些话,有些外国朋友觉得惊奇。这有什么惊奇?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道理很简单,起码有个好的愿望,就是要干,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还说:“搞建设,单有雄心壮志不够,没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就像氢气球一样,一吹就破了。”[35]1978年11月14日在出国访问途中向我使馆工作人员说:“在日本访问时,我们到处讲穷,日本人说这是有信心的表现。他们说得有道理。我在日本说,本来长得很丑,为什么要装美人呢?大家要开动脑筋,有的人总认为自己好。要比就要跟国际上比,不要与国内的比。”[36]勇于承认落后是一种实事求是精神,不怕出丑是一种积极心态,只有承认落后、不怕出丑,才能不断进取、唤起信心,也才会带来希望。“雄心壮志”固然令人起敬,但还要有“具体政策”才能在实践中实施,因此,要紧的是寻找“好方针、政策和办法”。
不能弄虚作假,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1975年7月9日邓小平在阅读并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整理稿时说:“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路线不是空喊。”[37]1979年10月4日在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讲空话是达不到的。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38]路线不是空喊,搞现代化不能只讲空话,必须要有“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要按规律办事,有科学办法。
2.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正是由于对中国现实国情的正确认识,立足中国实际,才走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一词,是在1979年3月21日会见英国客人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时首次提出的,“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39]此后,“中国式的现代化”一词不胫而走。“中国式”可视为邓小平“中国模式”的一个简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成为邓小平中国模式论的核心内容。一个最初本来是“姑且用之”的“新说法”,随着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化,历史不断赋予它新的科学内涵。
第一,“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1979年10月4日出席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讲话时指出:“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等到人均达到上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40]这段话讲出了最初的“开了大口”现代化要求,到后来“改了个口”放低标准的一种考虑,反映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这也就是1980年6月5日会见外国客人时所明确表达的一个意思:中国式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不能定得太高,定得太高了办不到。”[41]
第二,“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小康之家”。1979年12月6日在回答大平首相关于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问题时,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小康”概念:“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42]此后,1980年10月15日在军队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提的目标就是争取二十年翻两番。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进入小康社会。”[43]自此,“小康”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小康之家”成为中国人民心中可亲可爱的理想,“小康社会”成为全党全社会奋斗的阶段目标,成为描述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一个必经过程。
第三,“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创业。1980年1月1日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的讲话中说:“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们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还很穷,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创业,就是要吃点苦,否则不可能有今后的甜。”[44]1980年4月29日会见外国客人时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我们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两个基本特点。”[45]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
3.中国式的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式的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不是其他。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一以贯之,非常执着,从改革开放始,到终其一生,从未放弃。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46]他还说:“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47]他认为,这样关系就大了,忘记了事物本质的现代化,离开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是我们要的现代化。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西方国家怎样制裁;也不管社会主义低潮高潮,东欧国家如何动荡,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会继续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一定会继续下去。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指出:“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48]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创造,中国的未来在中国人民手中。在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
面对西方制裁的严峻形势,面对人们的不知所措,邓小平镇定自若,以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战略家的眼光和胆识,阐述了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观点。1989年6月16日同江泽民等中央同志谈话时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因此,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样一个国际大环境下,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本来,邓小平对世人所谓“大三角”的说法并不十分赞同,他在1985年6月4日军委扩大会议上曾说:“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49]可在这次讲话中,他却说:“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50]但今天他却对此予以肯定,突出中国当今的国际地位和作用,让人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与骄傲。
四、在推动改革实践中坚定“中国模式”
邓小平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无疑直接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总结经验,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时说过:“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51]同时,中国模式也是中国人民基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是几十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进行不断探索的创新成果。
1.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
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人类社会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历经挫折,但毕竟顽强地生存下来,保持了应有的生机与活力。由于它自身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客观上需要改革。但决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本身,改革中必须坚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优势。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领导人时说:“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52]要充分看到,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就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法宝。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比较,其优势体现在做起事来更便利得多,更有效率。1978年11月27日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在回答中国现在是否正在考虑对政治制度进行某些改革,比如采用西方那种竞选制度、干部通过选举产生等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我相信,现在的制度如果搞得好,在某些方面加以适当改革,我们这个制度比你们那个制度做起事来要便利得多。”[53]邓小平明确地说,决不能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不能改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的制度也会有它的不足,但经过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要“便利得多”,即它的决策效率和集中能力更强。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味强调制约可能会有问题。1982年7月26日谈规划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54]1986年9月13日在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时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55]社会主义的这个优势,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不能比拟的,不仅在过去是这样,今天同样如此,西方政府面对金融危机的缓慢决策从反面给予了说明。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56]虽然我们的政治体制需要改革,但总的目的,不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改掉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1987年10月13日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对此做了较为系统的说明:“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再如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又如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57]邓小平的这些论断,为我们科学认识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为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模式论中的制度内涵,提供了一个基本遵循,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中国只要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
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作用下,1989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如何看待风波过后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如何把握中国的政治走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9月4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58]只要中国坚持既定的改革开放方针走下去,把发展作为根本任务,保持社会稳定,自己不乱,中国的旗帜就不会倒,中国也就也垮不了。这既是实践和历史的证明,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更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一大贡献。
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在评论西方“政治风波”后的做法时还指出,他们对中国有两个特点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第一点表示不是轻易就能被打倒,表达的是中国的辉煌历史和传统;第二点反映的是中国人民的国格和风骨,这是中国精神力量的一个支撑。邓小平最后又补充说:“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59]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进一步挖掘和深刻把握。有了这三点,中国的旗帜就不会倒,中国人民就不会垮。
随着西方对中国制裁的加剧,邓小平越来越强调中国的国格、民族自尊心这些精神因素。1989年10月31日会见尼克松时指出:“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60]这既是对美国人观察中国时的错误思维的微妙批评,也是中国坚定立场的一种高调宣示,更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重申和张扬。面对西方的制裁,面对国内的严峻形势,面对好心朋友对中国前途和未来的担心,邓小平给予坚定的回答。1990年4月7日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时说: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61]这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又阐释了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心,更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深切愿望。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
1985年11月11日,邓小平与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关于中国改革问题有一次对话,对我们理解邓小平的模式论很有意义,我们不妨对此进行一番解读。基辛格说:“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你们的尝试是一个全新的试验。如果你们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邓小平接过话头说:“不说是个伟大的试验,但确实是个重大的试验。我们的经验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必须改革,这是唯一的道路。中华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最终证明中国人行不行,还要看这十亿人口怎么做。中国落后许多年了,近几年可以看到一些兴旺的气象。”[62]邓小平所说的“试验”,是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种实践、探索和改革,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努力奋斗。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低能的民族,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循着改革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中国模式就会透露出它的“兴旺的气象”。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了《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他倾向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提法。对此,邓小平表示赞成。6月12日在同江泽民谈话时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63]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十四大的重要主题,表明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表示同意报告的框架。[64]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次尝试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进行伟大结合,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力。
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弟弟邓垦的一席谈话,是继南方谈话后的又一次思想性、政治性、理论性极强的思想观点的展开,对于我们把握邓小平的中国模式观很有帮助,我们作一解析。他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他说:“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还说:“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65]讲话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于四个坚持的思想观点,特别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对于我们认识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正确认识并科学解决改革发展中的问题有极大帮助;同样,对于我们全面理解认识和完整把握中国模式、对于我们反思当今西方世界发生的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也有极大帮助。
总括上述,在邓小平心目中,中国模式就是长期形成的一个国家革命、建设的方式、方法,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相对成功的经验、做法,是需要长期坚持的社会发展道路,其本质是对革命和建设规律性的一种揭示。因此可以总结说,邓小平讲的模式就是经验,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自我创造和自我选择;模式就是道路,是自己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所走出的成功之路。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邓小平模式论最重要的含义和全部理论归结。中国模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样板,也不是包医百病的药方,它只是一种创造、一种奋斗,是人们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种探索和改革。中国模式并不是一种教条,也不是对先验理性的膜拜,它只是一种信仰、一种选择,是人们对历史和文化熏陶下成长的民族精神的守护和弘扬。我们以邓小平1989年9月4日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谈话中讲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66]这既是对中国模式的一种坚守,也是对中国模式的一种自信,还是对中国模式的一种礼赞!
注释: [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2页。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17页。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9页。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8页。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页。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1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7页。
[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9页。
[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0页。
[14]哈默:《邓小平总是什么都知道》,载齐欣等译编《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1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581页。
[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3页。
[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6页。
[18]《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
[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6页。
[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1页。
[21]参见吴松营:《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东方早报》2012年1月18日第A06版: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特别报道。
[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2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7页。
[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0页。
[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92-693页。
[2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2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9页。
[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21页。
[3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261页。
[31]《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页。
[32]必发365手机登录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2页。
[3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4页。
[3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3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9页。
[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3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64页。
[3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页。
[4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63页。
[4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44页。
[4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82页。
[4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1页。
[4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88页。
[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页。
[4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4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9页。
[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9页。
[4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5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5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0页。
[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5页。
[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页。
[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32页。
[5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7-1138页。
[5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5页。
[5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0页。
[5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7页。
[5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3页。
[6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3-1294页。
[6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页。
[6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4页。
[6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7-1348页。
[6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页。
[6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页。
[6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7页。
责任编辑:何容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四声炮响,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第一声炮响是英国人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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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的中国,就像一个古老易碎的青瓷花瓶,看起来硕大精美,却经不起外部世界哪怕是轻轻的一击。这年,英国凭借坚船利炮,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从此陷入被西方列强欺凌的屈辱境地,被迫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极不平等的条约。

时代灵魂性人物

这声炮响,把沉睡的中国从东方老大帝国的迷梦中惊醒了。“不仅激起了农民的排外反应,而且激起了几乎中国政治、知识等各界精英人士这样一种情绪,即现状必须彻底改变。”【〔美〕施拉姆:《施拉姆集》,燕青山、易飞先编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为寻找出路,中国人接连尝试了许多办法。从带有传统色彩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到学习吸收西方器物技术的洋务运动;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改良,到清王朝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新政,都因为没有成效而归于失败。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灵魂性人物。

第二声炮响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响的。

1949年,即将担任新中国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发表了一篇题为《学习毛泽东》的讲话,开头就说:“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

1911年10月10日深夜,立志推翻清王朝的武昌起义新军,炮轰清王朝的湖广总督署,不仅吓跑了总督瑞澂,也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王朝。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这场革命的先行者和领导人是孙中山。

然而,毛泽东不仅是在那个披沙拣金的悲壮历程中脱颖而出的领袖人物,也是被他所处的时代选择的灵魂性人物。灵魂性人物超越一般政治领袖的地方在于,要有大信仰大担当、大判断大选择,以及非凡的号召力感染力,具有超常的战略眼光,能够代表人民的意志,在大历史中担当领导责任。

听到武昌起义的炮声,有一位刚从湖南农村来省城长沙读书的18岁中学生,立刻到长沙的起义新军里当了名列兵。不久,孙中山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位青年以为革命成功了,便退出军队继续求学。这位学生当时默默无闻,后来人们都熟悉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之间有过下面这段对话:

中华民国建立后,没有了皇帝,但封建军阀们把持中央和各地政权。在中央,有人想当皇帝;在地方,则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从1912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在中国大陆叫了38年。在1928年之前的17年间,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军阀首领,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出任过总统或国家首脑的有7个人,当过总理的有26个人。政府内阁变动次数就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有47次,其中最长的存在17个月,最短的只有两天。“城头变幻大王旗”,都是靠枪杆子说话。所谓民主、共和徒有虚名;局势乱得一塌糊涂,看不到尽头。中国依然没有摆脱衰颓的命运。

蒙哥马利: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连创建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当时先进的政党国民党,也陷入了苦闷无计的窘境。这时候,传来了又一声炮响。

毛泽东: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第三声炮响是俄国人打的。

蒙哥马利: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从阿芙乐尔巡洋舰上发出的炮声,传到中国后,先进分子从炮声中捕捉到新的文明曙光。率先看到这缕曙光并认它作方向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北京大学的教授。跟在他们身后下决心走俄国革命道路的年轻人中,就有来自湖南的小学教师毛泽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这句名言,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

毛泽东: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要走俄国革命道路的这些人,首先想到的是建党结社。

毛泽东曾多次说过,他心目中的“上帝”是人民。最有名的是人们都熟悉的《愚公移山》那篇文章。毛泽东说,古代寓言中那个每天挖山不止的愚公,感动了上帝,上帝就派两个神仙下凡,把挡在愚公家门口的太行山、王屋山背走了。如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也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我们要下决心“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10年间,有两次建党结社的高潮。第一次是1911年到1913年,据统计,当时基本具备近代政党性质的团体便有312个,但这些政党和团体大多啸聚一时便烟消云散了。第二次是1919年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前后,在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民主”与“科学”的时代旗帜感召下,全国知识分子搞起的政党社团多得数不过来。大家都在为拯救中国寻找出路,希望按自己的方案来改变中国,进而复兴中国。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大众作为“上帝”,既是改造世界的主体力量,也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唯一群体,所服务的唯一对象。信仰人民大众这个“上帝”的人,当然会把自己的政治原则定位在“为了人民的利益”。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宗旨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此,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喊出的口号是“人民万岁!”

1921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明确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个政党成立时的领头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28岁的毛泽东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3名代表之一。代表们的平均年龄,正好也是28岁。当时全国只有58个党员,在4亿人口的中国,无疑是沧海一粟。

肩负时代使命

但这个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硬是像原子裂变般爆发出惊人的能量。经过28年的起起伏伏、曲曲折折,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创建了一个新国家。

回答和解决时代性问题,是时代灵魂性人物的历史使命。任何时代的灵魂性人物,都不可能跳出历史条件的限制来做决策。

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披沙沥金的悲壮历程中脱颖而出,被他所处的时代选择为领袖的。1949年革命取得成功的时候,即将担任新国家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发表了一篇题为《学习毛泽东》的讲话,开头就说:“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页。】

毛泽东那代人是带着过去惨痛的经历和教训进入新中国的。在此前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抗日战争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这就是毛泽东当时所面临的那个时代,这就使得毛泽东时代的治国理政,必须始终把独立、自主、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并且有着挥之不去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

第四声炮响是中国共产党打的。

新中国面临的主要课题或者说肩负的历史使命,一是巩固新政权,革新旧国弊。通俗地讲,就是通过社会改造让新中国“立”起来,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得住。二是按既定目标,让新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要为中华民族赶上时代潮流,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构筑基本制度,提供政治前提,开辟全新航道。三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变长期以来“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四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寻找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这四大课题,也是四大任务,环环相扣,相互交织在一起,主题词就是两个字“建设”。所以,今天的人们把毛泽东时代称为“建设时期”。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时代的全新要求。

那是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的礼炮声。为昭示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来的奋斗历程,开国大典一共放了28响礼炮。

那么,在时代提出的使命面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如果从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概括,起码做了三件大事:

礼炮和烟花消散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社会巨变,便属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故事了。

一是构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制度基础和行政体制。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是把中国共产党确立为我们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形成“一竿子插到底”和“全国一盘棋”的体制。在今天,这样的体制依然适用,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政治优势,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和前进方向。就像邓小平同志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二、从“旧中国”到“新中国”

二是塑造不同于旧中国的新的社会关系和文明价值取向。比如,移风易俗,反对愚昧迷信;强调社会平等,实现妇女解放;推进义务教育的普及,推崇艰苦奋斗、劳动光荣的价值观,等等。这些事实上都属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前提和文化准备。

第四声炮响之前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中动荡了足足一个世纪,弥漫着压迫和反抗,革命和战争,饥饿和死亡。这是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也是造就毛泽东的时代。这个时期的中国,人们称之为旧中国。

三是基本上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进而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做了一些初步思考和理论探索。比如,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论述,还提出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

第四声炮响之后,既是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也是毛泽东领导的时代。人们习惯称谓的毛泽东时代,时间范畴是1949年到1976年。这个时期的中国,人们称之为新中国。

当然,毛泽东时代在现代化问题上也有教训,因此才有改革开放。毛泽东说过,“建设比革命更困难”。这平淡如水的感慨,“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虽然不着意渲染,后来的中国人还是理解毛泽东时代的。

旧中国是毛泽东时代的前序和产床。

为了道路和梦想

新中国是毛泽东时代的正文和舞台。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梦想,时代的灵魂性人物就是要带领人民寻找到一条实现梦想的正确道路。

正文的线索事实上早已在前序里交待,也正是产床造就了舞台。

毛泽东时代的梦想,是通过实现“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此相应,毛泽东时代的实践探索,从根本上说,就是为实现这个梦想找到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

新旧中国的时间分界点,恰恰是20世纪中叶。毛泽东简单明了地概括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页。】

道路和梦想是统一的。

上半个世纪为什么要搞革命?旧中国被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是说,中国名义上是一个独立国家,但各个领域都受着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压迫,从1900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到1931年开始的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就是明证;虽然没有了封建皇权的统治,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没有摆脱封建经济制度的剥削和封建意识形态的桎梏。在旧中国搞革命,为的是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近代以来,中国是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充满悲情的被动追赶者。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掌握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权,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正是在新中国成立那年,毛泽东宣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学会”,即结合中国实际来运用马克思主义;一是“主动”,即自觉地走中国自己的路。走中国自己什么样的路呢?在毛泽东那个年代,先是开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然后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两条道路里,看似没有“现代化”三个字眼,实际上都是中国走上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前提,或者说,现代化梦想是这两条道路中的应有之义。

下半个世纪搞什么样的建设?早在革命年代,毛泽东就确定下来这样一条建设思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新中国成立头几年,搞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经济目标是实现工业化。1956年构筑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后,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所谓全面建设,就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方方面面。经济建设方面的目标,则逐步以现代化代替工业化,毛泽东的具体概括是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国防,最终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时代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社会制度基础、国家发展的基本条件,提供了建设的宝贵经验和必要的物质基础。

革命是除旧,告别;建设是布新,迎取。但革命和建设从来不是刚性的断裂关系。革命中有建设,建设中有革命,建设中还有承续。建设中所要承续的,不光是旧中国留下的有益于新中国的遗产和资源,还有革命者自身在革命年代形成的传统。进入新中国,时代要求革命者与时俱进,拥有新的视野和思维,但不能要求革命者一夜之间换副脑筋,更不能要求他们淡忘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列宁的名言,流淌在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的血液里。

今天的中国,已经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并在这条路上大踏步地赶上时代潮流,实现了从追赶世界到融入世界,进而影响世界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革命是为救国,建设是为兴国。革命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建设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革命到建设,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就这么简单。

如今的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已经朝气蓬勃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这个新时代是在毛泽东时代基础上继往开来的新时代。回顾历史,我们要衷心感谢毛泽东这一中华民族和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理解了这个历史逻辑,就能真切地理解毛泽东和他的时代。因为,毛泽东是穿越和推动两个时代向前发展的灵魂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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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以成为时代的灵魂性人物?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灵魂性人物。

从远处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灵魂性人物,在英国有克伦威尔,在法国有拿破仑,在中国有孙中山。从近处讲,七八十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几位“巨头”。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新近还写了一本题为《邓小平时代》的书。关于今天中国的发展变革,美国纽约大学的教授熊玠又写了一本书,叫《习近平时代》。

这些灵魂性人物,大多为政治领袖。当然,也不是任何一个政治领袖都可能成为时代的灵魂性人物。灵魂性人物超越一般政治领袖的地方在于,他们有大信仰大执着,经受时代的锤炼和塑造,有大判断大挚着,有号召力感染力,被历史选择出来,能够代表当时社会的普遍愿景,在大历史中担当领导责任。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曾经和西方一个被他称为“军人和政治家”的客人,交流过对政治领袖的看法。

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两度访问中国,毛泽东分别在上海和武汉同他深谈4次,一共谈了9个半小时。刚刚卸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副总司令的蒙哥马利,想亲自探寻一下受到西方不公正对待的新中国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听一听被西方视为“红色瘟疫”的毛泽东是怎样想的。

1960年5月27日那天,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下面这段对话:

蒙哥马利: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牺牲他的原则。你同意不同意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毛泽东: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蒙哥马利: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

毛泽东: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蒙哥马利:他必须带领人民去做最有利的事。

毛泽东: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蒙哥马利:但是人民并不经常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领袖必须带领他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

毛泽东: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正因为克伦威尔代表人民,国王才被迫让步。

蒙哥马利:克伦威尔只代表少数人。

毛泽东:他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

蒙哥马利:但是他失败了。克伦威尔去世并且埋葬以后,过了几年,人家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砍掉他的脑袋,并且把他的头在议会大厦屋顶上挂了好几年。

毛泽东:但是在历史上克伦威尔是有威信的。

蒙哥马利:如果不是克伦威尔的话,英国就不是今天的英国了。

毛泽东: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但是耶稣有威信。

蒙哥马利:那是在他死以后,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很多的跟随者。

毛泽东:华盛顿是代表美国人民的。

蒙哥马利:可是他被暗杀了。

毛泽东:印度的甘地也是被暗杀的,但是他是代表印度人民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33—435页。】

毛泽东多次说过,他心目中的“上帝”是人民。在和蒙哥马利的谈话中,他又说“我的上帝是马克思”。“马克思”加“人民”,或许是毛泽东能够成为时代灵魂性人物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心目中的“上帝”,说到底是一种信仰。有能力的人走得快,会带来自豪;有信仰的人走得远,能实现追求。既有能力也有信仰的人,只要路走对了,就不会怕远,他能够穿越时代,并成为时代的灵魂性人物。毛泽东就是这样的政治领袖。

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中国的一个时代,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主要领导者。所谓“主要”,就是起关键和核心领导作用的意思,而不是说光凭他一个人就能够干成那样的大事。事实上,在毛泽东率领的领导团队中,周恩来还曾经当过他的上级,朱德则始终是军队的总司令。但早在新中国成立前14年即1935年起,这些战友们便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的胆略、智慧、才能和见识,是他们所不能及的,因而他的地位和作用是党内别的领导人无法替代的。属于毛泽东领导团队重要成员,在毛泽东逝世后开创一个新时代的邓小平,说得更透底:“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149页。】正因为如此,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1976年逝世,他一直是这个新国家的掌舵人,是重大决策中最终拍板的“那一个”。把这期间的中国称为“毛泽东时代”,大体是可以的。

四、在时代的使命面前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和解决问题是时代灵魂性人物的使命。

从国际环境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局面。

1960年5月27日,蒙哥马利在上海见到毛泽东时,着重询问毛泽东对当时的国际局势的看法,毛泽东在回答中提出一种新的观点,他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所以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蒙哥马利说:“西方世界的领袖是美国,现在西方国家怕被这个领袖领到战争中去。”“我们必须把这样一种情况改过来:现在的情况是,西方集团的领袖跟东方集团两个最大的国家根本谈不拢。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受到怀疑。”毛泽东说:“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就不可能改变局势”。“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蒙哥马利说:“是的,我想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美国的领导,英、法会害怕这样做。”毛泽东说:“慢慢来。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22、423—424页。】

“冷战共处”是很有创见、也很深刻的关于毛泽东时代的世界大背景的判断。正是基于这个判断,如何处理中苏和中美关系,始终摆在新中国国际战略的突出位置。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尽管在革命年代有过一些不那么愉快的事情,但毕竟意识形态相同。苏联在1950年代又大力援助中国搞建设,那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也欣欣向荣,中苏结盟是可靠有效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关系破裂,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对美国,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抱有很大好感,和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相处甚好。由于美国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帮助国民党政权,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印象急剧恶化,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对立,特别是美国在1950年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中美关系从此彻底对立。一直到1970年,由于中苏关系紧张,美苏争霸加剧,中美关系才开始解冻。

任何时代的灵魂性人物,都不可能跳出历史条件的限制来作决策。在冷战格局中,下面这些国际因素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内外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不少国家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对稳定的环境,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不少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美国带头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包围,甚至在中国周边国家进行战争,对中国形成直接威胁;中苏从结盟友好到关系破裂,甚至发展为边境武装冲突。

毛泽东那代人是带着过去惨痛的经历和教训进入新中国的。在此前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抗日战争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这就使毛泽东时代的治国理政,始终把独立、自主、安全、尊严摆在突出位置,并且有着挥之不去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

明了上面说的这些背景,今天的人们才容易理解,毛泽东时代的不少重大决策,为什么是“那样”,而不是今天人们顺理成章认为的“这样”。

新中国面临的主要课题或者说肩负的历史使命,大体有这样几个。一是巩固新政权,刷新旧国风,通俗地讲,就是通过社会改造让新中国“立”起来,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得住。二是按既定目标,让新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要为中华民族赶上时代潮流,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构筑基本制度,提供政治前提,开出新的航道。三是促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变长期以来“一穷二白”【毛泽东经常用“一穷二白”来概括中国的经济文化国情。按毛泽东的解释,“穷”指生活水平低,生产力水平低,具体表现为粮食少,钢铁少,机器少;“白”指人民接受教育的程度低,存在大量不识字的文盲,全社会科学文化水平不高。】的落后面貌。四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寻找一条可行有效的道路。

这四大课题,也是四大任务,环环相扣,相互交织在一起,主题词就是两个字:“建设”。所以,今天的人们把毛泽东时代称为“建设时期”。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全新的时代要求。由于没有经验,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摸索着尽最大努力去做,去问,去学。

于是,我们看到,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时,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学习清单,包括苏联的国家组织、苏联经济的计划与管理、苏联的文化教育、党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组织四个方面,一共30个细目,大到怎样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小到实行什么样的税收制度,乃至学校课程的安排。【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5页。】

在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马利谈话时,毛泽东是这样表达的:“搞社会主义还要积累经验,苏联、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的经验,我们都愿意接受。”在同西方国家交往很少的情况下,接受他们的建设经验,显然缺少渠道,很不现实。但毛泽东还是心向往之,对蒙哥马利说了一个实例:“办工业,我们也很愿意问你们。我看过一份报告,是我们的一个贸易代表团到你们那里去以后回来写的,很有趣味。他们说,看到你们的一些工厂,并不富丽堂皇,房子也不整齐,但是做出来的东西,质量好。”蒙哥马利问:“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回答:“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问苏联。”【《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问苏联固然好,可不久又发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端,最后只能是问自己。问自己,实际上就是在实践中摸索着去做。

这样一来,自然是有的做得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富有创造性,成效令人称奇;有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开了个好头,但后来没有很好地继续做下去;有的在理论认识上是正确的,可惜在实践中没有能够坚持和落实;也有的在理论认识上发生偏差,做起来自然就错了。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毛泽东说过,“建设比革命更困难”【《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75页。】。这平淡如水的感慨,“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似乎不需要着意渲染。

虽然不着意渲染,后来的中国人还是理解毛泽东时代的。从建设时期进入改革时期以后,人们并没有把两个历史时期对立起来,而是把毛泽东时代做得对的坚持下来,做得不够的完善起来,做错了的改正过来。

五、道路、梦想和传奇

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梦想,时代的灵魂性人物就是要带领人民寻找到一条实现梦想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时代的梦想,是通过实现“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9页。】,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此相应,毛泽东时代的实践探索,从根本上说,是要为实现这个梦想找到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1961年9月23日和蒙哥马利的对话中,便牵出“道路”和“梦想”这个话题。

关于道路,蒙哥马利问毛泽东:“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感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对此,毛泽东没有作答,只是说,“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事”,“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积累了十二年的经验。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4—25页。】看来,他觉得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完全摸清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真正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关于梦想,蒙哥马利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做得很不错,“再过五十年,你们就应该了不起了”。毛泽东的回答是:“做了一点,还不多,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譬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会见蒙哥马利谈话记录》,《党的文献》2003年第1期。】正是受到这次对话的启发,毛泽东稍后把实现梦想的历史进程概括为:“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毛泽东1962年1月31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蒙哥马利1960年和1961年都对我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我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1页。】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第四声炮响”算起,100年就是21世纪中叶。今天的中国,已经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并在这条路上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人们的感觉中,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这个梦想的内涵,也随着时代的进步大大延伸和提升了。已经不只是毛泽东时代苦苦追寻的工业国、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或四个现代化,而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刚刚确定下来的奋斗目标,实现的时间节点,依然是毛泽东构想的21世纪中叶。

在这种情况下回望毛泽东时代和今天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毛泽东时代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性飞跃。同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时代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

每个时代的前面,都是新的时代。传奇却永远是传奇。

毛泽东1961年9月24日和蒙哥马利在中国长江边上的武汉最后一次见面时,送给他一幅亲自书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全词为:“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见《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5—96页。】,算是头天见面时接受蒙哥马利一盒三五牌香烟后回赠的礼物。这首词是毛泽东1956年在武汉游长江时写的,抒发了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畅想。当时的武汉,正在中国的母亲河长江上修建第一座大桥,毛泽东在词里畅想:“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当时的中国,还酝酿在武汉西边长江上游一个叫三峡的地方,修建一座巨型大坝,毛泽东在词里畅想:“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意思是,等到三峡大坝建成后,那个从地老天荒起就在三峡峰巅上矗立的传说中的“巫山神女”,如果还健在的话,一定会惊讶称奇,感慨世界变了模样。

毛泽东心里明白,他生前不会有“巫山神女”那样的幸运,亲眼看到完全变了模样的新中国,只好对一位当时不到40岁的干部说:等将来三峡大坝建成了,别忘了写篇祭文告诉我。【参见孙东升:《毛泽东对三峡工程既向往又实际——邓力群同志的一次谈话》,《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中国的三峡大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发电工程,于2003年蓄水发电。如果真能写这篇祭文告诉他的话,或与会有这样几个字是少不了的:这时代,如你所愿。

回到眼前,毛泽东又要下水游泳,并开始抒发他的畅想了。

他邀请年轻时担任过游泳队长的蒙哥马利和他一道下水游长江。蒙哥马利说:现在老了,不游了。毛泽东游泳上岸后,蒙哥马利问:主席为什么不在游泳池里游?毛泽东回答说:长江就等于几万个游泳池。多游几次胆子就放大了。然后问蒙哥马利: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是不是七八月间去游泳最好?还说:密西西比河是北美洲第一大河,我想去游一次,还有亚马逊河,不过恐怕不好游,太热。【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9页。】

想游遍大江大河大海的毛泽东,怀揣着很多憧憬。对这些憧憬,有的他描绘过,有的他努力过;有的实现了,有的成为永远的遗憾。于是,他和他的时代所做的许多探索和创造,便成为了永远的传奇。

(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原载:《党的文献》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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