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也是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抓手。陈云是开展调查研究的典范,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他积极响应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从解决农业经济恢复发展的实际出发,深入上海青浦小蒸公社开展蹲点调研,并形成了调研成果《青浦农村调查》。如何从陈云这次经典调研中学习方法、吸取智慧,对当前党员干部做好调研工作很有意义。

内容摘要:刘少奇和陈云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为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形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刘少奇和陈云在调查研究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解决困难的思路产生了共识。以西楼会议为契机,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高度重视陈云关于财政经济的主张,迅速采取一系列行动把陈云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主张变为国民经济调整的指导性意见,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大调整,从而完成了七千人大会提出的1962年成为“调整国民经济的极关紧要的一年”的任务,使国民经济开始从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摆脱出来,出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决定性转折。

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陈云都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早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就说过,“我们要在老百姓面前,负起责任,如果不是这样做,便没有尽到责任。人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是否对人民尽了责任,可以考验谁是优秀子孙,谁是不肖子孙。”

注重深入基层一线实地蹲点

关 键 词:刘少奇 陈云 调查研究 国民经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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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惯于和善于使用蹲点调查法,寄希望于“解剖麻雀”,以点带面,为解决实际问题助力。1961年选择青浦小蒸公社进行半个月的蹲点调查就是实例。陈云的蹲点调查主要表现在:

作者简介:欧阳雪梅,女,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1983年,北京日报记者郑理采访陈云同志。资料图

一是蹲得住。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主管财经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可谓日理万机,但是他清楚这次农村调研的意义和分量,仍旧“一竿子插到底”,轻车简从,在小蒸这个地方扎扎实实搞调研,而且一蹲就是15天。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还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以致出现了“大跃进”这样的失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困难。“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陈云同志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起,部署和领导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推动国民经济顺利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1]刘少奇与陈云为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形势所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这表现在两位领导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作出了正确判断,并以西楼会议为契机,对当时的经济形势作出了清醒而充分的估计,陈云就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阐述了重要的意见。会后,在刘少奇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下,陈云关于财政经济的一系列主张变为国民经济调整的切实措施,由此使国民经济从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摆脱出来,出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决定性转折,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较为严重,陈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党的八大二次全体会议上,他指出,“猪肉供应不足,已经是人民普遍不满意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陈云亲自下乡调研。

二是能蹲到群众中去。他谢绝了县里做的生活安排,给县里同志提出“不请不到”的要求,尽量不给地方同志添麻烦,不给地方正常工作带来影响。他在小蒸公社能够深入基层干部群众中去,看他们吃公共食堂、养猪、种地等,真正和调研对象打成了一片,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架子,也没有“坐着车子转一转,隔着玻璃看一看”的虚招。

一、亲自做调查研究是刘少奇、陈云指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方法

调动国民经济的极关首要的一年,浓重新加坡青浦小蒸公社扩充蹲点科研。经过长途跋涉,陈云一行人来到此次调研的第一站——上海青浦小蒸公社。出发之前,他就特别叮嘱过,“现在全国人民正处于困难时期,我们要和他们同甘共苦。”这次招待工作十分简单,他吃住在农民家。

三是蹲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地方。陈云之所以到小蒸公社调研,不仅在于“大跃进”以来这个地方问题突出,还在于这个地方是他生长、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关注的地方,和这里的干部群众相互熟悉、感情深厚。在困难时期,陈云相信到家乡去,能够最大限度地了解基层实情。正如他所言:“掌握实际情况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向自己熟悉的地方和熟悉的人去了解。”“农民知道我们,所以敢于讲话。”

毛泽东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人们熟知的名言。调查研究是我们党一直倡导的优良传统。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面对严峻的形势,为尽快度过难关,刘少奇、陈云同时选择了在调查研究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为了解最要紧、最受群众关心的问题,陈云深入田间地头、养猪场和农民家里实地考察。那时,青浦农村的道路几乎都是狭窄的土路,有的大队隔着河,需要摆渡船才能过去。他不顾身体状况不好,奔走在崎岖的乡村小道上,坚持上午开座谈会,下午实地考察。

善于从细节中找到问题突破点

坚持亲自做调查研究,是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因为“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2]1960年9月开始,陈云四处考察调查。他去广西、吉林、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以及上海等地调查,考察农业、钢铁、矿山、化肥等生产性问题和人民群众生活问题。正是这些调查研究,使他对农业困难、粮食紧张、经济失衡的情况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更深的认识,并对进口粮食、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工业支援农业(包括增产化肥、排灌机械、拖拉机、胶轮车)等具体调整措施提出了重要意见。1961年下半年,陈云又对农村、煤炭工业、冶金工业进行了三次重要调查。一次是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在家乡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做的农村调查。仅在这个调查点上,陈云就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他吃住在农家,用2个半天听取公社党委的汇报,开了10个专题座谈会,到地头察看庄稼的长势,看农民养猪、养鸡,了解农民的副业、自留地等情况,重点对母猪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和自留地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进行调研。之后,他又到浙江嘉兴、嘉善、桐乡、萧山等县和江苏无锡市就相同的问题进行调查。经过全面调查和反复比较后,他向中央报送了三个调查报告。这对于进一步纠正1958年以后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和“共产风”,恢复与发展农副业生产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通过走访两个养猪场和私养母猪的农民,他发现养猪场的饲养员在喂猪的时候敷衍了事,而农民则很细心负责,出现任何异常都一一排查。反复调查研究后,陈云得出结论,要发展养猪业,必须把母猪交给农民饲养。这一结论对养猪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切实解决了人民当时很关心的吃肉问题。

陈云讲过:“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陈云的小蒸公社调研就注重将情况摸细摸清。

煤炭和钢产量在三年“大跃进”中迅速上升后又大幅度下降。工业调整,首先必须解决煤炭和钢铁问题。为把这两大问题的情况弄明白,10月14日至11月3日,陈云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煤炭工作座谈会。他从61个直属矿选取6个矿汇报,归纳出18个专题请大家讨论,加上之前西颐煤炭会议的座谈共计28次。“通过这次座谈会,一要了解问题所在,二看综合平衡,三是研究十年八年以内的根本性问题,总结三年‘大跃进’的教训。”[3]11月24日至12月17日,陈云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钢铁行业座谈会。钢铁工业座谈会的开法与煤炭工业座谈会不一样,由冶金部统一汇报,边汇报边讨论,许多问题参照美国、日本、苏联、英国的情况作了对比分析。通过系统而细致的调查研究,找到了钢铁大滑坡的原因。陈云的调查既不是走马看花式的,也不是外行隔靴搔痒式的,而完全是一个行家的算帐式的调查。他指出,“算账很重要,五块钱只能做五块钱的事。”[4]他不仅算建设能力,算成本、支出,更算比较效益。他不但通过座谈了解情况、讨论问题,还到一些矿山调查。他不顾体弱多病(医生曾嘱咐他走路不能超过百米),两次下到矿井,去了解采掘情况,可见其调查工作的仔细和深入。陈云的调查不仅了解了所调查的行业问题所在,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调整有了整体把握。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宋明

必发365手机登录,一是通过解剖麻雀、细化问题。不仅选取小蒸公社这个有代表性的调研点,而且选取了农业经济恢复发展的若干重要也很具体的养猪、农作物种植、自留地等问题。

面对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全面告急、群众挨饿的形势,刘少奇忧心如焚。为全面地了解客观实际情况,他深入实际进行社会调查。1960年3月下旬开始,他先后到天津、河北、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浙江和上海等地的工厂和农村视察,了解基层情况。他一再告诫干部们:“如果你对某个问题及某个问题的各个方面调查清楚了,问题就可经解决了。”[5]为彻查农村情况,63岁的刘少奇于1961年4月初回到家乡湖南,在长沙、湘潭、宁乡三县农村进行蹲点调查。他在调查前与中南局和湖南省委的负责人约定:“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6]刘少奇44天的调查,有33天吃住在农村,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主要围绕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两大主题。为了解农民的生存状况,他挨家挨户到社员群众中摸情况,到农民家里嘘寒问暖,揭开锅盖看看农民吃的是什么,察看油盐坛子、米缸和衣柜,探望患病农民。他还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一整套有效接近群众、顺利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指导工作组的同志在调查中要特别注意群众情绪,引导群众讲真话,觅取各种能够反映真实情况的迹象。同年8月,他又对大兴安岭林区作了近一个月的调查。通过调查,刘少奇深刻感受到“大跃进”以来危害和损失,对克服困难的办法,心里也更有了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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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善于从细节找出解决问题的突破点。比如他跟农民聊的时候了解到一个喂养猪崽的细节问题,农民“对最后生下来的比较瘦弱的奶猪特别照顾,把它放在奶水最多的第三个奶头上吃奶。经过安排,奶猪就习惯于在固定的奶头上吃,大小长得比较均匀”。从这个细节中陈云看到的是农民“私养猪”的精心。还比如,在分析多种蚕豆好的原因时,陈云运用相关化学知识进行佐证,“种小麦比种蚕豆消耗土地的肥力多,原因是豆科植物有根瘤菌,可以固氮。豆田种水稻施同样多的肥料,要比麦田种水稻每亩多收约五十斤。如果把种豆少用的十担猪肥施在水稻上,再增收二十斤,两项合计每亩可以多收稻谷约七十斤。”可以说,陈云这种站在宏观全局高度,从小处着眼,通过“打算盘”明成本看效益的做法,正是探求重要问题解决的一般规律性的要义所在。

这种深入细致的调查对正确刘少奇、陈云正确把握形势,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更是他们产生共识的基础。

三是把调查细节与作出决策有机结合,提出思考,做到了“先调研后决策,不调研清楚不决策”。

全方位比较确保调研情况真实性

陈云曾说,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因为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在青浦调研中,陈云综合使用了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充分体现了他调研求真的风格。

一是交换意见。既听肯定意见,也听尖锐批评意见,同时做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当时小蒸公社的老百姓对困难时期的生活、对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有意见:“一是粮食吃不饱”“粮食征购多了,只留400斤,每天只能吃两稀一干”“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正像群众反映的,“干部吹牛皮,群众饿肚皮”“干部出风头,群众吃苦头”。而且干部是“大衣捧了捧,不做三百工”。群众是“头发白松松,不做不成功,做了两百工,还说不劳动”。“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群众的积极性差”。陈云听到这些意见后,说国家遇到了困难,让群众受苦了,他是中央副主席,有责任,应该检讨和道歉。其坦荡的胸怀,为民的情怀,真诚的品格,着实让基层干部群众感动。

二是比较分析。搞清实际情况,作出相关研判。陈云调研善用比较分析法,彰显着比较分析的特点,什么事情能办什么事情不能为,往往会用权衡利弊方式进行,利大于弊,可为;弊大于利,慎重。

三是反复验证。情况分析完毕,不急于做结论,而是反复核实,最终确立解决方法。经过15天的调研,陈云形成了对农作物种植、养猪、自留地等问题的研判意见,但是他没有急于下结论或者将调研成果上报中央,而是按照毛泽东所讲的:“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他又到杭州、苏州,找了和青浦情况相仿的几个县的县委书记和若干个大队支部书记,研究了种双季稻和种小麦的问题,也顺便问了养猪和自留地的情况。另外,又找了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萧山和无锡两县县委的同志,调查了种植情况,研究了农作物种植安排上的有关问题。经过进一步的求证,当发现了小蒸调研得到的结论能够经得起检验后,陈云才将撰写的报告上报。这些做法充分体现了他慎重稳当的工作风格。

能够抓住实际问题的要害所在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对陈云有过评价:“不要看他平和得很,但他看问题很尖锐,能抓住要点。”陈云1961年青浦小蒸公社调查就是能够抓住问题要害的典范。

一是确立农村经济恢复发展问题的要害。主要抓住三大问题:农作物种植、养猪、自留地。这些问题关乎粮食产量的恢复发展,关乎肉食供应和农家肥提供,关乎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和度过饥荒的现实。

二是确立每个具体问题的要害。农作物种植安排不能仅看上级怎么发的行政指令,也不能仅凭老农的经验,主要决定于无霜期长短、人口和耕地比例、地势高低、土质情况和耕作习惯等;养猪方面,公养和私养只是主体不同,最关键的要看如何减少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自留地应否多留,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统筹解决集体和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三是确立调研方法的要害——交换、比较、反复。陈云小蒸调研综合运用的实地查看、专题座谈、个别谈话等方式,都蕴含着这六个字的辩证法思想。

坚持调研成果的效用发挥

陈云说过:“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他的小蒸调研就充分体现了一个“实”字。

一是结论科学。陈云调研形成了《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篇报告,后来他以《青浦农村调查》为题,给中央相关领导写信,并附上了这三个报告,以求为中央决策服务。

二是效果实在。毛泽东看过陈云的调研报告后,给予了充分肯定,说:做调查研究,就应该向陈云同志学习,用数据说话,让人心服口服。中央采纳了报告意见,做出相应工作部署,为贯彻落实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思考深远。陈云的小蒸调研既关注非常时期的困难问题,同时也对农业生产力解放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开始关注、理解、支持安徽、湖南等地在困难时期出现的“包产到户”,他认为这可能是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农业生产力解放发展的方向。后来找机会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相关思考。遗憾的是,当时中央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到20世纪70年代末,受到很大压力的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征求陈云对安徽再次搞“包产到户”的意见时,他讲了“我举双手赞成”的话,历史证明了陈云思考的深刻和正确。

原载: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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