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最为著名的三大档案馆分别是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图书馆,其中保存着大量日本战败投降前由其政府搜集整理成的有关毛泽东情况的档案(目前,这三大国家级档案馆所藏的档案大部分经过数字化处理,被统一收藏到位于东京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并被归档。为了叙述方便,本文统一使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经过数字化处理后的档案号,而非原来纸质档案的档案号。)。从档案的内容来看,涵盖了从1893年毛泽东出生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52年。从档案形成的时间来看,跨度为从1928年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17年。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档案是日本当时在中国搜集的有关毛泽东的情报,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当时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国民党为了对付共产党可谓不择手段,除了军事上的猛烈进攻之外,还采取了悬赏的办法。从总体上看,对于有着崇高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员群体而言国民党在井冈山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的悬赏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期间,蒋介石对其他军阀采用的一个惯用伎俩,就是通过金钱收买的办法,使对方的部分将领临阵变节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在会前、会上、会后都与井冈山革命斗争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既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对井冈山革命斗争成果的充分肯定,亦是在全国各苏区对井冈山道路进行广泛传播的历史反映。

众所周知,日本一向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十分排斥,抗战时期还提出“共同防共”来诱降国民政府,因此很容易让人想象到当时形成的档案中有关中共和毛泽东的形象十分负面,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为了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局势,维护日本在华的利益,尤其是为侵华服务,日本政府各部门在搜集情报时,基本遵循真实性这一原则,这一点也贯穿了1928年至1945年的始终。

红军;国民党;蒋介石;悬赏;毛泽东

一、会前,为朱、毛部队分配了代表名额

因为战后日本有关毛泽东的档案很多尚未解密,所以难窥全貌,但其战败前的相关档案已基本公开了,这为毛泽东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史料,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研究视角。

国民党为了对付共产党可谓不择手段,除了军事上的猛烈进攻之外,还采取了悬赏的办法。从总体上看,对于有着崇高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员群体而言,国民党的这个招数是失效的,根本不可能凭此战胜共产党,亦不可能挽救其统治的最终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确立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国内政治环境十分险恶,加上要派遣代表参加1928年春夏间在苏联召开的诸多重要会议,所以中央通过请示,并经共产国际批准,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日本三大档案馆有关毛泽东的档案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九一八事变之前、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每一个时期毛泽东的形象都不同,以下分别展开论述。

国民党在井冈山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的悬赏

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和具体指导下,中央进行了一系列会议的准备工作,并于1928年4月决定了参会的代表名额。其中,基本上都是按照省份进行分配,如江西三人、湖南三人。另外,专门指出“江西湖南转毛泽东、朱德两部队各选代表一人”。此时的朱、毛两部还未会师,朱德率部在湘南地区开展武装暴动,毛泽东率部在湘赣边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所以拟让朱、毛分别派人参会,是由于两支部队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工农革命武装方面成绩斐然,而且通过各种途径已经传到中央,并进而被共产国际所了解。

一、九一八事变之前

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期间,蒋介石对其他军阀采用的一个惯用伎俩,就是通过金钱收买的办法,使对方的部分将领临阵变节,以此达到瓦解对方的目的。由于许多军阀本身缺乏信仰,打仗的目的基本上以占领更多地盘或者获取更大利益为主,所以,蒋介石的这个办法屡屡奏效,这也让他在国民党各派军阀的多次较量中,特别是中原大战后取得了统治地位,进而调动了全国的战争资源用于对付红军。

如中央于1927年12月21日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中写道:“你们的军队如已确实到达湖南的桂东、桂阳地方,你们工作的对象,便应从这几个县份计划起。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不知你们已和他联络否?”当时,中央要求朱德部在湘南扎根开展工作,并与湘赣边界的毛泽东部联络,以形成更大声势。

据笔者考证,日本档案中最早出现毛泽东的有关情况是在1928年7月13日。日本驻长沙领事糟谷廉二在向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提交的报告中说:“由茶陵、攸县转移到江西省内莲花、宁冈等地的朱毛红军据说拥有数万人,五千余支步枪,此外还有迫击炮、机关枪等武器,兵强马壮,不可轻辱。”
(《1.在長沙領事館/1
昭和3年4月2日から昭和5年5月7日》(1928年7月13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2500。)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档案中毛泽东的形象主要是作为红军中最为知名的部队红四军的主要缔造者和指挥者而出现的。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在湘赣边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井冈山斗争,把湖南、江西两省的国民党当局搅得天翻地覆。苏联《真理报》在1929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几个月前何键宣布,悬赏五千大洋捉拿朱德和毛泽东,捉住彭德怀和黄公略者可赏大洋两千元”。在湖南军阀何键看来,朱德、毛泽东比彭德怀、黄公略的“危害”更大,所以要多3000元。

1928年1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指出:“在湖南,农民暴动正在茶陵、宁乡、醴陵以及湖南南部进行。在江西,苏维埃政权已在永新、临川、莲花、万安建立。”在提到红军的力量在发展时还指出,“朱德——1200人,700支枪”,“毛泽东的军队正在扩充”。可见,共产国际得到的信息比较准确,朱、毛两部的实力都较强,在湘南、湘赣边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不仅对朱、毛两部所产生的影响高度认可,而且希望他们能派人参会,分享其丰富的斗争经验。

自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中共开始正式走向武装斗争的道路,并随着各地红军的组建和根据地的开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又一次迎来了高潮。此时,正值日本大举侵华的准备时期,即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因此日本情报搜集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武装斗争十分关注,其中红四军屡屡被提及,而作为红四军的主要缔造者和指挥者的毛泽东自然不会被日本情报部门所忽视。

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继而开创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此又一翻江倒海之举,再次让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觉得颜面无存,因为直接威胁了其在江西的统治。

二、会上,高度评价井冈山的斗争经验

对于红四军建军的准备,日本档案是这样记录的:“为了执行此次紧急会议(指八七会议——引者注)中通过的暴动政策,毛泽东回到故乡湖南在省内各地组织农民参加暴动,于是各地暴动频发。同时,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其成绩在四省(即湖南、湖北、江西、广东)中最为出色。但毛泽东认为,为了更大程度开展武装起义,扩充武器和扩大队伍势在必行。于是,他首先联络了湖南南部的土匪头目周文、陈光保(原文如此——引者注),接着又联络了江西西部的土匪头目袁文才、王佐,说服他们听从指挥,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开始活跃在湖南南部及江西南部等地。”
(《中南支地方共産匪行動状況ニ関スル調査報告書2》(1930年12月31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6100。)

1930年7月28日的《江西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即《鲁总指挥严令缉拿朱毛》,指出:“兹特重颁赏格,如前方剿匪各部队及各县警队,能击毙朱毛献其首级者,合赏洋五万元,能活捉朱毛捆送来辕者,合赏洋十万元。”这个赏金是一年前何键的20倍,即活着的朱、毛二人都能值10万大洋,鲁涤平也是下了血本。

因交通的断绝,朱、毛两部并未接到江西、湖南省委的通知,故没有派代表参加六大。1928年6月4日,中央在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中充满感情地写道:“只可惜这些材料不能达到你们,以前中央虽曾派人来找你们,但以交通的关系而终无一次能与你们接头,以致中央和你们彼此间的意见互不能达到。”

由此可见,日本档案不仅记载了红四军的主要活动区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由毛泽东领导创建的,而且指出红四军的骨干力量除了秋收起义的班底之外,也是毛泽东通过说服袁文才、王佐等地方势力参加革命而形成的。特别是日本留存档案认为,由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在“四省中最为出色”,这也为红四军今后的活动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这些都充分显示出毛泽东是红四军主要缔造者。

由于种种原因,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就在此时,蒋介石于1934年10月25日发布悬赏令:“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二十五万元。”据查,这个金额达到了对红军领导人悬赏的最高值,反映出蒋介石已经丧失理智,这次为了能彻底“消灭”红军主力,并“抓获”红军首领朱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从1928年4月到6月18日六大召开前,江西、湖南省委还是尽力与红四军取得联系,通过各种途径获悉两部的最新信息,并及时上报中央。如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信中央,“据吉安来人报告,毛泽东部确与朱德部汇合,现已乘虚重复占领宁冈,并向永兴〔新〕方面发展。”及时使中央得知朱、毛两部已经会师,而且在湘赣边界多县打开了较好的局面。

对于红四军的建军过程,档案如是显示:“朱德率余部来到井冈山,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1928年4月,两支军队合并,这是中国最初的红军组织。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兼党代表。这就是中国红军中最优秀的,集组织、训练、武力等要素为一体的朱毛红军,也就是红军第四军”。

党的六大上,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领导人作了重要报告,许多与会代表也作了发言。其中,有多处涉及井冈山的斗争经验,而且对其革命成绩作了肯定。

这里所用的红四军是“最优秀的”的定语绝非徒有虚名或不实之词,而是可以通过其他档案来进行佐证,笔者将档案透露出的信息归纳起来概括为以下几点。

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大会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大会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等。上述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制定的路线方针,许多都已在井冈山实施,从而间接肯定了朱毛所走的井冈山道路是正确的。

首先,战斗力最强。除了上述日本驻长沙领事馆认为红四军“兵强马壮,不可轻辱”之外,在红四军活动区域内日本各领事馆均有大量的相关报告。

周恩来在所做的军事报告中,总结了半年的军事状况,当提到由游击队到红军的建立时,除海南、海陆丰外,还特别提到了“朱德与毛泽东的红军”“万安与宁冈”,宁冈县为红四军所占领,万安县也受到红四军较大影响,这也意味着直接表扬了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1929年7月18日,驻厦门领事寺屿广文致电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说:“已多次报告有关朱毛红军情况,自从张贞的援军战败之后,红军再度活跃,7月初把陈国辉部从龙岩逐出”
(《5.在厦門領事館》(1929年7月18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3200。)。这里提到“多次报告”说明红四军的活动经常引起驻厦门领事馆的关注。此外,1929年2月13日,驻九江代领事有久直忠致电外务大臣田中义一说:“过去在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各省边境十分活跃的朱毛红军,目前其行动逐渐减少”。甚至有报告写到:“据说很多政府军对朱毛红军是望风而逃。”
(《中南支地方共産匪行動状況ニ関スル調査報告書3》(1930年12月31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6200。)

江西代表张世熙的身份是万安县委书记,他在介绍万安暴动的同时,也对朱毛红军作了介绍:“毛泽东准备进攻赣州,并调朱德由北江来赣南取会攻形势。”“遂川的群众继万安之后,奋起从事苏维埃政府之建设。”毛泽东改编了以袁文才、王佐为首的井冈山农民武装,与朱德一起攻占永新县城,并准备攻打吉安、赣州,还亲手创建了第一个红色政权——遂川县苏维埃政府。总之,井冈山的革命形势可谓如火如荼。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驻汕头领事别府熊吉于1930年4月上旬向外务大臣提交的系列报告。其中6日提到:“朱毛红军目前有四五千士兵,一千步枪,本月1日攻占南雄,更试图进入仁化、始兴两地,此两地已陷入非常危急的境地,红军有更进一步向连平方面进军的迹象。”
(《6.在汕頭領事館/3
昭和5年2月18日から昭和5年7月21日》(1930年4月6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3500。)次日,别府熊吉又紧急报告:“朱毛红军3日到达定南,抓住闽南没有政府军驻军的机会经东江上游向汕头腹地进军。江西省内朱毛红军的另一支部队于上个月31日在瑞金发动起义,与金蕖鼎(应指金汉鼎——引者注)麾下的一个团合并,已经逼近闽赣边界”
(《6.在汕頭領事館/3
昭和5年2月18日から昭和5年7月21日》(1930年4月7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3500。)。11日补充道:“如多次汇报过那样,朱毛红军前几日攻陷了南雄,又向始兴进军。”
(《6.在汕頭領事館/3
昭和5年2月18日から昭和5年7月21日》(1930年4月11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3500。)6天之内就中国某一支军队的动静连续发3封电报,这在当时日本驻华使领馆中较为罕见。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毛泽东在井冈山探索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与实践,获得了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高度认可。大会根据主席团和各省代表团的提名,选出中央委员23人。毛泽东虽然在井冈山领导革命斗争而没有参会,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据周恩来回忆“得票是很多的”。

甚至连日本海军都对红四军表示了关注。1929年3月26日,马公要港
位于澎湖岛西部,马公湾北岸。司令滨野致电海军次官、军令部次长说:“据66号的厦门25日报: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最近在福建西南出没,攻占汀州,政府军退至上杭线,转入防御。”
(《5.在厦門領事館》(1929年3月26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3200。)

三、会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井冈山的革命经验

其次,军纪最佳。1930年外务省的报告书中写道:“朱毛红军具有一定的训练和组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共产主义政策……但对无产阶级和普通百姓秋毫无犯。红军打倒军阀及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严惩土豪劣绅,这完全不是土匪的行径。”(
《中南支地方共産党及共産匪行動状況調査方ニ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1》(1930年11月15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16600。)“朱毛红军排斥所谓的‘军事冒险’盲动主义,力戒滥杀、乱抢……军纪肃然。”
(《中南支地方共産党及共産匪行動状況調査方ニ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1》(1930年11月15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16600。)当时日本政府上下普遍认为红军是一群乌合之众,军纪涣散,与土匪无异,但外务省的报告通过观察红四军的行动对此予以澄清。

会后两年的时间里,全党上下贯彻执行党的六大路线。以此为契机,中央一方面进一步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朱毛红军的指导,另一方面,高度重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并通过党内文件和党的刊物积极向全国其他根据地介绍和推广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经验。

再次,成果最大。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其二是援助和支持其他红军。

1929年初,党中央刊物《红旗》在一篇文章中,称赞“朱毛所领导的农民游击队,能以代表着一切革命民众的武装反抗的要求,横行于湘、鄂、闽、粤各处。这种英勇的斗争,无论他这一次的结果是胜利与失败,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将有非常严重的意义。”《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杂志还刊登了《朱毛的消息》《朱德来信》《朱毛红军的工作》等介绍井冈山斗争的文章。

红四军转战湘、赣、闽、粤四省,如上所述,日本驻这些省份的领事馆均对红四军予以密切关注。而红四军在其活动范围内,一直致力于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1930年,日本驻九江领事馆向上级报告说:“第四军在井冈山期间,在当地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毛泽东兼任主席,并开设红军军官学校对青年农民实施军事教育。之后转战各地,组建红色农会,或将农会改组为革命委员会,甚至建立以之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
(《中南支地方共産党及共産匪行動状況調査方ニ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1》(1930年11月15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16600。)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主持军事工作的周恩来,不仅十分关注井冈山和朱毛红军,并对推广井冈山的斗争经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他在中央军委创办的《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发表了陈毅撰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其中的编者按说:“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这就为井冈山道路在全国各苏区的传播,做了舆论上的宣传与引导。此后,井冈山斗争经验不仅对毗邻的苏区影响深远,而且对全国各地的根据地和游击区,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笔者在日本的档案馆里找到了一份档案,内含一份题为《永定县委报告第五号》的文献,即闽西苏区中的永定县委于1929年7月6日向上级提交的工作报告。当时日本驻厦门领事馆认为这份文献十分重要,将它全文译成日文,提交给外务大臣,其中的内容有:“(1929年——引者注)6月11日大会正式开始,根据前委代表毛泽东的指示,大家花了一周时间就以下问题进行了调查,主要包括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群众,以及政治组织、物价、洋货入侵、农业破产等。6月18日继续开会,会议推举了五人任主席团成员,任命了13人组成起草委员会,从10日开始就政治、土地、政权、组织、宣传、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等内容进行起草。会后在毛同志的指导下,展开了切实而具体的讨论。其间因为毛同志患病,推迟了组织、宣传、工人运动这三项重要问题的讨论,先讨论其他议题。在毛同志尚未痊愈的情况下,传来了李旅(所指国民党军何部,不详——引者注)入汀的消息。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变更行动的计划。特委在制定应敌计划的同时,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执行。之后会议继续召开,一直持续到29日才宣告闭幕。”(1929年6月8日,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在上杭境内召开。6月22日,中共红军七大在龙岩召开。此处日期有误——引者注)
(《昭和5年7月14日から昭和5年12月27日》(1930年9月30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443300。)

1928年底,中共六大文件才传到井冈山,毛泽东看后比较满意,因为会议肯定了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他对六大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使“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由上可见,毛泽东对工作尽职尽责,即便在患病期间,也坚守岗位,指导闽西地区的政权建设和对敌斗争。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毛泽东是密不可分的。

九十年前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作出的主要决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会议的路线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会后,全党认真贯彻执行六大精神,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得到促进,党领导的红军不断壮大。与此同时,会议高度评价了井冈山的斗争经验,使其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宣传和推广,这对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最终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中国各地的军阀,甚至国民政府军各部之间普遍存在“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积弊,这极大影响了部队整体的战斗力。加之红军所在区域都地处偏僻,彼此相隔甚远,因此日本方面当时对红军的一大关注点是“各地红军之间互相如何取得并保持联络”
(《中南支地方共産匪行動状況ニ関スル調査報告書1》(1930年12月31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6000。)。

1930年10月28日,日本驻长沙领事糟谷廉二向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报告:“现在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的红军都已进入江西境内集合,但他们出没不定,见首不见尾。在何主任(指何成浚——引者注)对他们予以重兵包围打击后,他们再次化整为零,巧妙突围。”
(《昭和5年10月9日から昭和5年10月28日》(1930年10月28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18700。)此外,“朱毛红军和红军第20军一起逼近萍乡、莲花、袁州一带,与景德镇的方志敏部遥相呼应。他们试图联合起来夺取南昌、南浔一线的铁路”。
(《昭和5年8月10日から昭和5年10月17日》(1930年9月30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23800。)这些记录都显示出红四军与其他红军之间有着良好的配合。

其实不止是配合的问题,事实上红四军经常给予其他红军以思想上的指导和物质上的帮助,甚至直接帮助组建其他红军。“江西的红军第三军、广东的红军第十一军、福建的红军第十二军都是在第四军的帮助下组建的,而且现在还听从其指挥。此外,最近因为攻占长沙而震惊中外的彭德怀第五军的实力目前在全国排在第二位,之前也一直接受过朱毛红军的指导和援助。”
(《中南支地方共産党及共産匪行動状況調査方ニ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1》(1930年11月15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16600。)

红军的建军过程也是日本方面一个关注点。一份报告指出:“此外,对地方农民实施军事教育,同时发给他们武器,组建工农革命军或赤卫队、游击队等,然后以这些武装团体为基础组建红军。在第四军的帮助及指导下在广东东部组建了红军第十一军,在福建西部组建了红军第十二军,在江西南部组建了红军第三军等。”
(《中南支地方共産党及共産匪行動状況調査方ニ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2》(1930年11月15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16700。)

值得一提的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毛泽东的权威评价来自一份报告书,即《关于华中华南地区共产主义行动状况的调查报告书》。该报告书是外务省集驻长江中下游所有使领馆之力,于1930年12月由日本驻华公使馆提交给外务大臣,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调查的集大成者。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主要党员简历》一节,列举当时数十名共产党员骨干,包括林祖涵、谭平山、刘少奇、恽代英等,而简历字数最多的则是毛泽东。在介绍了毛泽东的基本情况之后,报告书作出了如下论断:

“毛泽东沉默寡言,敏而好学。醉心于军事理论知识,谨慎沉稳。民国13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指国民党一大——引者注)以后,成为中央执行委员的候补委员,和武汉政府时期的农业部部长(应指谭平山——引者注)、湖南省共产党委员夏邑(应指夏曦——引者注)等人极力从事湖南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在湖南的农民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在湖南南部二十余县的指导基本上深入人心。”

“武汉政府和共产党合作破裂后,毛泽东和霍秋柏(应指瞿秋白——引者注)、苏兆征在江西九江
当时日本的调查机构普遍认为八七紧急会议是在江西九江召开的。召开八七紧急会议,批评了机会主义思想,决定付出实际行动来推动暴动政策。之后回到湖南指挥秋收起义,发动广东的农民起义,在各县都树立苏维埃政府的四个省(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在秋收起义中,湖南被评为成绩最好的省份。当时毛泽东等人感到最困难的就是缺乏武器。于是他们为了壮大实力,开始实施招安土匪的策略。首先就是和湖南各地方实力雄厚的土匪周文、陈光保取得联络,然后说服江西实力雄厚的土匪袁文才、王佐等,取得成功后选择了井冈山作为根据地,与朱德合作组建了红军第四军。”
(《中南支地方共産匪行動状況ニ関スル調査報告書4》(1930年12月31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6300。)

这份报告评价了毛泽东在苏区时期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作的贡献,比共产国际于同年3月误发的毛泽东讣告仅晚了9个月(
参见邱文生:《“毛泽东在福建前线病逝”:70年前共产国际讣告之谜》,《福建党史月刊》1999年第3期;贺吉元:《共产国际误发的毛泽东讣告》,《文史博览》2007年第4期。),是目前所能查到九一八事变前国际上第二份有关毛泽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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