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发生一场严重的党内矛盾,陈毅被推到矛盾的漩涡之中。如何化解这场矛盾并把矛盾转化为推动党的事业继续前进的动力,严峻摆在了年仅28岁的陈毅面前。在他的艰辛努力下,红四军得以避免这场严重危机,古田会议得以顺利召开。其间,陈毅形成了化解党内矛盾匠心独运、别具一格的“三勇”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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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抛开名利情

建军初期,朱德、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四军党内发生了一场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为了解决争论,朱德、陈毅都作了极大的努力,最终在毛泽东主持下,以古田会议召开为标志,这场党内争论得到了妥善解决,成为党史军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图片:1929年毛泽东在闽西唯一的照片

1929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军事会议,总书记向忠发与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神情严肃地听取陈毅汇报。陈毅是奉中央指示于
8月下旬秘密到达上海,专程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各方面的情况。

1929年12月底,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解决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重大课题。就是这样一次部队军级单位的党代会,像灯塔一样照耀着新生人民军队的前进方向,在党史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929年10月初,毛泽东来到福建上杭县,住在临江楼。10月11日恰逢农历重阳节,当时临江楼庭院黄菊盛开,他触景生情写下《采桑子·重阳》词一首: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这年6月,陈毅主持了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与朱德发生了尖锐矛盾,史称“朱毛之争”。二人在红四军建设的根本方向、根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但在红四军具体的领导体制方面有分歧。这与他俩不同的文化背景、工作经历、历史传统有很密切的关系。

红四军来了一位留洋生

重阳节期间福建根本没有霜,即便是北方也罕有霜。所以词的末后一句,道出了毛泽东当时的悲惨处境与霜的心境。

相比较而言,朱德更长于军事及军事领导责任,更倾向于从军事观点来考虑问题、发挥军事机构和军官的指挥职能。毛泽东更长于政治及政治领导责任,更倾向于从政治观点来考虑问题、强调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因此他一直强调党委对红军统一直接的领导,一直在部队中坚持党代表制度。中共六大之后,中央一再要求红军各部队将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毛泽东没有机械照搬苏联红军经验而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南昌起义部队与秋收起义部队合编为红四军后,两支部队原有的具体制度与政策便发生了一定的矛盾、碰撞。朱德坚决执行党的纪律,服从前委领导,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但对毛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持有不同看法。他提出,在党的指导下军事机关应起核心作用,“军事行政路线是受党的政策指导的,他的行政路线是有处理的责任,党员在此机关内起核心作用时也是党给许的行政责任,绝非机械式的去执行”,“使此机关不起作用是党的损失”。他还说:目前红四军中甚至党还未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毛泽东针锋相对提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并将朱德主张的通过军事机构直接领导军队的观点批为“分权主义”而主张“绝对的党领导”,认为党所过问的范围是不能受限制的,“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上议决之后,才允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朱、毛之争,不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的原则之争,而是党领导军队的方式之争;实质是如何处理军事领导与政治领导的关系,绝非个人权力之争:两人未私下结党营私,而是公开亮出自己的意见;且都服从大局,维护党的领导。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创建之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非常正常。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辗转来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四军军委。不久,根据中共中央规定,改称红军第四军,之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统辖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代表党中央领导红四军和地方党组织工作。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主要在军队,于是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

屡受打击的处境

然而刘安恭的到来加剧了朱、毛之争。刘是党中央派到红四军的特派员。1929年4月3日,刘来到红四军,陈毅是非常欢迎的。他对刘十分尊重,充满期待。在他的心目中刘是一个老革命家了!

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但是其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日趋严重。这是因为,红军成员主要来自农民,既包括直接参加红军的农民,也包括从旧军队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农民成分的官兵。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的1329名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0%以上,不可避免地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来,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主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随着一个叫刘安恭的人的到来而集中爆发出来。

“开除党籍”。1927年11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会议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1929年2月7日发出的中央指示信“二月来信”坚持“城市中心论”,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同时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样才能“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并要求朱、毛离开红四军。朱、毛等都不赞成中央的意见。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否定了中央的意见,决定由他给中央回信。他致信党中央,批评其“太悲观了”,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中央接到信后,认为他的意见有道理,未再坚持己见。

刘安恭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又被送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年5月初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这时,前委的地方工作任务加重,于是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到职后,随即召开军委会议,规定前委不能管军队,只能管地方工作,并且以完善领导体系为名要求把“临时”两字去掉,在红四军正式恢复军委。这样一来,围绕“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红四军党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其实质是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这是一个事关红军性质和发展方向、甚至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朱毛”之争与毛泽东“难以继续工作,准备赴俄留学”。对于“朱毛”之争,很多年前是一个忌讳的问题,近些年来,党史界多有研究。实际上,其争论过程和争论的主要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论述的是毛泽东本人。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亲笔给林彪写了一封7000多字的长信,专门讲了“朱毛”的争论。这封信收录在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之中。

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经验影响较深的刘安恭却坚持认为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必须执行;对毛泽东否定中央的做法十分不满,特别是对红四军的领导制度更有看法。他私下发牢骚指责毛,还私下散布言论,把红四军的领导人分成两派,说以朱为代表的一派是拥护中央的,以毛为代表的一派是反对中央的。并将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及红四军前委的决策扩散了出来,在红四军内部引起轩然大波。他还主持召开临时军委会议,竟然决定由临时军委领导与指挥红四军,前委只管地方工作和作战行动方针,不得过问红四军的具体事务。

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

井冈山时期“朱毛”争论的起因很多,争论内容更多,仅就争论的问题,毛泽东就列了十四个:“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等。

下级党委规定上级党委的任务,严重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毛泽东当然坚决反对。他认为,前委代表中央领导红四军及根据地内的一切事务,是军中的最高领导机关,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刘把军委凌驾于前委之上,违背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6
月 8
日,毛泽东在上杭白砂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军委设置问题,与刘发生激烈冲突。他批评刘使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一、有人反对党管一切,说党管得太多了,权力太集中于前委;二、有人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说支部只是教育性的机关;三、有人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有相当的自由。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妨碍了前委的领导。他愤激地表示,若此问题不解决就辞去前委书记的职务。刘却严厉指责:“你老毛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调动!”朱德等人表态支持刘,林彪等人支持毛。

对于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和问题,毛泽东等前委领导都有所察觉,并多次召开会议力图加以解决。

在这些争论中最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即毛泽东说的“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难成共识。陈毅提议,就军委设置问题举手表决。终以
36∶5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毛泽东取消临时军委的提议,否决了朱德、刘安恭等 5
人的意见。刘所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之职一同被取消。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前委批准了毛泽东辞去前委书记的请求,指定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主持红四军前委的工作。

先是于1928年5月底在永定县的湖雷召开前委扩大会。毛泽东等人认为:现在红四军只有四千多人,又处在游击战争环境,和在湘赣边界割据时的情况大不相同,几乎每天都要行军打仗,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不应再设军委,统由前委直接领导就可以了。而主张建立军委的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刘安恭甚至指责毛泽东是“书记专政”,前委“权力太集中”,以废除“家长制”为由坚持设立军委。朱德也赞成设立军委的意见。会议开了半天没有结果,因部队要行动,只得中断。过了几天,部队打下白砂,接着召开前委扩大会,继续讨论设不设军委的问题。毛泽东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虽然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并且随着这些问题扩散的范围加大,情况日趋严重。

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与朱德主要围绕保守主义与游击主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即家长制与民主制、“党权”与“军权”即军委与前委等问题,发生争议。“争论结果,未能统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无法贯彻实行,书记难以继续工作。”毛泽东给中央写报告说:“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部队,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红军第四军派遣留俄学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来代替人员时即动身。”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朱、毛没有离开部队。然而,毛泽东却因与陈毅之争,离开了部队。

然而,争论并未结束。朱德、毛泽东、林彪等人在红军刊物上分别发表文章阐明自己观点,更多人卷进争论中来。为统一思想,1929年
6 月,陈毅主持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与会者 40
余人。本想以会议形式解决这“争”,却到后来通过决议否定了毛泽东的大部分意见。这虽是集体意见,但陈毅基本上是赞成的。最后,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会议改选了前委书记,由党中央指定的原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在贺子珍等人陪同下前往中共闽西特委驻地上杭县蛟洋指导地方工作。

6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大会由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没有设主席台,各方代表都坐在一条条长凳上,踊跃发言,讨论十分热烈。会上,刘安恭趁机向毛泽东开火,并煽动其他人向毛泽东提出批评。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以一票之差落选,书记由陈毅当选。会议认为朱德、毛泽东对争论应负有责任,于是“各打五十大板”,分别给予书面警告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毛陈”之争与毛泽东的“两次”处分。作为红四军“三号”首长、政治部主任的陈毅,对于朱、毛之争一直起调和作用。1929年6月27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陈毅主持会议,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各种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陈毅对这场争论的性质认识并不十分清楚,相对来说,更赞成朱德的意见。他知道,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改选前委书记,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就一再申明,他主持的前委只能算是“过渡内阁”,一切由中央决定。恰巧,7
月传来中央指示,要求红四军派人去上海汇报工作。

9月下旬,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没有领导核心,只能无组织地自由争论,结果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这时,大家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便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回来,但由于毛泽东当时确实病得很重,便让他继续养病。

1929年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会前,给毛泽东致信,让他参加会议。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因此信,毛泽东再次受到处分。“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

陈毅指定朱德代行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秘密来到上海。他多次聆听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教诲,又阅读了中央文件及各地红军报送来的材料,思想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站在党事业全局的角度看这场争论,陈毅犹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当时红军尚属于初创阶段,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整个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毛泽东的主张如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等,虽不完全符合共产国际和中央的精神,但符合中国的国情、党情和军情,代表了建军的正确方向。陈毅想到,朱毛红军会师以来,在毛泽东正确领导下,红四军发展壮大了,并开辟了赣南、闽西新的根据地。1928
年 8
月,红四军部分部队不顾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在一些官兵的要求下,以发扬民主为由贸然进攻湖南,造成了“八月失败”的恶果。

陈毅带回中央九月来信

毛泽东的“讣告”。1929年10月下旬,毛泽东转移到福建上杭苏家坡途中患病。国民党媒体造谣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听到毛泽东病逝消息后,于1930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专门补发1000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党中央要求陈毅全面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并要求他阐述自己的意见。最初,他顾虑重重。第一、他与朱德、刘安恭都是四川人,曾同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从事过兵运工作,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共同的志向、经历和家乡使其有更多共同语言。第二、刘是奉中央之命来红四军的,执行的是“中央指示”,而毛泽东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拒不执行中央的“二月来信”,包括他在内的红四军许多高级将领对此是有看法的。刘公开说,朱是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是“自创原则”。毛大部分意见与当时的中央及共产国际是不一致的。站在朱、刘一边,更易得到中央信任。第三、毛批评红四军内部存在严重的“极端民主化”,隐含着对他的批评。他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放手让大家就各种问题公开争论,毛的一系列主张受到许多人的尖锐批评,在毛看来这就是典型的“极端民主化”。第四、他已取代毛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且这是在他主持下完成的。

陈毅性格豪爽、光明磊落,被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后大感意外,认为同志间开展批评是正常现象,完全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取而代之;同时感到自己挑不起这副担子,赶忙给中央打报告,“望中央速派人来”。根据中央来信希望“派一得力同志”去中央汇报工作,前委决定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出席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

这虽然是因误传而发的讣告,但说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尊重。

他想到自己的入党初心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多少人为这一理想连生命都牺牲了,共产党人还有什么放不下?他只谋求党的事业,决心勇敢抛开个人名、利、情等。8
月29
日,他如实全面地向政治局进行了汇报,特别是红四军“七大”的情况,坦诚地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支持。会后,他遵照中央指示夜以继日写了
5 份报告交给中央,即
《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
和 《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 — 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

陈毅到上海后,先是用一星期的时间写出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五篇书面材料,随后于8月2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汇报。陈毅详细回顾了红四军的建立和发展过程,陈述了红四军党内矛盾的演变,并一再表明他当不了红四军的前委书记,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强”。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起草中央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

“万里霜”的心境

他的汇报,使中央对红四军的情况有了全面准确的了解。中央被他坦诚无私的品格所感动,非常信任他,决定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宣传部长李立三和他组成三人委员会,共同研究红四军问题,并委托他起草中央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10月,他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离开上海回到红四军。

周恩来作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一直密切关注朱毛红军的行动和发展。通过陈毅的汇报和介绍,他对朱毛红军的状况特别是当前的争论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他高度评价红四军创造的做法和经验,对毛泽东敢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不同意见的做法表示赞赏。他指出,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李立三也参与了部分讨论,指出红四军存在的流寇思想和极端民主化倾向。在此基础上,陈毅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后由陈毅带回,史称九月来信。信中对红四军工作任务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写《采桑子·重阳》时,不满36周岁。“人生易老”是感叹,“万里霜”是他当时真实的心境,有三件事足见当时毛泽东赋闲程度、寂寞程度、寒心程度和思念亲人的程度。

勇于将自己“打倒”

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日夜兼程回到红四军,于10月22日在前委会上作传达,随即请毛泽东回来复职。11月,毛泽东收到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写给他的信。朱德、陈毅派部队来迎接毛泽东,这时毛泽东的病也基本好了,于是坐担架回来了。陈毅、朱德都作了自我检讨,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红四军三位主要领导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饶丰书房”。毛泽东离开部队后,“到闽西永定金丰大山,住在只有十来户人家的牛牯扑一个小竹寮里。在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服药治病,大量时间是读书看报,批阅战场上送来的情报、查看军事地图、拟定作战方案等。这个竹寮,既像是战地指挥所,又像是文房书室,毛泽东亲笔在一块木板上题写‘饶丰书房’,把它挂在门口”。为什么起“饶丰”这个名字,饶有兴趣,丰富自己,不得而知。反正是赋闲,读书取乐吧。

在朱、毛之争中,陈毅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表现出超人的勇气,为这场冲突的解决创造了重要条件。中央为化解陈毅与毛泽东的矛盾,有意将他调离红四军。陈毅坦荡地说:“我要回四军去。七大没有选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我有责任。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回去后,立即请他担任四军前委书记。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后,再听中央调动。”

一次“永放光芒”的会议

《模范英语读本》。1927年10月21日因敌人围剿,毛泽东随邓子恢转移到福建上杭县,在苏家坡住了一个多月,“贪婪地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书籍,有一本《模范英语读本》,天天朗读一段课文”。反正,无所事事,学点英语消磨时间呗。

陈毅以巨大的勇气、诚恳的态度和坚定的决心,回到了红四军。他首先向朱德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对朱、毛的工作方式进行了批评,指出:“朱、毛两同志工作方法的错误:第一,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第二,两同志常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这是最不好的现象。两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观的或不公开的毛病,望两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朱德看到指示信中“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这句话时抬头看了一眼陈毅。陈笑着说:“这是中央根据我的建议作出的决定,就是我本人的意见。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我要向毛泽东检讨,改正自己的错误!”朱德诚恳地说:“我也要向毛泽东检讨,改正自己的错误!”并叹口气说:“不知道老毛愿不愿意回到四军来呀。”

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给中央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在红四军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想老婆孩子了”。人在遭到政治打击或疾病缠身时,往往想念亲人。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了一封信,说:“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1927年8月31日离开杨开慧,整整一年没了音信,生病加政治打击能不想老婆孩子吗?

原来陈毅去上海后,朱德指挥红四军打败了闽粤赣三省敌军的“会剿”,攻占了号称“铁上杭”的闽西重镇,可是两次进攻广东梅县均受挫,刘安恭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占领上杭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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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旬,朱德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派人邀请毛泽东参会。毛愤激地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议了。”回信送到上杭后,前委觉得毛态度成问题,又给了他个党内“警告”的处分。他只得坐着担架赶到上杭,等他赶到时会议已结束。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红四军八大就各种问题公开争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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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得不草草收场,没解决任何问题。朱德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是红军的灵魂,其主张是正确的,热切期盼他早日归来。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同朱德、陈毅在军内外开展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同时领导红四军进行了10天左右的政治和军事整训。通过与基层代表的广泛讨论交流,毛泽东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以及活生生的例子,如某大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士兵充满了怨恨空气,等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亲自起草了长达3万字的8个决议案。

周恩来与“三巨头”握手言和

得知毛泽东对自己有如此强烈的不满,陈毅并不奇怪。他说:“毛泽东批评得对,‘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和大家一道来打倒‘陈毅主义’!”陈毅与朱德商量后当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1929年12月28日、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前委。

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央。1929年8月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刘安恭于1929年10月红四军进攻梅县途中牺牲)

润之:

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涵盖诸多方面,归结起来,主要回答了两大问题:一是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把以农民为党员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二是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

8月21日,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派别斗争”是错误的。周恩来的这封信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对于化解“朱、毛、陈”之间的隔阂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这次到中央,回部队来了。这次到中央去一趟,我们争论的问题都解决了。七次大会是我本人犯了一次严重错误,我可以作检讨。中央已经承认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四军的同志也盼望你归队。希望你见信后很快回来,就任四军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及前委的希冀。仲弘

在党的建设方面,指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肃清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决议指出必须加强组织建设,重申“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为保证党员的质量,决议提出了以后发展党员的条件,包括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没有发洋财的观念等。

不久,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委来到上海,8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确定,以周恩来8月21日代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即着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陈毅还公开和前委的同志们说:“七大没开好,责任在我,由我来检讨。”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来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彻底解决与和解红四军“三巨头”的争论,指明了原则,提供了依据。

11月下旬,正在养病的毛泽东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及陈毅的信。他看到“九月来信”中说:“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心头一震:这不正是自己一直所坚持的吗?来信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不正是对自己的肯定吗?当得知这是中央在陈毅汇报后作出的,不由得对陈毅产生敬意:否定别人容易,否定自己难啊!他看了陈毅自我批评的信后,立即决定马上回红四军去!他马不停蹄地从上杭蛟洋回到长汀红四军军部,与朱、陈会合。三人都当面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说:“我说话方式不对,有时说话有失分寸。开八大时,我身体不好,写了些伤感情的话,还望你们多多包涵。”三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时光荏苒,85年后,经习近平主席亲自提议,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寻根溯源,赓续血脉,研究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被称为“新古田会议”。古田,再一次成为开启强军新征程的历史起点。

陈毅带回来信后及时贯彻落实,1929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他休养处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便随前来接他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11月
28日,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三人均出席。会议气氛很融洽,开得很成功,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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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四军内部各种封建残余制度。同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说:“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半年后,当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

勇于根本上解决矛盾

毛、朱、陈“三巨头”的和好,使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划上圆满句号。毛泽东的“万里霜”心境,也发生了转变。于是写下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着名着作。

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把矛盾转化为党的事业前进的根本动力,是化解党内矛盾的最终目的。为此,陈毅在承认错误后还积极协助毛泽东从根本上解决红四军党内矛盾。

表面上看,红四军党内矛盾表现为朱毛工作思路方法之争,实际上暴露出红四军内部存在严重的非无产阶级错误,其实质是坚持一条什么样的建军路线,关系到红四军的性质与发展方向,意义极为重要。

陈毅积极协助毛泽东白天深入部队开展调查研究,晚上赶写各种材料常灯火彻夜不灭。经过调研发现红四军内部争论的主要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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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地方武装问题;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对时局的估量;湘南之失败;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其他腐败思想。毛泽东认为,由于党和红军处在农村,大量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加入党和红军,必然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他具体分析了红四军党员的成分构成:5
月份统计,全军1324名党员中,工人311,农民626,小商人100,学生 192,其他
95,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 23%对
77%。陈毅很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一道对红四军开展了1个多月的整顿,使部队面貌明显改观。

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有100多名代表出席。陈毅主持会议,向大会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并作详细说明,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大会定了基调。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认真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约3万余字的8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重新当选为书记。古田会议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实际出发,围绕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造性地回答了我们党和军队建设一系列带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探索和确立了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的正确道路,奠定了党和军队建设及军队政治工作的坚固基石,标志着毛泽东党建思想、建军思想的初步形成。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强调红军必须实行党委制,明确规定党组织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要求党的领导机关成为“领导的中枢”,切实发挥“政治领导的作用”。其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这些正确的思想和主张,奠定了党绝对领导人民军队的坚实基础,有力保证了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保证了军队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古田会议之后,党指挥枪的问题轻松地解决了!所有组织包括军事部门、政治部门和士兵委员会及各级干部,都绝对地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陈毅任士兵委员会主任,当时士兵委员会权力很大,有权参与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与决策。他坚决反对极端民主化,不折不扣地拥护前委的统一领导。决议明确规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职能任务,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规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内外关系,要求红军内部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坚决废止肉刑,优待伤病员;严格执行和维护“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等群众纪律,在政治机关负责下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密切军队与人民群众和红色政权的联系。

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决议明确了思想建党的重要原则,深刻地指出: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非常之浓厚,对于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加了极大的妨碍,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广大革命斗争加于四军的任务,是绝然担负不来的。决议要求加强党内教育,规定了教育党员要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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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古田会议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后来党中央把古田会议的决议转发全军各部队,朱毛红军的经验得到了推广,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古田会议确定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至今仍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遵循。

古田会议之后,陈毅向毛泽东征求自己的工作安排,毛泽东说:“你就留在这儿,哪儿都不要去!”陈毅留在了红四军,与毛、朱共同战斗,把红四军的建设推向新的阶段。

陈毅的“三勇”谋略,是古田会议得以顺利召开的重要保证。勇于抛开名利情,是“三勇”谋略的基础;勇于将自己打倒,是其核心;勇于根本上解决矛盾,是其归宿。“三勇”谋略体现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坦荡的胸怀、无私的品格、崇高的人格,正如其诗中所写:“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原载:党史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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