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伴侣“两地书”

  ●周恩来的叮嘱

爷台山位于陕西省淳耀县(包含今淳化县和铜川市耀州区部分地区)东部,山势雄伟,峰峦叠翠,松柏郁郁,古称大唐山。山上古代建有庙宇,供奉神祇,当地人称呼神祇为“爷”,爷台即神台,所以当地人也把这座山叫作爷台山。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一个普通的周末,春风送爽,和煦的阳光给陕北大地披上了层层金辉。这一天,从绥德地委驻地的九贞观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古老的院落洋溢着青春和欢乐的气氛。

  陕北高原的隆冬,朔风凛冽,寒气刺骨。但是新年刚刚过后,冰封雪凝的山坎土峁间却泛出丝丝暖意。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陕甘宁边区部队在这里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习仲勋参与组织了此次战斗。事情起因是所谓的关中“淳化事件”,它本来是国民党内部相互倾轧、斗争的结果,国民党却嫁祸于中国共产党。

  习仲勋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特意换上一套整洁的服装,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在人生经历中喜庆的日子,他与在绥德师范担任校党总支委员的调干生齐心的婚礼,今天在这里举行。

  中共中央和中共红军到达陕北近两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西北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及时处理了使西北党组织和红军濒临绝境的错误肃反问题,克服了日渐严重的政治危机,一个相对安定和稳固的局面在根据地出现。

关中地区,是陕甘宁边区与胡宗南防区交错分布的地方。这里既包括陕甘宁边区所辖的关中分区,也包括国民党陕西彬洛战区。国民党陕西彬洛战区专员梁干乔依仗胡宗南的权势,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引起民怨沸腾。淳化各界群众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告状,强烈要求惩治梁干乔。梁干乔是胡宗南的亲信,其职务也是由胡宗南委任的,死心塌地地追随胡宗南反共。一直与胡宗南明争暗斗的祝绍周,企图借此机会削弱胡宗南势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1945年5月,祝绍周委派亲信李静谋,接替梁干乔的职务。李静谋到任后,秉承祝绍周的意图,不断寻机排挤、打击梁干乔的原部属。梁干乔原部属陕西保安二团团长刘文华惴惴不安,担心自己有朝一日被排挤出局。不久,李静谋派人到该团任副团长,直接威胁到刘文华,刘文华决定先发制人。6月26日晚,刘文华发动兵变,一举攻占李静谋的指挥部和淳化县政府、县党部,打死、打伤、俘虏100多人,李静谋则逃之夭夭。随后,刘文华率部起义,于7月11日率部投奔陕甘宁边区。无独有偶,驻防淳化方里镇的陕西保安三团,鱼肉人民,当地群众曾多次上告到陕西省政府,要求严惩保安三团,但最终都不了了之。方里镇镇长宋增录等,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保安二团起义的影响,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于6月27日至7月12日,率领其掌握的一个排武装,发动起义,赶走了保安三团,也投奔陕甘宁边区。

  齐心,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爱国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齐厚之,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先在北平当中学语文教员,又在孙岳将军部任军法处长,后历任河北省大成县、阜平县县长,山西省政府科长,黎城、长治县县长及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部参议。他为人极富正义感,北平和平解放时追随傅作义将军起义,任西北高等法院研究室研究员。随后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齐心的母亲邓耀珍是一位思想开明的女性。抗战初期,当三个孩子参加革命后,于一九四〇年从北平沦陷区来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被传誉为骑着毛驴上太行的革命老妈妈。齐心从小受父母爱国思想和优良品德的熏陶,然而,对她人生选择影响更大并称得上革命引路人的是她的姐姐齐云。齐云早在抗战前在北平师范大学附中上高中时,就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师大附中中共地下组织的党员发展对象,并担任学生会主席。她生性活泼,口里总是咏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等抗日救亡歌曲。这些激荡着爱国热情的旋律,在齐心稚嫩的心灵中时常泛起革命的浪花和对未来的遐想。

  从劫难中走出的习仲勋为之感动到兴奋。他没有计较个人荣辱得失,而是以更坚定的信念和高昂的斗志去迎接新的斗争考验。

其实,这两件事并不复杂,陕甘宁边区也表示愿意配合国民党方面将事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然而,国民党方面故意歪曲事实,隐瞒真相,大造舆论,攻击中共策划这两起“叛逃”事件,指责中共破坏抗战,企图以此为由再掀起一轮反共高潮。胡宗南公然从河南前线、黄河防线及西安等地调集九个师之众,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集结,内战一触即发。

  在七七事变前,齐心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当她看到榜上自己被录取的名字而正在高兴时,便听到卢沟桥事变的隆隆炮声。此后她耳闻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英勇杀敌的事迹,并目睹了北平市民在南长街口堆满沙袋,准备巷战的情景。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沦陷。日寇的铁蹄践踏了北平城。齐心亲眼看到日寇的坦克在街头开过,骄狂的日寇士兵胸绕花环,骑着洋马,流露出侵略者的狰狞。齐心看在眼中,恨在心头,暗暗发誓:立志抗日救国,坚决不当亡国奴。八月,齐心随姐姐齐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编入第十二批平津流亡学生疏散队伍撤离北平,经天津、烟台、青岛、济南,到了太原平民中学读书。后被赋闲在晋东南的父亲接回阳城县家中。在阳城居住时,八路军已在该县建立了抗日政权,她和姐姐与抗日政权的同志经常联系。在此期间,齐心阅读了《毛泽东印象记》、《二万五千里长征》等革命书籍,参加革命队伍的愿望更加迫切。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十五岁的齐心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日工作的姐姐齐云的带领下,到山西屯留县岗上村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女生队学习,成为一位八路军女战士。同年七月,参加了反击日寇“大扫荡”战斗,虽然她还不到入党的年龄,但因为在反“扫荡”中担任队部通信员,表现勇敢,经上级党委特别批准,‘于八月十四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候补党员。当年冬,她从抗大五期毕业,分配到长治县干校妇干队任指导员、队长,日寇“扫荡”时编入县政府战地工作团,经历了西火镇、荫城突围的考验,翌年春调回抗大。先后在抗大一分校留守处、抗大总校总务处、卫生处任文书,在参加一九四〇年秋季的反“扫荡”中提前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也正是在这时,中国整个时局发生重大变化。

为了抗日大局,中共一再克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等,先后向蒋介石、胡宗南等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军事行动。同时,吁请组织公正社会团体,调查“淳化事件”真相,制止内战。虽然中共一再让步,但胡宗南部置若罔闻,加紧向我根据地进犯。

  一九四〇年冬,抗大总校决定齐心等四位女同志赴延安学习,被编入以八路军前方总部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为政委、一二九师旅长尹先炳为司令员的赴延安队伍。这支队伍主要是派赴延安军政学院学习的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及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日军战俘,其余是八路军前方总部及北方局抽调的干部。他们在作战部队的掩护下,历经四十余日艰苦行军,通过同蒲路、汾河和白普公路封锁线,经过游击区和日寇正在“扫荡”的晋绥抗日根据地,进入陕甘宁地区,到达延安。

  日本侵略者强占东北三省,又制造了华北事变,策划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野心勃勃地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速上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月,在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抗日学生运动,并迅速席卷全国大中城市,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为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与之相应的全局性的政治路线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瓦窑堡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重大转折时期中共中央所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失时机的制定了“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民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同时,也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发动,做了直接准备。

经过反复考虑,胡宗南最终选择了爷台山。爷台山是淳耀地区的一个战略要地,主峰海拔1313米,地处关中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接合部,北麓紧邻耀县照金革命根据地,南麓是国民党统治区。如果爷台山失守,胡宗南部就可顺势攻占关中门户淳耀地区,进入关中分区的腹部,拿下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关中,直接危及陕甘宁边区,危及党中央。

  一九四一年二月,齐心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同年秋,作为中央党校陇东征粮工作总团团员,分配到陇东曲子县征粮,后参加合水县征粮扫尾工作。一九四二年返回延安,进入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先后任班学生会主席、党支部书记。一九四三年四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延大中学部抽调一批骨干力量派赴绥德师范、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做学生工作。齐心是选调生之一,并担任选调学生党支部书记和主要带队人。齐心到绥德师范后,被分配在秋三四级学习并担任该班党支部书记,后调整到三二级毕业班任党总支委员。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即决定政治局率红一方面东征山西。习仲勋深知,这是中央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作出“在发展中求巩固”的重大决定。他回忆说:“陕甘根据地危机克服之后,当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陕甘一带,东有晋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慈,西有甘肃、宁夏国民党军,南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我们根据第四面被包围。敌人侵占根据地的许多县,地主反攻倒算,群众遭到残酷杀戮。国民党又在这些地方复辟了反动统治,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环保。”

7月21日,胡宗南部暂编第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突然向爷台山等地发起攻击。关中分区保安纵队和警一旅及新四旅一部英勇自卫,奋起抵抗,打败了敌军的进攻。23日,胡宗南将预备第三师也投入战场。我军官兵顽强抵抗,由于实力悬殊,7月27日,我守军奉命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的41个村庄。胡宗南部队占领了陕甘宁边区宽50公里、纵深10多公里的地方,准备继续北犯。国民党军侵占爷台山后,以暂编第五十九师第三团守备,并以8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向淳阳、新宁、新正等地集结,准备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全面进攻。

  为了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延安。正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才使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并作为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习仲勋和在太行山抗日烽火中参军入党的革命青年齐心有缘相识、相爱,继而心心相印,结为革命伴侣。

  基于以上原因,毛泽东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下定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扎稳打,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在各路红军奉命东征之时,习仲勋得到上级通知,决定派他赴关中特区中作。

国共全面内战一触即发。紧要关头,毛泽东以两手对两手。文的这一手,由《解放日报》在延安,《新华日报》在重庆,连续发表文章,详细报道爷台山战事真相,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中共通电全国,宣布“淳化事变”真相,呼吁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进攻,撤返原防地,要求组织公正的社会调查团体,调查真相,得到全国各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武的这一手,对于胡宗南部的挑衅,中共决定进行自卫战。毛泽东点将,决定由张宗逊、习仲勋组织和指挥这场自卫战。

  富有情趣的是,齐心最初知道习仲勋,还是由墙上标语“牵线搭桥”的。

  关中特区是党中央初到陕北时决定设立的一个行政区。其实,中央撤销了陕甘晋省委,又以下寺湾为界把西北苏区以南划分为陕甘省,已北划分为陕北省,并设立了三边、神府。关中三个地区。关中特区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五县,以上新设县治包括了陕甘两省接壤的旬邑、淳化、耀县、宜君、正宁、宁县所属的部分平原和广大山区。这里人口较为稠密,经济条件、文化教育和群众生活条件较好。因为地处西北苏区的最南端,连接以“八百里秦川”著称的大关中,离陕西省省会西安仅一百余华里,所以关中特区当时被称誉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当时,习仲勋正在延安参加西北党史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得到了朱德、任弼时、陈云的指导,专门研究和讨论西北党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习仲勋是陕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理所当然地要参加这次会议。接到中共中央的紧急命令后,习仲勋立即离开会场,与张宗逊一道来到王家坪,聆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毛泽东说:“胡宗南他们已经战役展开,问题是大打还是小打,小打就是打爷台山。大打,要准备他们打到延安。如果我们在爷台山打赢了,就有可能制止战争升级。”中央军委命令成立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王世泰、王近山、黄新廷为副司令员,谭政为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并向张宗逊、习仲勋下达作战命令,要求坚决打败胡宗南的进攻,夺回失地。

  齐心到达绥德的时间比习仲勋晚一个多月。她刚到绥德去地委转党组织关系时,便看见九贞观墙上“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主持工作”的标语还未褪色,从这时起习仲勋的名字便留在了她的记忆里。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在开展防奸运动。不久,绥德师范接连发生了“贴黑头帖子”(即匿名恐吓信)和“打石头”(教员杨典被石头打伤)案件。这两件事引起了地委的重视,遂决定以绥师为重点,开展防奸整风审干运动,并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到绥师蹲点,调原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到绥师任党总支书记。习仲勋也来校亲自作动员报告,宣讲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一次在习仲勋作报告时,恰好齐心担任会议记录。因为座位离得很近,习仲勋看到齐心记录认真,字也写得好。此时,齐心年方十九岁,举止文雅,给习仲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正是在这次报告会上,齐心第一次见到了地委书记习仲勋。一个星期天,习仲勋在绥师党总支委员、级任老师杨滨处交谈完工作后,从山坡上走下来时,与齐心迎面相遇。齐心向习仲勋行了一个军礼。习仲勋微笑地点头而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匆匆的相遇,却成了他们感情萌动的开始。

  鉴于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央在设立关中特区的同时,决定成立中共关中特委。据《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料》记载:“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派贾拓夫等人到达关中,在原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共关中特委,贾拓夫任书记。关中特委机关驻新正县(今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原的南邑村、下辖淳耀、赤水、永红和甘肃省境内的新正、新宁等五个县委。”

  由于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在延安将正常的整风审干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致使绥德师范运动偏离了正确方向,在学生中一时出现了“假坦白”现象,形成草木皆兵和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在数百名十几岁的学生中也搞起了“抢救运动”,不让学生回家,学生家长很有意见,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对此,习仲勋极为重视,亲自过问案件的审理,找学生党员代表谈话了解情况,深入调查研究。有时绥师开大会,习仲勋也亲临指导。齐心作为学生代表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在接触中,习仲勋对这位积极向上、工作干练的青年有了较多了解。齐心也从校领导和杨滨老师的谈话中,逐渐知道了习仲勋的革命经历,了解到他是一位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威望,深受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北局领导器重的年轻领导干部。一次,习仲勋在自己办公的窑洞里约绥师几位学生党员代表谈话。当齐心汇报了绥师的混乱局面时,习仲勋提醒说,你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照这样下去,连自己也会被怀疑。你们要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协助党组织扭转混乱局面。齐心仔细听着习仲勋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的谈话,困惑苦闷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她眼望窑洞墙上挂的毛主席为之题写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对习仲勋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习仲勋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回关中党史时说道,南区区委改称关中特委的时间还要早一些。“一九三五年十月间,成立了关中特委,书记鲁笨,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张邦英。当时领导有淳耀、赤水、新正、永红、新宁等五个县苏维埃政府。所有基干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同时各县县委也建立起来了。这时候,关中的革命运动正处在高潮。但是由于错误的肃反,捕杀了关中许多干部,加之群众恐慌,使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以致趋于停止的阶段。”

习仲勋是从关中地区走向武装斗争道路的。早在1930年,年仅17岁的习仲勋奉党组织之命,来到关中地区的长武县,投入陕西地方武装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在士兵中秘密发展了一批党的力量。1932年,与刘林圃等在甘肃省两当县组织发动兵变,成立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任队委书记。兵变失败后,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投身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任陕甘边特委委员、军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当选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兼任党团书记。1934年11月,在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习仲勋亲自领导绥师防奸运动,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检验,他毅然宣布“所有加在师生头上的不实之词一律撤销,予以平反”。一九四四年初,西北局从延安调来一位名叫布鲁的同志担任绥德分区保安处副处长,他是习仲勋在关中分区任书记时就熟悉的老同志,被称为“红色福尔摩斯”。习仲勋决定派布鲁调查核实发生在绥师的“黑头帖子”和“打石头”问题。布鲁经过一个月调查了解,很快弄清两起事件都是学校教师杨典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自己搞的假案,从而澄清了事实,消除了不良影响,使绥德师范教学秩序转入正常。

  习仲勋在走不间关中前夕,日里万机的中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瓦窑堡住地专门约他和张仲良谈话,对分派他们去关中特区工作寄予厚望。周恩来从国内国际形势和苏区面临的敌情谈起,细致入微地指出了工作任务和需要注意问题。周恩来亲切而严肃地说:党派你去关中特区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这是习仲勋第一次亲耳聆听周副主席的指示,他专注地望着周恩来清癯而又慈祥的面孔,就得周副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那样的掷地有声,拨动心弦,以致在许多年以后谈起此事时仍激动不已。他回忆说:“第一次和恩来同志正式接触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党派我去关中苏区去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恩来同志对敌情了如指掌,高瞻远曙地制定战略部署,他那卓越的军事才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设立了三边、神府、关中三个特区,其中关中特区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五县。这些新设县包括了陕甘两省接壤的旬邑、淳化、耀县、宜君、正宁、宁县所属的部分平原和广大山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中共中央成立了以贾拓夫为书记的关中特委,下辖淳耀、赤水、永红和甘肃省境内的新正、新宁等五个县委。1936年初,习仲勋受中央派遣,南下关中。行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专门约见习仲勋,说:“中央派你去关中特区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习仲勋牢记周恩来的嘱托,积极协助贾拓夫,开展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4月,国民党东北军大举进攻,关中特区五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全部被摧毁,贾拓夫等大部人马被迫撤回陕北,只留下习仲勋等少数人,组成以习仲勋为书记的关中工委,继续坚持战斗。不久,习仲勋也撤回陕北。

  齐心曾回忆说,绥德分区是一九四〇年才解放的新区,因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军阀何绍南的统治,留下了不少反共遗毒。抗战初期,绥德师范又受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干扰,学生中对国共两党认识不清,反动宣传造成的影响也未完全消除,经过整风审干运动才彻底肃清了反动流毒,排除了右的和“左”的干扰,贯彻了边区政府的教育方针,学生树立了良好的学习风气,使绥师成为陕甘宁边区培养干部的学校。有过这段经历的绥师同学,都会自然地回忆起整风前后绥师发生的根本变化,以及习仲勋和绥德地委采取有力措施纠正编差,领导运动健康发展的历史。

  当习仲勋奉命即将启程赴关中之时,与准备率部抗日东征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和军政委宋任穷在从安定回瓦窑堡的路上相遇。昔日并肩战斗并一起经历错误肃反劫难的战友,即将分赴不同的战场,自然更多了几分留恋之情。刘志丹、宋任穷看到习仲勋时,便老远打着招呼,赶忙勒住缰绳,从马背上跳了下来。

1936年9月下旬,习仲勋再次奉中央之命,南下关中,担任关中特委书记。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约见习仲勋,指示说:“你去先试一试,凡是民团团长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包括保甲长、联保主任。”根据这一指示,到达关中后,习仲勋围绕武装斗争这个中心,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很快就成立了关中游击队指挥部,郭炳坤任指挥,习仲勋兼任政委,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习仲勋采取各种灵活措施开展统战工作,争取进步、中间的民团、保甲,打击最反动的少数分子。在习仲勋的努力下,关中特区的革命形势进入高潮,恢复和扩大了游击队,建有赤水4个支队,淳耀3个支队,新正4个支队,新宁3个支队,计14个支队500多人。苏区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建立了淳耀、赤水、新正、新宁等四个县苏维埃政权,全部恢复了党的工作。

  齐心也正是在一场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运动实践中,一步步地走近了习仲勋。

  刘志丹紧紧握住习仲勋的手语重心长的叮嘱:“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就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泽东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派,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工作同样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好地方工作。”习仲勋以后回忆:“我和他依依不舍的分了手。他上前线后,一路旗开得胜,捷报飞传,顺利地打过了黄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习仲勋在加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过程中,显示出灵活的政治头脑和高超的工作艺术,始终对潜伏在统一战线中的矛盾保持高度警惕。他告诫特委的同志们说:“我们大部分区乡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了解得不正确,一方面认识不足,以为革命成功了,忽视统一战线中的斗争一面;另一方面则对统战对象仍怀着阶级仇恨,不愿做统战工作,不与友方联合。”他利用统战工作这个平台,大力“扩大红军,加强整训”,“大量发展党的组织”。在他的领导下,通过友好谈判,特区与国民党方面划分了行政区域界线,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双方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共处状态。特区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支武装队伍,都根据其不同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其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许多民团对中共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赞成、支持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与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支弹药,一些民团还投奔了苏区。

  为了安定民心,习仲勋和地委决定让绥师党组织把分散在各县的学生家长请到学校来,同自己的孩子一起住几天,让他们亲眼看到学生们正常地生活和学习,从而相信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但是,他们谁也没想到,瓦窑堡匆匆一别,竟成永诀。

抗日战争时期,关中分区担负的反摩擦任务十分繁重。胡宗南在封锁线上集结了20万配有精良装备的正规军,而关中分区只有保安独立一营、二营、三营及几个县大队,实力对比犹如云泥之别。习仲勋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粉碎了顽军一次又一次的挑衅和进攻。

  习仲勋认真总结了绥师运动的经验,并积极稳妥地指导了全区的整风审干工作。当时,地委只办了一个干部整风学习班,习仲勋在干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时,提出大家要正确对待审查,不要说假话,否则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在讨论一位受家族问题株连而被怀疑的干部时,他说,她的家里人出了汉奸,她革命有什么不好呢?

  四月十四日,刘志丹在东征山西前线指挥攻打中阳县三交镇阵地上中弹牺牲。当习仲勋得知刘志丹牺牲的消息时,他已经随西方野战军西征到达甘肃省环县。突如其来的噩耗使他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与刘志丹临别时的话语和许多往事一下子浮现在眼前。他为失去这位总忘所归的领袖同志和战友而万分悲痛,以致成为数十年间绵绵不尽的思念。一九七九年十月,习仲勋在《人民日报》撰文写道;

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兼保安司令部政委的习仲勋,在反摩擦斗争中采取了三条策略:在任何情况下,都高举统一战线和抗战两面旗帜,确保我们占据政治和道义的制高点。以政治进攻为主,在军事上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尽一切可能争取同情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孤立、打击反动分子和顽固分子。

  习仲勋数十年前说过的许多话,齐心谈起来时还感到犹如警钟在耳,时常回响。她回忆说:习仲勋常讲,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习仲勋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下,保护了大批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整风班,复查平反了“假坦白”的人,只短期挂了一位干部,不久也被党中央平反。我亲身参加过地委召开的扩大积极分子会议,听了习仲勋给西北局发电报要求制止逼供信错误等正确建议的传达,更令我对他崇敬不已。

  “我们敬爱的刘志丹为国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时我在隆冬环县工作,噩耗传来,万分悲痛,许多同志都哭出了声。同志们告诉我,志丹牺牲时,衣袋里仅留下半截铅笔,两个烟头。他们又给后代留下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几年间,习仲勋组织关中分区军民进行了大小数十次反摩擦战斗,并取得了胜利。在这一斗争中,习仲勋十分讲究斗争策略和方式,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灵活有度,适可而止。1939年1月,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张中堂及国民党彬县专员张明经调集保安队两三千人,武装围攻建在旬邑县城南土桥镇的八路军荣校。习仲勋指示,荣校撤离土桥镇,退驻旬邑县城以北数十里处的看花宫。5月,该县保安队枪杀八路军荣校出城采购的一名工作人员。荣校代表前往国民党县政府请愿,保安队竟然开枪打死代表9名,并和邻近几个县的保安大队一道围攻关中分区部队。关中分区部队抵抗数日,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出县城。远在延安的习仲勋立即赶回关中,研究对策。分区官兵纷纷要求展开反击。习仲勋耐心地劝说大家,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武力反击,一则对我不利,二则为顽固派扩大战事提供了借口。我们一定要维护抗日大局,争取和平解决。习仲勋一方面向中央汇报情况,请求中央援助,一方面给国民党驻军写信,晓之以民族大义。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向国民党方面施加压力。最后,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派人调查处理。

  这时,习仲勋和齐心在工作中,互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习仲勋当面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后,来从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金维映那里拿到了一份正式的组织关系介绍信,随即带十月人从瓦窑堡向关中苏区进发。路程虽不过七八百里,但是由于沿途多是国民党统治区,要通过无数道路封锁线,大陆不能走,只能走羊肠小道,过了甘泉后又连续在人烟稀少的梢林中穿行了三天。习仲勋一行经过十多天的艰难奔波终于到达中共关中特委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新正县(今甘肃正宁县)南邑村。

在习仲勋的坚强领导下,关中分区军民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守住了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在关中,习仲勋始终走在群众中,在群众中获得了崇高的威望,群众遇到困难时,总是说:“找仲勋去。”党组织评价习仲勋是“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习仲勋的卓越才华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得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认可。1942年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习仲勋去边区最大的分区绥德,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保卫边区的北大门。毛泽东决定对胡宗南部展开反击时,自然就想到了习仲勋。

  齐心回忆这一经历时说,我和仲勋的恋爱,主要是通过书信表达的。早在绥师开展防奸运动不久,我就收到了他写的信。他开始谈的都是工作,后来的信中谈到他是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年轻的一个,来信还谈到今后他可能去延安学习等等。一开始我觉得很神秘,也很有吸引力,因为从未有人这样信任和关注我。我感到很荣幸,但也隐隐约约感到我们之间的感情已超出一般同志关系。于是我就回了一封信,问他说:“你为什么老给我写信?”没想到他竟复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解决好。”此时,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知道这是让我考虑我们的婚姻问题了……他这种真情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此时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江华和唐洪澄、张邦英等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同志已先期在这里开展工作。习仲勋等一批干部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领导力量。

  习仲勋为了进一步了解齐心,还特地要齐心写了一份自传给他。齐心说自己正如姐姐齐云送她到抗大介绍时所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所以自传写得十分简单。这时,得知此事的抗大总校副校长兼教育长何长工也写信给习仲勋介绍了齐心本人及家庭情况,信中特别提到:“她是到延安才长大的,我认识她的姐姐,见过她的父亲……”

  其实特委的中心任务就是迅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增强坚持武装斗争,巩固根据地,建立发展统一战线,迎接抗日战争新局面的信心。

张宗逊和习仲勋日夜兼程赶回关中,在马栏设立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新编第四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三五八旅共8个团归属张宗逊、习仲勋指挥,参加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在习仲勋主持下,指挥部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

  这年冬天,在绥师蹲点的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和校党总支书记宋养初作为介绍人,积极撮合他们的婚姻大事。习仲勋选择终身伴侣竟像选配干部、处理工作一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特别看重齐心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场上受过锻炼这一经历。当他看到齐心自传中写有自己为了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两次从家中偷偷跑出,又被父亲追了回去时,不由得笑了,说,我年轻时也和你一样。

  习仲勋到关中后,又进行另一项工作,即根据地当地实际情况和中央精神,纠正执行土地政策问题上的偏差。“当时由于土地政策上侵犯了中农利益,在经济政策上没收了商人的一些东西,以及‘左’倾机会主义的‘肃反’政策,造成了关中苏区群众的相当恐慌,对外形成赤白对立。党中央到陕北后,即进行对错误政策的纠正。由于干部不能很好的掌握政策,在土地政策上又犯了右的倾向,把以没收的地主土地退回给地主。分到土地的雇农和贫农感到地权的不稳定,对革命发生了怀疑。于是又进行第三次的土地重新调整,按人口与劳动力混合原则,进行平均分配土地。但又引起人口少而已经多分了土地的贫农不满。中农因为自己原有土地,而又得不到分配的土地,同样对革命发生怀疑。因此这时争取中农的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政策也没有彻底在关中苏区实行,只是在新正、赤水、淳耀、新宁等县进行了一部分调整。”

张宗逊传达中央军委命令后,习仲勋发言。他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他说:今年5月,国民党召开六大,竟然声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胡宗南侵占关中,是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奏。只有打败胡宗南,才能迫使国民党与我们谈判,从而延缓和制止战争的爆发。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进行战争,才能保卫和平。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还未投降,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我国的主要矛盾,抗日仍然是党的第一位的任务,对胡宗南部的反击必须在这个大局下进行。胡宗南既有积极反共的一面,也有抗日的一面。接着,习仲勋分析了胡宗南的处境,说:“蒋介石规定了胡宗南的十六字方针,即‘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在各方总的态势未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如果胡宗南与我大打,对我固然不利,对胡宗南也不利,不符合蒋介石规定的十六字方针。”最后,习仲勋提出了自卫反击战的策略,即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对胡宗南采取斗而不破的方针,对其进行坚决反击,将其打痛,但又要把战役控制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不能导致国共合作关系的破裂。

  经过近一年的接触和了解,习仲勋和齐心虽然处于不同的工作岗位,但两颗爱慕的心在一步一步地靠近,感情在一步一步地加深,后经西北局批准,终于结成伴侣。

  四月,国民党东北军以十一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关中苏区发动全面“围剿”,并出动飞机轰炸。近一个月时间内,关中特区五个县几乎全被国民党侵占,所有中心区域敌人都设立武装据点,只有新宁的一个乡的平道川没有敌人骚扰。国民加紧进行请查户口,编制保甲,收买利诱中共党员和干部叛变。加之关中红军主力第一团及一、二、三独立营离开关中苏区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合,是这一地区武装力量受到消弱,所辖五个县的苏维埃政权被摧毁。

习仲勋的一番话,让大家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把握了要求。经过热烈讨论,最后,指挥部决定,抓住敌人刚进入爷台山地区、军事部署还未完成之机,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发起自卫反击战,全歼来犯之敌。新四旅五个营配山炮一门担任主攻,警备第一旅第三团配合,消灭爷台山、老庄、宋家洼之敌,而后扩大战果,收复全部被侵占的村庄;三五八旅为第二梯队,集结于凤凰山、照金地区机动,主要任务是随时支援主攻部队,并阻击增援之敌;教导第一、第二旅集结在岭湾、上畛子地区,为战役预备队,并严密监视东、西两面之敌,保障我军后方安全。

  这天上午,在绥德的党政军的大多数领导同志都莅临习仲勋、齐心婚礼,向他们表示祝贺。抗大总校副校长何长工、政治委员李井泉、绥德警备司令兼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员袁任远、地委副书记白治民等热情为两位新人祝福!在大家的祝贺和谈笑声中,几位领导和习仲勋、齐心同桌用餐,便算完成了一个朴素而又庄重的婚礼。

  “这时,关中的革命运动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如何地善于退却,如何地保存积蓄革命力量,是当时关中党的严重任务。”中共关中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凡外来干部以及和群众关系不是很密切的人员,立即分撒撤退。据此,贾拓夫、江华等党政军领导干部随率大部分武装转移到瓦窑堡,关中特区撤销。另“由习仲勋、唐洪澄、汪峰等组成关中工委。坚持关中游击战争(洪澄同志不日坚决要求回中央了)在军事上划关中为连个作战区域,成立南北两路指挥部”习仲勋在另一份手稿中曾记述说:“三月,关中苏区遭敌人大举进攻,我主力部队和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于四月撤出关中苏区,撤出前经特委决定成立关中工委,我任书记,坚持苏区工作。”

军事部署完毕之后,习仲勋立即到当地政府与群众中进行动员。胡宗南部侵占爷台山及其附近地区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慨。

  婚后,习仲勋平静地对妻子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们不能陷在小圈子里。”革命夫妻的心是相通的,齐心对丈夫的这一番衷言深有同感。

  后来的斗争更为艰难和残酷,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等被国民党军杀害,个别游击队哗变投敌。“可是群众的革命热情没有被敌人镇压下去,而是始终站在革命方面。军事上则是灵活的游击行动,避实就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绝对不和敌人硬仗。可是当时的军事负责人同志则犯了军事上的冒险行动,把游击队一般的力量并掉。”

习仲勋找到关中地委负责同志商定了一个拥军支前的方案。根据习仲勋意见,关中地委下发《关于保卫关中制止内战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各单位“部队需要什么就给什么,需要多少就送多少”。在关中党组织带领下,地方政府及人民群众积极拥军参战,迅速组成“战地工作团”,负责担架、运输、向导、筹粮等支前工作,仅赤水县就动员支前队员1400多人,出动担架400多副,筹集军粮万余斤,送军鞋1万多双,为保证反击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年夏,齐心从绥师毕业,即去了农村做基层工作,由此开始了他们很长时间离多聚少的家庭生活。不多的鸿雁传书连接他们的感情。齐心先是在绥德地委和县委确定的重点乡——沙滩坪区第一乡当乡政府文书,后来又在义合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延安北关区委副书记。她经常以一个乡或村为单位进行重点调研,总结经验给报社投稿,成为《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

  五月,习仲勋接中共中央来信。信中说中央决定调其回陕甘宁省委另行分配工作。

各参战部队纷纷赶赴马栏,迅速完成集结,临战准备工作大体完成。习仲勋主持召开军民动员大会,参加会议的有赤水县和淳耀县的领导和群众代表,还有各参战部队。习仲勋进行政治动员。他义愤填膺地说:“同志们,关中根据地是我们用鲜血建立起来的。胡宗南军不去打日本,屡屡在关中进行挑衅,残杀根据地军民,抢劫粮食,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罪行滔天。是可忍,孰不可忍?”说到激动处,他振臂高呼:“我们一定打败胡宗南!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最后,习仲勋对大家提出了明确要求,务必坚决、勇敢地消灭敌人,速战速决。同时,严格执行命令和战场纪律,不得任意扩大战事,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习仲勋经常写信鼓励齐心安心基层,联系群众,做好工作。他在信中叮嘱,农村是一个大学校,那里有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他还以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苏区时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妻子重视实践和基层经验,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信中嘱咐要尊重乡村领导,并举例说在苏维埃时期,边区政府给群众东西,向群众要东西,都要经过乡村政权同意和执行。

  习仲勋离开关中后,汪峰和张凤歧等人在旬邑县花家洞建立了中共中央临时特委,继续领导当地武装斗争和恢复党组织工作。

动员会结束后,张宗逊、习仲勋把指挥部移到距爷台山10公里的凤凰山下的兔鹿村,靠前指挥战斗。

  齐心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婚后,我除了在延安中央党校六部短时间学习外,就在农村做基层工作,直到全国解放后,才被调到西北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回想起来,一生中有两段经历使我受益匪浅。一是在前方抗日根据地两年,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抗大熔炉艰苦的战斗生活培养了我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坚定了革命斗争意志,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二是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做基层工作八年,在劳动人民的哺育下,和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特别是在轰轰烈烈的土改等群众工作实践中经受风雨,锻炼成长,使我终身难忘。那时,虽说我们经常相距几百里之遥,但我们的感情却日益深厚。一位战友看了仲勋给我的信后笑着说:“这哪里是普通的家信呢?完全是革命的两地书啊!”

  ●随军西征前后

8月7日,参战各部队从马栏出发,向预定作战地域前进。8日黄昏,参战部队全部进入阵地,做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午夜,司令员张宗逊发布了总攻令。三颗红色信号弹划过夜空,格外醒目。虽然天空下着瓢泼大雨,参战官兵仍奋不顾身,向敌人发起勇猛攻击。

  转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南方休息的习仲勋给北京家中的齐心打长途电话,问道:“我们结婚多少年啦?”齐心回答说:“五十五年了!”习仲勋又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齐心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呀!”习仲勋一听急了,说:“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事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电话两端的老人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

  习仲勋被调回陕甘宁省委,是因为红军胜利完成东征作战后,中共中央又根据新的形势决定发动西征战役,同时要求陕甘宁省委派出大批干部随军进入新解放地区,开辟工作,以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扩大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匆匆赶回陕甘宁省委常驻地吴起镇,征尘未洗,又踏上了随军西进的漫漫征途。

国民党军侵占爷台山后,在山上抢修了大小10多座碉堡和一些掩体、堑壕等工事,其中尤以主峰的碉堡最大、工事最多。爷台山上驻守的是胡宗南暂编第五十九师第三团的四个步兵连,一个轻机枪连,一个重机枪排。主峰内是暂编第五十九师的所谓“常胜连”——三团二营四连,配备轻重机枪7挺。敌军居高临下,凭险据守,从碉堡里往下猛烈扫射。我军官兵冒着敌人强大的火力往上冲,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继续往上冲。虽然我军官兵作战勇敢,但由于敌军火力十分强大,加上地形对敌有利,我军进展缓慢。

  ●出席七大前后

  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的形势是:蒋介石趁红一方面军东征回陕北未来得及休整补给之际,即以蒋军嫡系、陕北地方军、宁夏二马、东北军、晋军共一百五十四个团二十五万余人的兵力。围攻陕甘苏区。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红军进入甘肃、宁夏地区进行外线作战。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征战役,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以“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攻。消灭宁夏二马。扩大苏区,打通和苏联间的国际路线,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习仲勋和张宗逊商量后,决定增援主攻部队。9日凌晨,集结于耀县照金地区的三五八旅投入战斗。旅长黄新廷命令全旅的3门山炮、8门迫击炮,集中火力向敌军阵地开炮。

  进入一九四五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我党已拥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万人,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接近一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于五月八日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乘胜向日本本土进逼。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处于胜利的前夜,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也指日可待。

  初夏的陇东高原,白天还是赤日炎炎,一入夜晚却寒风阵阵,温差较大。

在战斗最艰苦的时期,习仲勋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前沿阵地,和官兵们一同战斗,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官兵们前仆后继,向敌人阵地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下午2时,三五八旅八团六连首先攻上主峰。他们搭人梯,从背面登上了爷台山,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拼刺刀,全歼爷台山守敌。其他部队也迅速扩大战果,收复被占村庄,残敌仓皇逃出关中根据地。我军收复了爷台山等全部失地,全歼入侵的国民党军五个连及一个营部,毙伤敌100余名,俘敌营长以下36名,缴获轻重机枪19挺及大批弹药。至此,爷台山战斗以我军胜利宣告结束。

  在这一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习仲勋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

  习仲勋五月二十八日随集结于吴起镇的西方野战军左路军红一军团向甘肃省东部的曲子、环县开进。对他来说,这是一次艰苦而有意义的行程。为了隐蔽迅速到达预订地区,部队只能坚持昼伏夜行的强行军。一路上只见起伏的山丘,荒凉的原野,长角的羚羊,群飞的野鸡,很少看到村落和人烟。习仲勋虽然从小投身革命,又长期组织领导地方游击战争,但随大兵团行军还是第一次,置身于红军主力部队中的喜悦和新鲜见闻冲刷着连续行军带来的疲劳的困乏,是他兴奋不已。

中共中央接到收复爷台山的捷报后,立即指示贺龙邀请在西安的美军调查组前来进行“现场调查”,并通知爷台山临时指挥部,做好相应的准备。习仲勋说,我们不仅要打赢军事仗,还要打赢政治仗。临时指挥部决定,由担任爷台山主攻任务的新四旅十六团团长程悦长陪同美军调查组。8月12日,由包瑞德上校、西蒙少校、科林少校、卡斯伯格少校等组成的美军调查组,由杨尚昆等陪同,黄华、马海德做翻译,来到爷台山进行“现场调查”。调查组企图搜集我军“破坏抗战”的罪证。他们在阵地上发现,到处都是国民党军败退后留下的弹壳和弹药箱,上面一律印着英文字母。我军特意把缴获的大量美式武器摆在战场上。美军调查组狼狈不堪,在铁的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军对这次武装冲突负有责任。胡宗南被迫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把部队撤回防地。我军不仅夺回了失地,而且挫败了国民党企图扩大战争的阴谋,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为了召开七大,党中央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这次大会距党的六大已过去十七年之久,是历史跨度最长的一次大会。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过要召开七大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召开七大的决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二十五人准备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要“努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准备”召开七大的决议,各根据地即选举了出席大会的代表。此后即有代表从各地启程赴延安准备参加七大。陕甘宁边区七大代表和候补代表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旬在安塞县徐家沟召开的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习仲勋当选七大代表时,还在关中分委担任书记。

  五月三十日,习仲勋随部队到达甘肃省东部的元城特区特机,执行毛泽东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以与东北军正式作战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的指示。曲子镇是当时国民党曲子县(后归环县县治)县政府所在地,处于甘肃庆阳通往宁夏的要隘。曲子镇方圆约一公里左右,四周筑有两丈多高的土城墙,设有碉堡,垣外有环城壕沟深达仗许。国民党军三十五师第一0五旅旅长冶成章带三百多名骑兵驻兵守土城内。冶成章暴力骄横,外号“野骡子”。由于曲子镇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左路军西进必须夺取的第一军事目标。六月一日,第一师进至曲子以北,对木钵方向警戒;第二师向冶成章及其所率之特务连发动进攻。经短时间激战和政治攻击后,迫使冶成章等一百五十余人投降。战斗结束,左路军留第四师控制曲子、阜城,第一、二师乘胜北上,于四日攻占环县。五日进驻环县以北的洪德城。

就在爷台山自卫反击战结束的当天,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攻,对日军进行最后一战。人民军队在各个战场上,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对日伪军展开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在七大召开之前,习仲勋和绥德副专员杨和亭带全地区劳动英雄和模范代表,即从绥德到了延安,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会议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次年一月十四日共开了二十四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重要报告。朱德讲话说,几年来,我们靠着“血和汗”坚持抗战,建设边区,获得了举世称赞。我们要提倡节约,建立长远的革命家业,积蓄力量,完成抗战大业。

  曲子被西方野战军解放后,中共环曲工委即告成立,习仲勋任书记。习仲勋在曲子停留非常短暂,但他对这人生旅程中的短暂一瞬记忆颇深:“六月,随西征野战军到曲子镇,先担任曲环工委书记,后改任环县县委书记。陕甘宁省委书记为李富春。”“打开曲子,把马鸿逵部最能打仗的骑兵旅旅长‘野骡子’(冶成章)活捉了。冶成章是个大个子,带伤以后,给予优待,从河连湾用乐队迎送,由老百姓用担架抬回宁夏。他此后便脱了马家军,对党在回民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高度评价爷台山保卫战,指出:“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轻易易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这一回我们就放弃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七月底放弃,八月初收回。”

  会议期间,习仲勋得到通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要同出席会议的地委书记和专员们谈话。

  习仲勋在半个世纪以后的回忆,与党中央当时处理这一问题的情况是一致的。冶成章被抓次日,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即电示左权、聂荣臻。邓小平:“要特别优待冶成章旅长,治好伤后,送后方一行,谈后即送其回宁夏。俘虏官兵可分配送走二三十人,要有回民,给以优待。其余大多数则训练数天,妥送吴起镇,交萧劲光派队送后方,沿途布置欢迎。”

8月14日,我军打扫了战场,掩埋了牺牲的战友,召开了追悼会和军民联欢晚会,庆祝爷台山反击战的胜利。

  冬日延安气温较低,山风顺着川道呼啸而过,顿使人感到阵阵彻骨的寒意。但是坐落于城西北十多里的枣园,在阳光照耀下,却是春意盎然。毛泽东的住所在园内东北面山坡上的一排五孔窑洞内。山坡下有一条被群众称为“幸福渠”的小溪缓缓流过,这里有着一种陕北地方特有的古朴和幽静。一天早饭后,习仲勋和杨和亭顺着去三边方向的道路快步来到了枣园。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门前同大家一一握手,同时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谈话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开始。毛泽东没有让大家一一作汇报,而是以提出问题,请同志们共同思考和回答的特有方式开始了座谈。毛泽东说:你们都是来自地方工作的同志,你们的工作哪些群众赞成?哪些不赞成?

  西方野战军解放环县后继续挥师西进。习仲勋即由曲子镇赶赴洪德城,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

(原载:《党史博览》)

  习仲勋听了毛泽东的问话,觉得已准备好的汇报内容用不上了,便根据自己在整风、大生产运动中的切身体会作了回答。其他同志也你一条我一条说了起来,既讲了真话,又显得轻松活泼不落俗套。毛泽东仔细听了大家发言后概括说:群众表示赞成的,恐怕有那么十多条,比如干部经过整风,作风民主了;搞了大生产运动,减轻了群众负担,没有要饭的了;禁止抽大烟,禁止赌博,改造二流子,社会风气好了;婚姻自主,废除了买卖婚姻;消灭了土匪,群众能安居乐业等。不满意的是,个别干部深入群众差,工作方法简单片面;有些问题群众还未接受,宣传搞得不那么好;有的地方还有懒汉,要求改造二流子。毛泽东讲到这里话锋一转,又启发道:群众不满意,说明我们的工作没做到家,如果按政策办,给群众交代清楚,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新成立的环县县委机关设在洪德城的杏儿铺,因为处于战争环境,驻地时有变动。县委下辖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工会、青年部、妇女部。同时,环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刘占奎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这里地以南土十里地的河连湾是陕甘宁省委驻地。习仲勋及县委的工作随时能得到李富春等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县委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壮大中共基层组织,建立地方政权。据《环县志》记载:“在省委领导下,当时之环县、曲子、固北县靠陕甘苏区,和部队党自上而下迅速建立起县委、区委。时中共曲、环两县委积极发展党员。环县由县委书记习仲勋介绍和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有狄荣昌、狄荣华、杨满川、杨福川、陈汉帮、张德仁、张德录、张应孝。稍后,环县建立了六个区党委,三十九个乡支部。”

  习仲勋深为党的领袖在运筹帷幄之中对农村实际有如此全面准确的了解和精辟的见解而感动。特别是毛泽东对地方同志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没有简单地责备和批评,而是在和风细雨的循循引导中总结得失教训,教给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习仲勋面对面地接受了一次现实而生动的群众路线和政策观念的教育。

  习仲勋在环县工作仅两个月,便打开了局面。他深入到南湫乡一带向农民群众宣传的抗日救国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军当局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罪行,发动农民团结意识组织起来,废除保甲制度,建立新政权,没收地主恶霸土地财产,分给劳苦大众。

  习仲勋和杨和亭等根据工作实际,谈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大生产运动和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时,毛泽东插话说:第一条是带头作用,第二条是骨干作用,第三条是桥梁作用。毛泽东还就“三三制”政权建设和搞好统一战线工作问题,提醒大家说:在我们党的周围,党外人士总是多数,党员人数总是少数。因此,很多工作要靠党外人士去做,不能光靠党员包办。搞“清一色”倒容易,但“清一色”不容易成功啊!毛泽东重点讲了生产建设,他说:我们搞经济建设,我们的想法和做法,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这就是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大家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要坚持战斗,对付荒年。一切部队和机关都要参加生产。

  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是习仲勋在环县工作期间的中心任务。环县因为处于甘肃和宁县两省交界地带,故社情十分复杂。当时有土匪、哥老会等十几股数百人的反动势力与国民党地方武装相勾结,时常骚扰破坏新生政权的正常活动。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习仲勋以大量精力投入群众武装的组织和领导。他要求加强县委军事部、县政府保卫局的力量,设立了警卫队;组建起环县、洪德、胡家洞子三个区游击队,发展队员四十多人,配备长短枪三十余支。多数乡、村还成立起自卫军、赤卫队,从而有效地遏止和打击了反动势力,保卫了人民民主政权。

  讲者风趣幽默,侃侃而谈。听者聚精会神,饶有兴趣。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毛泽东热情招呼大家,今天就不走了,一起在这里用餐。习仲勋及参加座谈的同志和毛泽东共同吃了一顿红烧肉加大米饭。下午又接着座谈了教育、文化、扫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一直到了掌灯时分,他们才离开枣园。

  密切联系群众是习仲勋一生优良作风,这一特点在他早期革命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当时洪德街上有一位药铺掌柜叫梁松山,为人忠厚正直,有结交广泛。习仲勋和这位店掌柜很快建立联系,使其借行医卖药之便,为县委、县政府收集情报。据当时在环县县委妇女部工作的郝明珠回忆:那时由于大军西进,环县的形势异常严峻复杂。仅县委就被哥老会包围过好几次。有时我们白天在洪德城工作,晚上就钻进梢林。当时可靠的还是群众。县委领导同志住的窑洞,群众常常自觉给站岗放哨。

  枣园一天,在习仲勋的脑海中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他感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能用一整天的时间和大家座谈讨论,并以他渊博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独特的语言方式,指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向,启迪深刻,受益匪浅。

  习仲勋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陕甘宁省委的充分肯定。七月二十日,李富春在《陕甘宁苏区的形势与党的任务》中表扬了环县、庆阳、苏安。豫固四县完成了初步赤工作。“完成赤化的标志是:(一)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斗争,消灭封建剥削与分配土地;(二)普遍地建立群众的武装,以发展游击战争,肃清苏区之内的一切反动武装;(三)注意解决群众的困难,流通苏区的金融,初步改善群众生活;(四)高度地把群众斗争积极开展起来,普遍建立政权及党的和群众组织的基础;(五)从正确地运用我们的策略中,使苏区的人民极少数民族,消灭了对苏维埃与红军的一切怀疑,乐意地在苏区安居乐业。”

  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开过不久,中共七大召开的日子临近了。习仲勋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正式代表到延安出席会议。

  八月中旬的一天,习仲勋去河连湾向省委汇报工作。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正式同他谈话说,中央决定他回保安县(今志丹县,时党中央已由瓦窑堡移驻这里),另外分配工作。习仲勋接受任务后回到县委交代工作,便离开了两个多月的县委书记工作岗位,匆匆启程返回陕北。

  陕甘宁边区因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所以代表团在出席七大的八个代表团中,人数最多,共一百四十三人,下分好几个小组。代表团团长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担任,副团长是林伯渠、贺龙。习仲勋和其他代表安排在西北局院内住宿。西北局在城南的杜甫川口,离大会会址杨家岭较远,西北局机关的同志便在一辆卡车上装了一个篷子,在上面摆放几条木板凳,代表们参加大会时就乘这辆改装的“吉普”车往返。

  习仲勋此次工作的变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认为对这批错误肃反出狱的干部存在使用不公的问题。时任中央组织部的李维汉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曾记述了这一历史真相:

  四月二十三日,明媚的春光照耀下的延安城周围山山岭岭泛起了翠绿,清澈见底的延河水欢快地哗哗流过,这里充溢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氛。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即将在这里隆重举行。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七大召开的前一天,苏联红军攻入德国柏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胜利,对于正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工作的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干部的工作分配是,地方干部由陕北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我对陕甘宁干部一个也不认识,但我出席了省委会议,所以对地方干部不大合理分配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习仲勋随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早早到了杨家岭。进入眼帘的是:为召开七大专门修建的中央大礼堂格外庄严肃穆,会场内主席台正中竖立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分别悬挂两侧;主席台上方红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会场后面的墙壁上挂着毛泽东“同心同德”的题词。周围的墙壁上还设置了不少象征胜利的V形木盒,盒内插着小红旗,于庄重、简朴中显现出大会团结胜利的政治基调。眼前的情景使习仲勋思绪翻飞,浮想联翩。十七年前,当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之时,自己因为组织参加学潮而被国民党陕西当局关押狱中,也就是在此间经受了组织考验,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革命形势因大革命失败而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经过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十多年的历史征程,中国共产党已由那时十三万党员发展为一百二十多万党员,成为领导有近一亿人口的十九块革命根据地、肩负着民族希望的政党;自己也由一个刚入党不久的党员成长为党代表大会代表。由此看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必将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

  习仲勋就此事评赞李维汉说:“罗迈自我批评精神好得很。他到陕北去就一直讲‘那阵我不了解情况,听他们的意见多了,特别是对习仲勋同志不公道,派他到哪里去作县委书记’。罗迈就是李维汉嘛!

  下午,习仲勋和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聚集在中央大礼堂内,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大会开幕。习仲勋的注意力被毛泽东洪亮有力、言简意赅的开幕词所吸引。毛泽东讲道:“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他把这重大的命题提到大会代表面前,又坚定不移地作了回答。他说:“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第二天,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随后大会还听取了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论统一战线》的报告。还有一些中央和地方的同志作了大会发言。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习仲勋积极参加了在西北局住地进行的小组讨论。他对几个主要报告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多次发言,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他认为,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一般纲领、具体纲领和政策,还提出了工业问题、农民问题等,从而在重大转折时期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航程。

  当习仲勋随军西进陇东之时,国民党东北军于六月中旬以左、中、右三路向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推进。据此,党中央、毛泽东决定:“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心搬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此次准备迁移与抗战,并不改变利用目前新安事变,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的根本大计。”“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利于发展东西的游击战争,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回攻。”六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高双成部乘虚袭击瓦窑堡。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撤出,七月中旬到达保安县。保安由此成为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有一个立足地。

  六月九日、十日两天,大会选出了四十四名正式中央委员和三十三名候补中央委员。习仲勋当选为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十一日,历时五十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十九日下午,习仲勋出席在杨家岭举行的七届一中全会,投票选举了十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五名中央书记处书记。

  环县距保安不过三百华里,但是由于
高山阻隔,沟壑纵横,习仲勋返回保安还是饶了不少弯路,费了许多时日。当他一回到保安,即意外地得到一个通知,中央决定他参加近日将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了。【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七大刚刚落幕,习仲勋又参加了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这次会议是在朱德、任弼时、陈云的指导下召开的,从六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日共开了三十八天。七月十一日,习仲勋在座谈会上发言。他的发言在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斗争历史后,更侧重于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党组织活动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指导当前和今后的革命斗争。

  会议于九月十五日在保安城一孔土窑洞内召开,十七日结束,共开了三天。这次会议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同时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国民党当局几乎无路可退可寻,开始考虑大幅度调整对日政策;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也相应有大的转变,从而完成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过程的形势下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报告和回忆总结。毛泽东、周恩来和在保安的政治局委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会议。习仲勋记得当时只有他和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两个地方干部列席了会议。据会议记录记载,列席会议的还有刚刚由关中地区回到中央的关中临时特委书记汪峰。

  习仲勋在发言中首先讲道:历史最贵真实,知道的不完全不要紧,不知道也不要紧,最有害的是曲解和捏造历史。党史是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历史,如果丢开党和人民来谈历史,那就失掉了历史的真实。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如果只强调个人的作用,夸耀个人的功绩,这是不合乎真理,或是不完全合乎真理的。

  这是习仲勋平生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因而他的心情即为兴奋和激动。毛泽东看到刚刚二十出头、年轻英俊的习仲勋来到会场,高兴的拉住他的手,亲切地叫着他的名字:习仲勋,习仲勋。

  他接着回顾历史说:“在大革命时期,陕西的党和革命运动,都有很大发展。后期,由于没有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做充分的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使得党和革命运动受到很大的损失。在陕西党的另一方面,又有以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为代表,主张党员到农村去,到兵营去,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历史证明这一路线是正确的。而坐在洋楼上,只指挥学生斗争,空喊斗争,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最后都斗到监狱里去了。孤立自己,减弱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力量。”“大革命之后,革命的星星之火,又逐渐燃遍了整个的陕甘。在一九二八年四月燃起了渭华暴动,同年收麦时又燃起了旬邑暴动。前者以兵暴为主配合农暴,由于当时政治上的盲动,军事上的保守,又不懂得游击战争,而致失败。后者以农暴为主,群众起来烧了衙门,杀了县长,建立苏维埃政权。由于当时在政治上没有及时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收缴地主武装,武装农民打游击,深入农民斗争,坚持党的领导,反而把没收下的粮食交地主给农民分配,以致当时暴动的领导者许才升同志就被地主以请客名义暗杀了,这次暴动也失败了。虽然这两次暴动都失败了,但对推动陕甘革命运动,是起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启示作用。就是说告诉了西北群众,可以拿起武器反对统治阶级,推翻统治者的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和广州暴动在全国的意义是一样的。但革命的火焰,并没有被统治阶级所扑灭,而是熊熊燃烧起来,如一九二九年在渭北成立了灾民自救军(实为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一九三一年成立了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前身,一九三二年春的两当兵变,渭北苏区的创建,—九三三年陕甘边新苏区的建立(照金根据地),一九三三年秋…后到一九三五年发展到南梁堡,并有计划地建立一、二、三路根据地,其后南北打通,建立陕甘宁整块的边区。”

  使习仲勋终身难以难忘的是,在这里见到了众多仰慕已久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他曾回忆:“记得那次参加会议的又李克农、叶剑英、罗瑞卿、林老,还有博古,博古弄了许多书。”

  他接着详细介绍了两当兵变、渭北苏区的创造和红四团的成立、照金苏区的建立与恢复红二十六军、陕甘边苏区的发展与“左”倾路线的肃反情况。他在发言最后深有感悟地说道:从以上这一连串的历史看来,我有这样一些感想,第一,武装是革命之本,所谓枪杆子万能并不全是错误的,只要枪杆子拿在农民手里,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万能”的,我们边区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第二,“梢山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即使在抗战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平原主义”,还不是在太行山、五台山、大青山建立根据地?第三,真正的领袖是在不脱离群众斗争的同志中产生的,决不会在没有经过斗争锻炼的人身上体现出正确路线。第四,理论与实际结合是革命事业成就的主要因素,盲目与靠书本知识都不能成事。红二十六军的一套,是适合革命需要的,是把实际经验提到理论原则上的。自然,真正的领导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去领导,不仅仅是组织上的领导。第五,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党内思想问题。“左”倾机会主义是错误的路线,是由不自觉到自觉,由错误到正确,而正确路线也是由不完备走上完全,形成一整套。第六,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当然这种统一战线还是小范围的,还不像中央来以后那样广泛。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题使讨论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出三次长篇发言,着重阐名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毛泽东分析了客观形势的变化,强调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有共产党有力量来领导,但是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习仲勋仔细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反复思考和回味着每一句话的含义。他尤其对毛泽东批评中央苏区在组织问题上的宗派主义错误问题是的神态和话语留下深刻记忆。他在一九八六年一次谈话时说:“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严肃指出,对罗明路线,对萧劲光等人的处理是错误的;不让瞿秋白随军长征也是部队的。什么叫罗明路线?凡是游击区都是罗明路线,是部分土地嘛!不分配土地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中心区就没有罗明主义?”

  当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还在进行之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一纸命令,将习仲勋召到了陕甘宁边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事磨擦的爷台山前线。

  习仲勋还是对张闻天作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联蒋抗日的发言感触颇深,引发了他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许多思考。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另一位革命长者、后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林伯渠入情入理的发言和平易宽厚的风范使他受益匪浅。五十年后,在纪念林伯渠百年诞辰时,习仲勋撰写了《革命长着和良师益友》的文章,深情回忆这段久远的往事:

  ●首战爷台山

  “林老经常说,一个领导者要有团结人的广阔胸怀。他就是这样的好榜样。一九三六年九月,林老和我都出席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老在发言中完全赞同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同意中央‘重提国共合作’,将建立‘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个阶层共同抗日。对犯错误的同志,林老的态度是严肃的,又是亲切的。他没有斥责他们,而是着重指出,这是过去的错误。我们要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我们党要讲求团结,才能克服困难,才能夺取抗日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称赞林老的讲话是顾大局的,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暖和了。犯错的同志感受到党和同志的信任,激励了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解放事业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

  爷台山,位于陕甘宁边区淳耀县(今陕西淳化县)东部,乔山山脉的南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连绵起伏的青山,层层叠叠的谷岭,茂密的森林和升腾而起的云雾,将爷台山主峰围在其中。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八路军在这里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习仲勋参与组织指挥了此次战斗。

  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当时看来时“破格”的,但是它反映了中央领导人对青年干部的悉心培养和高瞻远署。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中央已经考虑到让习仲勋担负更重要的工作责任。

  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法西斯阵线已全面崩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最后反攻阶段,日本侵略军已到覆灭境地。国民党军队为了独吞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制造磨擦,调兵遣将,企图夺取关中地区,钳制边区八路军开赴前线向日军反攻,进而发动全面内战。

  首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习仲勋思想认识的提高和精神鼓舞是很大的,以致在他数十年的革命征程中发着重要影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红日照亮了陕北高原》的文章,记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国民党军制造借口的起因,一是由于同陕甘宁边区南部防线对峙的国民党军陕西省彬洛区保安二团团长刘文华及一部分士兵不满当局反动政策和法西斯统治而发生哗变,向边区警一旅投诚;二是发生了淳化县方里镇碉堡内国民党地方武装一个排士兵起义,即所谓“淳化事件”。胡宗南集团诬称这一切是由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策动所致。并借此从七月十五日起,将河南黄河防线和驻西安等地国民党军西调,在淳化、耀县、同官(今铜川)、旬邑等地集中了九个师的兵力。七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暂编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突然向关中地区淳耀县境内的爷台山等地陕甘宁边区部队防地发起攻击。关中分区警一旅及新四旅一部英勇自卫。二十三日,国民党军预备第三师投入进攻。边区部队坚守七天,终因寡不敌众,于七月二十七日奉命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的四十一个村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边区宽一百里、纵深二十多里的地方,企图继续北犯。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发展,一九三六年九月,毛泽东在保安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两个地方干部参加,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毛泽东一见到我,便亲切地叫着名字,同我握手。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在中心区和边沿区、游击区,因情况不同,工作方针和任务也应有所不同。他还是批评了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指出不应当把项英等在南方,因为他们同当地群众没有多大联系,留下他们,势必害了他们。参加这次会议,我收到了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进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他们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自然是错误,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自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同时思想也明确了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针对国民党军的公然进犯,中共中央书记处于七月二十三日开会,讨论如何打退胡宗南对爷台山的进攻。毛泽东说:胡宗南他们已经战役展开,问题是大打还是小打,要准备他们打到延安。毛泽东要求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全力组织好这次战斗。同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警告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以利团结抗日。二十五日,毛泽东写的关于爷台山战事扩大的新闻稿由新华社发表。新闻稿说,爷台山战事扩大,蒋军正面攻击部队,除暂五十九师外又增加了一个师,并配有许多新式武器。“爷台山为一重要据点,蒋军志在必得,然后深入关中分区,据为向北进攻之有利阵地。但我军士气高涨,决不让任何反动派轻易窜人,屠杀边区人民。关中全区民众已迅速动员起来,协助守军作战,送茶水,抬伤员,热烈异常,对于战胜这些反动派,具有充分的信心。”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再次指出:胡宗南军此次进攻分为四路,共侵占八路军防地四十四个村。东面第一路侵入陕甘宁边区三十四里,中间第二路侵入边区二十四里,中间第三路侵入边区十二里,西面第四路侵入边区十里,东西两端顽军相距四十五里。如彼方全部撤退,我方保证不超出边区原有防地一步。如爷台山不撤,难免一战,我方已调集相当兵力待命。此间,贺龙、徐向前、萧劲光、关向应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淳化事件真相。《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新华社播发大量消息,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赢得了全国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政治上争取了主动。

  ●在守边去南大门

  七月下旬,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成立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并特别选调长期在关中分区担任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熟悉地方情况的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王世泰、王近山、黄新廷,副政委谭政,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临时指挥部设在关中地委、专署驻地马栏。新编第四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三五八旅共八个团为参战部队。

  习仲勋曾说过,他一生两次受伤中央之命镇守南大门: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二下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第二次是他四十二年后衔命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担负起建设、发展、保卫祖国南大门的重要领导责任。

  习仲勋接到命令后,即星夜兼程赶赴马栏临时指挥部,参与组织指挥作战。在此前后,作战部队已到达淳化凤凰山、耀县照金、旬邑的马栏一带集结待命。

  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在自己住的一孔窑洞约见习仲勋到关中特区任党的特委书记的决定,继而叮嘱说:“你去先试一试,凡是民团团长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包括保甲长、联保主任。”行前,细心的周恩来副主席又特意会见习仲勋等人,交代说,你们要路经的地区,敌人正在扫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要多加小心。

  张宗逊、习仲勋等临时指挥部首长实地勘察地形和分析了敌我态势之后,决心趁顽军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全歼爷台山守敌,以彻底挫败国民党军侵犯边区的阴谋。张、习决定:新四旅五个营配山炮一门为主攻部队,警备第一旅第三团配合,消灭爷台山、老庄、宋家洼之敌,尔后扩大战果,收复全部被侵占的村庄;三五八旅为第二梯队,集结于凤凰山、照金地区机动,必要时可以越境作战,但不宜突击太远,得手后迅速撤回,准备打击反攻之敌;教导第一、第二旅集结在岭湾、上畛子地区,为战役预备队,并严密监视东、西两面之敌,保障我军后方安全。

  事实确实如此,此次行军除了走山路、钻梢林外,还因为沿途有国民党设卡搜查而艰险异常。习仲勋曾回忆说,第二次下关中,和我同行的有曾在陕北和陕甘边区工作过的郭炳坤、张策、陈学鼎、黄罗武及牛汉山、于建军、赵子修、贾生才等十余人。途中每天都会遇到敌人,要经过敌人封锁线。是在下关中的路上过的八月十五。同行的张策在六十年后写的《我的历史回顾》中也生动描述了他们在赴关中途中发生的险情和趣事。他写道:

  反击战役决心定下后,临时指挥部即召开作战部队营以上干部动员会。习仲勋在政治动员中指出:这些年来,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经常以“打野外”、“抓逃兵”为借口,肆意制造磨擦,奸淫妇女,无所不为。为团结抗日,我们一忍再忍。但是,反动派狼子野心不死,这次又调遣了九个师,侵占了我爷台山阵地及周围四十一个村庄。其用心在于夺取我关中分区,钳制陕甘宁边区部队对日寇的全面进攻,进而挑起新的内战。如果我们不及时予以坚决有力的回击,不仅关中分区的民愤不能平息,而且国民党必然会得寸进尺,内战危机就要加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为了取得此役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胜利,必须严格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做到一不放跑一个敌人,二不越过防线一步。张宗逊司令员主要强调了参战部队作战意图和战役战术方面要注意的问题,要求各部队之间密切协同,隐蔽接敌,速战速决。

  “我们一行十余人,大部分时间夜行昼宿。一天夜晚,行至连家砭的山上时,我与交通队的负责人再走那条路上发生分歧。他说连家砭可能有敌人,要沿山岭西行。我想敌人是活动的,昨天在,今天可能不在,而且我们是夜行,如果真是有敌人,我们即退回去也不迟,估计无大危险。后来争得异常激烈,他把枪都掏出来了,但最终还是按照我的意见走。到了连家砭,果然没有敌人,这一下少走许多冤枉路。次日,我们到了宁县一个山沟村子里休息吃饭,突然闯进来数十名徒手的国名党军。我们判定,敌人就在附近,为了脱离险境,饭不能吃了,当即决定进山。正在此时,对面的塬畔上出现了数百名国民党军,潮涌般向我们冲来,我们迅速钻进山林,敌人无可奈何退了回去。我们在沟内深处遇到一独户农民,吃了一顿羊肉糊汤,有向南前进。后半夜,我走到了正宁县五倾原子休息,天快明时又听到周围山上有人说话和走动。
大家有赶紧转移,从村的后山腰绕过去。我与习仲勋等人一直撤到石底子村。可郭炳坤等走在后面就和敌人叫上了火,第二天才在刘家店与我们会合。又经过一个夜晚的路程,我们到了旬邑县的七界石子村。总算到达了目的地。这次历时七八天,行程五六百里,由于思想上有准备,终于安全完成,沿途的老百姓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工作了六年之久,深谙当地的地理人情,又和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作为战役政治指挥员,他深知离开了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援要取得作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与关中地委的同志共同商定了拥军支前的方案,并以地委名义向各县委发出《关于保卫关中制止内战的紧急指示》。指示要求:一、立即在干部群众中进行深入动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关中地区、发动内战的阴谋。二、立即整理自卫军,组织游击小组,动员民兵参战。三、立即封锁边境要道,清查户口、山林,捕捉敌探奸细。四、立即清查仓库,注意仓库安全及供给需要。五、立即转变工作作风,抓紧战争动员。六、立即加强机关警戒,防止敌人袭击。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指导下,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关中分区人民迅速动员起来,响亮提出“部队需要什么就给什么,需要多少就送多少”的支前口号,民兵踊跃参军参战,群众积极支援前线。仅赤水县就动员支前队员一千四百多人,出动担架四百多副,筹措军粮万余斤,送军鞋一万多双。

  十月初,习仲勋一行到达关中旬邑县境内的七界石,与留守中共关中临时特委组织部部长张凤歧取得联系,并在深山中的桐树庄石门关开会交换情况。张凤歧向习仲勋报告了关中临时特委近半年的工作情况。张凤歧特别说,由于东北军进攻边区,这里碉堡林立,戒备森严,形势严紧。但是我们还是恢复了一些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开展一些秘密活动。习仲勋简要介绍了自己随西方野战军西征到环县工作的经过后说,现在中央派我担任关中特委书记,主持关中特区工作。特委分工张凤歧负责组织,张策负责宣传、统战,郭炳坤负责军事,陈学鼎身体多病随习仲勋活动。习仲勋强调说:无论组织、宣传、统战都要围绕战争活动进行。关中工作分南线、北线。派张策到南线,张凤歧到北线开展工作。

  八月七日,部队向预定作战区域开进。习仲勋、张宗逊等随临时指挥部进至距爷台山仅二十里的凤凰山下兔鹿村靠前指挥。

  此时,国民党地方当局也变化了进攻策略,开始以军事缓和、政治控制为主,不断加强保甲训练,对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民主政权内部进行瓦解破坏。为了应付这一特殊形式,十月中旬,习仲勋在七界石主持召开了有三十多人参加的关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坚持于恢复关中苏区和游击队战争问题。会议决定:

  海拔一千三百多米高的爷台山已显现在张、习首长和作战部队的视野之中。胡宗南暂编五十九师占据爷台山后,大肆抓民夫,抢修了大小十多座碉堡和众多掩体、堑壕等工事,尤以主峰的碉堡最大,工事最多。国民党军还在耀县、淳化、彬县、中部、石堡、兴平、西安等地集结重兵,作为战役预备队,企图再次扩大进攻。

  一、县为单位整理于扩大游击队,行动上以“集中打仗,分散活动”为原则。成立关中游击队指挥部。指挥郭炳坤,政委习仲勋兼,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二、尽可能地进行统战工作,争取进去、中间的民团、保甲,打击最反动的少数分子如郭相堂、雷同春、雷天一灯等。三、整理各地党的工作,健全等的组织生活。四、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在敌人后方开辟新苏区。

  八月八日黄昏后,气候异常闷热,临时指挥部内张、习首长神情严肃,豆粒大的汗珠不时从额头沁出,这里出现了战前特有的宁静。

  习仲勋主持下的关中特委工作的有效开展,立即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和恐慌。他们意识到革命力量没有被“围剿”消灭掉,反而更加活跃起来,于是有变换反共策略,在沿山一带实行“搜剿”于“并村”的反动政策,妄图再次扑灭革命烈火。但是,国民党当局的反动行径遭到关中党组织领导的人民群众更强烈的反抗和斗争。六年后,习仲勋曾撰文记述道:

  突然,狂风大作,暴雨骤降。张、习命令作战部队迅速向敌前沿运动,进入冲击出发阵地。午夜二十三时,临时指挥部发出总攻击开始命令,几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各部队全线出击,向爷台山守敌展开猛烈进攻。爷台山守敌依托工事,凭险据守,负隅顽抗。战斗至九日四时,只新四旅七七一团攻占孟户原、熊家山两阵地,歼敌一部。其他部队发起攻击尚未奏效。为了迅速解决战斗,张宗逊、习仲勋即令三五八旅投入战斗。该旅接受任务后,即令第八团投入战斗,并集中全旅山炮三门,两个团的迫击炮八门,集中火力压制敌人。九日上午十时,第八团二营六连在炮兵火力支援下,迅速冲进敌碉堡的外壕,其他连队及新四旅十六团一营紧紧跟进,与敌展开手榴弹战和拼刺刀,经反复冲杀,至下午两点全歼爷台山守敌。第八团三营和警三团同时攻克老庄子、宋家洼等五个碉堡群。其他部队也乘胜扩大战果并收复其他被占村庄,残敌逃出边区以外。十日,战斗结束,收复爷台山周围全部失地,全歼入侵的国民党军五个连及一个营部,毙伤敌一百余名,俘敌营长以下三十六名,缴获轻重机枪十九挺及大批弹药。

  “关中党坚决地执行了九月会议的决议,到了四月间,既有了相当大的开展,对关中的民团保甲的统一战线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开展。军事战斗上又有新正马原、淳耀让牛村、赤水郭家掌等地的胜利。地方政权及党的组织都有相当部分恢复,泾阳三区淳耀小乔、同宜耀香山等地建立了新的苏区,并肃清了关中苏区的大股土匪,武装了革命队伍。

  战斗结束后,张宗逊、习仲勋即命作战部队仍严守阵地,以防国民党军队新的进犯。八月十二日,美军调查组为了寻找口实,替国民党军开脱罪责,便以“中间人”身份到爷台山进行所谓“现地调查”,习仲勋命警一旅三团团长刘懋功、新四旅十六团团长程悦长带调查组到阵地实地察看,阵地上残留的国民党军印有美制英文字母的弹壳和弹药箱,以及我作战部队缴获的美式武器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使得美军调查组窘态毕露,无趣而归。

  在我们工作的新形势下,敌人有采取了死守据点的政策,不像以前那样骚扰了。于是我们开展对敌人士兵的政治工作,尽量扩大游击队。这是赤水即有四个支队,淳耀有两个及第十九支队,新正四个大队,新宁第一、二、三支队,计十四个支队,近五百之众。革命的新潮有向上高涨了。

  爷台山反击战是一曲军民团结的胜利凯歌。一九九九年六月,已从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职位上离休的刘懋功战地重游,与当年一位受习仲勋委派为其传送书信的交通员赵春喜不期而遇,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开始了一段对昔日战斗情景的深情回顾。赵春喜说:“那是张宗逊当司令员、习仲勋当政委的时候。习仲勋叫我给警三团送信,当时是雨季,我怀里揣着习仲勋政委的信,为了绕过敌人的地盘,蹚过了数十道水,总算是把信送到了三团。”刘懋功问:“信送给谁?”赵说:“刘团长,刘懋功。”刘又问:“你看我是谁?”老人端详了许久,一时认不出来。当他得知眼前站的就是刘懋功时,便急切地问道:“刘团长,你还记得那年的事吗?你住在西沟,我在那里找到你!”“是习仲勋政委亲笔写给我的命令,叫我们团一定要顶住十里原、通润和铁王一线的敌人,为打爷台山作准备。”刘懋功还回忆说:那时仲勋同志就常告诫我们,这里的群众不仅哺育了我们,而且冒着生命危险支援了我们。我们的每一个胜利包含着他们的功劳。这也是我们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双十二事变后,党发表了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主张。因为关中交通不便,没有及时接到中央指示。为了不失时机,即决定各地以县为单位的红军、游击队向外出击,扩大恢复苏区,争取民团、保甲自动交枪。于是在十天之内,整个关中苏区都恢复了,建立了淳耀、赤水、新正、新宁等四个县苏维埃政权,全部恢复了党的工作。到中央红军南下,传达了党对西安事变的政策之后,关中党才停止了扩大苏区和消灭国民党部队的行动。”

  八月十四日,临时指挥部命令部队打扫战场,习仲勋参加了烈士追悼会和军民联欢会后,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即奉命撤销。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习仲勋在纪念毛泽东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文章中再次回忆起关中苏区的斗争生活,他写道:

  翌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习仲勋和所有抗日军民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关中地区包括苏区新设的新宁、新正和赤水、淳耀等县,像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直逼它的战略重镇西安。我们的游击队只能隐蔽在深山里,活动很困难,生活很艰苦。我们一面恢复各种秘密组织,一面建立和发展歌方面的统一战线关系。这样到了西安事变时,关中根据地就全部恢复了,我们的游击队也壮大了。虽然国民党的政权仍存在,但我们的政权也秘密地建立起来了,公开的名义叫做‘抗日救国会’。”

  当爷台山的硝烟刚刚散去之时,习仲勋受中共中央之命,回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两个月后,他又履任新职。

  ●建立发展统一战线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时令已进入深冬季节,北风怒号,冰封大地。但是在古都西安一个突发的政治事件,犹如惊雷响彻天际,强烈震撼着神州大地。这就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位爱国将领以“兵谏”形式发动的西安事变。在事关民族前途命运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经过多方努力,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建立国内和平、实现全民族抗战方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在抗日的前提下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关中特区离陕西县城并不遥远,但是由于交通不便,习仲勋当时还不知道西安事变的发生。这时他正深入乡村农户,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恢复和扩大关中苏区。然而周围出现的一些特别现象也引起他的注意:当地一些国民党驻军一声不响地撤走了。时而也听到从西安方向传来的枪声和飞机的轰鸣声。他意识到形势发生变化,但是到西安事变发生的确实消息和中共中央关于事变政策的传达,已经是十多天以后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集结于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地区,准备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迎击国民党亲日派可能发动的进攻。以彭德怀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的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进驻陕西省泾阳县云阳地区。

  红军主力南下关中地区,给处于艰难环境中的习仲勋和关中特委的同志带来了喜悦和信心。他们认为发展苏区的大好时期到了,应当加紧向国民党统治区拓展工作,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搜集枪支,抓捕豪绅恶霸,瓦解国民党政权。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当时他们对于友区、友军的观念是模糊的,还缺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准备。一天,习仲勋接到从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传来的信息,彭德怀要约见关中特委的同志并传达中央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张策曾撰文回忆这一情节说:“我和习仲勋同志去安吴堡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见到了彭德怀同志。他提醒我们要注意尊重友区友军。我们接受了彭总得指示,理清了自己的模糊观念。然后习仲勋同志回特委,决定我留在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待命。”

  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重大政治方针的转变,为地方党的工作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中特委也同样面临新的斗争和任务,身为特委书记的习仲勋不能不由此引发更多的思考。他同特委的同志一起分析关中形势说:“我们大部分区乡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了解不正确,一方面认识不足,以为革命成功了,忽视统一战线中的斗争一面;另一方面则对统战对象仍怀着阶级仇恨,不愿做统战工作,不与友方联合。”他进而指出:“国内和平统一了,党的工作因该是:第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第二,整理内部组织;第三,扩大红军,加强整训;第四,大量发展党的组织。”习仲勋对形势和任务的意见得到了特委同志的一致赞同。关中特委即从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中心,重点开展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苏区与友区的区域谈判。当时在关中苏区以东为梢林,以西及西南均为统一战线区,苏区之内还有小块的统一战线区。所辖四县:新宁县苏区占全县五分之四,新正苏区占五分之三和耀县一角,赤水县包括旬邑、淳化个一部分和彬县一小块地方。人口约五万多,完全是农村。而这些地方只要市镇则在友区,关中苏区绝大部分县是西安事变后恢复的地区,友军虽然撤退,各县行政机关仍然存在,为了使苏区与友军保持和平共处,双方行政系统互不干涉,减少以致避免发生纷争,因而及时划定苏区和友区行政区域就显得较为迫切和必要。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中共陕西省委、陕甘省抗日救国政府作出《关于苏区与邻近各县友区行政关系之原则》的决定,作为苏区政府与友区各县政府交涉个根据。决定指出,除关中各县由关中各县特区负责外,其他各县由省抗日救国政府直接派代表(或帮助各县政府)进行。以习仲勋为书记的关中特委迅速贯彻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使划界工作取得很大的进展。

  为了保证新正县划界谈判顺利进行,根据“当时关中四个县,赤水、新宁、淳耀三县划分了,新正县没有划清”的实际情况,习仲勋指示时任新宁县委书记的郭延藩为首席谈判代表,关中特委秘书长再泉协助,与国民党甘肃省正宁县县长朱门在该县城山河镇谈判。驻防正宁县的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邓华作为评判代表参加了谈判。在维护抗日大局、有利国共合作、避免纷争的前提下。划定了苏区和友区的行政区域界限。

  区域划界解决了特区统一战线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过去到友区筹捐筹款、把游击队拉到友区活动等问题得到了纠正,苏区与友区的关系日趋正常和密切。中共关中特委还在友区淳化、旬邑设立了两个红军募补处,主要从事党的地方工作。

  二、争取民团。由于长期的游击战争,大多数国民党地方民团和党领导的游击队结怨较深。但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经过习仲勋和关中特委其他同志艰苦细致的工作,是一些过去有统战关系的民团进一步与特区政权靠近。如宁县的刘铁山、宜君的沙秉炎,与关中特区武装订立了互不侵犯的条约。大多数民团团丁发生动摇,或表示要抗日,或表示要扔枪不干。赤水县的土桥民团团总令去打抗日救国会,团丁不但不执行命令反而携枪投奔了苏区。为了做好民团工作,关中特委采取的对策是:(一)停止让民团哗变的办法,确定民团留在友区行政机关指挥之下,争取民团在政治上变成抗日队伍,而不强求名义上的改变。对于已有觉悟的团丁,教育他们留在民团内工作,指导他们采取恰当的工作方式和斗争策略。(二)对民团上层分子即使没有诚意,但只要有抗日表示,也要利用,还可以在给养、防地等方面予以让步和帮助。(三)发动民团驻地的群众和党组织去参加争取民团的工作。四、通过红军的政治机关帮助县长办理民团训练搬班,开展民团中的政治教育工作。

  三、加强对友区的群众工作。关中各县根据西安事变后党的工作纲领,虽然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但多数只有徒有空名。城镇工人附属于商人的抗日救国会,乡村中联保主任和保甲长兼救国会主任,而真正的群众抗日救国会并没有建立了起来。据此,中共关中特委提出的策略是:首先,利用这些空头组织名义,组织起各业各界救国会与下层的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然后民主选举全县总机关,并将国民党县长选举到委员会中来,淳化县首先采取了这一形式,推动了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其次,利用旧政权组织与救国会合一的形式,先争取群众一般的民主自由,随着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的曾长,进而以救国会控制保甲或代替保甲政权。再次,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允许富农参加,即使某些地主豪绅分子,如果赞成赞成抗日救国也可以加入抗日组织,以实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四,关中特区四县的抗日救国会与友区合并起来,建立统一的抗日救国联合团体。第五,改善群众生活,克服工作方法上“左”,加强党组织工作,发挥组织在群众斗争中的核心作用。

  习仲勋好十分重视关中特区的少数民族工作。新正县龙嘴子、孟家河、西渠一带是回汉民族杂居地区。习仲勋主张回汉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回民民族习惯,积极发动和引导回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九四0年三月下旬,关中回民抗日救国分会在新正县胡家湾成立,习仲勋到会并发表讲话。他高度评价回民群众为抗日工作所作的贡献,鼓励回民抗日救国分会进一步搞好民族团结,为抗日救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习仲勋还特意让关中剧团为救国会演出,以表示祝贺。

  后来,习仲勋在回忆毛泽东缔造抗日民主根据地斗争历史时,曾这样阐述关中特委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

  “根据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支武装队伍,都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支弹药。”

  习仲勋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后,党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建设。首先纠正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的错误,克服了当时边区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粉碎了国民党的摩擦、蚕食等破坏阴谋,使根据地日益巩固。同时还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由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延安成为革命的大本营和闻名中外的革命圣地。”

  ●罗迈的到来

  在恢复关中苏区的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习仲勋的生活中出现了两件事,给他带了精神的愉悦和心理上的慰藉。

  一九三六年十月,他的长女在党中央驻地的保安县马锡五家中的一孔窑洞内出生。一个多月后,这个婴儿在党的地下交通员的背篓中穿过层层封锁线,来到父亲身边。初为人夫的习仲勋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常常抱起襁褓中的女儿,目光中饱含着深情和慈爱。此时正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实现,置身于民族解决战争之中的习仲勋,寓意深远地给女儿取名“和平”,把人间一个美好的希冀寄托于自己的下一代身上。

  另一件事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习仲勋在关关中特委驻地的淳耀县桃渠河,迎来了一位堪称“诚挚热情,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大家亲切地称他“罗迈同志”。

  罗迈,即李维汉,湖南省上沙人。五四运动前即于毛泽东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一九二二年六月与周恩来等共同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四届中央执委、五届中央政治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城工部部长等职。一九四八年底任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次任期达十七年之久,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上成就卓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八四年八年在北京逝世。【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李维汉赴关中特区,是他担任新成立的陕甘省委书记之后受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的嘱托而来的。此间,习仲勋得知陕甘省委即将成立,曾请求中央指示新的省委对关中特委实施直接领导。据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洛浦致周恩来、博古电称:“关中特委习仲勋要求指示,望省委急速与之发生直接关系。最近他们派了交通员来中央。在陕西省委未接收前,他们为新成立的陕甘省委指挥。”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大会,正式决定成立中央陕甘省委,李维汉为书记,张邦英、习仲勋等十三人为委员,以加强关中特委的领导力量,发动西安四周农村的群众,并把他们武装起来。如内战再起,即利用机会把苏区向南退进。为此,一月三日中央特别电示彭德怀、任弼时等人:“关中区划归陕甘省委管辖。陕甘省委注意向同心城、固原、还原、西峰、正宁、环县发展,与关中地区发生关系。”同日,张闻天又致电周恩来、博古:“中央决定组织陕甘省(委),以罗迈为书记(他明日动身),并决定经陕甘省到关中,加强关中特委的领导。请从关中动员一百个以上的革命学生,给他们分配群众工作。渭北各县群众运动的开展,对配合西安方面有极大的意义。但决不应减弱陕甘省委对关中及渭北各县工作的注意。”

  李维汉在关中特委工作了近两个月时间,直至三月中旬决定陕甘省委结束才离开。当时,他刚过不惑之年。在这里他以严谨求实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经验指导了关中特委工作。他身体力行,言行身教,给关中特区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习仲勋每当面对这位年长自己十七岁、身材魁梧、面额宽阔的忠厚长者时,一种发自你内心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李维汉在关中期间,习仲勋多次主持特委开会汇报、交流、讨论关中以及周围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和统一战线工作。在李维汉的具体指导下,特委对关中地区的许多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特委开会讨论认为,关中环境在西安事变后起了根本变化,以前的游击战争环境结束了,而变为国内的平的局面。关中地区党的工作的总方针应当是:(一)扩大统一战线工作,为和平而斗争。(二)把刚从游击战中跳出来的苏区变成巩固抗日根据地。特委还认为,关中党组织在新的环境下,不但要提出新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在新的策略和工作方式上都要重新审查与改变。

  西安事变虽然得到和平解决,但国内和平的局面还是很不稳定。为了防止突发事变,习仲勋积极协助李维汉与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政治部一起商定了应付时局变化、将苏区向南发展的计划。同时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系列主张,切实解决干部群众中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当时许多干部群众对释放蒋介石的做法特别不理解,说:蒋介石十年内战杀了我们都少党员,欠下人民多少血债,既然把这个人民公敌抓住了,为什么不杀还要放?昨天欺压老百姓的国民党政权、发动武装一夜之间就成了友区、友军?李维汉这些思想反映,利用各种场合耐心细致地做解释工作。他说:抓蒋是为人族大计,放蒋也还是为了抗日大局嘛!要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不放蒋介石,抗日问题咋解决?统一战线怎么形成?如果不实现国共合作,不联合各种力量,包括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和武装共同战争,民族解放的大业单靠一个政党是难以完成的、李维汉入情入理的话语,如春风化雨,使笼罩在关中特区军民心头的迷雾逐渐消散。

  一天,李维汉见到了正在吃奶的习仲勋的女儿和平,目光顿时为之一亮,人间一种最本能。最纯洁、最伟大的父爱在他的心头涌动。这时他想起了与小和平同龄的儿子及众多孩子也生活在随军转移的艰苦环境之中。随之他又考虑到他们的父辈们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所面临的严酷现实,不得不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做出妥当的安排。他关切而诚恳地对习仲勋说:要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抚养。现在我们还处于战争中,随时可能要打仗,要转移,为了他们的未来,暂时还是离开父母好。习仲勋接受了李维汉的意见,便把女儿送到耀县杨家河,托付关中特委秘书杨再泉的兄嫂抚养。

  李维汉住关中特委近两个月时间,对于加强处于国内政治形势重大转折时期关中特委的领导,正确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的方针政策,顺利开展的工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使关中特区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五月十五日,习仲勋与张策等人作为关中特区的代表,出席了在延安城内二道街礼堂举行的陕甘宁特区的第一次代笔大会。他又一次聆听了毛泽东关于边区工作的重要讲话。毛泽东要求:“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为抗日民族革命斗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为实现民主共和制得模范区域。”习仲勋深感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为做好特区工作指明了方向。代表大会选举了由执委十七人、候补执委六人组成的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届委员会。习仲勋当选执委。这是一次民主团结大会。在大会上,习仲勋和神府特委书记张秀山等你多数代表,对陕甘宁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过去的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但代表们还是从团结愿望出发,继续选举他担任特区党委书记。习仲勋与李维汉在关中特委相处时间不长,但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此后数十年中,这种革命情谊更是历久弥深。李维汉对关中特委尤其是对年轻特委书记习仲勋的影响颇佳。他在离开关中一个月后就写了题为《关中工作的一些总结》的文章,发表在中央出版的第三十期《党的工作》杂志上。文中对习仲勋及其主持的关中特委工作给予较高评价,称誉“在我经过的陕甘苏区,关中是最好得一块苏区”。“关中的党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有许多群众真正爱戴的领袖,如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关中从志丹同志等那时起,是经过了长期的游击战争,许多同志如刘景范同志、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高岗同志等都参加过。前年冬季到去年春季,正式建立苏维埃及分配土地,但计划未完成,‘围剿’又开始了。在关中主力部队调走后,关中党在那里是坚持了胜利的游击战争,游击队扩大了,游击队和群众是表示了无限的英勇。在去年‘围剿’中,关中在游击战争中是模范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已年逾八旬、体弱力衰的李维汉在病中写的回忆录中,还以生动朴实省委笔调记述了此次关中之行及与习仲勋的交谈。他回忆说: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我从保安出发。到延安后,郭洪涛要我缓去省委,先和张邦英率两支游击队间道去关中特委,在哪里同特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商量向南发展计划。张邦英是红二十六军的干部,对桥山山脉的山路很熟悉。沿途保安团受西安事变的影响,张邦英打个招呼,相互戒备,互不侵犯,就过去了。一路很顺利,很快到达关中特委驻地耀县桃曲河,见到特委书记习仲勋。

  住在特委期间,上午我自己看书学习,下午同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及特委其他同志一起研究工作,交谈情况。主要谈了特委所属各县的情况和陕甘苏区的历史变迁,也谈了陕北错误肃反和纠正肃反以后的问题。主要是他们谈,我只提问题,从无知到有知。有时我们也谈些他们关心的红军长征的情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我们还去过正宁。宁县两个县委,同县委的同志谈过话。在关中特委住了约半个月,得到任弼时(前敌总政治部主任)的通知,约我去前方接洽。我和张策在淳化县城见了他。他告诉我们,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国内和平局面还是不稳定。我们一起商定了向南发展计划。我当天即回特委,又同特委进一步商量了一些具体问题,耽搁了一些日子,才动身去省委。出门走不到一里路,通讯员就赶着送来中央给我的电报,说两党谈判有进展,总的和平局面已定。省委结束,人员回延安。我回去同习仲勋谈了,请他按新的形势部署工作之后,扔向省委驻地点头镇前进。”

  习仲勋对李维汉十分敬仰和关心。一九八四年夏,李维汉病重住院,习仲勋好几次去医院探望。他很想和李维汉长谈,但为了不影响李维汉的健康,使他静心养病,有不得不早点儿默默离开病房。八月十一日,李维汉不幸逝世。一个多月后的九月二十二日,习仲勋在《人民日报》发表《深切悼念李维汉同志》一文,他神情地写道:

  “敬爱的李维汉同志与我们永别已有一个多月了。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损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诚挚热情、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每当我想起他时,我的心里就非常难过。现在全国各民族正在迎接中华人名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到来这光辉节日,越临近时,越加激起我对他的深切悼念。”

  一九八六年四月,李维汉生前写的《回忆与研究》一书出版,习仲勋又欣然为之作序。序中说:

  “维汉同志是我们党建党时期的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德高望重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以毕生精力,投生于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各民族的团结,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经历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同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史联系在一起。

  维汉同志生前,曾向我谈过他撰写回忆录的几条原则:一是以集体为主,着重写集体生活,适当联系自己,反对突出个人、突出自己,正确处理个人同党、同群众、同所在单位集体领导的关系;二是实事求是,真实第一,力求写出历史本来面目;三是重视总结经验,包括正确的有益的经验,也包括反面的、需要引以为鉴戒的经验;四是对个人活动持分析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这些原则在这个回忆录里都充分体现出来了,这也是这个回忆录的鲜明特色。尤其可贵的是,他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讳,并勇于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我身为敬佩。”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共陕甘省委结束。四月,中共关中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移驻新正县(今陕西省旬邑县)马家堡。特委新设立常委会。以强自修、张策、霍维德、张仲良为常委,习仲勋仍为书记,并以习仲勋、强自修、张策等十一人组成执委会。特为各工作部门也逐步健全。同时特区苏维埃政府更名为抗日救国政府。原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霍维德调任关中特区抗日救国政府主席建党团书记,封正宝任副主席。关中特区司令部武装力量扩大,所辖淳耀第六。八、九、第十支队和赤水第十二、第十三支队、永红保卫队新宁第二十支队等游击队、张仲良、金道松分任正副司令员,习仲勋兼任关中特区司令部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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