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了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演变:“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俄罗斯]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新中国戍边垦荒发展生产的历史选择

毛泽东的一生,是争取人民主权、捍卫人民主权的一生。在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能否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成为毛泽东思考和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

尽管艾伦·杜勒斯提出了上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也就是当今人们所谓的“软实力”,但美国当局还是重视不够,而是相信自己的“硬拳头”,这就有了美国在海外发动与领导的战后迄今为止最大的两场战争,即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损失惨重。

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新高潮,毛泽东对党即将在全国执政的严峻考验必发365手机登录。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备战备荒应对美苏战争威胁的战略布署

当革命胜利的曙光初露端倪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要吸取“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历史教训,他语重心长地说:“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在总结历史经验包括我们党的经验时,总是把失败同骄傲联系起来,这是因为骄傲就必然突出个人的作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取得政权以后如果骄傲了,就会享乐腐化,骄奢淫逸,这样的话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他要求全党牢记李自成失败和我们党自身的历史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他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党即将在全国执政的严峻考验,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要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全会还根据毛泽东提议规定了六条: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

与此同时,艾伦·杜勒斯等人“和平演变”的战略却开始逐步有所收获。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教育革命与工农相结合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需要

但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要防止腐化变质的警示,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即不幸言中。进城之后,由于党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在部分党员干部中迅速滋长了居功骄傲、贪图享受,有的甚至走上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犯罪道路。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深刻忧虑,认为这是一场早已料到的、不可避免的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与前途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决心通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有力地抵制资产阶级对党和人民政权的腐蚀。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艾伦·杜勒斯的哥哥)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6月,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柳静编著《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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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开始大力兜售“和平演变”战略,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从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举起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旗帜。从这时起,毛泽东把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反腐蚀”方针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他针对西方把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提出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他指明领导人很重要,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强调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用“懒、馋、占、贪、变”五个字总结干部蜕化变质的轨迹,采取各种措施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他指明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由于国内外种种原因,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说明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被演变的社会基础。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其出发点来说,是希望亿万群众得到锻炼,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防止人民江山改变颜色。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由于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和采取错误的方法,导致不幸的结果,这是历史的悲剧。虽然在探索中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毛泽东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他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永远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反对西化、分化的阴谋和反腐败的斗争,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毛泽东高度警惕美国当局发出的这一重大战略信号。1959年11月12日,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杜勒斯在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的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7页。】此后,毛泽东多次讲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他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正是在国内外纷纭复杂的形势中,毛泽东逐渐把防止党和政权变质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进行思考,逐渐推动着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战略策略重点的改变这一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但十分可惜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在国内实施具体的过程中,发生了“左”的偏差,直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不应有的严重损失。

今天,是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47周年纪念日,为此特修改重发此文,谨以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2周年。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毛泽东也深知,采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办法,极可能出现另外一种结果。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方针,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首先运用什么力量来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呢?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并对此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33页。】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明知大潮一起,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甚至可能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但他仍要决心一搏。就这样,在中国的大地上,“文化大革命”这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严重内乱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主动积极地投身农村和边疆,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新高潮。这场重塑新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运动被最早从事知青运动研究之一的美国教授托马斯.伯恩斯坦称之为“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1967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经过长期艰难的思考,毛泽东认为自己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发动亿万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只有采用这种形式,才可能避免党和政权改变颜色这种十分危险前景的出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源于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1955年,结束于“历史转折”时期。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贯穿于新中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方向,是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

毛泽东始终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战略任务挂在心上。他原曾设想仅通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形式,从青年一代中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地派性武斗不断并致使工农业生产下降。1967年5月,他在接见某国外代表团时指出:“本来想在知识分子(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引者注)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89页。】1968年夏,各地武斗加剧,甚至酿成流血事件。其中,北京各高校造反派组织派到全国各地的串连和联络站与各地高校驻北京的联络站起到了“煽风点火”之作用。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等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谈话。谈话从凌晨3时半开始,直到早上8时半结束,长达5个小时。毛泽东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24页。】可能就在此时,毛泽东放弃了自己在没有经过生产一线锻炼过的青年知识分子中直接培养接班人的想法。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伴随了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巩固、发展和解体全过程,全程参与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化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政治制度的巩固,提升了农村文化结构,促进了农村中小学教育普及和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经历过“三大实践”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2页。】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革”中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其中有城市人口就业这一十分重要的安置问题,但笔者认为,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上山下乡知青的经历,占比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上山下乡知青,占比28%;而最高层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有着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57.1%。总书记习近平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7年。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必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与农民这一中国人口中最多最底层的群体朝夕相处,对中国这一特殊国情的亲身体悟,已经是这批知识青年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当然,我们也决不否认,其中不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遭受了不应有的极大的磨难,甚至有的还长眠于祖国的穷乡僻壤。这其中,有毛泽东本人和我们党工作上的失误,但也有的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所为,有的甚至是党内腐败分子和社会上各种渣滓、罪犯的作孽。笔者接触当年的上山下乡知青,有不少仍对当年吃的苦有不少怨气,但相当数量的同志对此无怨无悔,甚至常说:“这是我毕生最难忘、最值得记载的岁月。有上山下乡‘这杯酒’垫底,无论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对付。”毛泽东当年可能曾经这样设想过,把1600多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吃苦”,这些青年中的不少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及亲戚对自己可能会有不少抱怨甚至怨恨,但为了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质的伟业,他自己甘愿担上这样的“骂名”甚至“罪名”。这就是不计个人毁誉的敢于“反潮流”的毛泽东。

知青上山下乡初始距今已整六十年,我们现在评价那段历史必须跳出新的“两个凡是”的束缚,站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去探寻时代意义,而不是以个人的经历得失为标准,更不应该用道听途说或谣言为依据。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分析这一历史过程。

有人说,现在是信息时代了,知识分子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不需要与广大工人、农民等生产劳动者相结合了。我们承认,一些专门人才,可以通过自己劳动的本身,就能有所发明创造。但是,毛泽东所要解决的是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确保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质这一重大的战略问题。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将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长,这个历史时期就有多长。普通工农等生产劳动者在这个历史阶段都会占绝大多数。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这三大差别,是一个相当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因此,要培养党和国家永不变质所需要的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集团,就必须走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最基本群众相结合之路。舍此,别无他途。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新中国戍边垦荒发展生产的历史选择

从一定意义上讲,艾伦·杜勒斯与约翰·杜勒斯兄弟俩和毛泽东都是大战略家。杜勒斯兄弟创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理论,毛泽东创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反和平演变”的理论。只不过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根本不同:一是为着世界上的极少数人,一是为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他们所创立的各自的理论,都仍在实践中和较量着,这种实践和较量甚至是刚刚开始。笔者认为,从他们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上其他任何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及相关著名专家学者,可以寻求他们哪一步迈得或早或晚,哪一步迈得或左或右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本质上说,其他人对此有价值的新的实践和见解,都只不过是对他们两个人的理论的坚持和发展而已,因而都只不过是在替他们“打工”而已。毛泽东与杜勒斯代表着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都站在了各自历史的最高处。当然,我们也决不排除并殷切地希望着,在永恒发展的历史的长河中,产生新的更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这样的人物,也只能是在继承或扬弃前人的基础之上而产生。

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人口出生率猛增,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保证全体人民的粮食需求,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开荒3868万亩的发展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农村和一些国营农场外,必须另外组织力量去完成。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55年8月9日,杨华、李秉衡等60名北京青年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屯垦戍边的申请,获得北京团市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边疆垦荒的热潮。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16个大中城市的2000多名青年先后来到北大荒,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同年,河南省郏县一批中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毛主席获知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非常赞赏,指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从总体上说,历史无疑是人民书写的。但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从个人主观能动性的角度看,自己的历史恰恰是自己书写,也只能由自己书写;历史如何记载自己,想靠别人特别是人民“施舍”是无济于事的。这个世界最终是人民的,因为人民是世界发展的真正动力,也只有人民才世代相济,永生不息。所以,每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和相关的专家学者,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始终站在人民一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只有这样,才能书写好自己的历史,从而在人民的永生中使自己获得永生。

上山下乡是新中国青年学生的历史创举,是改变建国初期一穷二白面貌的时代选择,党中央顺应了历史潮流,将青年意愿上升为国家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知识青年自觉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的满腔热情,他们立志“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一些知识青年为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有的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有的到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宣誓,有的不顾父母劝阻从家里偷出户口办理迁移手续。涌现出了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知青典型代表。记得前两年到云南西双版纳旅游,当地的导游和村民主动向我们提起知青,是知青给他们带来了文化知识和边疆安宁、种下了郁郁葱葱的橡胶林改善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其感激与怀念之情溢于言表。知识青年为开垦荒山、稳定边疆、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研究员)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备战备荒应对美苏战争威胁的战略布署

(原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背离了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道路,党中央、毛主席同苏联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开展了中苏大论战。苏军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扬言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于此同时,国际局势动荡,战争因素急剧增长,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台湾蒋邦在美帝支持下制造台海紧张局势,疯狂叫嚣反攻大陆。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加快了大三线建设步阀。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的知青亦农亦兵,劳武结合,平战结合,扛起枪杆能打战、拿起锄头能生产,极大增强了国防后备力量。与此同时,中央加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力度,把广大的知识青年作为国家的宝贵财富分散到农村,充实和加强农村基干民兵组织,提高农村民兵的文化素质和军事素质,提升了“全民皆兵”的综合水平。可以说,六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中央、毛主席在面对核战争危机等复杂国际环境下保护“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知识青年、调整全民皆兵战时布局的重大战略决策。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教育革命与工农相结合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需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毛主席为加强工农联盟基础、推进教育革命和消灭城乡差别的一次重要变革。新中国成立后,旧中国的教育体制还没能根本改变,读书做官论的封建思想还很有市场,城市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农村进城读书的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现象逐渐增多,学校培养出的是高分低能的书呆子,没有任何社会实践经验,在思想上、感情上同工农群众逐步拉远距离,这样的教育体制是不能培育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为此,毛主席站在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高度,全面推行教育革命,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根本上废除了科举取士的封建制度残余,延缓了新贵族、新八旗子弟的重现,从理论到实践培养了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又实践经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毛主席当年的决策既有群众基础、实践经验,也有社会调查、理论创新,是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它既是一次彻底的文化革命,也是的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更是一次广泛的社会革命。知识青年在农村这所劳动大学通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通过劳动锻炼,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真正懂得了劳动的价值,理解了劳动人民,学会了战胜各种困难,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拉近了距离,促进了城乡融合、增进了社会和谐。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同时,也给农村带来了科学和文化,促进了农村文明建设。很多知青成了农村中小学教师、赤脚医生、农科所技术员和社队企业骨干,极大地推动了农村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的研发和运用以及社队企业的发展和效益,大幅度改变了农村的面貌,逐步缩小了城乡差别,巩固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赢。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与当时“五七道路”基本同步的,走的是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目的就是反修防修、反贪腐防变质、防止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避免重蹈苏修的覆辙。广大知青在农村的生产实践中更好地学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学懂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时经历过“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验”三大实践的知青在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劳动技能、社会经验、理想信念等各方面绝大部分都远远优秀于现在的大学本科生,他们已经成为了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这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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